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佺期·三首

沈佺期（？—713），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他上元二年（675）中进士后，当过协律郎、通事舍人、考功员外郎、给事中，因受贿入狱，刚放出来不久又因与武则天宠臣张昌宗、张易之关系密切被反对二张的人贬斥，流放到岭南州（今越南荣市），后来被赦北归，一直当到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

沈佺期和宋之问并称“沈宋”，以创建近体诗律而闻名，但是把这桩诗歌语言形式变革功劳完全安在他们头上多少有些不妥，因为近体诗律从魏晋以来逐渐成熟，到初唐已经差不多瓜熟蒂落，像“四杰”、杜审言等就写有不少合辙中矩的近体律绝诗，并不能说沈宋就是近体诗律的“创始人”。清人钱良择《唐音审体》所说的“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虽然是千口一词的公论，但它实际上只不过沿袭了唐代独孤及、皎然一直到欧阳修《新唐书》的现成说法，而这些人的说法又多少有些诗歌史家为确定坐标而简单化的意味，就仿佛地理学家为一条长江分段不得不求助于江岸的显著标志。当然，沈、宋的确是当时诗坛上擅长写近体律诗的诗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了后人所选中的标记，用他们来显示诗歌语言形式的演进轨迹。不过，沈、宋本人却未必有自觉创建诗律的意识，而更多地是在一种普遍的审美风气推动下，不自觉地承继了六朝以来诗歌语言形式整饬化和四声平仄二元化的趋势。以七律为例，按清人方世举《兰丛诗话》的说法，“五言犹承齐梁格诗而整饬其音调，七言则沈、宋新裁”，但就是沈德潜极为推崇“骨高气高色泽情韵俱高”、“擅古今之奇”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和《龙池》（《说诗晬语》），也被后人看出新旧参半的痕迹，清人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就偏以它们证明七律“出于乐府”而不是沈宋独出新裁。不仅仅因为这两首诗都用了乐府题，其实那半叙事半抒情的方式和不那么紧缩凝练的语言都残存了乐府的馀味；另一个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二则偏以《龙池》为例猜测律诗之前还有一种“古律诗”，这个“古”字正好说明这种号称“近体”的诗歌语言形式并不是沈、宋的发明而是逐渐演化而来的体制，就是在沈、宋笔下仍在不断变化尚未定型的过程中。因此，以沈、宋为近体诗律创建的标志并不等于沈、宋创建了近体诗律，也不等于到了沈、宋诗律就已定型，就仿佛我们以重庆、武汉为长江某段的标志并不等于长江在重庆、武汉就自动停顿一样，标志只不过是为了帮助人们识别与记忆的方便而设立的符号，当然这并不否认沈、宋二人声韵谐和对仗精巧的作品也的确促成了近体诗的成熟。至于沈佺期的诗，当时文坛领袖之一张说曾评以“清丽”二字（《唐才子传》卷一），这“清丽”二字大体吻合沈佺期诗着色鲜丽、用词雕琢的风格，但清丽便不免有些柔弱，缺乏猛锐的感情力度，这仿佛是宫廷诗人的通病。明人陆时雍说他“安详合度”（《诗镜总论》），这“安详合度”是说沈佺期写诗时感情不温不火，雍容平和，但安详合度就不免没有个性，完全违反了“愤怒出诗人”或“穷而后工”的规律。特别是沈佺期写诗不够聪明，缺乏想象力，不得不牵惹一些典故丽词，袭用一些六朝诗境，这使得他的诗缺少精警而新颖的意思，常常不耐读，还不时泛出六朝人的底色来，像他常常被人提起的那联“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钓竿篇》），譬喻和想象倒很奇特，也曾被李白、杜甫、许浑及宋徐俯借用在自己的诗词里（见李白《江上赠窦长史》“人疑天上坐楼船，水净霞明两重绮”、《清溪行》“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杜甫《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许浑《村舍二首》之二“鱼下碧潭当镜跃，鸟还青嶂拂屏飞”、徐俯《鹧鸪天》“明月棹，夕阳船，鲈鱼恰似镜中悬”），但实际并非他的发明而是挪用了东晋王羲之的两句话“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和南朝陈释慧标《咏水》的两句诗“舟如空里泛，人似镜中行”（参见《优古堂诗话》《升庵诗话》卷五）。而同样用剪刀隐喻春之将至，他的“寒依刀尺尽，春向绮罗生”（《剪彩》）未免笨拙，似乎赶不上宋之问“今年春色早，应为剪刀催”（《奉和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来得自然，更赶不上贺知章“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咏柳》）来得新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