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山代有才人出

第一节　唐伯虎的家世

唐伯虎生活在明朝中期，那时中国人口不足1亿。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统计数据是6054万人，到了明晚期的万历年间（1573—1620年），人口已经超过了1亿[1]，而当时全世界的人口为5亿[2]。中国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天网，把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网罗其中。这张巨网的社会纬线是道德，经线是家族血统，经纬交错，统治阶级以此管理这个国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在这张巨网之中。

为延续家族血统的纯正和荣耀，古人在编修家谱的时候，总是喜欢突出官位最高、名气最盛的祖先。而那些名传千古的人物到底是不是他们的祖先，常常很难考证。事实上，那些遥不可及的祖宗牌位对他们的后代子孙并无切实的帮助，唯有在心理上增加那么一点儿虚荣心而已。

唐姓来源于封国。唐伯虎的祖先可能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

唐伯虎的宗亲后裔、清代嘉庆年间的吴县（今苏州市吴中、相城一带）知县唐仲冕曾说：“吾宗以国为氏，自前凉陵江将军辉徙居晋昌，其曾孙瑶、谘皆为晋昌守。谘子揣、瑶孙褒，皆封晋昌公。褒来孙俭，从唐太宗起晋阳，封莒国公，图像凌烟。后世或郡晋昌，或郡晋阳，皆莒公后。”[3]东晋之际，唐伯虎的先祖唐辉是个将军，迁徙到晋昌，而且此后数代子孙皆被封为晋昌公，也就成为晋昌人，唐伯虎自称“晋昌唐寅”，即由此处而来。唐仲冕又说：“迄宋皇祐为侍御史介以直谏谪渡淮；至明为兵部车驾司主事泰，死土木之难；子孙分居白下、槜李间。”到了明代，唐氏分布在白下（在今南京）和槜李（在今嘉兴）之间。人们认为，唐伯虎是唐代莒国公唐俭的第二十七世孙。[4]

从唐伯虎的曾祖父到父亲皆是单传，三代都是独子，可谓人丁不旺，所以他们家也没有什么亲戚。唐伯虎曾感叹说：“余宗不繁，自曾大父迄先府君，无有支庶。”[5]

唐伯虎的父亲叫唐广德，是苏州府吴县的一个平民商人。唐家经营着“酒食之肆”，也就是饭店。唐伯虎一家住在苏州古城阊门内的吴趋坊皋桥边上（有的史料称唐伯虎家在吴趋坊，有的称在吴趋里，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地方）。

苏州是一座历史名城，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是吴文化的发祥地。苏州古称阖闾城、吴州等，至隋朝时才改名叫苏州。据唐代陆广微《吴地记》载，阖闾城四周辟“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卦”。东有娄门、匠门，西有阊门、胥门，南有盘门、蛇门，北有齐门、平门，相传此八门的名称都是伍子胥所定，而阊门就是传说中的苏州天门。数百年间，阊门地区一直是苏州府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最为繁华之地。

苏州也是一座工业城市，明朝时的人口比明初首都南京的还多。在明初，南京只有两万七千多户，十多万人，另有驻军十四万三千余人，总数约三十万。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起，朱元璋下令“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二十八年（1395年）、三十年（1397年），三次徙民京师，数近四万户。至洪武三十年，南京人口有六十万以上。[6]唐伯虎的许多祖籍在苏州的南京朋友，如顾璘[7]、杨进卿等人，他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迁徙去的南京。

洪武四年（1371年），苏州统计一州七县有户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一百九十四万七千八百多人，其中苏州城里的人口有六十万余。[8]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弘治年间，苏州城人口大约有一百万了。弘治时，朝鲜官员崔溥说：“苏州……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渊薮，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自古天下以江南为佳丽地，而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此城（苏州）尤最。”[9]

唐伯虎出生在成化年间，此时阊门地区已经拂去元明之交的战争烽烟，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成为闻名全国的商业中心。苏州城里不仅有苏州府的州府衙门，吴县和长洲县的县治衙门也在其中。成年后的唐伯虎写过一首诗，名为《阊门即事》，足证当年阊门市井的繁华：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10]

这番风景堪比北宋时期的汴梁城。若要想象一下当时的繁华景象，或可借助仇英笔下的《清明上河图》，一窥人间烟火气。

能够在这样寸土寸金的地界开饭店，生意自然差不了。唐伯虎的好友徐祯卿自小就熟悉他的家境，说唐家“家资微羡，而餍习优汰”[11]。当时，唐家吃穿不愁，算是个生活宽裕的小康家庭。

明宪宗成化六年二月初四，即公元1470年3月6日，唐伯虎出生在苏州城吴趋坊皋桥边的家中。因唐伯虎是家中长子，他的降生令这个三代单传的温馨之家无比欣喜。

父亲唐广德欢天喜地地在家门上悬挂了一张弓——明朝有个习俗：家中生男，要立即在大门的左门楣上悬挂一张弓，曰“悬弧”，这种风尚体现了尚武风俗；生女，则在门楣右边挂佩巾，曰“设帨”。其实这种习俗早在《礼记·内则》中就有记载：“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到了明代，该习俗依旧被保留。

父母给他起名字，用意甚简单：成化六年为庚寅年，所以他的名叫“寅”；这一年是虎年，而且他又是家中长子，所以他的字叫“伯虎”。唐寅后来常用的字是“子畏”，那是他自己更改的字。[12]

唐伯虎的出生，为这个“人丁不旺”的家庭带来了无限快乐和希望。他童年受到了长辈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家人任由其在自家饭店里穿梭，因此他自小就看惯了南来北往客，听惯了南腔北调音，对陌生人并不畏惧。

唐伯虎七岁的时候，母亲丘氏[13]又诞下一个男孩，因为那一年是成化十二年（1476年），丙申年，因此依例为这个孩子取名为“申”。唐申（1476—1542），字子重，号怀月，嘉靖二十一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算是唐家最长寿的人。[14]

弟弟唐申出生之前，母亲还生过一个女孩。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女性的地位十分卑微。比如唐伯虎的这位妹妹，我们只能称之为唐氏，因为不知道她的芳名，甚至连她出生于何年何月也全然不知，只能推定她比兄长唐伯虎小一到五岁。

唐伯虎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他的父母虽然生育了三个孩子，但依然年轻。古人婚嫁年龄普遍较小，男子一般十七八岁，女子一般十五六岁，最小的十三岁就可以出嫁，加之那时的政府税赋相对轻松，所以在和平年代的繁华都市里，唐家五口人的生活平凡而自足，不曾为五斗米发愁。

唐伯虎的命运走向取决于他父亲。母亲丘氏只是位恪守妇道的典型传统妇女，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祖训。那么父亲唐广德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唐广德自小没有接受过教育，文化水平不高，恐怕只会算账数钱，记一点简单的账目。但是他“贾业而士行”[15]，也就是说唐广德虽然是个生意人，脑子里却装着正统的儒家思想。

本是生意人的唐广德，偏要将儿子培养成读书人，谓之“子道之行，父志之成”，意思就是小孩子不懂事，需要家长替他选择人生道路，而孩子一旦功成名就，就算是实现了父亲的理想。这种观念在当时一点儿也不奇怪，完全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奉行儒家学说，认为只有读书、科举、为官才是人生正道，其他行业都属于贱业。宋代汪洙更是在《神童诗》里直截了当地写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没有尊严的生活，从来不是幸福的人生。明代的社会风气是“书生惟籍进身，为殖生阶梯，鲜与国家效忠”[16]。明代人赵用贤说：“今仕于邦国者，类以科闻发第为重，其次则文学岁献士，世所号为正途。下是，虽聪明才谞卓荦出群者，亦屈为杂流，悉处于卑冗。”[17]平民百姓要想摆脱低贱身份，争取体面生活，实现咸鱼翻身的梦想，唯一通途就是走上科举之路。一旦成为县、府学廪生（也称“廪膳生”）以上的士人，哪怕是犯了案子，惹上官司，见了官员也不必下跪。如果能考取举人，中了贡士、进士，就可以飞黄腾达了。若是有幸当了大官的话，不仅能光耀门楣，连阴曹地府里的祖先也可以加官晋爵。中国有句古话“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士人一旦依附于皇权，就可以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科举、入仕就是彼时读书人的人生理想，也是整个社会的主流观念，这像是一个巨大的旋涡，将世人裹挟其中。

唐广德决意“将用子畏起家。致举业，师教子畏。子畏不得违父旨”[18]。唐伯虎是家中的长子，这一点很重要。按照家族世袭传统，长子为第一继承人，而且他也极聪明，所以父亲唐广德欲予以重点培养，送他去私塾启蒙。“广德尝语人，此儿必成名”[19]，说明唐广德很得意，也很自信，以为振兴自家门庭就指望唐伯虎了。

大约十岁时，唐伯虎“从师习举业”[20]，开始正式接受科举启蒙教育。此时的唐伯虎，正值天性好玩之时，可他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只得背起小书包，去私塾做个乖巧的读书郎。

唐伯虎的启蒙老师是谁？史料未载，但是有位苏州长洲人沈诚先生[21]，很像他的启蒙老师。沈诚是私塾先生，弘治六年（1493年）五月去世，享年七十岁。苏州城里耆老众多，文星璀璨，沈诚的家人却偏偏挑选了年仅二十四岁的唐伯虎来替他撰写墓志铭。细思量，其中必有某种特殊的原因，沈诚或是唐伯虎的启蒙老师。

唐伯虎在《沈隐君墓碣》中说，沈诚是读书人，却没有功名，以开馆授业为生。他回忆说沈诚的知识面很广，“学贯列经，博综群言。草木昆虫，太极天文，殚究毕该，罔有遗捐”，就是说，沈诚除了精通用来应付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外，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学识广博。他对学生的态度非常友善，“慈良温舒”，“友生门徒”[22]，让年幼的学子们不惧怕读书，且从读书中获得了学习的乐趣。

私塾课堂学习之余，少年唐伯虎免不了要做一些家务——去自家饭店帮厨，给父母打下手。据唐伯虎自述，“计仆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涤血”[23]，“昔仆穿土击革，缠鸡握雉，身杂舆隶屠贩之中”。少年时代的他经常在后厨操刀，杀鸡宰鹅，还要给客人上菜斟酒，与送货的商贩们周旋，生活在各色人等之中。[24]

饭店就是一个小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种人物每天都要在此登场，小小的饭店上演着世间百态。唐伯虎生活在其间，耳闻目染。在接受了启蒙教育之后，他开始阅读史书，逐渐学会了独立思考，开始反思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他后来回忆早年的这些经历时，给自己和自己日常接触的一些人冠以“屠酤”“舆隶”“屠贩”之名，这些词语泛指操贱役者，属于社会地位低微的人，几近奴仆。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唐伯虎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屈辱出身，一方面也培养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豁达情怀。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唐广德望子成龙，时刻关注着两个儿子的成长，尤其重视对唐伯虎的培养，可谓倾其所有，不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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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17页。

[2][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

[3][清]唐仲冕：《六如居士全集·序》，见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寅集》，第538页。

[4]清代唐体仁等撰修的《晋阳唐氏宗谱》说：“第二十七世，寅，弘治十一年，南畿解元。”按照唐体仁等人的说法，唐寅的先人是罹难于“土木之役”的兵部车架司主事唐泰，是个五六品的官员。明代系文官集团主管国家大小事务，所以即便唐泰不是进士，也应该有功名在身。而“土木之役”发生在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距唐伯虎出生才二十一年，以年龄推算当是他的祖父辈。唐伯虎一生崇尚文学，身边如云文友曾撰写过大量关于他的文章，却从未说到过此人，因此很难断定唐泰是唐伯虎的直系亲属。

[5][明]唐寅撰，[清]唐仲冕编：《六如居士全集》卷六《唐长民圹志》，见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寅集》，第256页。

[6]参见《明代城市研究》，第38页。

[7]顾璘，字华玉，号东桥居士，世称“东桥先生”，以南京刑部尚书致仕归里，建成息园，常与宾客置酒高会、诗文唱和。

[8]参见《明代城市研究》，第61页。

[9][明朝鲜]崔溥：《锦南先生漂海录》卷二，转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62页。

[10]见《唐寅集》。

[11][明]徐祯卿：《新倩籍·唐寅小传》。

[12][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十七《唐子畏墓志并铭》载：“岁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

[13]祝允明《唐子畏墓志并铭》写唐寅母亲为丘氏，而后世史料常称其为邱氏，但事实上明代只有丘姓。究其原因，系清代避讳孔子的名“丘”，所以当权者下令将丘姓改为邱姓。唐寅之母实为丘氏。

[14]唐申之子唐兆民所撰《遗命记》载：“父字子重，讳申，号怀月……（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九月……言毕大笑，俄顷而逝。”

[15]《怀星堂集》卷十七《唐子畏墓志并铭》。

[16][明]黄省曾：《吴风录》，明隆庆至万历刻百陵学山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62页。

[17][明]赵用贤：《松石斋文集》卷九《送吴汝荣之任河南藩幕序》。

[18]《怀星堂集》卷十七《唐子畏墓志并铭》。

[19]同上。

[20]《唐寅集》，第646页。

[21][明]唐寅：《沈隐君墓碣》，见《唐寅集》，第258页。

[22][明]唐寅：《沈隐君墓碣》。

[23][明]唐寅：《与文徵明书》，见《唐寅集》，第221页。

[24][明]唐寅：《答文徵明书》，见《唐寅集》，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