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失调（Dissonances）

布尔乔亚文化。单一（One）文化？“五彩斑斓的（Multicolored）——[用德语说即]bunt——[文化]……方可服务于我在显微镜下观察的这个阶级”，[1]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即将结束其五卷本的《布尔乔亚经验》（The Bourgeois Experience）时写道。“经济利益、宗教信仰、思想信念和社会地位的竞争以及妇女地位等议题，都成了布尔乔亚与布尔乔亚之间争斗的战场”，在后来的一次回顾中他补充说，分歧如此尖锐，以至于“引人怀疑，它根本不是个可定义的单一实体”。[2]对于盖伊来说，所有这些“醒目的变异”，[3]都是19世纪社会变化加速的结果，因而也具有布尔乔亚史的维多利亚阶段的典型特征。[4]但在布尔乔亚文化的二律背反里，可能还有一个更为长远的视角。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有一篇关于圣三一教堂（Santa Trinita）中的萨塞蒂礼拜堂（Sassetti Chapel）的论文，取法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佛罗伦萨史》（Istorie Fiorentine）中对洛伦佐的刻画——“考虑到他生活中轻松的一面和严肃的一面，就会看到在他这个人身上共存着几乎不可能调和[quasi con impossibile congiunzione congiunte]的双重人格”。[5]瓦尔堡注意到[萨塞蒂这位]——5

美第奇家族治下的佛罗伦萨公民，兼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既有理想主义者的——不管是中世纪基督教的，还是浪漫主义骑士精神的，抑或古典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的—性格，又有世俗性的、实用性的、异教徒的伊特鲁里亚（Etruscan）商人的性格。他的生命原始却和谐，这个神秘的生灵，欣然接受一切心灵的冲动，把它们视为自己精神领地的延伸，从容不迫地开展，从容不迫地运用。[6]

一个神秘的生灵，理想主义的且又是世俗趣味的。布尔乔亚的另一个黄金时代，位于从美第奇时代到维多利亚时代这段历史的中途，在书写这个时代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所考虑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共存”，它允许

俗世的与神职的统治者去容忍一个本来已矛盾不堪的价值体系，一场存在于占有欲和禁欲主义之间的不息的争斗……肉体上自我放纵的积习与风险投资的刺激，在荷兰贸易经济中根深蒂固，它们自身从被指定守护古老的正统的人那里，激发出所有那些警告的声音与郑重的判断……明显对立的价值体系的这种特殊的共存……使他们得以游走于神圣与世俗之间，把它们作为需要或良知的要求，而不需冒险在贫穷或毁灭之间作残忍的选择。[7]6

肉体的放纵，古老的正统：扬·斯蒂恩（Jan Steen）的画《代尔夫特的市民》（Burgher of Delft），画中人从沙玛的书的封面看着我们（图1，见右页）：一个粗壮的汉子，坐着，一袭黑衣，在他的一侧是他女儿的金银服饰，在他的另一侧是一个乞丐褪了色的衣服。从佛罗伦萨到阿姆斯特丹，圣三一教堂里的那些面孔上那种率真的生命力已经暗淡了；这位市民了无欢乐，被钉在椅子上，仿佛陷身于困境之中，“道德的前后拉扯”（又是沙玛）让他无精打采：从空间上说他靠近女儿，但并没有看她；他面朝着那个女人的方向，实际上又没有跟她说话；他双眼低垂，无所关注。该怎么办呢？

图1

马基雅维利的“不可能的调和”，瓦尔堡的“神秘的生灵”，沙玛的“不息的争斗”：相较于早期布尔乔亚文化的这些矛盾，维多利亚时代呈现出的是曾经不可见的真实：一个妥协的时代，而不再仅仅是对比。当然，妥协并非一致，人们仍然可以把维多利亚人看成是某种程度上“五彩斑斓的（multicoloured）”，但这些颜色是过去的剩余物，正在失去它们的光泽。飘扬在布尔乔亚世纪的那面旗帜，不是五彩斑斓的（bunt），而是——灰色的。

[1]Peter Ga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Victoria to Freud.V.Pleasure Wars, New York, 1999(1998), pp.237-238.

[2]Peter Gay, Schnitzler's Century: The Making of Middle-Class Culture 1815—1914, NewYork, 2002, p.5.[译注]中文译文见彼得·盖伊著，梁永安译：《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14页。

[3]Peter Ga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I. Educations of the Senses,Oxford,1984,p.26.

[4]Ibid., pp.45ff.

[5][译注]中文译文见马基雅维利著，王永忠译：《马基雅维利全集：佛罗伦萨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400页。

[6]“The Art of Portraiture and the Florentine Bourgeoisie”(1902), in Aby Warburg, The Renewal of Pagan Antiquity,Los Angeles,1999,pp.190-191,218. 与此相似的一个将对立面予以结合的表述出现于《佛兰德艺术与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Flemish Art and the Florentine Early Renaissance”, 1902），在瓦尔堡论述捐赠者肖像画的那些页面：“双手保持着祈求上天保佑的忘我姿态，但目光，不管是陷于幻想还是有所警惕，望向的都是尘世中的远处。”（第297页）

[7]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California,1998,pp.338,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