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思考的艺术

“我需要[1]一个哲学家。”汉克光着上身站在浴室。

“什么？”朱莉问道。

“我需要一个哲学家。”

“你漱口了吗？”

“我需要一个哲学家！”汉克越发焦躁地说道。

“你需要的是漱口。快回洗手池去。”

“我需要一个哲学家！”汉克坚持。

“斯科特！”朱莉大喊道，“汉克需要一个哲学家。”

我是一个哲学家。可是从来没有人需要我。我急急忙忙跑到浴室。“汉克，汉克！我是哲学家。你要什么？”

他看上去很困惑。“你不是哲学家。”他斩钉截铁地说。

“汉克，我确实是一个哲学家。这是我的工作。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

“汉克，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有东西卡在我的牙齿缝里。”[2]

一根牙线。汉克需要一根牙线——那种叉子形状的塑料片，上面绷着牙线。

这就说得通了。牙线才是你可能需要的东西，特别是如果你才2岁，而你的生活目标是用廉价的塑料片填满垃圾堆，以满足暂时的消遣。哲学家不是人们需要的东西。人们总是喜欢向哲学家指出这一点。

☆☆☆

“哲学家到底是做什么的？”

“呃，呃……我们主要是在思考。”

“你们思考的是什么？”

“什么都思考。正义、公平、平等、宗教、法律、语言……”

“我也思考这些东西。那我是哲学家吗？”

“你可能是。你仔细地思考它们吗？”

我已经数不清自己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对话了。但这是因为我从未进行过这样的对话。这些只是我想象的，如果我告诉陌生人我是哲学家，事情会怎么样。我几乎总说我是律师。除非我在跟律师说话，那么我就会说我是法学教授，这样我就可以摆摆架子了。如果我跟另一位法学教授说话，那么我肯定是哲学家。但如果我跟一位哲学家说话，我就又变成律师了。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障眼法，好让我在任何对话中都占据优势。

但我确实是哲学家。我仍然觉得这很不可思议。我并没有打算成为哲学家。在佐治亚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想选的课是心理学导论。但那门课报满了，而哲学入门这门课还可以选。如果心理学课还有名额，那我也许会成为一名心理学家，而本书可能通篇都是实用的育儿建议了。本书也有一些育儿建议，但大部分都不太实用。事实上，我的主要建议是：与你的孩子（或别人的孩子）聊天。他们好玩极了——而且是不错的哲学家。

我缺席了第一天的哲学课，因为我们这群人——我指的是犹太人，而不是哲学家——在每年秋天的某个随机的时间庆祝新年。但我上了第二次课，第二个小时我就迷上了它。克拉克·沃尔夫教授问我们每个人什么是重要的，他在教室走了一圈，在黑板上写下我们的答案，再在后面写下我们的名字，以及说过类似话的著名哲学家的名字。

幸福：罗宾、莉拉、亚里士多德

快乐：安妮、亚里斯提卜、伊壁鸠鲁

做正确的事：斯科特、尼拉杰、康德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维贾伊、阿德里安、尼采

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让我觉得我的想法或许是有意义的——我可以参与到包括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这样的人的对话中。

这么想是一件疯狂的事，我的父母发现我的想法后很不高兴。我记得当时在一家烤鸡店里，我坐在父亲对面，说我打算主修哲学。“什么是哲学？”他问道。这是一个好问题。他不知道答案，因为他选课的时候心理学还剩一个名额，于是他就选了心理学。但我意识到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我也不知道答案，而我已经上了几个星期的哲学课。我想知道：什么是哲学？我为什么想研究哲学？

我决定展示给我的父亲，而不是告诉他。“我们以为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吃着烤鸡，聊着大学的情况，”我开头如此说道，“但如果我们不是呢？如果有人偷走了我们的大脑，把它们放在一个缸里，用电极连接起来，刺激它们，让我们以为我们在吃鸡，在聊大学呢？”

“他们能做到吗？”他问道。

“我认为不能，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缸中之脑，幻想着一顿鸡肉大餐？”

“这就是你想要学习的？”他脸上没有流露出赞许的表情。

“是的，我的意思是：难道你没有看到这种隐忧吗？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一切都可能是错的。”

他没有看到这种隐忧。当时《黑客帝国》还没上映，所以我也没法借助基努·里维斯的权威来证明这个问题是要紧的。继续念叨了几分钟关于大脑和大缸的事之后，我加了一句：“系里也开了很多逻辑学的课。”

“好吧，”他说，“我希望你去上这些课。”

☆☆☆

我说我成为哲学家有点儿不可思议。但这不对。真正不可思议的是我仍然是一个哲学家——我的父亲没有阻挠我，无论是那次晚餐时，还是在更早之前。因为我几乎从会说话开始就在做哲学了，而且我并不孤单。每个孩子——每一个——都是哲学家。他们长大后就不是哲学家了。的确，也许成长的一部分就是停止哲学探索，转而开始做一些更实用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还没有完全长大。对于这一点，认识我的人都不会感到意外。

这不是因为我的父母对我不够上心。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思考一个哲学难题的情景。我当时才5岁，上的是犹太社区中心的幼儿园，在分组活动期间，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难题。我想了一整天，放学的时候赶紧告诉了我的母亲，她在走廊另一头教学前班。

“妈妈，”我说，“我不知道红色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样的。”

“你知道啊。它看上去就是红色的。”她说。

“是的……呃，不是，”我支支吾吾地说，“我知道红色在我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但我不知道它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样的。”

她看上去一头雾水，老实说，我可能没表达清楚。我当时才5岁。但是我绞尽脑汁，想让她明白我在说什么。

“红色看上去是那样的。”她指着一个红色东西说。

“我知道那是红色的。”我说。

“那有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红色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样的。”

“它看上去就是那样的。”她越来越不耐烦地说道。

“没错，”我说，“但我不知道它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它在我的眼里是什么样的。”

“它在你我的眼里是一样的，亲爱的。”

“你不知道它是一样的。”我一口咬定。

“我知道，”她说，又指了一下，“那是红色的，对不对？”

虽然她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我没有放弃。“我们之所以把同样的东西称为红色，”我试着解释我的意思，“是因为你指着红色的东西告诉我它们是红色的。但是，如果我看到的红色是你看到的蓝色呢？”

“你不会这样做。那是红色，不是蓝色，对不对？”

“我知道我们都把那个称为红色，”我说，“但你看到的红色有可能是我看到的蓝色。”

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多久，但我母亲始终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妈妈，如果你正在看这些文字，我很乐意再试一次。）我清楚地记得，她是这样结束对话的：“别操心这个了。这不重要。你看到了就好。”

这是第一次有人让我停止做哲学，但不是最后一次。

☆☆☆

哲学家把我向我的母亲抛出的难题称为“色谱变换”[3]。这种想法通常被认为是约翰·洛克提出来的，这位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的思想影响了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但是我敢打赌，首先冒出这种想法的是成千上万的幼儿园的孩子。（事实上，著名的心灵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指出，他的许多学生记得小时候思考过这个难题。[4]）他们的父母可能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也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意义可言。但是，这个难题至关重要；事实上，它是一扇窗户，通往这个世界和我们在其中所处位置的某些最深奥谜团。

洛克是这样说明这个难题的（你要是用英国口音大声念出来，就更容易读懂它了）：

即使同一客体同时在几个人心中产生不同的观念，我们也不能指责它们是虚假的……例如，紫罗兰经过一个人的眼睛在他心中所产生的观念，与金盏花在另一个人心中产生的观念相同，反之亦然。[5]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年仅5岁，我对英语的掌握就比洛克更好了。至少，我没有像疯子一样把首字母大写[6]。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埋头苦读那些死了几百年的哲学家的长篇大论。本书的要点是：人人都可以做哲学，每个孩子都在做哲学。如果幼儿园的孩子没读过洛克就可以做哲学，那么我们也可以。

但我们已经读过洛克了，所以我们不妨看看自己能不能理解这段话。这短短的一段话中隐藏了诸多谜团：关于颜色的本质，关于意识的本质，关于用词语捕捉我们的某些体验的困难（或不可能性）。稍后，我们会思考其中的一些谜团。但最后一个谜团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隐忧：从根本上说，他人的心灵对我们是封闭的。

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能与我们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非仅仅在比喻意义上表示：他们可能对有争议的话题持不同看法。他们可能真的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如果我能钻进你的脑袋——用你的眼睛和大脑去看——我可能会发现，从我的角度看，一切都颠倒了。停车的标志可能是蓝色的，天空可能是红色的。也许，这种差别会更加细微——被蒙上一层阴影，或者变得更明亮一点。但是，我不可能钻进你的脑袋，所以我不知道世界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样的。我甚至不可能知道，世界在我最了解的人（我的妻子和孩子）的眼里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孤独的想法。假如洛克是对的，那么我们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被困在自己的脑袋里，与他人的体验相隔绝。我们可以猜想这些体验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它们。

我不认为，这种想法出现在许多上幼儿园的孩子身上是偶然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在努力理解他人——学着读懂他们的心思。你如果搞不懂别人在想什么，在这个世上就走不远。我们必须学会预判他人的行为，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行为的反应。为了做到这一点，孩子们不停地产生关于周围人的信念、意图和动机的理论，并检验这些理论。当然，他们不会这样说。这不是他们有意识去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从儿童餐椅上把吸管杯丢下来，也不是有意识地做的，尽管那同样是一项实验——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它每次都会掉下来，总有人会捡起来。）

我不知道那天在幼儿园，我为什么会去思考颜色。但我发现——只是通过思考——我读懂别人想法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可以通过观察母亲的行为，了解她的信念、动机和意图。但是不管我怎么做，我都无法了解红色在她眼里的样子与在我眼里的样子是否一致。

我们会回到这个难题。正如我所说，它是一扇窗户，通往这个世界的某些最深奥的谜团。孩子们总是透过这扇窗户张望着。而大多数成年人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

☆☆☆

当我说孩子们总是透过这扇窗户向外看，人们都不相信。他们说，没错，你想到了“色谱变换”的问题。但你后来成了一个哲学家啊。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如果我自己没有孩子，我可能会同意他们。我有两个儿子：汉克，你已经见过了；还有雷克斯，比他大几岁。雷克斯3岁的时候，就说出了一些涉及哲学问题的话，即使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在他们谈论的事物上，哲学已经呼之欲出了。有一天，朱莉问（当时8岁的）汉克午饭想吃什么，并给了他两个选项：塔可，或前一天晚上剩的汉堡包。这个选择可难坏了汉克——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问他，在父母必须死一个的情况下救爸爸还是救妈妈。[7]他花了好一阵子才做出决定。

“我要吃汉堡。”他说，时间好像过了几十年一样。

“已经在桌上了。”朱莉回答。只要有汉堡，汉克就总是选汉堡。

对这个结果，汉克并不开心。他开始哭。

“怎么了，汉克？”我问，“这就是你想吃的啊。”

“妈妈没让我决定。”他说。

“让了啊。你说你想吃汉堡，现在给你汉堡了。”

“不，”汉克说，“她猜到我了。”

“没错，但她猜对了。”

“这照样是对我的不尊重。”汉克坚持。他的汉堡在他号啕大哭的时候冷掉了。

第二周，我在法哲学课上讨论了“预先惩罚”（prepunishment）。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某人会犯罪，我们可以在他犯罪之前惩罚他。有些人怀疑，我们是否能做出足够准确的预测。其实，我不怀疑。不过，还有另一种反对意见，与汉克的想法类似。

这些人认为，在某人没有做出决定的时候，就把他当作已经做出决定的人来对待是一种不尊重，即使你知道他最终的决定是什么。应该让他的决定起作用，在决定之前他是自由的，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向，即使你知道他不会。（又或者说，他不是自由的？你能预测他将做什么，是否意味着他没有自由意志？）我跟班上的同学说了汉克的事，我们讨论他是否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很多人认为他有理由。

在上课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做。我会分享一个关于我孩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呼应了我们讨论的议题。然后，我们讨论孩子们所说的是不是对的。在和同事交谈时，我也这样做，因为孩子们给我提供了绝佳的例子。现在，雷克斯和汉克在法哲学家当中已经小有名气了。

多年来，人们总是对我说，我的孩子不正常——他们之所以做哲学，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哲学家爸爸。我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想法通常是灵机一动的，他们不是被我们之间的对话带着走。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4岁的雷克斯想知道他的一生是不是都在做梦。这个问题，哲学家已经问了很久了。但是没有哪个哲学家问过雷克斯——甚至没有在他周围讨论过。（我们将在第8章探究知识的本质时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如果说我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做哲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并且加以鼓励。

在我发现加雷思·马修斯（Gareth Matthews）的作品后，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是一位哲学家，把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献给了孩子们。他在2011年去世，当时雷克斯才1岁。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真希望有机会见到他，因为马修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孩子们的哲学能力。

马修斯和我在同样的情况下对孩子产生了兴趣。他的孩子说了一些哲学性的话。他家的猫毛毛[8]身上长了跳蚤，（当时4岁的）莎拉问他跳蚤是从哪里来的。[9]

马修斯对她说，跳蚤肯定是从某一只猫身上跳到毛毛身上的。

“那只猫是怎么长的跳蚤？”莎拉问。

马修斯说，跳蚤肯定是从另外的猫身上来的。

“可是，爸爸，”莎拉一口咬定，“它不可能永远一个接一个；可以永远一个接一个的只有数字。”

当时马修斯正在上一门课，讨论的是旨在证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10]。这种证明方式有诸多版本，其中一些是很复杂的。不过它的基本思路很简单。每个事件都能推出一个原因。但它不可能无限地倒推下去。因此必须存在某个“第一因”，它本身是没有原因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第一因就是上帝——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最有名的是托马斯·阿奎那。

这种证明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原因接原因的链条一定要有尽头？或许，宇宙是永恒的——在两个方向上都是没有尽头的？再说了，即使存在一个第一因，我们为什么要认为它是上帝？但是，重要的不是这种证明方式是否说得通（我们会在第12章中讨论上帝是否存在），关键是要看到莎拉再现了它的逻辑。“我正在给我的大学生们讲授关于第一因的证明方式，”马修斯写道，“而我4岁的女儿凭一己之力就提出了‘第一跳蚤’ 的论证！”[11]

这让马修斯大感意外，因为他懂一点儿发展心理学。根据以“认知发展理论”闻名的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说法，莎拉应该处于前运算阶段[12]，这个阶段的孩子还不会运用逻辑。[13]但是莎拉的逻辑非常精妙——比“宇宙论证明”更有说服力。不管你如何看待原因的无限倒推，你都难以想象猫的无限倒推。

好吧，我猜你们可能会说：马修斯只是又一个有哲学天赋的孩子的哲学家爸爸。这并不能告诉我们普通孩子的情况。但是马修斯没有止步于自己的孩子。[14]他和那些不是哲学家的人交谈，并且听到了他们的孩子有许多类似的故事。接着，他又前往校园，与更多的孩子交流。他把涉及哲学问题的故事读给孩子们听，在旁边听他们对此的争论。

马修斯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叫伊恩的小男孩和他妈妈的故事。[15]一次，伊恩和他妈妈在家里，有一家人来做客，他们的三个孩子占着电视机，导致伊恩没法看他最爱的节目。这家人走后，他问妈妈：“凭什么三个人自私就比一个人自私要好呢？”

我太爱这个问题了。它如此简单——又如此有颠覆性。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政策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偏好。一些哲学家也这么想。但是伊恩却让我们去问：如果偏好纯粹是出于自私，我们是否应该在乎它们？这里也暗含着对民主的挑战。假设伊恩的母亲让大家投票决定看什么节目，用自私的孩子的票数来解决问题，是一个好办法吗？

我觉得不是。假如伊恩是我的孩子，我会向他解释，我们让客人选择看什么节目，是出于对客人的尊重——而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占优。这是一种好客的做法，所以哪怕人数不占优，我们也会这样做。

那么民主呢？我们后面再谈这个问题，因为雷克斯认为我们的家庭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家庭。现在，我只想说：民主不应该是将人们的自私偏好加起来的一种方式。选民应该具有公共精神。他们应该寻求促进共同利益——以及正义和公平这些重要的价值观——而不是单单追求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相信民主，即使它没有达到那种理想。但是我和伊恩一样认为，更多的人表现得自私，只是更多的自私——它不是做决定的好办法。

伊恩的妈妈被他的问题弄糊涂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怀疑，大多数成年人也会遇到同样的困惑。小孩子常常质疑大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事实上，这是他们成为好哲学家的原因之一。“成年人必须培养做哲学所需要的天真”，马修斯说，但是“对儿童来说，这种天真是完全自然的”。[16]

至少，对特别小的孩子来说是这样。马修斯发现，“对哲学的自发探索”[17]在3—7岁之间很常见。8—9岁时孩子们似乎放慢了脚步[18]，无论是公开地还是私下地。我们很难说这是为什么。或许是他们的兴趣转移了，又或许是他们在同龄人或父母的压力下，不再提出幼稚的问题。不过，马修斯发现，很容易引发这个年龄段或更大的孩子之间的哲学对话——而且他对他们思考问题的聪明之处惊叹不已。事实上，马修斯认为，在某些方面，孩子是比成年人更好的哲学家。

☆☆☆

我想这听起来很奇怪。“儿童发展”的概念本身似乎预设了孩子们的心智是日渐成熟的——随着他们长大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在马修斯看来，至少就某些技能而言，情况恰恰相反。[19]孩子们以一种“即使最具想象力的成年人也无法企及的新鲜感和创造力”[20]探索着哲学。这种新鲜感来自孩子们对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的发现。几年前，心理学家米歇尔·乔伊纳德收听了一些幼儿和父母相处时的录音。[21]在短短200多个小时里，她听到了将近2.5万个问题。平均每分钟不下两个问题。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问题是要求得到解释的，孩子们想要弄清楚事情是怎么样的或者为什么是这样的。

孩子们还喜欢自己思考问题。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没有得到怎么样或为什么问题的答案，孩子们就会自行想出解释。[22]即便得到了答案，他们也常常不甘心。他们会接着追问为什么，或者质疑给出的解释。

但是我们还没有提到，孩子们成为好哲学家的最关键的原因：他们不在乎是否显得愚蠢。他们还不知道严肃的人不会在一些问题上浪费时间。正如马修斯所解释的：

哲学家问：“时间究竟是什么？”而其他成年人却不假思索地以为，他们早就不必再问这个问题了。他们或许更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本周的购物，或者去取一份报纸。他们或许只关心现在几点了，却从未想过去问：“时间是什么？”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那么，时间是什么呢？如果没有人问我，我倒是清楚。如果让我向提问的人解释，我就茫然不解了。”[23]

多年来，我都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听起来同样愚蠢的问题：什么是法律？我是法学教授，你或许以为我应该知道（我在密歇根大学教书，同时在法学院和哲学系任职）。但是说实话，大多数律师和奥古斯丁一样：只要不被问，我们就都觉得自己知道法律是什么；一旦被问起，反而不知道了。

我的许多同事对自己的无知不以为意。他们有要紧的事要忙。我猜，他们觉得我因为纠结于这个问题而显得愚蠢。但我认为，我们偶尔也应该愚蠢一点。我们应该从实际事务中退一步，像小孩子一样想问题。这是一种重拾孩子对世界惊奇的方法——也是一种提醒我们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有多么浅薄的方法。

☆☆☆

二年级开学的第一天，老师让雷克斯写下他长大后想做什么。老师把孩子们的职业志向清单寄回家，但她没有说哪个孩子想从事哪项职业。不过，从清单上找出雷克斯的志向并不难。有几个想当消防员的，几个想当医生的，一些想当老师的，还有多到让人意外的孩子想当工程师。但只有一个“数学哲学家”。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问了雷克斯这个我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金德小姐说，你想当数学哲学家。那么，什么是哲学？”

雷克斯沉思了片刻。随后他说：“哲学是思考的艺术。”

我给我父亲打了电话。“还记得我第一次从大学回家时，我们在那家烤鸡店吃晚饭吗？我对你说我想学哲学，你问它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

他不记得了，也不太在乎。但雷克斯说得对。哲学是思考的艺术。哲学难题需要我们思考自己和世界，力求更好地理解两者。

大人和孩子以不同的风格来做哲学。成年人是更循规蹈矩的思考者。孩子们则更有创造力。成年人对世界了解很多。但是孩子们可以帮助他们看到，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其实有多么不足。孩子们好奇而勇敢，成年人则往往谨慎而封闭。

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大卫·希尔斯说哲学是“用律师的方法来处理孩子们天生就会问的问题的笨拙尝试”[24]。这是对专业哲学的恰当描述。不过它预设了一种不必要的劳动分工。大人和小孩可以一起做哲学。

的确，他们应该一起做。大人和小孩之间的对话可以是合作的，因为每个人都能贡献不同的东西。[25]而且他们也会玩得很开心。在某种程度上，哲学是一种游戏——观念的游戏。[26]我们当然应该像小孩子一样思考。但我们也应该和他们一起思考。

☆☆☆

这本书虽然是由孩子们的问题所激发，但并不是写给他们的。事实上，孩子们是我的“特洛伊木马”[27]。我不是写给小孩子的头脑的。我是写给你们的头脑的。

不管有没有你，孩子们都会探索哲学。我希望你能重新拾起这种方法。我希望帮你看到日常生活中潜藏的哲学议题，并向你传授一些相关的知识，从而让你放心地和孩子们探讨哲学。

我将和你分享一些故事，主要是关于雷克斯和汉克的。有些故事里，雷克斯和汉克做哲学。他们发现了某个难题，于是想办法解决它。另一些故事里，他们的言行会暗含哲学难题，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些故事只是关于我们糟糕的育儿方式的——哲学可以指出一些我们做错的地方。

有时我们跟两个男孩一起思考。有时我们对他们进行思考。有时我们采取自己的方式，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一番成年人的思考。不过两个男孩永远不会离我们太远，因为他们有很多话要说。

雷克斯和汉克将带我们展开一趟当代哲学之旅。不过，就像那些最棒的旅行一样，这趟旅程是有些奇特的。我们遇到的某些问题是普遍的。这些问题在养育任何一个孩子的时候都会出现。我们可以把关于权威、惩罚和上帝的问题归在这个类别下。其他一些问题反映了雷克斯和汉克的个人兴趣，例如宇宙有多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家长们听说我的这个计划后，常常跟我分享他们孩子问的问题。有些问题妙极了。有一个小女孩连续几个星期都会在每天晚上睡觉前问她的妈妈：为什么白天总是会到来？[28]她妈妈向她解释了地球的自转，但显然，她并不是对这种机制感兴趣。换作我，我可能会跟这个小女孩聊聊持续创造[29]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上帝并非只是在起初创造世界，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创造世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否能让她满意。说不定，这个小女孩的问题源于一个阴暗的角落——源于她对这个世界的焦虑，以及她被抛入的境况。[30]

我的孩子并不阴暗——至少目前是这样。但他们一直充满好奇心，所以本书涵盖的内容很广泛。这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叫作“理解道德”。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会问什么是权利，以及什么可以推翻这些权利。我们会问，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不道德的行为。特别是，我们会思考复仇是否有时是正当的。我们也会思考惩罚——什么是惩罚，为什么要做出惩罚。接下来，我们会思考权威。我们会问，“因为我是这么说的”是否真的可以成为让孩子服从命令的理由。最后，我们会思考那些我们不应该说的话——语言中的坏家伙。（我要先提醒你，我偶尔会说一点儿脏话，可能还不止一点儿。不要苛责我。我会在第5章为自己辩解。）

在第二部分“理解自身”中，我们将转向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会问性、性别、种族分别是什么。但我们也不会把道德抛在脑后。在思考性与性别的时候，我们会问它们在体育运动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而在思考种族的时候，我们会问它是不是某种责任的基础，以及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应不应该让人得到赔偿。

第三部分是“理解世界”。它从关于知识的问题开始。跟着雷克斯的思路，我们将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一辈子都在做梦。我们也会思考怀疑论——那种对于我们无法认识任何事物的担忧。接着，我们将探讨关于真理的问题，也将思考传说中的牙仙子。然后，我们把思绪转向我们的心智，因为我们想知道意识是什么。我们也将思考无限。在我们旅程的最后，我们会问上帝是否存在。

☆☆☆

我们的过程很迅速，至少对哲学家而言是如此。我们要讨论的任何一个话题，都足够你用一辈子来研究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抓住要点。不过，假如一切顺利，等你看完这本书，你就会有充分的准备去思考我们所遇到的难题——无论是与孩子一起还是独自思考。这正是我爱哲学的原因之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跟人交流或者独自沉思时，你都可以做哲学。你只要把事情想透彻就可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希望你用一种不同于读其他书的方式来读这本书。大多数非虚构作品的作者都希望你相信他们书里说的话。他们希望你接受他们的权威，采纳他们思考世界的方式。

这完全不是我的目的。当然，我也想说服你接受我的看法。但事实上，我很乐意你有不同的想法——只要你把它们想透彻了。老实说，我建议你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我给出的论证。不要假定我就是对的。甚至，不妨假定我哪里出错了，再看你能不能找出问题所在。

但我也拜托你，不要只是反对。假如你认为我出错了，请给出你的理由。给出理由之后，再想想我可能会怎样回应你，你如何反驳我，我如何再次反驳你。如此你来我往，直到你觉得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但是，可别这么快就打退堂鼓了；你走得越远，就懂得越多。

这就是哲学家（至少是成年的哲学家）的工作方式。我对我的学生说：当你对另一位哲学家的作品有反对意见时，你应该假定他们已经想到这一点——而且认为这种意见大错特错，甚至不值得一提。然后，你应该试图弄明白你错在哪里。如果你思来想去还是无法搞清自己错在哪里，那就是时候把它告诉别人了。这么做的目的是，养成像看待他人的想法那样批判地看待自己的想法的习惯。

这条建议也体现在我与男孩们交谈的方式中。在我们家，没有“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像美国人挂在嘴边的那样）一说。你必须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我向两个男孩提了很多问题。接着我质疑他们的回答，于是他们不得不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想法。这么做有时会让他们很不开心，但我认为这是养育孩子的重要一环。

我们都习惯于支持孩子的兴趣——并且帮助他们发现新的兴趣。我们让他们接触艺术、文学和音乐。我们鼓励他们尝试各种运动。我们和他们一起做饭。我们和他们一起跳舞。我们教他们科学知识，让他们拥抱大自然。但是有一项任务，很多父母都忽视了，因为他们没有把它当作一项单独的任务：支持孩子成为思考者。

在本书的旅程中，你将会学到很多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提出问题——然后质疑答案。但你用不着扮演老师的角色。其实，如果你不这样做，反而更好。

加纳·莫尔·洛内领导着华盛顿大学的儿童哲学中心。和马修斯一样，她前往校园，与孩子们谈论哲学。但她并不教他们哲学。[31]相反，她与他们一起做哲学。这个区别很微妙，也很重要。孩子们已经能够做哲学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你还要好。因此，请把他们当作合作者。认真对待他们的想法。试着与他们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替他们解决问题。在谈论哲学的时候，与孩子合作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很可能，你也不知道答案。

这就引出了我的最后一项呼吁：把你成年人的感觉放在一边。大多数成年人都跟我的父亲一个样。他们对哲学家所思考的种种难题很不耐烦；那些难题跟实用沾不上边。担心世界不是它表面上的样子，不会让你把洗衣服的事情做完。但我希望我和两个男孩可以给出全新的视角，至少暂时如此。既然世界可能不是它看起来的那样，为什么还要去洗衣服呢？

☆☆☆

最近，雷克斯和汉克很好奇，为什么这本书叫作《脏兮兮、凶巴巴、矮墩墩》[32]。你以前可能听过这个说法。它出自托马斯·霍布斯，霍布斯和洛克是几乎同时代的人。霍布斯很好奇没有任何政府的生活——一种哲学家称为“自然状态”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糟糕的。事实上，他认为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33]在自然状态下，霍布斯说，生活将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34]。

我不知道自然状态是什么样子。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很适合形容一幢住着小孩子的房屋。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生活不孤独，也不贫困。但是我们的孩子是脏兮兮、凶巴巴、矮墩墩的。

他们也是可爱和善良的。事实上，我们在这一点上也是幸运的。雷克斯和汉克非常可爱和善良。不过所有孩子都有脏兮兮和凶巴巴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下文中将思考复仇，思考惩罚能否被用来锻造更好的生物。

孩子们乐意接受这种形容，至少乐意接受其中一部分。

“你是不是脏兮兮和凶巴巴的？”我问汉克。

“可以说我是脏兮兮的，”他说，“但我不是凶巴巴的[35]。”

雷克斯撺掇我换一个书名。他想把这本书叫作《不脏不凶，只是矮》。惨遭滑铁卢之后，他又请求用这个书名来写博客。所以你要小心了。他可能会活跃在你附近的互联网上。

不过，到目前为止，他是本场演出的主角，他的弟弟汉克也是。他们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哲学家。他们也是最好玩的、最有趣的。

[1] 原文为nee，是汉克作为幼童的错误说法。——译者注

[2] 原文为DER’ S FOMETHING FUCK IN MY FEETH，是汉克的错误说法。下面的“牙线”（flosser）与“哲学家”（philosopher）发音相近。——译者注

[3] 更常见的情况是，通过色谱的颠倒，即从红色到绿色的180度变换来呈现这个难题。关于这个问题及其哲学内涵的概述，参见Alex Byrne, “Inverted Qualia,”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20 edition), ed. Edward N. Zalta,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0/entries/qualia-inverted。

[4] Daniel C. Dennett,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389.

[5] 洛克接下来是这么说的（就像你看到的，这多少有点像我对我妈妈所说的话）：“这一点是我们无从知道的，因为一个人的心灵并不能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去感知那些器官所产生的表象；无论观念还是名称，都不会被混淆或变成虚假的。不论那些表象在他心中是什么样的，具有紫罗兰质地的东西都可以不断产生他所谓的蓝色的观念，具有金盏花质地的东西都可以不断产生他所谓的黄色的观念。他可以有规律地通过那些表象来区分那些事物，以满足他的用途。他可以理解并指出蓝色和黄色这两个名称所标记的区别，仿佛他心中关于这两种花的表象或观念与他人心中的是一模一样的。”

[6] 在上述引文的英文原文中，洛克把所有名词的首字母都大写了。——译者注

[7] 事实上，这个问题他立马就能给出答案——不过答案肯定让我高兴不起来。

[8] 原文为Fluffy，意为蓬松的、毛茸茸的。——译者注

[9] 加雷思·马修斯转述了这个故事。参见Gareth B. Matthews, The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

[10] 关于宇宙论证明的概述，参见Bruce Reichenbach, “Cosmological Argument,”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21 edition), ed. Edward N. Zalta,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1/entries/cosmological-argument。

[11] Matthews,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2.

[12] Matthews,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2.

xii页的脚注参见Gareth B. Matthews, Philosophy & the Young Chi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37-55。

[13] 马修斯记录了几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皮亚杰压根不理解孩子们在说什么——因此错过了他们的想法的微妙之处。问题往往在于皮亚杰不像孩子们那么有创造力。

[14] 加雷思·马修斯将他与孩子们的许多对话收集在以下两本书中：Dialogues with Childre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Philosophy and the Young Child。

[15] Matthews, Philosophy and the Young Child, 28-30.

[16] Matthews,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122.

[17] Matthews,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5.

[18] Matthews,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5.

[19] 正如我们将在第10章中看到的那样，许多发展心理学家现在同意马修斯的观点。孩子们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20] Matthews,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17.

[21] Michele M. Chouinard, P. L. Harris, and Michael P. Maratsos, “Children’ s Questions:A Mechanism for Cognitive Development,”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72, no. 1 (2007): 1–129.关于对乔伊纳德的研究的讨论，参见Paul Harris, Trusting What You’ re Told: How Children Learn from Others (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 2012), 26-29。

[22] Brandy N. Frazier, Susan A. Gelman, and Henry M. Wellman, “Preschoolers’ Search for Explanatory Information within Adult-Child Conversation,” Child Development 80, no. 6 (2009): 1592-1611.

[23] Augustine, Confessions 11.14, 转引自Matthews,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13。

[24] David Hills,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ccessed October 13,2021, https://philosophy.stanford.edu/people/david-hills.

[25] 参见Matthews, Philosophy of Childhood, 12-18, and Matthews, Dialogues with Children, 3。

[26] 参见Matthews, Philosophy and the Young Child, 11。

[27] 在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奥德修斯让士兵们藏在木马中，被特洛伊人当作战利品带回城中，以此攻破了特洛伊城。这个典故后来被用来比喻暗中进行某项活动，类似于中国的成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译者注

[28] 在《少说多看》一书中，加纳·莫尔·洛内提到她遇到过一位母亲，其女儿也问了这个问题。（洛内堪称马修斯之后最关注孩子的哲学家。她的《少说多看》一书分享了她在与孩子们的无数次哲学对话中学到的东西。）有可能我和她采访的是同一位母亲。如果不是的话，孩子们关心这个问题是很不可思议的。参见Jana Mohr Lone, Seen and Not Heard: Why Children’ s Voices Matter (Lon don: Rowman and Little eld, 2021), 8。

[29] 关于持续创造的介绍，参见David Vander Laan, “Creation and Conservation,”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7 edition), ed. Edward N. Zalta,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7/entries/creation-conservation。

[30] 这里的“焦虑”“被抛”是海德格尔的概念，参见《存在与时间》第29节“在此——作为现身情态”。——译者注

[31] Jana Mohr Lone, “Philosophy with Children,” Aeon, May 11, 2021,https://aeon.co/essays/how-to-do-philosophy-for-and-with-children.

[32] 本书英文版的书名是Nasty, Brutish, and Short。——编者注

[33]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A. R. Wal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4), 137.

[34] Hobbes, Leviathan, 84.

[35] 原文是British，是汉克的错误说法。——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