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要向世界笑
穆旦，一个躲在众多诗句中的名字；一个藏在汉语或说汉字中的名字。具体一点说吧，它其实就躲藏在百家姓的这个“查”字里。这个姓氏在中国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在海宁已经延续了六百六十余年，在天津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当查良铮第一次使用穆旦这个笔名的时候，还是南开中学的一名高中生。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十五岁的他开始思考人生，写了一篇《梦》，告诉自己“不要平凡地度过”这一生。他把“查”字一拆为二，开始做起一个超过他年纪的半完满的梦。在梦里，他的笑如一枝带露的玫瑰，正努力地绽放出惊险、爱情和远方。
从学生时代开始，他似乎就喜欢拍照。在穆旦这个笔名出现之前，照片上的他显得青涩，有着内向的大男孩通常见到陌生人会略略脸红的那种羞涩。但是，他的少年时代很快结束，不可一世的青春汹涌而至。他眉宇间的英气大面积地舒展开来。青春，在这张俊逸的脸上，如同北方响晴的天空，哗的一下就打开了。
他一生所拍的照片一定不在少数，若在一张长桌上排列开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约从一九三五年入读清华大学开始，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发生，这二十年间他的大部分照片都有着相似的笑容：一种鲜明的灿烂的微笑，尤其是右边脸颊的笑靥，无可遏制地从心底里洋溢而出。就像绿色从植物里泼出来，英气从俊美的身体里飘逸出来，树叶从树枝上长出来一样，他笑得相当自然。而这种笑，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
如果就此认定他是一个性格外向的男孩，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相当拘谨，不善交际。朋友圈永远固定在不多的几个人。他斯斯文文，各科成绩也不错，却不足以引起老师特别的注意，这其中包括清华或联大教授吴宓（吴宓一九四九年前的日记著者所见也只记了他九次）。与此相反，在文字里，他又显得老成。他睁着一双与其说热情不如说好奇的眼睛，一方面，老成地打量着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又专注于省察自己的灵魂。那时南开出来的学子比较注重仪表，一套中式长衫以及后来的学生装甚至卡其布军装穿在他身上无不得体。他头发乌黑，额头发亮，又才华横溢，朋友们一律称他“查诗人”。（杨苡还开玩笑称他“查公”，这是暗笑他的早熟？）他的那双锐利而火热的眼睛，光芒集中，决不旁顾，一句话，他犀利地盯视着人性。他受英美文学的影响很深，也早早地接受了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如此，端正挺直的鼻梁底下，必然会出来一个勇于向现实发言的声音。面对危难重重的民国世界，他成长着，也经历着；感受着，也命名着。他选择一种小众的文体立言发声，直接或曲折地批判社会，以诗歌有限的隐喻观照无边的现实。他早早地就决定了，这一生要为汉语服务。在流亡、漂泊、辛苦谋生的前半生，吃足苦头的同时也增广了见闻。在创造力特别旺盛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因神圣的抗战而行使着使命，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张开双臂，拥抱大众，但也始终固守着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他目标明确，坚定地向着缺损了一角的世界展示他顽强而完整的笑容。那是诗人特有的一种笑：纯粹，无邪，真挚，热情。这种笑里有着不设防的、坦率的、心直口快的性质，如同静静的山岗上那一片野花，自由，热烈，灿烂，但也有着一个不世出的天才被放逐在时间之外的寂寞。
诗人的笑并非固定不变，也绝不单一、浮于表面。这种笑，在他的诗歌中，比在他的生活中更早地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9）开头写到大众脸上那种泛泛的笑，“他向我，笑着，这儿倒凉快”，在躲避敌机的紧张时刻，一位普通市民无所畏惧的笑，呈现出中国人天性中的乐观，这实在是战争和死亡所恫吓不了的。我们仔细分辨一九四〇年代他写下的那些诗，吃惊于他竟然如此频密地写到了姿态各异的笑：既有“欢笑”（“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国的欢笑”，《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又有“疲乏的笑”（“疲乏的笑，它张开像一个新的国家”，《从空虚到充实》），“粗野的笑”（“我听见了传开的笑声，粗野，洪亮”，《从空虚到充实》），以及“忍耐的微笑”（“那使他自由的只有忍耐的微笑”，《幻想底乘客》）。此外，还有“冷笑”（“多少个骷髅露齿冷笑”，《鼠穴》），“暗笑”（“不断的暗笑在周身传开”，《我向自己说》），“讽笑”（“当世的讽笑”，《控诉》），“嘲笑”（“每秒钟嘲笑我，每秒过去了”，《悲观论者的画像》）……总之，诗人以他多层次的擅笑，立体地、意味深长地“笑着春天的笑容”（《控诉》）。许多年以后，我们认定他是那个时代最擅长书写各种类型的笑的诗人。这么多带着“笑”字的诗行，丰富了中国诗歌的人性，加深了人性的深度。
时代创造了诗人的传奇。抗战军兴，他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穿上军装，应征入伍，去杜聿明亲率的远征军第五军报到。他以军部少校翻译官的身份奔赴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坛，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强烈的民族大义显得如此突出，令人动容。非常不幸，远征军经历了一次大惨败，他的部队被迫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随参谋部撤退，盲目地走入胡康河谷的原始丛林。一路上，第五军尸横满山，惨不忍睹。足足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他在茂密幽深、毒虫和病疫轮番袭击的原始森林里兜兜转转，绝望地寻找活命的出口。地狱在他面前张开了血盆大口，他差点战死、累死、饿死、摔死、毒死、发疟疾病死、被激流冲走淹死、被无数的大蚂蚁啃食而死。最后，到了印度，差点又因吃得过饱而撑死……九死一生的经历，全来自他自身所在的这个惨烈的历史现场。所幸他翻越野人山，活了下来。从战场上归来，他觉出了活着的沉重和珍贵，从此变了一个人。生活在继续，肉体因穿越地狱而受到的创伤，终究需要诗歌的光芒来救治。这大约也是他此后一直没有放下诗歌的原因。实际上，诗人精神的创伤，需要以一辈子的时间来自我疗救。
漫山遍野的死亡被他所目睹，最痛苦的人类经验属于他，灵魂的质地从此变得硬朗而深邃。野人山地狱逃生记，也方便他一把抓住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在他最具传奇性的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里，他不动声色地写到了一种非人间的、全然异样的、有别于他以前的“笑”：“没有人看见我笑”的无声之笑（“我笑而无声”）。而在另一首也许更加深刻反思战争的长诗《隐现》中，他同样写到这无声之笑：“等我们欢笑时已经没有声音。”若非亲历，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人世间还有这样一种比哭更加可怕的笑。《隐现》还直接写到了这“笑”的反面（“……领我到绝顶的黑暗，/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哭和笑，构成了一个地狱归来的诗人最基本的面容。作为人类情感的两个极点，读者有必要把它们看成是可以合并的同类项，也就是说，哭可以归并到笑中，正是这种合并了哭的笑，加重了笑的分量，也内蕴着丰富的表情：痛苦的面容。用他的一行诗表述，即“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作为一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追随现代主义诗歌的强力诗人，他良好的学院背景，决定了他会注重诗歌的形式，讲究诗歌的技艺。据此，以他为首的联大诗人必然会发展白话新诗的文本形式。与此同时，一代人又在这种流行于英美的现代派诗中注入了强有力的时代内容。至于他本人的成功，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是综合了这两方面的一次再发明，而其中的黏合剂，不外乎他出类拔萃的语言天才。
诗人早慧，又接受了最好的学校教育，特别是受到了艾略特、奥登等当时最前沿的西方诗的影响，所以，从根本上说，他是有学养的学院诗人。他置身于汉语诗歌创作的第一现场，年纪轻轻就定义了一种新型的现代诗。比较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接纳了西北角波涛如怒的抗战现实主义新诗，却对同一时期的大西南的现代主义诗潮迟迟不予接纳，这样的文学史终究是不完整的。实际上，中国的现代主义，当年也是风云际会，颇得时势的照拂。由于“二次大战迫使中国向世界开放，成为民主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堡垒”（郑敏语），在四十年代已汇聚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而国家的开放又“迫使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文化的血液循环”（同上），联大的这批学院诗人因此得以迅速成熟。他更是创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诗歌。
他属于“五四”以后的那一代人，也很明显受惠于“五四”以来日渐成熟的白话。在具体的创作中，这一代诗人跟他的前辈已经有所不同，最明显的一点是，他毫不在乎公众俗知的那套诗性语言。相反，他弃绝俗烂的古典语汇，弃绝一切陈词滥调，而偏爱于使用经过他大刀阔斧改造过的现代汉语。这或许就是王佐良认定“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原因。当然，实际情况显然没这么简单。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对的。他敏锐地觉出了新诗之新的本质所在。他毕生追逐这种新奇，并无所顾惜地将全部的才华倾注在这种直见性命的现代白话中。他灵光闪闪，三十岁左右就写出了充满“发现底惊异”的现代诗。他有理由迸出这关乎灵魂的豪迈的大笑：
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闪着幸福的光，
我是永远地，被时间冲向寒凛的地方。
——《阻滞的路》
诗人是种族的触须（庞德语），其卓特处，不仅是早早地发明了这种笑，还预言了它最后悲惨的结局。
被诬为对抗组织的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是诗人后半生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外文系事件之后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天津市人民法院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接受机关管制”。严酷的现实彻底摧毁了诗人纯乎出自天性的笑容。此后，他自觉地闭紧了中年的嘴巴，满怀的热情一变而为少有的严厉。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六五年秋夫妇俩与四个子女的一张合照。照片上，他一反常态，严肃地盯着眼下这“严厉的岁月”。比对同一时期的几张证件照，我们同样发现了这一严肃的表情。不过，他很快就藏起这种怒容，竭力平和下来，甘愿屈居于僻静的南开大学图书馆（整整十九年）。“文革”结束，新时期的早春到来，习惯了穿中山装、走过了另一座“野人山”的诗人，他本性中的那抹微笑，随苍老的皱纹，再一次展现在他的老友们面前。
一九七六年，即去世前一年，他集中精力写诗。从短短一年之内写出的这批晚期作品中，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前期那种丰富复杂、意味深长的笑。很有意思，晚期诗歌中的这种笑，经过了残酷岁月的改造、摧折，已经成了一种“抗议的大笑”（“……在雷电的闪射下/我见它对我发出抗议的大笑”，《城市的心》）。他不同程度写到的笑，我们粗略地统计一下，有只在舞台的演出节目中的“欢笑”（“慷慨陈词，愤怒，赞美和欢笑”，《演出》），也有“含泪强为言笑”（《诗》）的笑，但更多的似乎是“嘲笑”（“从四面八方被嘲笑的荒唐”，《好梦》）……总而言之，那是从“历史的谬误中生长”（《好梦》）出来的笑，一种可笑的“好笑”（“我穿着一件破衣衫出门，/这么丑，我看着都觉得好笑”，《听说我老了》）。他原先的微笑，现在终于变成需要寻找的一种表情（“去寻觅你温煦的阳光，会心的微笑”，《友谊》）。正像他在《老年的梦呓》中所说：“多少亲切的音容笑貌，/已迁入无边的黑暗与寒冷。”没错，无论如何，他的笑容在消失。所有这一切，暗示即使在他的“一本未写出的传记”（《自己》）里，也早早地成为一种私底下的笑谈（“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智慧之歌》）。
夫人周与良回忆过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诗人、汉学家秋吉久纪夫为出版穆旦诗集的日文版访问她，日方需挑选作者的一张照片用于诗集。秋吉久纪夫一眼挑中了微笑的那一张并告诉周与良：“虽然穆旦后半生在寂寞中度过，苦难二十年，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笑对人生。”久纪夫懂穆旦，但持续二十年的苦难底下，诗人隐藏或始终绽放着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笑”？什么样的笑像一根不屈的豆芽，从岩石的底部抽出茎来，慢慢地往上长，往上长，最后竟然高出了压在它身上的那块岩石。迄今为止，我们试图阐释这个现象，但直到今天，发觉探究其中的真相，仍显得困难重重。
与他诗歌创作的天分媲美，他翻译的禀赋同样与生俱来。他的文学生涯，可以明确地区分为创作和翻译两个时期。一九四八年前他主要搞创作，一九五三年归国后主要是翻译。如同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不能发表的年代以翻译莎士比亚谋食一样，他以本名“查良铮”翻译普希金为生。后半生因时代的压制，不得不放弃原创，放弃凭借三本薄薄的诗集建立起来的诗人名声，甚至毫不可惜地放弃“穆旦”这个笔名，在一个他暗地里命名为“严厉的岁月”的时期，他勤勉地去做了一名语言的“他者”——以其辛勤的工作，来补汉语新诗的不足。终诗人一生，他的不屈和无畏处，乃是在连译作也不能出版的日子里，开始了最辉煌的、长达一千余页的《唐璜》的翻译。可直到去世，译者也未见到译著出版。去世前几天，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反常地关照小女儿：“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要等你老了才可能出版。”这是何等的绝望！可一回头，他又安慰自己：“……处理文字本身即是一种乐趣。”轻轻的一句话，就又把自己拉回到了这“处理文字”的日常工作中。这种苦笑中的“乐趣”，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终了。
诗人生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死于心肌梗死，只活了五十九岁。去世的时候，头上“历史反革命”的棘冠尚未摘下。去世两年后，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认定“查良铮的历史身份不应以反革命论处，故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诗人地下有知，不知会有一番怎样的感慨。又若干年后，这位冷峻而热切的诗人，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的排行榜上，竟被列在显赫的榜首。这会儿他严峻的脸上，又会舒展出怎样的笑容？！
穆旦去世于新的篇章刚刚揭开的时代，那个时候，汉语诗歌根本意识不到它已经失去了一个多么出色的诗人。他短短的一生告诉我们，任何时代，活着的艰难，和一颗有深度的伤痕累累的灵魂，都是文字难以尽述的。他献身语言的这一生，应该像纪念碑记住英雄的名字一样，值得我们民族的语言牢牢地去记住他。如同军人用剑服务于自己的祖国，诗人用语言服务了这个多难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