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指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所在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新时代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根基与指导思想。国家治理生态构成的首要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人们在深入探讨环境问题的本质和规律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生态问题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认识，有助于指导人们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散见于马克思的自然观、劳动观、历史观以及社会有机体思想等思想领域，散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论住宅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作品中。

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构成是唯物史观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必然结果。首先，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特定结构、功能、发展规律的有机开放系统，是活动和发展着的社会有机体，要对人类社会进行系统的把握，反对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和机械地看人类社会。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人类社会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其次，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人是自然界不断发展进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即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产物，同时反作用于自然界，把生态问题看作是自然和社会两方面互动的消极结果。因此，人类是在自然界中孕育的，自然是人类的产生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互动主体。再次，马克思指出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和解是消除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指向。人和自然的关系总是受劳动的社会性质制约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不仅造成了人的异化，而且造成了自然异化；不仅造成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而且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异化）。自然异化和生态异化就构成了生态危机。这是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重要构成方面。人与人的和解、人与社会的和解是人与自然和解的前提，人与自然的和解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解的客观基础。换言之，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实现人和人、人与社会的和解，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还要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最终解决依赖于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的叙述语境中，生态文明并没有明确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子系统，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自由竞争的阶段，人类可能面临的生态危机几乎还完全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是并不可由此就否认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意义和方法论价值。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社会有机体理论以及异化理论等原理出发，与时代发展和国情特征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领域和社会交往的价值目标不同，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有机体划分为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以及生态领域五个部分，而且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可见，将生态纳入现代国家治理的总体格局中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内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