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三首

骆宾王（约619—？），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年轻时任道王李元庆府中的属官，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前后曾从军到过西北、西南，后任长安主簿，但又获罪下狱，贬为临海丞。光宅元年（684）徐敬业从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他代作《讨武曌檄》，一时传遍天下，徐敬业兵败后，骆宾王也不知下落，有人说他被杀，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在“初唐四杰”中，他名字排在最后，但年纪最大，如果传闻中那首“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咏鹅》真是他七岁时的作品，那么他在诗史上应当比其他三人几乎早了一代。不过从他现存的作品来看，他真正的创作生涯开始于中年之后，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少年成名，所以人们仍然习惯把他和卢照邻、杨炯、王勃视为一代诗人。

在《全唐诗》里收有三卷骆宾王的作品，他的歌行如《帝京篇》《畴昔篇》慷慨悲壮、音节浏亮，《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深婉缠绵、情韵悠长，在当时都是上乘佳作；而五言古、律也多写得苍劲而精巧，既有魏、晋古诗的气格，又有六朝诗律的词采，像“谷静风声彻，山空月色深”（《夏日游山家同夏少府》）、“草带销寒翠，花枝发夜红”（《初秋于窦六郎宅宴》）、“露下蝉声断，寒来雁影连”（《送刘少府游越州》）的组句下字和《渡瓜步江》《至分水戍》《送费六还蜀》等诗的句型音律，都标志着古体诗向近体诗、六朝诗及唐诗演进的轨迹。但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诗人，他在诗歌形式语言上起的变革作用似乎并不如后来的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而在诗歌主题内涵上的变革意义则与卢照邻、杨炯、王勃一样重要。按当时人的说法，“四杰”是几个“浮躁浅陋”的人，这“浮躁浅陋”四字在今天看来刚好说明这四个人不够安分守己，情绪不太稳定，个性过于倔强，属于多血质性格。像王勃陵藉同僚，年轻气盛；杨炯讽刺朝士是“麒麟楦”，恃才凭傲（《唐才子传》卷一）；卢照邻自傲又自卑，一会儿学炼丹到处讨乞药值，一会儿入仕当官还想当大官，终于在理想破灭与病疾缠身下自杀了事；而骆宾王则极端自负，似乎不通世故，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少年识事浅，不知交道难”（《咏怀》），长大了又“嗟为刀笔吏，耻从绳墨牵”（《叙寄员半千》），虽然他“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军行》），但却仍然“淹留坐帝乡，无事积炎凉”（《畴昔篇》），因此满腹牢骚、一腔悲愤，更加上他运道坎，四处碰壁，便积了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幽怨愤懑之气。那个千年前独身刺秦王在易水边慷慨悲歌的荆轲的幽灵似乎总缠绕着他，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到“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于易水送人》）。他以垂暮之年参加讨伐武则天的冒险行动，恐怕不仅仅是“不忘故君”的理性抉择，而更多的是出自一种类似赌徒性格的心理冲动。不过，恰恰是他们这种富于个性的气质、不平则鸣的性格加上一肚子牢骚与悲凉，使他们摆脱了初唐诗坛那种百无聊赖地搬运词藻的慵懒和平庸，使诗歌多了一种刚健、悲凉而饱满的情绪，恰恰是他们这种坎坷而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的诗比起千人一面千篇一辞的应制、酬和、同咏、奉题少了一些无聊与空洞，多了一些生机勃勃的主题与内涵。像骆宾王的几首边塞诗，就有亲身体验的感受和亲眼所睹的意象，绝不像那些身居都市华堂的人写边塞诗，从书本里拾来几个烽火、胡笳之类的词语和着泪、血、风、霜就捏出一首边塞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