苏格拉底 追求确定定义的教育
——事物“是什么”来自人的内心
苏格拉底
公元前420多年的雅典城，人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街头巷尾主动地找人辩论各种问题，并且总是让对方要么恍然大悟，要么悻悻而去，也有一些年轻人慕名而来请教问题。他就是当时闻名整个雅典城，后来闻名整个世界的苏格拉底。有一次，一群学生来请教苏格拉底：“我们到处寻找快乐，可是得到的却是痛苦和忧愁，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快乐？”苏格拉底答道：“你们先为我造一条船吧，它可以带你们找到快乐。”于是学生们找来工具很辛苦地造了一条简易的木船，把苏格拉底请上船，一边合力划桨，一边齐声歌唱。苏格拉底问：“孩子们，你们快乐吗？”他们齐声回答：“快乐极了！”苏格拉底总是这样在不经意间让对方受教。
可是，当很多人聚集在他旁边跟他讨论，向他请教的时候，苏格拉底却自称：“我自己一无所知。”一个年轻人问苏格拉底：“怎样才能获得知识？”苏格拉底将这个年轻人带到海里，海水淹没了年轻人，他奋力挣扎才将头探出水面。苏格拉底问道：“你在水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空气，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对了！学习就是这样一种渴望。”我们回顾西方历史，试图从远去的尘埃中寻找第一个可以被称为伟大的人类教师的教育家的时候，苏格拉底当之无愧。他对古希腊的众多思想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并称“古希腊三杰”，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贫坚忍的一生：从雕刻匠到哲学家
对于苏格拉底（Socrates，约公元前469—前399）来说，教学是神授的一份差事，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如果没有教学，生命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然而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苏格拉底的一份完整确切的人生履历，我们对他的了解多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拉尔修等人的记录。苏格拉底出生于大约公元前469年的雅典城阿罗卑克镇的一个平民之家，此时古希腊城邦已经获得了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古希腊世界正走向全盛时期。苏格拉底的父亲索佛洛尼斯科斯是一位雕刻匠，母亲费纳瑞特是一位助产士。公元前475年的伯利克里改革扩大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苏格拉底的父亲作为手工业者也获得了政治上的利益，苏格拉底自幼就受到雅典民主制度的熏陶，后来他对雅典城及其民主制度充满着热爱和感激之情。
苏格拉底早年的教育很普通，小时候曾跟父亲学习雕刻手艺，也成了一名雕刻师。据说有一次他父亲正在雕刻一只石狮子，小苏格拉底观察了好一阵子，突然问父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呢？”父亲说：“看！以这只石狮子来说吧，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只石狮子，我是在唤醒它！”“唤醒？”“狮子本来就沉睡在石块中，我只是将他从石头监牢里解救出来而已。”这似乎预示了苏格拉底一生的事业，即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方法将当时人们的心灵从梦寐中唤醒，从而成为一名人类心灵的雕刻师。苏格拉底的相貌生来就很平凡甚至有点丑陋——扁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笨拙而矮小的身体，当时的人们形容他长得像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古希腊的著名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形容他走路就像一只步履蹒跚的鸭子。然而他却一心向学，无所顾忌，从小就熟读了《荷马史诗》以及其他诗歌作品，并求教过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和巴门尼德、物理学家阿凯劳斯、智者普罗塔戈拉等人，还受到当时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由于当时的雅典城智者云集，苏格拉底不断接受街头巷尾的各种新奇知识和理论。不过他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接受他人的知识和言论，在被各种新知识吸引的同时，苏格拉底发出自己的质疑并与人展开激烈的辩论，街头的辩论异常激烈，以至于有时候人们对苏格拉底拳脚相向、大打出手。在求知的过程中虽然经常受到鄙视和嘲弄，但他依然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当被问及他为何能够如此平静地承受时，苏格拉底回答道：“难道我应当遵守驴子的法律吗，假如它踢了我的话？”
在忍受街头冷遇与虐待的同时，苏格拉底还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严寒酷暑，他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单衣，经常赤脚而行，对饮食也非常节制，他常说，他最喜欢最不需要佐料的食物和最少引起他渴望其他饮料的饮料。不过他很注意锻炼身体，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他热爱雅典城，忠于民主制，作为一名城邦公民也很好地履行了职责，曾作为重装步兵参加了在波提狄亚、安菲波利斯和德立昂等地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间发生的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该战争成为古希腊城邦世界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战争中，他非常勇敢。有一次他的学生阿尔基比阿德斯陷入重围，苏格拉底奋不顾身击退敌人救回了他，他还把自己因勇敢而获得的奖赏让给了阿尔基比阿德斯。还有一次，他的另一个学生色诺芬不幸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身负重伤，也是苏格拉底冒死救回他。在严寒中苏格拉底赤脚行走依然可以比别的士兵走得快，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即使是在雅典人溃退的时候依然可以做到临危不乱。公元前406年，雅典在阿基诺萨海战中大获全胜，不过在退兵的时候遭遇大风浪，不仅损失了25艘战舰，而且还未救援落水的士兵甚至没有收回他们的尸体。雅典的公民大会便认为统帅雅典军队的“十将军委员会”负有全责并要接受审判，如果有罪的话，他们会被处以死刑。苏格拉底当时正好被选入五百人的公民大会，只有他坚持认为这种集体审判是违反雅典的法律精神和民主制度的，最后，一个人坚决投票宣告十将军无罪。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斯巴达占领了雅典城，推翻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扶植以苏格拉底以前的学生克里底亚为首的“三十僭主”的统治。克里底亚品行恶劣，作恶多端，在雅典城内滥杀无辜，曾经作为老师的苏格拉底不畏强暴，坚决谴责其不义的行为。后来“三十僭主”竟以法律禁止他在雅典城教育青年，而苏格拉底则回应说：“我从不由于怕死而违心地服从任何权威，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作为公民和士兵，苏格拉底坚持其独立而高尚的品格，不过，苏格拉底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还是教学。公元前449年，希腊城邦与波斯正式签订合约，希波战争以希腊的完全胜利而告终，整个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开始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自满自足。此时，雅典民主制的危机开始暗暗滋长：法治观念淡化、社会道德沦丧、政治腐败、争名求利、智者们无原则的诡辩……大家对此不以为意，而苏格拉底却以哲学家的深思和敏锐的眼光洞察了繁荣表象背后深刻的危机，加之他对真正的雅典民主制的热爱，遂决定放弃雕刻职业而担负起批评社会现实、教育雅典公众和启蒙人们心灵的重任，并为此坚持了差不多40年。
在当时的雅典，承担教育教学工作的主要是智者派，他们多数不是雅典人，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团体，但是拥有一定的信仰体系和哲学理论，并反对雅典旧的理智主义传统，周游希腊各城邦收费授徒。智者派迎合了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发表公共演说，广收门徒，教授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以传授雄辩术为核心。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智者派开始蜕变，玩弄概念游戏、颠倒是非，获得了“诡辩派”的称号。他们收取高额的学费，还以他们的称号以及能够传授知识而自豪。苏格拉底自己和智者派之间也是有着一些共同之处的，如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持批评的态度，批评民主的泛滥、社会的堕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只“马虻”，总是以各种方式劝告雅典人放弃堕落而追求智慧和美德：“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伟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惭愧吗？”[1]
不过，与智者派玩弄概念相比，苏格拉底的思考从实际经验出发，并且不再思考关于宇宙起源的本质问题，而是更关注人本身。智者们坚持相对主义、个人主义、感觉主义和怀疑主义，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不存在终极绝对的真理，因为真理都是相对而言的，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而这正是苏格拉底所坚决反对的。苏格拉底认为有一种并非建立的、自为自在的东西，即客观的东西，它超越利益和欲望的特殊性，是统治一切事物的力量。他要寻找变化中永恒不变的东西，主张普遍的知识和真理是存在的，对于每个人而言，不同的只是观点或者只获得了真理的一个方面而已。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从智者派那里重新恢复了真理的客观性。与智者派的另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在于，智者们在教学过程中收取高额学费，以传授知识换取金钱和利益，这在苏格拉底看来是可耻的。他从不收取任何学费，鄙视智者派唯利是图的教学动机和无原则的诡辩教学法，苏格拉底在接受最后审判的时候说道：“如果你听别人说起我授课要收费的话，我想告诉你们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一个人有能力胜任教学工作，那可是人生的一大美事呀！”他把自己看作神派来的使者，从事教学工作是他的荣耀，从不收取任何酬金，而且还因自己朴素的生活而自豪。
40岁的苏格拉底已经成为雅典城远近闻名的人物了。他整天在街头、市场等公共场合找人谈话，讨论问题，与智者们辩论哲学、道德和政治等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勇气？什么是虔诚？什么是美德？他不像智者们那样讨论概念问题，而是通过不断的提问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悖论，然后再引导对方产生正确的认知。苏格拉底在跟众人讨论问题的时候并不是一味地说服或劝阻，而是注意因材施教。数学家泰阿泰德在与苏格拉底讨论了什么是知识之后，心中激起了一种神圣的冲动；当游叙弗伦要控告自己的父亲杀人时，苏格拉底与他讨论了虔敬并使其放弃了原来的目的；当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想要从政时，苏格拉底劝阻了他，因为他缺乏从政的经验，而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却积极鼓励卡尔米德从政，因为他有从政的经验和天赋。
苏格拉底一生都深深地热爱着雅典，也一直在为雅典的民主制而奔走呼号，在“三十僭主”统治雅典的时候，他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批评僭主统治。可是，当雅典的民主制恢复之后，新的统治者希望尽快稳定城邦社会政治局面和消除战争失败的耻辱感，而苏格拉底却成了城邦中不和谐声音的一个主要来源。于是在雅典的三位政治人物的策划与劝诱下，雅典法庭以不信神和腐蚀雅典青年的思想为名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最后，陪审团以360票对140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当他的亲友和弟子们都劝他逃亡国外避难的时候，他认为他必须服从法律的审判，然后当着弟子们的面从容地饮下了毒酒，终年70岁。苏格拉底最终牺牲在他热爱的雅典民主制之下。
教育思想：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一生最大的事业就是教学，他认为教育是对人类有最大好处的事业，也自信很精通教学工作。他的教学工作是通过定义一系列的概念来完成的，他追求的知识也是存在于这些概念之中，如正义、善、勇敢、节制，等等。不过不同于智者派的诡辩，他定义概念的方式或者教育青年的方式甚至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教学，没有固定的地点，更没有正式的学校，街头、集市、路口都是他的活动场所。他从不收费，并且鄙视智者们的收费教学，也因此一生清贫。他甚至否认自己教过人，说他没有传授任何东西给任何人，所做的不过是引导人们自己去思考，作为一名精神助产士或者心灵雕刻师，他只是帮助别人获得知识而不是直接传授知识。因此，教育对于苏格拉底而言，是用“谈话”的方式引导人去探求知识，这样，教育的中心是个人，所成就的是知识。他只是引导、唤醒，真正的知识的获得还是在于个人的追求。受到苏格拉底教诲的不仅有一般青年，也有政治家、将军、军官，甚至还有外国人，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意奉陪。”在四十年左右的教学生涯中，苏格拉底为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教学遗产，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
1.教育的作用
苏格拉底承认天赋的重要性，也认可法律、习俗等对人的影响，但同时赋予教育至关重要的地位。人生来是有区别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天赋，但要得到值得称赞的成就，都必须勤学苦练才行。苏格拉底告诫那些自以为禀赋好的人切不可忽视后天的学习，而且禀赋越好就越需要后天的教育来保证其成为最优秀、最有用的人，否则反而会成为最有害和最无用的人。正如桀骜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时候加以驯服就会成为一匹优秀的千里马，若不加以驯服也只能成为一匹始终难以驾驭的驽马。因此，青年人受到好的教育就能成为优良有用的人，如果受的教育不好，他们的意志越坚强，就越容易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对于一些以财富自夸而自以为无需教育的人，苏格拉底劝告他们，只有傻子才会认为，尽管自己一无所知，但由于有财富就会被认为是有德有才的人，或者尽管没有才德也会受到人的尊敬。财富并不能使人拥有快乐、幸福、荣誉或者尊重，甚至反而会成为良好德行的重大障碍，单凭财富也无法明辨是非善恶。因此，教育对每个人的成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城邦或者国家的治理者来说，教育就更为必要和重要了。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懂得如何进行统治的人，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就是那些本来没有资格但用欺骗的方法使人们相信他们具有治国才能的人。苏格拉底觉得，任何技艺的学习都需要勤学苦练，还要请教那些精于此项技艺的人们才行，可是政治人物往往不经过任何准备和学习就直接登上了公共讲台甚至担任治国者，而治国的技艺比其他任何技艺都重要，因为这关乎整个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于是，苏格拉底就把教学的最高目的确定为培养治国人才。
2.教育的目的：培养治国人才
苏格拉底一生中唯一一次参加政治活动就是参与对十将军的审判，他很少从政是因为他认为通过教育来培养更多的治国人才比他一个人从政要重要得多，就像他在与智者安提丰讨论时反问，是一个人独自参与政事还是专心致志培养出尽可能多的人来参与政事，对政治起更大的作用呢？苏格拉底以培养造就有知识的治国人才为己任，他希望可以为雅典造就优秀的治国人才，带领雅典人民走出衰落的境地并恢复他心目中美好的民主制度。苏格拉底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倡导专家治国论者，他指出任何职业或者社会领域都应该由有专门知识的人来支配，认为治理城邦这样最伟大的工作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到，是非常荒谬的。当时的雅典盛行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执政官和将军的人选，苏格拉底认为，用抓阄的方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甚至没有人愿意用同样的方法来雇人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管理国务却用上了如此荒唐的办法，其危害比其他行业要严重得多。
做一切事情都离不开知识，管理国家这种大事，就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因此一个好的政治家或者治国者首先就要具备广博而实用的知识，如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税收、土地、军备、粮食，等等。他正是以知识不足为由劝说年轻气盛的格劳孔放弃从政的念头，因为他还完全不具备这些基本知识，会给城邦带来灾难。对于有执政能力的人，苏格拉底则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城邦事务，他劝说不愿从政但有从政天赋的卡尔米德，不要轻忽城邦的事务，只要力所能及，总要尽力对它们加以改善。城邦的将领还必须学习足够的军事知识，战争期间，整个城邦的危急存亡完全寄托于将领。一个优秀的将领不仅仅要英勇顽强，敢于上阵杀敌，还必须足智多谋、坚忍不拔，知道如何排兵布阵，如何进攻和防御。苏格拉底还亲自教育一个刚刚上任的骑兵指挥官如何改善士兵和马匹的情况，如何培养自己的演说能力，如何鼓舞士气，等等。
对于当时处于衰落时期的雅典来说，培养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有德行、有知识、有才能的治国人才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继续通过抽签的办法让那些未受专业训练或者由智者们训练出来的只会夸夸其谈的人来治理城邦的话，雅典将难免灭亡的命运，苏格拉底的主张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为了雅典的未来，苏格拉底不知疲倦地教给雅典人各种知识，因材施教地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规劝。他的学生色诺芬回忆说：“凡是一个善良和高尚的人所应该知道的事，只要他自己知道，他总是非常乐意地教导他们；如果他自己不熟悉的话，他就把他们带到那些知道的人那里去。他还教导他们，一个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对于各门实际学问应该熟悉到什么程度。”[2]
3.教育的首要任务：培养美德
以前的古希腊哲学家着重探讨宇宙的本原，而苏格拉底却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由神安排好的，真理就在人的心灵中。因此，哲学的目的在于研究人类自身，他以德尔菲神庙墙上所刻的警句“认识你自己”为终生的格言。他在讨论什么是智慧的时候认为，以往那些有智慧的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有智慧，人真正的智慧在于“自知其无知”，要从认识自己开始，达到认识的最高境界——善和智慧。苏格拉底认为，他自己的智慧远远高于别人，就是因为他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并孜孜不倦地探求着。
因此，人的灵魂是苏格拉底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明晰善恶本性并且获得善才是真正的幸福。这就需要人们在自我的心灵中仰慕美德，善良的品质取决于“学会所注意的事物的速度”“对于所学得事物的记忆能力”以及“对于学习一切有助于管理好家务、庄园、城邦和成功处理人类事务的知识的渴慕程度”[3]，在此基础上施以教育才会达到自我、他人和城邦的幸福。于是，他在讨论灵魂、美德与知识的时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美德和知识的合一”或“美德即知识”。在他看来，知识包括一切善，美德是一种关于善的知识，道德的行为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行为的发生者具有关于道德的知识。仰慕美德就需要追求知识，如果没法获得知识，那么无知是无法得到善的。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关于教育与道德关系的重要表述。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挖掘和发展人的美德和善性的过程，而美德和善是可通过教育、学习各种知识获得的。那么什么是善呢？善就是节制、勇敢、正义等品质。一个人要有道德就必须有道德的知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人们应承认自己的无知，从而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获取知识，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柏拉图所著的《美诺篇》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美德与教育的问题：
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苏格拉底总是要通过界定不同概念的定义来引导人进行思考，以期获得智慧，成为明智、幸福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与智慧或知识相对立的是“疯狂”，具体来说就是强不知以为知，是对自己无知的无知。苏格拉底本人虽然一生都在追求知识，但是直到最后的法庭答辩，他还是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所以说，“认识你自己”既是人需要努力达到的一个目标，同时也是做其他任何事情，尤其是想成为幸福的人和合格的城邦公民的条件。另外，既然美德和知识可以合一，而知识是可教的，那么美德也就可教了。苏格拉底一生所追求的也就是个人的美德的改善，如果美德不可教，那么也就失去教学活动的前提了。也正是这一理念使他坚定地成为雅典青年的教师。在西方教育史上，苏格拉底最早提出了知识和德行的关系，以及教育在培养德行中的作用。但是，苏格拉底把知识和道德等同起来，有知识的人必然也就具备了美德，这个说法显然是片面的，知识和美德并不能画等号。
4.德行的实践：自制与守法
苏格拉底相信美德即知识，但是他对道德的主张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而是非常注重道德的实践。他认为，自制是一切德行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实践之路。既然美德基于正确的认识，那么这就需要人们以正确的知识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控制自己的欲望，一个不能自制的人最终对人对己都有害。我们且听苏格拉底劝人自制的原话：
苏格拉底不仅劝人自制，他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良好的表率。他一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他不仅制服了身体私欲，还能忍受各种艰苦的劳动并抵制住了与金钱有关的一切事情的诱惑。因此，自制是走向美德的必经之路，也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尤其是政治家所必备的品质。
此外，苏格拉底在与人们讨论正义问题的时候认为，行不义之事其实就是无智慧、无道德的表现。那么，什么是正义呢？简单地说，“守法即是正义”，其本质在于遵守城邦的法律。在这个问题上，苏格拉底将道德、知识、政治、法律联系起来，因为其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为雅典城邦服务的，一个真正有道德、有知识的人必须是一个遵守法律的人。因此，守法也是实践德行的重要途径。苏格拉底虽然激烈地抨击时弊，但一生都谨遵雅典城邦的法律，一直到最后他依然服从不公正的审判，从容地喝下毒酒。从这一点来说，他以生命的代价践行了自己的学说。
5.教育内容：广博而实用的知识
苏格拉底坚持获得善的知识，以保证一个人的善良和高尚，同时他也要求学习实际学问，包括几何、算术、天文、占卜等。但是对此，苏格拉底坚持一个“程度”，即实际的学问仅仅是为了实际的用处，在实用以外是不应该再过分追求的。如学习几何是为了正确地丈量土地，除此之外就不应该为了纯粹的复杂的图形而研究几何；研究天文只为了掌握节令、计算时间，而不应去研究什么天体运行的轨道、周期之类的，他认为这样是在做无意义的劳动，只是在浪费精力和时间而已。占卜也只有在人类智慧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进行，人首先应当尽自己的主观努力去学习，人的智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不必问神。
然而，不论是善的追求还是实际学问的学习，身体总是一切事情的基础，是个人成就的保证，人的活动无法离开自己良好的身体状态。许多人由于身体不好，健忘，忧郁易怒，影响他们的神智，以致把已获得的知识全部丧失殆尽，而在战争中，强健的身体更为重要。但是健康不是自发获得的，需要体育锻炼和适当的养生学知识，饮食要清淡简朴，生活要有规律。苏格拉底自己就经常锻炼身体，每天早晨都到广场去进行体育锻炼，培养了忍受饥渴、酷热、严寒和疲劳的惊人能力，准备应付可能遇到的任何考验。
教育方法：苏格拉底方法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苏格拉底认为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直接告诉人们答案，而是向他们提问。他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谈话方法，即在与他人的对话过程中，总是一开始承认自己的无知，而后通过不断的提问，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进而把问题逐渐向原则性方面深入，一旦取得一致的观点则稳步前进，直至显示出普遍公认的真理。这种通过问答引导人们思考问题，达到教育目的的方法是西方教育史上最早的启发式教学后人将他的问答法教学形式称为“苏格拉底方法”，或称“产婆术”（精神助产术）。
苏格拉底方法基本上分为四个步骤：讥讽、助产、归纳和定义。所谓讥讽就是不断提出问题，使对方陷入矛盾之中，并迫使其承认自己的无知。他在和各种各样人物讨论问题时，总是先装出自己对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总是提出很多问题，如果对方答错了，他也不马上纠正，而是进一步提出补充的问题加以引导，逐渐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或矛盾之处，从而怀疑自己已有的知识，进而使其明白自己的无知。第二步是助产术。苏格拉底认为，他自己的任务就是充当“智慧的产婆”，在启发对方发现自己无知，并否定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引导对方，使对方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逐渐走上正确认识的道路，帮助真理出世，为最后形成概念作准备。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色诺芬记录了苏格拉底与青年尤戴莫斯关于“正义”问题的一段对话，是助产术的一个经典例子。尤戴莫斯想做一名政治家，苏格拉底便向他提出了有关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分别写下正义与非正义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然后问道：虚伪是人们中间常有的事，是不是？
在助产术之后就要从各种具体事物中找到共性和本质，通过对事物的比较和分析寻求“一般”，这就是归纳。而定义就是把个别的事物归入一般概念，得到关于事物的普遍概念，获得真知。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施教过程。亚里士多德曾对苏格拉底方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归纳和定义方法是苏格拉底最大的贡献。苏格拉底认为，他的“助产术”与真实的助产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引导的是人的灵魂而不是肉体，他最高明的地方就是通过各种考查，证明一位青年的思想产物是一个虚假的怪胎还是包含生命和真理的直觉。虽然他向别人提问，但却认为由于自己没有智慧而不能作出任何回答，他并不是给予每个人实际生活的指导，甚至也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在引导受教者思考，让其自己从内心发现知识。
苏格拉底的谈话式教学方法不是将系统的具体的知识直接向受教育者传授也不是将现成结论强加于对方，而是通过问答、交流和争辩的方法来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获得真正的知识其显著的特点是引导人们去思索学会逻辑地思考问题。这种方法有助于人的积极思维，调动受教育者的主动性。问答法要求双方都有独立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苏格拉底的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是一种非常平等的关系，学生和教师共同讨论，互相激发，共同寻求正确答案。但也应该看到，这种问答式的教学方法是在当时没有成熟的教材，也没有成熟的知识体系和正规的课堂教育制度的条件下产生的，也只能适应这样的条件。苏格拉底的教育活动不具有计划性和系统性，他的教学总是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别人需要什么他就教什么，别人有什么困惑他就解决什么困惑，没有固定的时间、场所、教材，甚至也没有固定的教育对象，这就不可能形成连贯、完整的知识体系。苏格拉底方法固然有很多优点，但是应用的时候必须考虑：第一，需要受教育者有探求真理和追求知识的愿望和热情，否则问答法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受教育者还须已掌握一定的事实和知识，否则问答谈话难以进行。因此，苏格拉底的这种问答法是在具备一定知识和推理能力的成年人中使用，而不适合儿童，对于大多数少年儿童还是应该讲授系统的文化知识，问答的方法则可以作为辅助的教学方法。
苏格拉底之死：犯人中最高尚的人
公元前399年，这注定是人类文明史上悲剧的一年。在雅典的三位政治人物的谋划下，雅典法庭对苏格拉底进行了审判，理由是“不信神”和“煽动青年”。按照雅典当时的规矩，一个人在被控有罪之后，有几种脱罪的办法：其一，可以为自己辩护，以减免自己的罪过。其二，认缴罚款以减免罪罚。其三，在被判罪收监后，通过贿赂的方式逃亡国外。苏格拉底选择了为自己辩护，在广场上，他面对法庭的指控和广大的雅典人民丝毫不畏惧地说：“你们以前选来指挥我的将官派我去浦提戴亚、安非朴里斯和戴里恶斯等地，当时我能一如同列，冒死守职；现在，我相信，我了解，神派我一个职务，要我一生从事爱智之学，检查自己，检查他人，我却因怕死或顾虑其他，而擅离职守；这才荒谬，真正堪得抓我到法庭”。[7]苏格拉底告诉每一个人，无论是上阵杀敌还是街头教学，他都是遵循神的旨意而来，都一定会坚守自己的职责。
面对法庭指控他的罪名——不信神和煽动青年，苏格拉底表示，正是在神的授意下，他才到处查访他所认为有智慧的人，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邦人，才在街头主动找人辩论和教学。他甚至无法让不聪明的人或者无法自知其无知的人继续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这些人才是真正地亵渎神灵，事实上，对神的侍奉使他一贫如洗。他虽然非常热爱雅典、雅典的民主制和雅典人民，但是依然表示他必须首先服从神灵，教育和劝勉雅典人是神派给他的光荣差事，只要一息尚存还有能力，绝不会停止哲学实践。由此，苏格拉底也证明了他在雅典城中教育青年人也是神的旨意，这不是亵渎神灵，也不是蛊惑青年。他坚持认为自己一生中的言行总是一致的，道德上是没有瑕疵的，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与正义不符的行为表示过支持，更没有直接参与过不正义的事情。他以对十将军的审判为例，那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参与公务，只有他一个人坚持投了反对票。
对他来说，生与死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决不能做错事恶事，或者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政府无论如何胡作非为或蛮横无理也不可强迫他去作恶或者承认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苏格拉底知道，他的申辩不是求得饶恕，而是最后一次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来教导雅典人。控告方以三十僭主的首领就是苏格拉底教出来的学生为由煽动了民众情绪，他明白自己的申辩已经毫无用处了。他认为，在法庭上，就像在战场上一样，都不应当把自己的智慧用在设法逃避死亡上，虽然他对投票的结果非常惊讶和失望，但他已经决定坦然面对。他告诫每一个人都必须自信地看待死亡，并且要确立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任何事情都不能伤害一个好人。
第一次投票之后，苏格拉底仍然有机会通过缴纳罚款来赎免自己的罪行，但他表示他的一生从未过过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也不关注与金钱相关的任何事情，他没有钱，如果要缴纳罚款的话他只能认罚一米纳，而法庭的罚款底线是三十米纳。虽然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学生们愿意支付这笔罚款，但是苏格拉底已经激怒了陪审团和雅典人民，场面无法收拾了，第二次投票中同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比第一次多出了80票。审判结束，苏格拉底最后说道：“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8]
根据当时雅典法律规定，处死犯人的方法是赐毒酒一杯，但在处死前还要关押一个月，期间允许犯人的亲友探监。当时便有许多青年人天天去监狱探望苏格拉底，其中有位名叫克力同的青年问苏格拉底有没有什么遗言，苏格拉底表示别无他求，只有他平时说过的那些话，要牢记在心，保持节操。在生命最后的一个月里，苏格拉底依然继续履行作为一名教师的职责，把他全部的时间继续花在讨论和教学上，为后世留下了两篇著名的对话录《斐多篇》和《克力同篇》。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学生们已经贿赂了狱卒，并劝他逃离雅典，但是他拒绝了，因为苏格拉底认为他一生都在思考和教授哲学知识，而哲学的最终目标就是教人如何认识死亡，如果他像奴隶一样逃跑了，那他的知识又有何价值呢？况且，他一生都在赞美和维护着雅典城邦的法律和民主，既然法律作出了裁决，如果逃亡就违背了城邦的法律，更是与他一生的目标相违背。
在即将被处死的那天晚上，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打发走，而去同他的学生斐多、西米亚斯、西帕斯、克利同等谈论灵魂永生的问题。不久，行刑的时间到了。狱卒走进来告诉众人，每当他要犯人服毒酒时，犯人们都怨恨诅咒他，但他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苏格拉底是这里许多犯人中最高尚的人，所以决不会恨他，而只会去怨恨那些要处死他的人，他现在受命执行任务，愿苏格拉底能够少受些痛苦，说完后就泪流满面地离开牢房去准备毒酒。他的学生们仍然希望可以拖延一点行刑的时间，劝说苏格拉底还可以享受一份丰盛的晚餐，然而苏格拉底却说，推迟服毒酒的时间并不能获得什么，相反，那样吝惜生命而获得一顿美餐的行为应当受到鄙视。一会儿送毒酒的人来了，苏格拉底镇定自若，面不改色，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在场的人无不为将失去这样一位师友而悲泣。苏格拉底接着在室内踱了一会儿，然后就躺了下来，送酒的人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身体，觉得已没有热气。突然，苏格拉底又喃喃地说：“克力同，你过来，我们曾向克雷皮乌斯借过一只公鸡，请你不要忘记付钱给他。”说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合上了眼，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苏格拉底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作为教师，最后依然用他的生命为雅典人，乃至所有的后来者上了庄严的一课。苏格拉底推广了他的理性原则，信仰也好，美德、正义也罢，都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每个人都要通过独立的思考来获得真正的知识和信仰，而不是盲从和轻信。他也想调和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不协调，重新恢复城邦的秩序和公共的利益，并以此来挽救衰落的城邦。然而，这并不受雅典人的欢迎，教育被看作蛊惑，并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他被判处了死刑，雅典人亲手谋杀了他们的拯救者。苏格拉底被处死了，但是他却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提出了许多永恒的哲学问题，西方哲学史上的任何思考似乎都无法绕开这些问题，他的被审判和死亡更是在后来引发了对民主、法治与暴政的经久不息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启发了一大批学生，这些学生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柏拉图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柏拉图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嫡传，他将苏格拉底不成体系的知识和思想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成为后世西方哲学思想的一个源流。还有一些学生发扬了苏格拉底思想中的某一方面，创建了一些独立的学派，如麦加拉人欧几里得发展了苏格拉底美德即至善的理论，创立了麦加拉学派，又被称为小苏格拉底学派；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自制的理论，反对享受和纵欲，成为斯多葛学派的先驱；亚里斯提卜则从感觉主义立场发展了美德就是知识的理论，创立了昔勒尼学派，又称享乐主义学派。
苏格拉底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知识和精神却获得了永恒，纵然是他的死也成了信仰和理性的凯歌，他的法庭申辩仍然在历史中回响。苏格拉底不仅承担并践行了唤醒同胞并引导他们思考和向善的使命，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知识与道德遗产，他的教养、魅力和机智，以及至死不渝的理念，使他攀上了人类教师的神坛。
参考文献
〔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