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介绍“未来”

我们当下面临的未来，威胁着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死存亡。它令我们许多人珍视的、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危机四伏，也让地球自身的宜居性充满隐患。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代，地球公民面临着诸多复杂、艰巨和无序的挑战。仅气候危机一项，就预示着种种可怕的未来——海平面上升、城市被淹没、气候难民大规模迁移；干旱、洪水和盐渍化带来的耕地流失，引起严重的粮食短缺，以及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一些太平洋岛屿已经消失，而在美国，第一批气候难民正在从低洼的岛屿向地势较高的地方搬迁。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以及亿万富翁、企业家和工程师埃隆·马斯克都已经对我们提出了严正警告：“超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人类文明的存续带来了潜在的威胁。如果再考虑到频发的随机恐怖袭击事件、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在全球年轻人中肆虐的心理疾病，不免让整本书有末日故事之感。在这个时代写一部关于未来的通识读本，的确是一个挑战。

上述情形似乎都暗示着未来是一颗定时炸弹，但这只是事态的一面。

尽管当前的趋势预示着潜在的灾难，但我们也处于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位置，可以通过自身掌握的手段扭转种种负面趋势。作为一个物种，人类从未比今天更自觉、更紧密地建立全球层面的联系，也从未比今天更有能力进行彻底的、积极的变革。有了即时通信手段，只要具备理解、热情和意愿，数以百万计的人可以在一瞬间动员起来，为公益事业而行动。

无论人类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上如何选择，我们通过今天的行动创造的未来，将影响未来整个人类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之久。人类一直影响着未来，我们在这本书中探讨人类与未来关系的历史时，将会看到这一点。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预测、控制、管理和理解未来。我们的祖先祈求神谕的指点，以占星术解读日月星辰的预言，从哲学角度辩论时间和未来的概念，写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进入近代科学的时代之后，人们力求通过积累和阐释过去的模式来推断未来的模型，以此预测未来。

然而，画面单一、可被预测、一成不变的未来，事实上并不存在。相反，未来存在无穷无尽的可能。这一观念变化的核心是人类意识的进化。了解这一点，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想象和创造我们选择的未来。我们要记住，生活环境的不同，会让一部分人相比另一部分人对未来拥有大得多的权力和影响力。毫无疑问，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会对某些人群产生更多的限制。我们还必须明白，我们可创造的未来，不同于日常生存所依赖的确定未来，如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年复一年的季节更替。我们需要意识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着基于种种假设的“日常预见力”，如公共交通的稳定运行、旅行预订的可靠和天气预报的基本准确。

直到近来，我们一直相信生活通常会按预期的方式进行，依据这样的信念，我们建立了各种社会和文化体系。但在21世纪，我们亲眼看到许多社会文化和生态体系正在土崩瓦解。当今世界复杂而又不可靠。我们预计明天的世界会更加如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防部创造了一个新词VUCA，它代表易变的（volatile）、不确定的（uncertain）、复杂的（complex）和模糊的（ambiguous）。商界也热衷在其领导力叙事中使用VUCA这个词。

随着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未来”一词在大众媒体、商业文献以及教育和学术等领域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各地的咨询人士都自称未来学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变革的指数级增长，时间本身似乎也在加速，让“未来”离我们更近了。当下“未来”一词的流行，让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咨询公司和趋势观察者都声称自己关注未来。“未来”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词，而趋势观察也成为一股热潮。现在，普遍认为大学和中小学都有义务在其战略计划中加入诸如“抵御未来风险”和“为未来做准备”之类的表述。然而讽刺的是，商界、政界和教育界里短期思维盛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对几十年来成果丰富的多元未来研究文献有所贡献。

对于个体而言，未来是神秘莫测、变化万端的：有时它像一道彩虹，其尽头的宝藏始终不可触及；有时它像龙卷风一般向我们袭来，或者又像一场海啸，将我们淹没于混乱和无序之中。未来充满着矛盾：它是完全开放的，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但它又是政府耗资数万亿美元意图掌控的对象。未来既是科幻小说的游乐场，也是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学究的原材料。未来可能昙花一现、稍纵即逝，且不期而至，刚到来便结束，但也可能似乎永远不会到来。我们每个个体的未来，或被噩梦困扰，或孕育着希望和梦想，或不可思议地与过往生活中的阴霾和喜悦交织在一起，而你却永远可以通过当下的勇敢行动重新创造它。

在这本通识读本中，我希望阐述自己25年来在多元未来研究这一引人入胜的领域的种种发现。我会特别提到在阅读有关未来的内容时有可能遇到的一些潜在的冲突点，尤其是科学预测和毫无根据的猜测之间的冲突。我将讨论未来是时间概念还是地点概念，以及3000多年来人类思考未来的历史，并力图在两个极端——马尔萨斯预言的末日灾难景象和技术乐观派描绘的丰饶主义未来画面——之间找到一条未来的路线。

虽然这本书涉及一些民粹主义的观点，但其重点还是向好奇的读者介绍多元未来学术研究的多元维度。这一跨学科领域拥有50年的历史，会集了来自各大洲的专业人员：数千名教授、研究人员、实践者和学生。多元未来研究是一个全球性的学术领域，该领域的运作基于以下假设：人类的意识水平已经提高，可以包容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并且我们是自由的主体，可以创造我们所选择的世界，自觉地参与我们自己的进化。本书的重点之一，便是向读者介绍这种理解多元未来世界的多元化方法所包含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给未来研究命名

英文中的“未来”一词似乎最早出现于14世纪。《在线词源词典》认为其起源于拉丁语中的futura/futurus一词，意思是“将要成为、尚未成为”，它的动词形式是esse，意为“存在”。它也可以追溯到13世纪古法语中的futur一词，意为“将来、即将到来”。然而，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未来的概念，其历史则要古老得多。

目前对未来的研究规模甚广，也有一系列词语来描述它，最常见的是“多元未来研究”（futures studies）、“预见”（foresight）和“前瞻”（prospective）。我希望通过梳理这几个主要的词语，在迥异的概念间建立一种一致性。最早的研究未来的方法被称为“预言”（prophecy），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那个千年，与古老的前理性世界观相关。如今，除非媒体想要贬低关于未来的研究，这个词已经很少使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通常用“预报”（forecast）一词来描述一切关于未来的文字。当时人们对进步充满信念，科技的发展看似前途无量，著名人物的预报风靡一时。英国20世纪20年代出品的“今天和明天”丛书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预报技术经历了大的革新，时至今日，那些自认为采用科学方法研究未来的人仍青睐这个词。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些词语中，“预报”的词义与“预测”最为接近，并且通常与技术发展相关联，如“技术性预报”。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多元未来研究主要基于当前趋势的推断，但预测性的未来只是几种严肃的未来研究的方法之一。

正如未来历史学家沃伦·瓦加尔曾经指出的那样，H.G.威尔斯是最早呼吁对新技术发明的未来后果进行更为正式研究的人之一：

将1902年1月24日，也就是［H.G.］威尔斯在皇家学院做讲座的那一天确立为未来研究诞生的日子，并不算牵强。

1901年，威尔斯在其先锋之作《预期》成功出版后，受邀来到伦敦，在皇家学院做了一次讲座，讲座内容后来结集成《发现未来》一书出版。他在讲座中宣称，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关于未来的学术性研究”。不过，50年后学术界才开始认真对待他的这番话。1932年，威尔斯在一次电台演讲中批评了现状：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历史学教授，却没有一位预见学教授。威尔斯认为，预见力调整着我们行为的未来后果，正如他曾说的：

这些新事物、新发明和新力量纷至沓来；每一样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只有在某些事情给我们造成沉重打击之后，我们才开始着手处理它。

第一个尝试用学术方法来研究未来的是德国历史学和政府学教授奥西普·K.弗莱希泰姆，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造了“未来术”（futurology）这个词，将其视作一门包罗万象的人文或社会科学：“关于特定事物的、有组织的知识系统”。他认为未来术具有“将历史投影到新的时间维度上”的潜力，它与历史的不同之处则在于，由于无法利用已有的书面或口头记录，未来术会使用解释、概括、推测等方法，就如文化人类学或理论社会学那样。如今，我们已很少使用“未来术”这个词。

1957年，法国哲学家、实业家和教育家加斯顿·伯杰（1896—1960）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前瞻中心，出版《前瞻》杂志，同时创造了“前瞻”一词。在伯杰眼中，前瞻是回顾的镜像。它意味着不仅要努力看到未来，而且要采取行动。如今，这个词主要为法国的前瞻学家（如米歇尔·高代）和拉丁美洲的未来学家（如吉列尔米纳·巴埃纳·帕兹和安东尼奥·阿隆索—孔切罗）所使用。高代特别指出了伯杰前瞻概念中的行动元素：“前瞻研究认为未来是人类能动性的结果，而这种能动性又受到人类欲望、计划和梦想的强烈制约。”在伯杰成立国际前瞻中心几年后，法国前瞻学者贝特朗·德·茹弗内尔（1903—1987）在巴黎创立了“可能未来”协会（1960），并出版同名期刊，至今仍在发行。德·茹弗内尔坚信，未来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纯粹的未知，但对于任何给定的事态，各种各样的未来都是可能的，即实际结果将取决于我们的干预行动——人类的能动性。

在欧洲的未来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美国的兰德公司也在开发情景规划方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赫尔曼·卡恩做了战后情景研究。法国石油业高管皮埃尔·瓦克据信是首个在私营企业中使用情景规划的人，从20世纪70年代起即开始与总部位于伦敦的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合作。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前瞻派学者高代将情景规划引入自己的方法，接着彼得·施瓦茨的“全球商业网络”也采取了情景规划法。情景规划是一种宽泛的方法论，可以应用于各种未来研究方法。要想理解各种情景规划所依托的多元未来研究方法，我们就需要关注关键术语、理论、目标、描述词和相关的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后期，其他学科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也影响了未来研究。未来研究命名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源于詹姆斯·达托、埃莉奥诺拉·马西尼等该领域的主要思想家，他们坚持认为，未来和研究这两个词都需要使用复数，“多元未来研究”（futures studies）这个词因此诞生。这个词成为复数看似微不足道，却反映出背后一种更深层次的哲学和政治策略，意在让未来变得民主化与多元化。随着1973年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的成立，多元未来研究这一复数化的表述得以确立。我在本书中使用多元未来研究一词时，指的是它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将教育、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生活中的观察相结合。它从社会的福祉出发，提出多样而不是单一的未来。目前从这种宽泛立场出发的研究人员，均使用多元未来研究这一复数化的表述来描述其研究和实践的全部领域。

威尔斯的用语“预见”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流行，如今被普遍使用，在从业者中尤为如此。欧盟委员会预见高级专家组对其做了如下描述：“我们可以将预见定义为一个系统的、参与性的、未来情报的收集过程和中长期视野的构建过程……它针对当下的决策，动员联合的行动。”通常认为战略预见（strategic foresight）是预见的一个分支。理查德·斯劳特将战略预见描述为未来研究方法与战略管理方法的融合。对于那些在战略和规划领域工作的人来说，战略预见让他们可以将工作延伸到更为长远的背景中，因此相对新颖且更受欢迎。高代认为，除了缺乏法国前瞻研究的行动主义导向之外，战略预见是英语中最贴近法国式研究方法的用语。

此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用语，为其他个体或小群体使用，以下仅简略提及。

冷战时期，苏联控制下的东欧曾使用“预测学”（prognostics）一词。马西尼认为其与科学实证主义和列宁的思想相关。匈牙利未来学家埃尔泽贝特·诺瓦基解释说，预测学中多元未来研究探索的领域服从于苏维埃政权的集中计划。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未来学家一心想要赋予参与者创造另类更可取未来的权力，他们使用了“未来学”（futuristics）一词，但该词始终没有获得太大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初，另一个词“未来主义”被广泛用于描述该领域，但由于它与20世纪初意大利极右翼激进艺术运动有关，今天人们一般会避免使用它。

“预期”（anticipation）一词最早由威尔斯在1901年出版的《预期》一书中使用，如今也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值得一提的是，威尔斯当时使用了复数形式，暗示未来是多样和开放的，而不是预先设定好的。20世纪80年代，弗朗克·比安切里在泛欧政治背景下，创造了“政治预期”（political anticipation）一词。罗伯特·罗森随后从苏联的预期系统方法中汲取灵感，试图通过引入数学、计算机科学和控制论，使未来研究名正言顺地成为一门科学。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的预期项目、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预期研究小组均是预期研究近期的代表性成果。

未来研究阵容中的最新用语是“趋势观察”。它通常指为了推测未来而汇总过去或当前的信息。虽然趋势观察似乎深具当代色彩，但它从根本上与一直以来的信念密切相关——未来只不过是过去趋势的投射。这个词很受各类顾问的青睐，他们希望借此让客户感受到自己紧跟时代浪潮，并且具备竞争优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比起我们讨论过的一些其他方法，这一民粹主义的方法虽然缺乏学术深度，却有可能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比如市场调研。

与威尔斯在电台演讲中发出号召的1932年相比，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世界上预见学的教授就有好几位。此外，在过去的50年中，无数的大学课程都涉及多元未来研究，其中许多是硕士课程；数十个国家机构和数个全球非政府组织相继成立，以研究或应用长期思维，或两者兼而有之；多种未来研究方法相继问世；数百本未来研究的书籍先后出版；现在至少有五种各具特色的多元未来研究的哲学路径。

综上所述，一个世纪以来，对未来的研究被赋予了不同的名称，它们彼此争夺主导地位，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有一个跨学科领域叫作多元未来研究。即使是偏好战略预见、情景规划或前瞻等用语的人也会同意，所有这些概念本身都包含着多元未来研究的复杂多元性。

未来是乌托邦吗？

未来史学家常将乌托邦文学视作早期人们未来观念的证据。我们在此对各类乌托邦进行一个简短的讨论，会获得某些启示——人们将未来视作一个尚未到来的时代，还是一个代表我们的恐惧或欲望的想象之地。乌托邦作为一个想象的理想之地的观念，往往与未来联系在一起。此外，可怕的未来，如常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那种，被称为反乌托邦。本质上，乌托邦和反乌托邦都是关于在“此时此地”以外的地方发生的、人们所希望和恐惧的未来的故事。但是，在乌托邦/反乌托邦、未来、地点和时间的概念之间，存在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

今天我们眼中的乌托邦文学这一体裁起源于古希腊，人们普遍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创造乌托邦文明模式的第一次严肃尝试。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优”托邦（eu-topia）——一个好地方。这也为后人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他们笔下的人们生活在更加完美的地方。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作为一个想象的地方的乌托邦”的概念诞生于柏拉图的《理想国》，而这也正是古代历史上希腊哲学家提出线性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概念的时代。莱曼·塔·萨金特在“牛津通识读本”书系的《乌托邦主义》中指出，这些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出现的正式的乌托邦叙事，不同于那些想要回到过去黄金时代的早期乌托邦神话。《理想国》当时并未被叫作乌托邦，因为直到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1478—1535）写了《乌托邦》一书后，人们才开始使用这个词。

早期的乌托邦理念深深植根于“其他空间”的概念，因此它们影响未来（或“其他时间”）的潜力是隐含而非明确的。此类乌托邦叙事是一个关于更好的地方的寓言，其隐含意义是未来的行事方式应当与现在有所不同。反乌托邦同样与地方有关，圣乔治和龙的神话便是早期简单的反乌托邦叙事的例子。无论是基于事实还是虚构，圣乔治和龙的神话都告诉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反乌托邦叙事相对简单，也较为黑白分明：村庄受到龙的威胁，一个勇敢的年轻人继而杀死了龙，整个村庄——尤其是那遇险的少女——又变得安全，生活又回到了乌托邦式的幸福和简单。

和所有概念一样，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概念本身也在不断演变。

直到18世纪末，乌托邦叙事才更明确地转向未来叙事。社会学家温德尔·贝尔对此作出了如下解释：

18世纪末，乌托邦写作发生了从空间到时间的重大转变。理想社会（或其对立面——反乌托邦）的典型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从同时代的其他地点转变为另一时代的同一地点。

未来历史学家伊格内修斯·F. 克拉克提出了有关“旧式地球乌托邦的衰落”的类似观点，这一观点将被科技发达国家文学作品中对“未来理想状态”的关注所取代。随着社会日益错综复杂，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叙事也同样如此。

较为晚近的乌托邦未来叙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即许多乌托邦是通过全体主义的政府力量或某种形式的社会工程来构建的。大多数乌托邦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意识形态在许多情况下都接近全体主义。20世纪极权主义制度崩塌后，全球社会对它的认知逐渐明确，这也促进了反乌托邦小说的繁荣。另一个悖论在于，关于文明如何发展的各种线性模型总是充满价值导向。有些人倾向于将未来理想化，将过去的时代斥为原始，并将进步、发展和进化誉为通往文明的单行道。另一些理论和意识形态则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将当下妖魔化，却以理想化的方式看待浪漫的过去——将过去视作美好的乌托邦。

探讨我们今天对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看法，这会告诉我们关于未来、时间和地点的什么呢？今天的一些科幻电影可以归入贝尔所说的后18世纪的类型（同一地点，另一时间）。例如，《疯狂的麦克斯》系列中的故事发生在地球上，不过却是一个被摧毁后的未来地球。然而，许多当代未来派电影都设定在外太空的殖民地，如《星际迷航》系列和《星球大战》系列、《异形》系列和《终结者》系列。这创造了与贝尔提及的其他两种类型不同的第三种类型。这第三种类型在当今非常普遍，故事设定在另一时间（未来）和另一地点（外太空）。此外，在今天的大众媒体中，反乌托邦甚至世界末日叙事远多于乌托邦叙事。

未来是尚未到来的时间吗？

在思考未来时，一个常见的假设是，人类的时间概念总是由三部分组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但人类并非一直这样看待时间，今天也并非所有文化都持有这样的时间观。这种线性时间观大约2500年前才出现，与古希腊西方哲学起源于同一时期。在此之前，人类生活在一种更为植入式的、循环性的时间观念中，它在宇宙尺度上由大的天文周期所主宰，日常尺度上则由季节的节奏变化，以及太阳和月亮的循环周期所驱动。

文化进化史文献告诉我们，自柏拉图时代起，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不断深入，对世界的再现方式也从神话、故事、史诗和象形文字，逐渐转向更抽象、更深思熟虑的概念。意识进化的研究人员解释说，人类进化出了新的、形成抽象心理概念的能力，让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奠定了逻辑思维的基础，这种逻辑思维正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努力探索存在的本质，这也导致了后来关于时间的各种哲学思想流派的形成。它们核心思想的区别在于，时间是恒久、持续和不变的，抑或时间是变化的衡量。后一种观念引发了新的思维方式，即存在这一概念可以划分为线性的时间块——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与时间循环流动的旧观念截然不同。随着线性时间概念的出现，哲学和数学也开始发展。同时，象形符号被字母取代，书面历史诞生了，这意味着过去变得更加稳定，未来的概念也变得更为独立，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直到20世纪初，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在西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驾驭时间的追求

作为探索和驾驭世界的行动的一部分，人类在数千年前就开始测量和控制时间，希望借此掌控我们的未来。在宏观尺度上，人们用日历和星盘掌控时间，这些工具能够测量太阳的运行、月相的变化，以及恒星和行星的运动轨迹。在微观尺度上，人们则通过钟表实现对时间的掌控。这两种类型的时间机器——日历和钟表——并不总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多数古代历法（波斯阿契美尼德历、中国农历、玛雅历、罗马历和儒略历）均发明于2000年前到3000年前。这正是希腊哲学家将时间从循环形态转变为线性形态，并发展抽象思维的那个时代。

古波斯文化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展示了早期文化与时间及未来之间的密切关系。古波斯历是一种太阳历，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编年方式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比琐罗亚斯德教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完整的考古记录表明，现在称为阿契美尼德历（见图1a）的历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30年，希腊人在征服巴比伦后采用了这种历法。波斯历在今天仍然被认为是高度精确的，因为它是通过天文观测而非数学来校准的。它至今仍是伊朗和阿富汗的官方历法。

几乎与波斯人同时，中国人发明了一种主要基于月亮周期的历法。虽然今天的中国采取现代公历作为民用日历，但中国人仍根据中国农历来确定他们的节日，如农历新年。

玛雅文明在公元前的那个千年里也有了历法，它比波斯太阳历或中国农历都更为复杂。玛雅历法涉及三个不同时间周期的复杂交织，其中一个周期——大周期——结束于2012年12月31日。2012年媒体对此大肆宣传。由于对玛雅历复杂性的理解不足，很多人产生了错误解读，甚至声称这标志着世界末日。玛雅历尤其有趣的地方在于被称为“长纪历”的第三周期。

我们从这里开始发现与未来思维相关的地方，特别是主导社会范式下的短期思维和长期思维之间的对比，如旧金山的今日永存基金会提出的“今日永存”概念。

按照欧洲的观点，罗马历和儒略历也出现在公元前的那个千年内。罗马历与中国农历类似，也基于月亮周期，形成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尤利乌斯·恺撒于公元前45年引入儒略历，它取代了罗马历，至今仍为一些东正教教堂所使用。又过了1500年，如今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公历才被引入。

日历展示了人类如何努力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太阳、月亮和恒星的宏观时间循环模式，以便对未来有所把握。

钟表则不同，它们被用来以更微观的尺度测量时间，其目的是帮助人们安排日常活动。在14世纪机械钟发明之前，人类设计了许多精妙的方式来测量时间的流逝。几千年中，我们用日晷和石圈、水钟、蜡烛钟（见图1b）和沙漏来测量时间，后来又研制出发明机械钟所需的摆锤、弹簧和齿轮。

介于日历和时钟之间的是占星钟和星盘。早期的时钟有着天文和占星方面的特征，表明这一时期的时间概念仍与宇宙的循环相关——布拉格天文钟就是一个极妙的例子（见图2a）。这件融科学与艺术为一体的作品蕴含着复杂的美学和动态特征，它已经端坐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的市政厅外墙上600多年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字智能手表体现出的简约美感（见图2b）。智能手表——也称为穿戴式计算机——尽管凝聚着复杂的高科技，却只能佩戴在个体身上，不能指望它如布拉格市政厅时钟般拥有标志性建筑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尽管数字智能手表能够录制我们的声音、运行移动应用程序、执行基本任务、计算和翻译，但它充其量只能为佩戴者提供一种虚拟的联结感。它需要每两天充电一次，它与短期主义锁定，在推出后的两年内要么坏掉，要么被“更智能”的手表所取代。

无论是布拉格老城中心的天文钟，还是北京和新加坡机场出售的智能手表，都能够“指示时间”。但是我们谈论的是哪种意义上的时间呢？这些不同的时间又给了我们哪些关于未来走向的启示呢？

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封闭在一个令人忧心的未来中，无法逃脱，但了解思考未来的不同方式，会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并赋予我们从无数可能性中创造出不同未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