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土布的起源

土布，又名“手织土布”“老土布”“老粗布”，是一种手工制作的布，是几千年来华夏儿女用于“遮丑饰美、御寒避风、防虫护体”的必需之物。

土布最早成形于史前文明的原始部落时期。那时候，人类为了遮蔽身体，用猎取的动物皮毛，或葛麻纤维、稻草等，采取搓、绩、编、织等手工方式，利用石刀、骨锥等原始工具制作成简单的衣物。

黄河流域金三角地带的晋西南地区，正是古华夏所在地。“华夏”一名，最早见于周朝《尚书·周书·武城》，是华族和夏族的合称，后成中国之代称。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指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也就是说，服饰之华美，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和发展水平。晋西南的“蒲板”（今永济市），又是“舜”的家乡。《易·系辞》称黄帝、尧、舜的功德，首先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从原始部落时代起，“衣裳”就与天下大治密不可分。

黄河流域出土的石器贾耀辉/摄

在原始社会，纺织技术未发明之前，人类在狩猎中剥取兽皮、羽毛，或采集树皮、树叶，连缀披挂为衣。可以看出，纺织衣着从其肇端之日，就是人类对大自然之物的应用，标志着人类与动物界做最后揖别。

手织土布的历史十分悠久。据考证，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两万年）就有了骨针等纺织工具和最为原始的织造手段，并且开始种葛、种麻、植桑、养蚕、缫丝。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夏先民开始使用纺轮纺线，用原始织机织麻布，用骨针缝制衣服。骨针的出现，说明先民已经懂得了用针缝制衣服，他们在用针缝制皮毛衣服时，所用的线是野生的植物或其纤维。虽然远古先民用葛麻织布的方式很简陋，但他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这种最原始的纺织技术对人类文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人类以衣着服饰，摆脱了原始蒙昧，开启了文明的进程。

纺织，可以说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已相当齐全，有陶、石制的纺轮，木制经轴，木制经纱梳理器，木卷布棍，角质梭形器，骨质纬刀（箱）、骨针、管状骨针等，构成人类初期的纺织业。织的前提是纺。遗址第一期就出土纺轮一百二十件，其中陶纺轮一百零六件，石制纺轮十四件。而且，纺轮大多呈扁平圆形，中心有小孔，直径在六点五厘米左右，不少纺轮表面上刻凿有漩涡形纹线，能够助动纺轮旋转。

河姆渡一带可用于纺织的纤维植物也十分丰富，野生的葛藤、棕、芦、麻、络麻、芒等遍生各处，这些植物的皮衣，只要经过浸渍、棒捣等工艺，便会变得又韧又软，是纺线的上好原料。可能是线太细，经受不住七千年岁月的侵蚀，在遗址里并没有找到布帛、细线之类的遗存，但成段的绳子却有发现，其中有段系于陶罐耳钮的绳子，是由植物纤维搓捻的三股绳。搓绳与捻线的方法虽有所差别，但没有质的不同，只有粗细之分。可见当时所有的工具都由人直接赋予动作，因此称作原始手工纺织。从大汶口遗址出土的“纺轮”可以推知，当时纺细线应已不成问题，只是没有确切的记录。

土布在生活中的使用弓宇杰/摄

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原始先民的织造技术不断成熟，织物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颜色多样、图案多样。新石器时代遗址青海柳湾出土的朱砂，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可以研磨颜料的石臼、石杵，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彩绘工具，这些都能说明当时的衣料已经开始有了色彩并绘有花纹。

木雕《嫘祖养蚕》弓宇杰/提供

关于土布的起源，目前史学界尚无一致的定论，但有一个传说为其提供了佐证，这就是“嫘祖始蚕”。

嫘祖养蚕的故事就发生在黄河金三角区域。据考证，嫘祖家住在黄河岸边的中条山北麓，也就是今天的运城市夏县境内。郭璞注《世本》载：“黄帝娶于西陵之女，谓之累（通“嫘”）祖。”相传她是远古时期西陵（今夏县西阴村）氏之女，是轩辕黄帝的正妃，她发明了养蚕治丝，使先民摆脱了束叶裹皮的原始生活，史称“嫘祖始蚕”。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载：“黄帝之妃嫘祖教民养蚕于夏县。”

在夏县尉郭乡西阴村西北部，北倚鸣条岗，南临青龙河，西南距战国时期的古魏国都城“安邑”（即“禹王城”）8 公里，东北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下冯遗址”8 公里处，有一处新石器时代（前 10000 年—前2000年）早期文化遗址——西阴遗址。1926年2月，中国考古学先驱、清华大学李济博士在西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出土了“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轰动世界。

木雕《嫘祖养蚕》弓宇杰/提供

半颗蚕茧被发现后，先由清华大学考古陈列室保存，之后收入台北中央博物院，成为华夏丝织物织造起源的见证。

嫘祖发明了植桑养蚕和缫丝制衣，使人们告别了赤身裸体的荒蛮时代，并与黄帝一起开创了中华民族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被誉为“人文女祖”，祀为先蚕而受世代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