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这将证明我没有偷懒”[1]

但为什么要工作呢？首先，无疑，这是一个事关生存的问题：在这样一种状况里，“每天的任务……似乎就是根据需要（need）的逻辑，把它们自身展露在劳动者的眼前”。[2]但是，甚至当[他认为]“只要我活着……哪怕四十年”，[3]他未来的需要都已经无忧，鲁滨孙仍然在费力辛劳，一如既往，一页接着一页。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亚历山大·塞尔柯克（Alexander Selkirk）（据说）曾在[智利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 Fernandez）度过了四年，时而“沮丧、倦怠、忧郁”，时而又醉心于“一种持续不断的节日……亦即极度的感官的快感”，在这两种心情间疯狂地摇摆。[4]但鲁滨孙，一次也没有。曾有人做过估算，随着18世纪的进程，每年的工作日数量从250天上升到了300天；而在鲁滨孙的岛上，在这样一个星期日的地位从来都不能完全明确的地方，工作日的总量肯定更高。[5]当他处于热情最高涨的时候——“你们知道的，我现在……已经有了两个种植园……好几个房间，或者也称山洞……两片玉米地……山村别墅……饲养家畜的圈地……活的鲜肉仓库……存放葡萄干的冬季贮藏室”[6]——转身向读者高声宣布，“这将证明我没有偷懒”，人们只能点头同意，然后重提这一问题：为什么他竟（does）工作如此之多？30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书中写道：“今天人们几乎已经意识不到一个‘从事工作’（working）的上等阶级是多么独特、多么令人惊异的现象。……为什么它要屈从于这种强制，尽管……没有一个更高的阶级要求它这么去做？”[7]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分享着埃利亚斯的困惑，他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中心看出了一个悖论——“布尔乔亚的难题”（the Bourgeois's problem）——布尔乔亚必须既“为另一个人工作”（work for another）（因为工作的出现只是外在制约的结果），然而同时又只能“为他自身工作”（work for himself）（因为他不再有主人）。[8]为他自身工作，仿佛他就是另一个人：而这恰恰就是鲁滨孙发挥其职能的方式：一方面他成了木工、陶匠或面包师，用几个星期又几个星期的时间试图制成某些事物；而后主人克鲁索出现，指出所做成果的不足。而后这一循环再一次地自我重复。它自我重复，因为工作已成为社会权力新的正当化原则。当小说的结尾，鲁滨孙发现自己成了“拥有五千英镑”及其他一切的“主人”，[9]他28年不断的辛劳将在那里为他的时运声辩。实事求是地看，下述这二者没有任何的关联：他因为剥削巴西种植园的无名奴隶而变得富有——而他独自一人的劳动却没有给他带来哪怕一个英镑。但我们已看到，没有其他小说角色像他那样去工作：他怎么可能不配得到他所拥有的东西呢？[10]

有一个词语完美地表达了鲁滨孙的行为：“industry。”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这一词语大约1500年出现，最初的意思是“智慧的或聪明的工作；熟练、精巧、机敏或聪明”。随后在16世纪中叶，第二个意思出现了——“勤勉或刻苦……仔细而稳定的应用……运用、尝试”，随即又被明确为“系统的工作或劳动；习见的具有实际效用的职业”。[11]从熟练与技巧，到系统的运用；“industry”就是以这种方式促进着布尔乔亚文化：勤奋的工作（hard work），代替聪明的花样。[12]而平静的工作（calm work）与勤奋的工作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赫希曼（Hirschmann）看来，其旨趣（interest）就在于一种“平静的激情”（calm passion）：稳定的、有序的、渐进的，因此比旧贵族的“狂暴（而又脆弱）的激情”[turbulent(yet weak) passion]更为强烈的激情。[13]在这里，两个统治阶级之间的不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狂暴的激情把尚武的等级所需要的东西——短暂的战斗“日”的白热化状态——理想化了，那么，布尔乔亚的旨趣是平静的、可重复的（可重复的、可重复的而又可重复的）日常生活的德性：较少的能量，但持续更长的时间。[每天]几个小时——“晚上那四个多钟头”，永远谦逊的鲁滨孙写道[14]——但坚持了28年。3132

在前一节里，我们审视的是开启整部《鲁滨孙漂流记》的冒险；在这一节里，我们考察的是他在岛上生活中的工作。这同样是《新教伦理》的延续：一部以“资本主义冒险家”为开端的历史，但在那里，操劳的品性最终带来了“对他的非理性冲动的一种理性的缓解”。[15]就笛福来说，从第一个[冒险的]形象到第二个[工作的]形象的转换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一切显然不在计划之中：在小说的书名页上（图2，见下页），“奇特而惊人的冒险”——列在顶部，且用大号字体——显然被安排成了主要的卖点，而岛上的部分不过是“其他多个片段中的一个”。[16]不过，在小说的写作中，岛上生活的“出乎意料的、不受控制的扩展”必然会发生，它摆脱了与冒险故事之间的从属关系，变成了这个小说文本的新的中心。对于这一在写作的中途重新定向的行为，一个来自日内瓦的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第一个把握到了它的重要意义——这个人就是卢梭：他的《鲁滨孙》，“清除了所有哗众取宠的空话”，将以海难为开端，然后限定在岛上的岁月里，这使得爱弥儿将不会把时间浪费于对冒险的梦想，而可以将精力集中在鲁滨孙式的工作（“他希望知道一切实用的东西，而且也只希望知道这些东西”）。[17]对爱弥儿以及在他之后的所有孩子来说，这当然是残酷的，但却是正确的：因为鲁滨孙在岛上的勤奋工作，的确是这本书最伟大的创新。33

从资本主义的冒险家，到从事工作的主人（working master）。然而，当《鲁滨孙》抵近终点，第二次转向出现了：食人族、武装冲突、反叛者、狼、熊、童话式的时运……为什么呢？如果冒险的诗学曾经被它合理性的对立面所“调和”，为什么在小说最后一个句子里，要许诺还有“我个人的几次新的冒险中所遇到的一些非常令人惊异的意外事件”？[18]34

到目前为止，我着重分析了冒险文化与理性工作伦理之间的对立；确实，我毫不怀疑，这两者互不相容，而后者是现代欧洲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更为晚近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可以被化约为工作伦理，而韦伯显然倾向于这么做；出于同样的理由，“非理性投机性质，或者趋向于以武力为手段的获利”的活动不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一事实也不意味着，它们已经从现代资本主义中消失。各种各样猛烈的、其结果不可预知的非经济实践活动——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或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最近所说的“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发挥了（事实上仍然在发挥着）主要作用；果若如此，那么，广义的冒险叙事——例如，在稍后的时代里，康拉德（Conrad）的小说里那种宗主国的反思与殖民地的传奇之间的交织（entrelacement）——仍然完全适合用于对现代性的表述（representation）。

那么，这就是“两个鲁滨孙”的历史基础，随之形成了笛福叙事结构中的不连续性：那座岛为现时代的勤劳的主人提供了第一束观看的目光；海洋、非洲、巴西、星期五及其他冒险活动则给更古老的——但从来没有被彻底丢弃的——资本主义支配形式赋予了声音。从形式的观点看，对立层面之间的没有整合的共存——因此，不同于康拉德精心谋划的等级制：他又一次使用了那种平行线的结构——显然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缺陷。但同样显然的是，这种不一致性不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它来自布尔乔亚类型自身的，来自他的两个“灵魂”[19]之间的，那未获解决的辩证法：不同于韦伯，笛福所暗示的是，理性的布尔乔亚永远不会真正战胜他的非理性冲动，也永远不会否定他曾经所是的那个掠夺者。笛福的并未定型的故事，不仅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个开端——永远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在那里有了可见的形式，因此，它仍然是布尔乔亚文学的伟大经典。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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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注]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135页。

[2]Stuart Sherman,Telling Time:Clocks,Diaries,and English Diurnal Forms,1660—1785,Chicago,1996,p.228.谢尔曼是在引用汤普森（E.P.Thompson）的话，但作了轻微修改，见汤普森：《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Discipline,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过去与现在》（Past＆Present）第38期（1967年12月），第59页。

[3]Defoe,Robinson Crusoe,p.161.[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135页。

[4]我所引用的是斯蒂尔（Steele）在《英国人》（The Englishman）第26期（1713年12月3日）里对塞尔柯克的描绘；现见瑞伊·布兰卡（Rae Blanchard）编：《英国人：理查德·斯蒂尔的政治期刊》（The Englishman: A Political Journal by Richard Steele），Oxford,1955，第107—108页。

[5]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A History of Capitalism），New York 2010，第106页。根据其他人的重构[例如，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工业革命：消费行为与家庭经济，从1650年到现在》（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165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2008，第87—88页]，在18世纪增长的并不是工作日的数量——它已经达到300天左右这样一个上限，而是每天的工作时数；然而，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方面，鲁滨孙似乎遥遥领先于他的时代。

[6]Defoe, Robinson Crusoe, pp.160—161.[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 鲁滨孙漂流记》，第134—135页。

[7]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Oxford,2000(1939),p.128.[译注]中文译文见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译：《文明的进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

[8]Alexander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Phenomenology of Spirit”,Ithaca,NY,1969(1947),p.65.[译注]中文译文见柯耶夫著，姜志辉译：《黑格尔导读》，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9]Defoe,Robinson Crusoe,p.280.[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254页。

[10]“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包括这座岛屿：在《第二篇论文》（Second Treatise）的《论财产》（“Of Property”）一章中，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谈及未耕植土地时写道：“他的劳动（labour）把它从自然手里取了出来，从而（hath）把它划归（appropriated）私用，当它还在自然手里时，它是共有的，是同等地属于所有人的。”换句话说，通过在岛屿上的工作（work），鲁滨孙已把岛屿变为己有。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Cambridge,1960(1690), p.331.[译注]中文译文见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页。

[11]感谢苏·雷基克（Sue Laizik），是她第一次让我注意到这些词义的变形。当然，“industry”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的关键词之一；不过，最让他感兴趣的转变，亦即这样一个事实——industry变成了“一种‘自在之物’（a thing in itself）——一种体制，一个由诸种活动组成的机体——而不仅是人类的一种属性”，出现在此处所描绘的这种转变之后，并可能是这种转变的后果：industry先是变成了任何一个人都能完成的简单、抽象的劳动（和“熟练与精巧”的独特性形成了对比），随后被第二次抽象，变成了“一种‘自在之物’”。见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Society:1780—1950），New York 1983（1958），第xiii页，以及他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rev.edn,Oxford,1983(1976).]中的“Industry”的词条。[译注]中文译文见雷蒙·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1780-1950》，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2页。

[12]像形容词“industrious”所显示的，勤奋的工作在英语中拥有一个伦理的光环，这是“聪明的”工作所缺乏的：这解释了在20世纪90年代，为何传奇般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on Accounting）仍把“勤奋的工作”（hard work）列入其“价值表”——而这同一家机构的聪明的分支（安达信咨询公司，它曾一直炮制各种各样的投资事务）却代之以“尊重个人”（respect for individuals），后者是为追逐金融红利而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新说法。最终，咨询公司挟持着会计师事务所批准对股票价格进行操纵，导致该机构耻辱地垮台。见Susan E. Squires，Cynthia J. Smith，Lorma McDougall与William R. Yeack：《安达信内幕：价值的转换，意外的后果》（Inside Arthur Andersen: Shifting Values, Unexpected Consequences,New York,2003），第90—91页。

[13]Albert O. Hirschman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NJ,1997(1977),pp.65—66.

[14]Defoe, Robinson Crusoe, p.127.“早晨”打猎要3个小时，“处理、加工、保存和烧制”又占去“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这两者显然应该再加上晚上的4个小时，其工作时间合计起来远远超过当时大部分劳动者。[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101页。

[15]Ibid., p.17.[译注]作者此处标注有误，该句引文出自韦伯，中文译文见韦伯著，阎克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0页。

[16]这一点我要归功于朱塞佩·塞尔托利（Giuseppe Sertoli）的《两个鲁滨孙》（“I due Robinson”），载于《鲁滨孙历险记》（Le avventure di Robinson Crusoe，Turin 1998）第xiv页。

[17]Jean-Jaques Rousseau,Emile(1762),in Oeuvres Complètes,Paris,1969,Vol.Ⅳ, pp.455—456.[译注]中文译文见让——雅克·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上），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1页。

[18]马克西米利安·诺瓦克（Maximilian Novak）指出，“《鲁滨孙漂流续记》（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出版于1719年8月20日，大约在第一卷面世的四个月之后”；这一事实有力地表明，笛福“在原作付印之后已在致力于续集的事务”；因此小说的末句不是一处闲笔，而是一次具体的广而告之的行动。见诺瓦克：《笛福：小说大师》（Defoe:Master of F ictions），Oxford,2001，第555页。

[19]“两个灵魂”的隐喻——受《浮士德》中那段著名独白的启发——是桑巴特（Sombart）有关布尔乔亚一书的主乐调：“每一个完全的布尔乔亚胸中都居住着两个灵魂：企业家的灵魂和值得尊敬的中间阶级人士的灵魂……企业精神是对黄金的贪婪、对冒险的欲望与对探险的热爱之间的综合……布尔乔亚精神则由计算、审慎的策略、合理性与节俭态度（economy）所组成。”Werner Sombart,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London,1915(1913),pp.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