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唐语林》是北宋文人王谠编撰的一部记录唐人轶事杂说及唐代典章制度、民情风俗等的文言小说。

王谠，字正甫，祖籍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曾祖父王审钧时迁居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王谠是宋初开国名将王全斌的四世孙。据《宋史•王全斌传》记载，王全斌“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王全斌后官至武宁军节度使。王全斌的孙子王凯即王谠祖父也是一名武将，“治军有纪律，善抚循士卒，平居与均饮食，至临阵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战无不力，前后与敌遇，未尝挫衄”（《宋史·王凯传》），曾任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等，卒赠彰武军节度使，谥庄恪。王谠的父亲王彭，字大年，也是一名武将，据苏轼《王大年哀词》，王彭“少时从父讨贼甘陵，搏战城下，所部斩七十余级，手射杀二人，而奏功不赏”。曾任凤翔府都监。由此可见，王谠出生在家世显赫的武将之家。只是从文献记载来看，王谠本人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大的建树，其生平所任国子监丞、少府监丞、东都排岸司等职，均系其岳父吕大防任职宰相时的安排和提携。王谠的生卒年，史料没有确切的记载，据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前言》，王谠“大约死于崇宁、大观年间，享年当在六、七十岁”。

王谠之父王彭虽是一名武将，但颇知文章，据苏轼《王大年哀词》记载，王彭“博学精练，书无所不通”。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任大理评事兼凤翔府节度判官，王彭为凤翔府监军，二人由此成为同僚，“居相邻，日相从也”，可见二人交情很深。王彭在文学方面深受苏轼影响，苏轼说王彭“尤喜予文，每为出一篇，辄拊掌欢然终日”，而苏轼对佛学的喜爱则来自王彭的引导，“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除此之外，王谠的从兄王诜也与苏轼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挚友。据《宋史·王凯传》记载：“缄子诜，字晋卿，能诗善画，尚蜀国长公主，官至留后。”王诜与苏轼是如何相识的，缺乏史料记载，但王诜琴棋书画诗词无所不通，据苏轼《宝绘堂记》一文记载，王诜“被服礼仪，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或许是二人相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了至交，《苏轼文集》中就有多篇文章记载了二人在一起写诗作画的逸事，兹不具述。

王谠虽在仕途上很不得志，但受其父王彭及从兄王诜的影响，能书善画，很有文才，也曾跟随苏轼学习，苏轼《王大年哀词》即曰：“其子谠，以文学议论有闻于世，亦从予游。予既悲君之不遇，而喜有其子。”王谠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就是他编撰了《唐语林》。文学之外，王谠也擅长书法和绘画，苏轼就曾为王谠的书法作品题跋：“王正甫、石才翁对韩公草书。公言：‘二子一似向马行头吹笛。’座客皆不晓。公为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马行头吹也。’熙宁元年十二月晦书。”（《书王石草书》）由此可见，他的书法作品受到韩琦和苏轼的夸奖和认可，被称作“妙手”。苏轼不但高度评价王谠的书法，对他的绘画也赞赏有加：“仆素不喜酒，观正父《醉士图》，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子瞻书。”（《跋醉道士图》）一般认为，这段题跋中的正父当即正甫，即如陈亮字同甫被称作同父。由此也可见出苏轼对王谠绘画作品的赏识。

关于王谠编撰《唐语林》的原因，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首先是受《世说新语》以及宋代孔平仲《续世说》等书影响的结果。《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主持编纂的一部反映汉末魏晋名士言行轶事的志人小说，全书共分三十六门。孔平仲的《续世说》模仿《世说新语》的体例，主要记载南北朝至唐五代的朝野轶事。全书共分三十八门，与《世说新语》相比，少了“豪爽”一门，多出了“直谏”“邪谄”“奸佞”三门。相比之下，王谠的《唐语林》也模仿《世说新语》和《续世说》的体例，只是规模更大，全书共分五十二门，少了“捷悟”一门，多出了“嗜好”“俚俗”“记事”“任察”“谀佞”“威望”“忠义”“慰悦”“汲引”“委属”“砭谈”“僭乱”“动植”“书画”“杂物”“残忍”“计策”十七门。

作为采辑旧文之作，刘义庆《世说新语》对所采录书目没有明确记载，但刘孝标在为《世说新语》作注时，“随文施注，所引经史杂著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可谓弘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周祖谟〈前言〉》）。孔平仲的《续世说》内容多选自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刘昫的《旧唐书》以及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等史书，也兼取前代的笔记小说。王谠的《唐语林》则综采五十种书的内容（见《原序目》）。王谠对这些典籍中的相关内容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依照其所出的原文，参照各种文献中的记载，再加上蒐辑而得的佚文，重新加以编排”（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前言》），最终完成了《唐语林》的编撰。正因为如此，明代齐之鸾《唐语林序》就称赞王谠的《唐语林》“笔舌翩翩，意兴悠寄，神奇爽媚，非苦非烦，譬之石中片玉，沙中遗金，缟中尺素，胾中禁脔，沟中牺尊，青黄之断，要不可以常品视之”。

除上述二书之外，《唐语林》的成书也深受赵令畤《侯鲭录》一书的影响，周勋初认为：“与《唐语林》比较，二者体例不同，……但《侯鲭录》和《唐语林》中吸收了很多同源的材料，而且二书都不注明出处。有些条目，仅见此二书。……后人虽然很难判断二人著书时是否通过声气，但可推知这两本性质相近的书却是同一学术环境中的产物。”（《唐语林校证·前言》）周先生之所以认为《侯鲭录》和《唐语林》是同一学术环境中的产物，是因为赵令畤和王谠都是苏轼周围的文人，《续世说》的作者孔平仲也是苏门学士之一，他们和苏轼的关系均较为密切。笔者认为，王谠《唐语林》的成书应该是受到《世说新语》《续世说》以及《侯鲭录》等书影响的结果。

其次，《唐语林》的成书也与苏轼的影响密不可分。《唐语林》是王谠综采五十种书中的材料分门别类编撰而成，书中记述了唐代的宫廷琐事、文人轶事、民情风俗、名物制度以及典故考辨等。苏轼作为历代公认的大文豪，学识渊博，在诗、文、词、赋、笔记小说以及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必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麟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苏轼诗集·王十朋序》）。就笔记小说而言，有《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两种。对于苏门学士王谠来说，苏轼在多个领域所表现的巨大成就和广阔的视野，很难不影响到他。笔者认为，《唐语林》的成书在体例上模仿了《世说新语》《续世说》等书，但在内容选择上，主要受到苏轼广博的学识、经世济民的思想情怀、刚正不阿的道德情操、超然自适的生活意趣以及幽默诙谐的乐观态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再次，《唐语林》的成书，也是处在北宋末年激烈党争背景之下的王谠个人道德意识及人生价值的体现。王谠生活在北宋末年宋徽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党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众所周知，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始于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当时因改革力度太大，遭到朝中保守派大臣的强烈反对，由此，新旧两党激烈倾轧，轮番掌权，长期的党争导致了士人的对立，激化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也加大了北宋末年的政治危机。这一时期，很多大臣都被卷入新旧党争的漩涡之中，苏轼便是其中之一。苏轼因与变法派主张不合，遭受排挤而请求外调，并对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流弊进行了批评和讽谏。苏轼的这一做法引发了变法派的报复，他们为弹劾苏轼，制造了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苏轼最终被贬黄州，与苏轼有着密切交往的驸马都尉王诜也“坐累远谪”。

除王诜、苏轼等被贬外，王谠的岳父、曾任宰相的吕大防也因元祐党争被贬为秘书监，绍圣四年（1097）更是再贬舒州团练副使，并最终病逝于虔州信丰（今江西信丰）。在这样的背景下，与苏轼、王诜及吕大防均有着密切关系的王谠，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王谠继承了父亲王彭“涵咏书诗，议论慨然”的文士传统，也是一名心怀济世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北宋后期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也让身处官场、官小位卑的王谠认真思考，如何在保全身家性命的前提下，尽到一个知识分子救国家于危亡的责任，以履行儒家思想中士人的基本使命。李时人在《关于中国小说史上仿作和续书问题的思考》一文中说：“如果说每一部杰出的小说都扎根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深厚的文化土壤中，那么它的产生必然要受到时代普遍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的制约。”笔者以为，面对激烈的新旧党争，作为王诜从弟、又具有宰相吕大防女婿的身份、并与苏轼有着密切往来的王谠，他模仿《世说新语》《续世说》等书对《唐语林》一书的编辑，应该与北宋后期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以及王谠本人的思想道德观念有着极大的关系，“《唐语林》的出现似乎也是王谠政治路上未能更上层楼时所做的另一种选择，因官小位卑他无法有立德、立功的成就表现，所以试图以‘立言’的方式彰显自我的道德精神与个人价值”（钟国卿《王谠唐语林的编纂意图及其文化意义阐说》），而这应该也是《唐语林》成书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

由于王谠《唐语林》原书很早就散佚了，目前流传的《唐语林》共八卷，编次的情况很特殊，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前言》中说，《唐语林》“前四卷中，从‘德行’到‘贤媛’十八门，还保留着王谠原书的本来面貌，后面的四卷，则是《四库全书》馆臣利用《永乐大典》散入各韵部的条文，汇编而成的了。实则此书散佚的部分不止占全书篇幅的一半。根据此书最早刻本，即齐之鸾所刻残本来看，‘贤媛’之前的文字，原来只占三卷或两卷，那么佚去的部分，就有可能多达九卷，至少也有五卷”。

从内容上来看，《唐语林》涉及有唐一代不同历史时期各类人物的言行轶事、宫廷杂事、民情风俗、典章制度以及对名物故实的陈述和考辨等。《唐语林》中记录最多的是帝王和大臣的言行轶事，其中有五百多条涉及帝王，除去那些作为背景和时代标志的条目，共有四百多条是以帝王为主要记述内容的，而以大唐王朝众多帝王串联起来的各类事件和各色人物，反映的就是整个王朝兴起、兴盛、衰落以至覆亡的全过程。

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乃至唐玄宗前期，是唐王朝逐渐繁盛的时期，虽然各朝仍有种种弊政，但这一时期不论是帝王，还是广大朝臣百官，都普遍具有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了王朝上升期的恢宏气象。在唐太宗李世民到唐玄宗李隆基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之下，大唐王朝逐渐走向鼎盛，出现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等百姓安阜的盛景。特别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开天传信记》）。面对圣明的君主，士人普遍具有积极入世的态度。这一时期的帝王大多善于纳谏，知人善任，朝臣们也大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高祖朝的孙伏伽，唐太宗朝的张玄素、唐俭、魏徵，唐高宗朝的谷那律、张行成，武则天朝的李昭德，唐玄宗朝的倪若水等都是敢犯颜直谏的忠臣，他们或劝谏帝王停止修建宫殿，阻止奢侈之风（第65条张玄素谏太宗），或劝谏帝王罢猎（第58条唐俭谏太宗，第62条谷那律谏高宗），或劝谏帝王不要任人唯亲，以免招来祸患（第57条李昭德谏止武则天重用武承嗣）等，都表现了唐代初年政治清明、君臣和乐的盛世景象。在这一时期，最为人称道的是唐太宗和魏徵之间的君臣趣事。魏徵一生对唐太宗的朝政治理有很大的贡献，《唐语林》记载了他对唐太宗的多次进谏（第54条、61条、67条等）。正因为如此，魏徵去世后，唐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旧唐书·魏徵传》），他甚至把善于进谏的魏徵比作自己的一面镜子：“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徵传》）《唐语林》第574条也有同样的记载，不再详述。

唐高宗即位初期，秉承太宗的“贞观”之风，潜心接受大臣的劝谏，朝政很是清明。后来随着武则天逐渐把持朝政，为排除异己，也曾一度行大肆杀戮之事，《唐语林》第636条就记载了武则天排除异己逐渐掌握朝政的过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密诏上官仪废之……左右驰告则天，则天遽诉。诏草犹在，高宗恐有怨怼，待之如初……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并赐太子忠死。自此政归武后，天子拱手而已。”虽然武则天对那些阻止她执掌政权的朝臣及皇亲大开杀戒，但在治理朝政方面，还是能够知人善任，善于纳谏。如她接受娄师德的进谏，任狄仁杰为宰相（第350条），虽然她宠爱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却并不因为他们的诬陷而随意斩杀朝臣（第338、339条等）。作为大唐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唐玄宗朝后期虽然发生了安史之乱，但玄宗在位前期，也曾是一位励精图治、用心政事的贤明君主，他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广开纳谏之路，任人唯贤，开创了盛极一时的开元盛世。《唐语林》中也有多条记述了玄宗的多才多艺和贤德英明，天才俊发的李白就高度评价了唐玄宗对贤才的录用：“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第410条）

与帝王的励精图治、贤德圣明相辅相成的，是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他们大多胸怀大志，才气横溢；他们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渴望步入仕途，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唐太宗朝的房玄龄、魏徵、张玄素、褚遂良、李，高宗武则天朝的魏元忠、张说、狄仁杰，唐玄宗朝的张九龄、姚崇、宋璟等就是这一时期文人的代表。《唐语林》中以大量的笔墨褒扬了他们的懿行，体现了大唐王朝上升期在一众开明君主的引领之下，朝臣们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对国家民族强烈的使命感。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唐宪宗等几位帝王也曾试图中兴，如唐宪宗在位前期任用杜黄裳、李吉甫等人整顿科举、修订律令，加强财政管理，平定多地藩镇叛乱，收复淄青十二州，暂时消除了代宗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但这一时期的帝王普遍没有了前期君主任人唯贤的美德，唐玄宗晚年任用杨国忠、李林甫等祸乱朝政、妒贤嫉能之人。唐代宗“惑释氏业报轻重之说，政事多托于宰相，而元载专权乱国，事以货成。及常衮为相，虽贿赂不行，而介僻自专，升降多失其人”（第289条）。唐德宗任用“杨炎、卢杞为宰相，皆奸邪用事，树立朋党，以至天子播迁，宗社几覆”（第779条）。唐顺宗利用王叔文集团想要兴利除弊，终因触犯宦官和节度使的利益而被迫禅位。这一时期对民众的压榨也更为严酷，如《唐语林》第815条就记载：“顺宗时，五坊鹰犬恣横，州县不能制。多于民间张罝罘，或有误伤一鸟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时谓‘供奉鸟雀’。”

面对日渐衰落的国运，中唐时期的广大朝臣由对盛唐气象的追求一变而成了对王朝中兴的渴望。郭子仪是当之无愧的中兴名将，安史之乱中他率军勤王，接连收复安史叛军占领的河北、河东以及二京，并最终平定了叛乱。唐代宗宝应年间他再次平定了河中兵变，广德年间吐蕃、回纥入侵，长安沦陷，又是郭子仪出任关内副元帅，收复长安。永泰年间，他再一次击退吐蕃的入侵。郭子仪对维护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的政治安定和延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旧唐书·郭子仪传》中称赞他“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唐语林》中也有多条关于郭子仪逸事的记述：有郭子仪匡复二京后，代宗赏赐他九花虬马的记述（第727条）；也有郭子仪“虽度量廓落，然而有陶侃之僻，动无废物”（第728条）的记载；更有他在听到筑者“数十年来，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筑，只见人改换，墙皆见在”的回答后，“遂入奏其事，因固请老”（第729条）等，都表现了他的或战功卓著、或廓落节俭、或豁然顿悟。历仕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六朝的裴度，也是中兴之臣的代表。裴度一生出镇拜相长达二十多年，辅佐唐宪宗实现元和中兴，他重用李光颜、李愬等名将，引荐李德裕、李宗闵、韩愈等名士，被时人敬重，甚至将他比作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郭子仪。《旧唐书·裴度传》就说裴度“时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凡命将相，无贤不肖，皆推度为首，其为士君子爱重也如此”。《唐语林》第818条至820条分别记述他平定淮西战乱，为保护一位女仆丢失的盒子而耽误了科举考试，以及为因救他而被杀的仆人写祭文悼念等事，都表现了他有勇有谋、不爱钱财、善良仁慈、宽容大度等优秀品质和长者风范。除此之外，《唐语林》也记述了颜真卿、刘禹锡、韩愈、白居易等人的逸事，面对日渐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他们或上书皇帝批判弊政；或在写诗论文中抨击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朝臣，怀念大唐强盛时期如日中天的辉煌，表现对圣君贤臣的渴望和仰慕；或率领军队平定藩镇的叛乱及外族的入侵等，都通过各自的方式为唐王朝的中兴尽心竭力，不再详述。

考察《唐语林》对晚唐社会的描述，我们发现，不论是唐穆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及唐昭宗等几位帝王，还是这一时期的广大朝臣，都被一种末日的临近感所笼罩。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宦官杀死宪宗，拥立穆宗即位，王朝的大权从此落入宦官的手中。穆宗之后，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懿宗等均为宦官拥立。这一时期，宦官手握重权干预朝政，藩镇割据愈加严重，帝王的权力日渐被消解，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变得昏聩无道，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致使朝廷危机加重、政局混乱不堪。唐穆宗、唐敬宗在位期间不理朝政，纵情享乐，毫无节制。如《唐语林》第858条即写敬宗不听朝臣劝阻，执意游赏骊山之事。唐穆宗、唐武宗、唐宣宗都如宪宗皇帝一般热衷长生不死，均因长期服食金石之药，毒发身亡。唐文宗为铲除宦官势力，重用李训、郑注等人发动甘露之变（第860条），事败被宦官软禁，郁郁而死。唐武宗、唐宣宗、唐昭宗等帝王在位期间也曾有志于割除弊政，澄清吏治，发展经济，但无奈大唐王朝气数已尽，无力回天。《唐语林》中有很多条目记述了这一时期帝王昏聩、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权臣残暴等的乱象，如第910条写唐宣宗对容貌极美的乐姬先宠后杀的残酷和无情。第953条写唐宣宗驾崩，“内官定策立懿宗，入中书商议”之事，其中夏侯孜“三十年前，外大臣得与禁中事；三十年以来，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的陈词，典型生动地展现了晚唐社会朝廷之上宦官操纵废立大权的现状。第896条则写李德裕在和裴璟的随意谈话中便决定了当朝两位官员的命运，表现了他的独断专行。第895条写因为宰相李德裕和宦官仇士良之间的恩怨致使年轻且才能出众的尚书郎李胶终因连坐而获罪，出任峡内郡丞一事。晚唐时期，最能表现朝政腐败的是开始于宪宗朝、结束于宣宗朝将近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和官僚集团与宦官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唐语林》中很多条目也记述了晚唐激烈的权力之争以及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文武百官的众生相。如第893、894条写李党失势，李德裕被贬崖州，并在贬所去世的悲凉，其中就有朝臣对李德裕或怨恨不满、或背信弃义、或感念恩德等的描写。

晚唐时期的士人也普遍表现出了对自己命运无法掌握的悲哀，甘露之变后的宦官乱朝、牛李党争等大大挫伤了士人的积极性。唐宣宗以后，君昏臣庸、宦官专政、军阀割据，士人基本上找不到政治舞台去建功立业，稍有作为还会被诬陷甚至杀头，如唐宣宗大中年间，李琢平定作乱的宣州都将康全泰反被弹劾（第950条）；宣宗时吴居中因得到皇帝的丰厚恩赏而遭人诬陷被杀（第952条）；唐懿宗时期的宰相路岩玩弄权术、买卖官职以及心胸狭隘的他对朝臣的打击报复（第971、972、979等条）等都是这方面的反映。特别是唐昭宗、唐哀宗时期，权臣朱全忠为清除异己，他先是指使蒋玄晖杀了昭宗诸子，并制造了震惊朝野的“白马驿之祸”，连宰相独孤损、裴枢、崔远等人也未能幸免，“六月，戊子朔，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资治通鉴·唐纪·昭宗天祐二年》）。在这种恐怖局势的笼罩之下，这一时期隐逸之风大起，《唐语林·栖逸》就是对唐代僧人、道士以及隐居不仕的文人士大夫逸闻趣事的记述。

总的来说，“因为《唐语林》一书承接的是《世说新语》的传统，偏重人事，注重情致，很少涉及鬼神变幻，不以铺张杂博取胜”（《唐语林校证·前言》），因此，书中对唐王朝各个历史时期帝王、大臣等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类事件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大唐王朝兴起、兴盛、衰落以至覆亡的全过程，对于研究唐代的文学和历史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特别是王谠在编撰过程中所援引的五十多种书目，更使得《唐语林》具有了重要的辑佚价值和校勘价值，周勋初就说：“《唐语林》援用过的五十种书，有些虽然流传了下来，但差不多每一种都有残阙，而这差不多又都可用《唐语林》来加以补正。……尤其可贵的是，《唐语林》中还保存着《补国史》《戎幕闲谈》《续贞陵遗事》等书中的大段文字，传奇小说《刘幽求传》的残文和《王贵妃传》的全文。这或许是其他典籍中都已残佚而仅见于《唐语林》中的材料，于此也可看到此书的可贵了。”

三

《唐语林》中也有很多条目是对唐王朝典章制度、民情风俗、名物故实等的陈述和辨析。

典章制度是对国家基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种制度的总称，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考试制度、官吏选拔、职官管理、行政监察等多个领域。《唐语林》中对唐代典章制度的记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唐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虽然创立于隋代，但在唐代才得到极大的推广和完善。唐朝使科举制度成为全国范围内广泛进行的人才选拔制度，使得大量的庶人子弟由此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贵族对官场的垄断，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也为唐朝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唐语林》中记述了自隋朝以来科举考试科目的变化和发展（第1027条等），陈述了各个科目的考试方式和考试规则（第1028条等），并对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以来主持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姓名和他们主持科考的次数进行了详细的罗列（第1031条）。由于科举考试是唐代士人、特别是平民子弟进入官场实现人生价值最主要的途径，因此，对于那些由科举及第而成就功业的个人和家族，唐人普遍表现出极大的羡慕和敬仰。《唐语林》“企羡”门中就有很多条记述了唐代士人对科举登第的向往以及对有多人进士及第家族的仰慕，如唐宣宗对进士的爱羡及其“乡贡进士李道龙”的自称（第541条），薛元超对身边亲友诉说没能进士及第的遗憾（第563条），冯宿之子及冯家叔侄兄弟连年进士及第、登宏词科的盛极无比（第538条），范阳卢氏家族九十年时间里一百一十六人进士登第的荣耀（第561条）等。

除此之外，《唐语林》中也记述了唐王朝不同历史阶段科考的具体状况。可以看到，在初、盛唐时期，主考官大都能遵守科举法规，为国家选拔杰出的人才，韦澳《解送进士明经不分等第榜文》一文就对元和之前的科场风气有着鲜明的溢美之辞：“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用明经、进士，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当时务尚切磋，不分党甲，绝侥幸请托之路，有推贤让能之风。”《唐语林》对初、盛唐时期的科场之风也多有记载，如第311条写唐特任京兆府科考主试官时的秉直公正，不徇私情。第321条写刘允章知贡举时不惧权贵选拔录用人才的刚正品格等。然而，到中、晚唐时期，随着唐王朝的日渐衰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科举舞弊之风也逐渐显现，科举考试被士人看作是人生得意、追名逐利的场所。《唐语林》第987条中，许棠就对自己科举考试登第前后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描述：“往者未成事，年渐衰暮，行卷达官门下，身疲且重，上马极难。自喜得第来筋骨轻健，揽辔升降，犹愈于少年。则知一名，乃孤进之还丹。”韦澳《解送进士明经不分等第榜文》一文在肯定元和之前科场风气的同时，也记述了中唐以后特别是唐宣宗时期科场的种种不正之风：

近日以来，前规顿改。互争强弱，多务奔驰。定高卑于下第之初，决可否于差肩之日。曾非考核，尽系经营。奥学雄文，例舍于贞方寒素；增年矫貌，尽取于党比群强。虽中选者曾不足云，而争名者益炽其事。

从上述“曾非考核，尽系经营”等句就可以看出科场请托之风的盛行。据史料记载，当时请托的手段也多种多样，“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清徐松《登科记考》），加之这一时期手握政治实权的豪门大族、王公贵戚相互勾结，完全操控了科举取士之权，因此，登第之人中有很多是没有实际才学的豪门贵戚子弟，品学兼优的寒门士子及第者则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势之下，主持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也没有了初、盛唐时期为国家选拔杰出人才的使命感，他们朋比为奸，大肆收受贿赂，并根据个人的主观情绪随意决定士子的前程。正因为如此，科举士子在拜谒主考官时便极力攀附，以求得到重用：

春官氏每岁选升进士三十人，以备将相之佐。是日，自状元已下，同诣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进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孙”。又有同宗座主宜为侄，而反为叔。言叙既毕，拜礼得申。（第1030条）

可以看到，唐代科举制度从初、盛唐时期为国家选拔杰出人才的主要阵地，到唐末成为权臣操纵、士人追逐名利的场所，与大唐王朝从强盛到衰败的趋势正相一致。

科举制度之外，《唐语林》也记述了唐代职官制度及其他规章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如唐代节度使的由来和发展（第1009条）、唐代各类御史的名称及职责（第1006条）、唐代各部郎官的职责（第800条）、旧时度支衙门各级官员的职责（第802条）、九卿之官署“棘卿”的由来（第1000条）、“投匦处”的由来和发展（第639、640条）、待漏院的设立（第845条）等，不再详述。

《唐语林》中还有很多条目记述了唐代的民风民俗。其中较多的是对唐代社会丧葬习俗的记述：如对墓碑的考证（第1013条），对墓碑上圆孔由来的记述（第1014条）等。最突出的则是对一些不符合礼仪的服丧方式的记述，如第1020条在追述《礼记》中相关丧葬习俗的基础上，对唐代社会不合礼仪的除丧服时间的陈述。第1021条对亲人去世大殓后着丧服礼仪的记述：“三日成服，圣人之制，世有至五日者，非也。”第1022条则通过例举《世说新语》《晋书·桓玄传》、沈约《答庾光禄书》、颜之推《颜氏家训》等书中有关忌日的相关记述，说明了唐代社会因父母及其他亲属去世而请求休假不符合古代礼仪制度。特别是第1017条和第1018条，前者是对始于唐明皇时期到后来逐渐奢华的路祭风俗的记述：

明皇朝，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冲设祭，张施帏幕，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帐之属。然大不过方丈，室高不逾数尺，识者犹或非之。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帐幕，高至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镌饰画，穷极技巧，馔具牲牢，复居其外。大历中，太原节度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

后者则是对唐代民间丧葬情况的陈述：“俗间凶疏，本叙时序朔望，以表远感之怀，此合于情理。至有叙经斋七日，此出释教，不当形于书疏。”可以看到，《唐语林》从多个方面全面记述了唐代社会的丧葬习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丧葬习俗之外，《唐语林》也记述了盛行于唐代的蹴鞠（第693条）、拔河（第694条）、走索（第695条）、博戏（第1025条）等娱乐活动，另有一些条目则记述了唐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第1043、1044条等）以及长安东、西两市商业往来的兴盛（第768条）等。特别是对唐末一些流行于民间的风俗如酒席上所行酒令、士人服色，以及妇女流行的发髻等的描述，隐晦地预示了唐末社会动乱的征兆：

唐末饮席之间，多以“上行杯”“望远行”、拽盏为主，“下次据”副之。既而僖宗西行，后方镇多为下位者所据，此其验也。（第995条）

唐末士人之衣色尚黑，故有紫绿，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俱皂，此其谶也。（第996条）

唐末妇人梳髻，谓“拔丛”；以乱发为胎，垂障于目。解者云：“群众之计，目睹其乱发也。”（第997条）

也有一些条目通过中晚唐不同时期长安社会风俗的变化，展示了士人心态的变化：

长安风俗：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咒，或侈于服食，各有自也。（第814条）

可以看到，处在这样一个一味衰败、不可救药的时代，文人士大夫此前昂扬向上、壮阔豪迈的情怀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或沉溺于声色游乐，或借助神仙方术来预言，或寄托他们对社会现实及个人命运的担忧。

除典章制度、民情风俗之外，《唐语林》中还有对大量名物故实的解释和辨析。其中有对物品由来的解释，如对林邑所献火齐珠来源的解释（第1049条），对称作“冷子”的轻纱名称由来的解释（第1048条），对“风炉子”命名由来的解释（第1050条）等；也有对一些词语的辨析，如第204条刘禹锡对司马墙的解读，第205条对《诗经》中“肥泉”的阐释，第210条韦绚对“五夜”的解释，第223条对医书中“劳薪”一词的辨析，第228条对芍药之名及其药性的解读等等。《唐语林》中对名物的解释很多时候还会与民间传说或民间习俗相联系：

建安郡建安县有大勤墟，中有石，无大小悉如砚形。旧说此墟人有好学而于义理不能疾晓，常自咎顽愚，每盛夏烈暑，乃肉袒以自负。后因雷雨，空中有人谓曰：“念尔恳诚，吾令尔墟内石大小俱成砚，苟用者，义理速解，以旌尔志。”雨止视之，果然。今俗谓之“孔砚”。（第1047条）

七夕者，七月七日夜。《荆楚岁时记》云：“七夕，妇人穿七孔针，设瓜果于庭以乞巧。”今人乃以七月六日夜为之，至明晓望于彩缕，以冀织女遗丝，乃是七“晓”，非“夕”也。又取六夜穿七窍针，益谬矣。今贵家或连二宵陈乞巧之具，此不过苟悦童稚而已。（第1061条）

上述两条中，前一条中“孔砚”的说法源于一个勤奋励志的传说故事，后一条中对“七夕”的解说则与民风民俗相联系。

综上所述，《唐语林》对唐代典章制度、民情风俗以及名物故实等的记述和辨析，对研究唐代社会的政治、文化、民俗、文学艺术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正如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前言所说：“因为唐代修史之风很盛，所以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对历史事件的记叙也就更为重视。这类书籍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至于一些记载典章制度或社会风习的文字，则可提供许多解剖唐代社会组织的实际知识，认识唐代社会的许多不同侧面，扩展后人的眼界，这无疑是有很大价值的。”《四库全书总目·〈唐语林〉提要》对此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已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四

《唐语林》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嘉靖二年（1523）桐城齐之鸾刊刻的《唐语林》残本二卷。齐之鸾在给该书所作的《序》中说：“予所得本多谬，稍尝正之，而县吏剧俗，莫能详也……不能意晓者，并令阙疑承误，以俟善本。”《四库全书总目·〈唐语林〉提要》亦曰：“惟武英殿书库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齐之鸾所刻残本，分为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贤媛’止十八门。前有之鸾自序，称所得非善本，其字画漫漶，篇次错乱，几不可读。”由此可见，《唐语林》自明代以来就已经没有全本。据周勋初考证，此书“与士礼居藏旧抄本三卷同。其内容为武英殿聚珍本一至四卷”（《唐语林校证·前言》）。对于这本书前半部分流传较多，后半部分流传较少的原因，周勋初亦有独到的见解，他通过对《唐语林》最早的刻本齐之鸾本及本书佚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唐语林》一书的前面部分，流传的抄本较多，所以后人能够据以刻出；后面的部分，流传的抄本较少，年代早如《中兴馆阁书目》，著录者已是后半残佚之本，可见《唐语林》这书很早就出现脱落的情况，后代更是难得见到完整的抄本，所以齐之鸾只能以残本付梓，而自明末之后，目录书上也已看不到足本的记载了。追本穷源，只能说王谠著书时本来没有整理出一种定本，又不能将一种完整的抄本及时刻出，这才出现了后来的种种混乱现象。”（《唐语林校证·前言》）

武英殿聚珍本《唐语林》是四库馆臣在齐之鸾残本的基础上，将《永乐大典》中分散保存于各韵部的《唐语林》内容整理出来，编辑为《唐语林》后半部分形成的一个本子。《四库全书总目·〈唐语林〉提要》对《唐语林》历代著录及武英殿聚珍本《唐语林》的成书有着详细的陈述：

《唐语林》八卷，宋王谠撰。陈振孙《书录解题》云：“长安王谠正甫以唐小说五十家，仿《世说》分门三十五，又益十七门，为五十二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皆仍旧。”马端临《经籍考》引陈氏之言，入小说家。又引晁氏之言入杂家。两门互见，实一书也。惟陈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数不合，然陈氏又云《馆阁书目》十一卷，阙记事以下十五门，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门目皆不阙，盖传写分并，故两本不同耳……惜其刊本久佚，故明谢肇淛《五杂组》引杨慎语，谓“《语林》罕传，人亦鲜知”。惟武英殿书库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齐之鸾所刻残本，分为上下二卷……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参互校订，删其重复，增多四百余条，又得原序目一篇，载所采书名及门类总目，当日体例尚可考见其梗概……惟是《永乐大典》各条散于诸韵之下，其本来门目，难以臆求，谨略以时代为次，补于刻本之后，无时代者又后之，共为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页过繁，今每卷各析为二，仍为八卷，以还其旧。

由此可见，“从今本《唐语林》的成书来说，《四库全书》馆臣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把这部散佚了几百年的书重新编纂起来，这个功劳是不可埋没的”（《唐语林校证·前言》）。但这个本子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此书久无校本，讹脱甚众，文义往往难通，谨取新、旧《唐书》及诸家说部，一一详为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则姑仍原本，庶不失阙疑之义焉。”聚珍本《唐语林》在后世被反复刊刻，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墨海金壶》本、《惜阴轩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等，除此之外，还有福建藩署、江西官书局、广雅书局覆刻本等多种。

目前《唐语林》较好的整理本是周勋初的《唐语林校证》，此本以聚珍本《唐语林》为底本，同时参照《守山阁丛书》本、齐之鸾本、《永乐大典》本、《历代小史》本，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总集、别集、笔记等进行校勘，对《唐语林》中的所有条目都追根溯源，对照原书，逐条进行校雠和考核，订正了聚珍本中书名混乱、分类不当等诸多问题。《唐语林校证》的出版，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认可，程千帆先生就曾称赞“此举是救活了一本死书”。

本书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择优参校其他版本及相关典籍，并吸纳了部分周勋初先生的校勘成果。本书参照周勋初先生《唐语林校证》的编排方式，对书中条目加以排序并对部分条目的顺序进行了调整，对所有条目的出处进行了溯源，能找到原始出处的加以说明，失考者则不出注。书的最后，辑录了周先生《唐语林校证辑佚》二十三条。感谢周先生的开创性工作，才使得本书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给读者提供了一种较为可靠的普及性读本。注释方面，本书在注释疑难字词和对生僻字注音的基础上，对文本内容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历史典故、名物制度及民风民俗等也进行了注解和疏通。译文方面，本书在忠实文本原意的基础上，尽可能力求文字明白顺畅。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张洁宇老师在文本的输入和校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本人学力所限，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祈请方家不吝指正！

王兴芬

2024年11月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