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

1.日本的朝贡关系

日本的朝贡关系颇为复杂，《大明会典》对此有一个简要叙述：

祖训：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故绝之。按：日本古倭奴国，世以王为姓。其国有五畿七道及属国百余，时寇海上。洪武五年，始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七年，其国王良怀遣僧朝贡，以无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贡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贡却之。又以频年为寇，令中书省移文诘责。自后屡却其贡，并安置所遣僧于川陕番寺。十四年，从其请遣还。十六年，筑登、莱至浙并海五十九城。二十年，筑福建并海十六城，各置卫所。永乐初，复来朝贡，赐龟钮金印、诰命，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镇山曰“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之，给勘合百道。始令十年一贡，贡道由浙江宁波府，每贡正副使等毋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贡物：马、盔、铠、剑、腰刀、枪、涂金装彩屏风、洒金厨子、洒金文台、洒金手箱、描金粉匣、描金笔匣、抹金铜提铫、洒金木铫角盥、贴金扇、玛瑙、水晶数珠、硫黄、苏木、牛皮。[24]

这里所说的“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云云，是指左丞相胡惟庸派遣亲信陈得中，与日本朝贡使节归廷密谋，由林贤前往日本请求国王发兵，打着朝贡的幌子，配合胡惟庸发动叛乱。其实这是子虚乌有之事，吴晗《胡惟庸党案考》列举大量史实，证明纯系捏造。[25]但是，这在当时是皇帝钦定的结论，因此对于日本的朝贡影响巨大，基本上处于断绝状态。

胡惟庸，凤阳定远人。明太祖起兵早期便跟随左右。洪武六年任右丞相，随后改任左丞相。洪武十三年以“谋反”罪名被杀，随后丞相制度亦被明太祖废除。“通倭”是胡惟庸谋反罪状中的一条。

明成祖即位后，朝贡恢复正常，对于日本的朝贡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永乐元年（1403），主管此事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向他报告，日本朝贡使节到宁波，宜派官员前往稽查，防止运载违禁兵器，私与民间交易。他回复说：“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资费亦多，其各有赉以助给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26]此后，他一再重申不必拘泥于禁令。事实上日本的朝贡也没有遵守有关时间、人数、船只等规定，嘉靖《宁波府志》的记录可见一斑：

（永乐）九年以后，贡者仅一再至，而其寇松门、寇沙园诸处者不绝。

宣宗朝，入贡逾额，复增定格例，船毋过三只，人毋过三百，刀剑毋过三千把。

正统四年五月，夷船四十余只，夜入大嵩港，袭破城所，转寇昌国，亦陷其城。

（正统）七年，夷船九只，使人千余来贡。朝廷责其越例，然以远人慕化，亦包容之。[27]

因此，嘉靖二年（1523）的宁波争贡事件绝非偶然，倘若没有双方大打出手，把局面闹得不可收拾，令舆论哗然的话，地方当局也许一如既往，开一眼闭一眼，“包容”过去。

日本的朝贡贸易，也叫做勘合贸易或贡舶贸易，由浙江市舶司掌管。日本使节进入中国，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在专门接待朝贡使节的“安远驿”的嘉宾馆歇脚。安远驿的门口匾额上写“浙江市舶提举司安远驿”，两旁的关坊，东曰“观国之光”，西曰“怀远以德”。嘉宾馆规模不小，中间有三间厅堂，周围有三十六间井屋，厅堂后面有三间川堂、五间后堂，后堂的左面是厨房，右面是土神祠。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凡遇倭夷入贡，处正副使臣于中，处夷众于四旁舍。”[28]

日本船队到达后，一面与附近的中国商人进行小额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便携带国书、贡物以及夹带的货物，在明朝官吏的护送下前往京师，下榻京师会同馆。在向皇帝提交国书、贡献方物以后，夹带的货物方可在会同馆附近出售，先由政府有关部门购买，然后才可由商人购买，并允许日本商人买进非违禁的货物，随船回国。

据日本学者研究，从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将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的遣明使节所率领的勘合贸易船队，共计十八批。由于嘉靖二年（1523）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使得朝贡贸易发生危机，因而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29]

这时日本朝贡贸易的经营权已经脱离足利义持将军之手，落入了细川氏和大内氏两大家族的掌控之中。遣明船一向有幕府船、大名船、相国寺船、三十三间堂船之分，随着大寺社势力的消退，细川氏、大内氏作为遣明船的主力登场。细川氏是所谓“堺商人”——濑户内海东部沿岸一带的商人；大内氏是所谓“博多商人”——从濑户内海西部到北九州沿岸一带的商人。

足利义持，日本室町幕府第四位将军，足利义满之子。其父曾接受明朝“日本国王”的封号。

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的勘合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公贸易和私贸易三部分。朝贡贸易是给明朝皇帝进献贡品，并由此得到大量的“回赐”物品；“公贸易”是遣明船搭载的商品与明朝官方的交易；“私贸易”是遣明船在宁波安远驿、京师会同馆与中国商人的交易。日本出手的物资，在朝贡贸易的场合是金、马、扉、屏风、铠甲、硫磺等，得到的“回赐”物品是丝、纱、绢、钞、铜钱等；在公贸易中，日本方面出售的是刀剑，中国方面支付的是铜钱；在私贸易中，日本方面得到的以生丝、丝织物为主，此外还有丝绵、棉布、药材、砂糖、瓷器、书画、铜器、漆器等。动用巨额资金的勘合贸易所获得利润的具体数字难以统计，仅仅根据楠叶西忍《大乘院寺社杂事记》的资料就可以知道，遣明船在生丝一项所获得的利润率达到200%。[30]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内义兴与细川高国发生的争夺勘合贸易主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正德六年（1511）第十五批遣明船是由大内义兴主宰的，引起细川高国的不满。嘉靖二年（1523）第十六批遣明船也由大内义兴派遣。大内义兴于室町后期的1494年继承“家督”，成为周防、长门、丰前、筑前、安芸、石见等地的“守护”，是日本战国时期西国的大名之雄。以他为后援的正使谦道宗设率领三艘船舶驶向宁波。细川高国为了与之抗衡，凭借已经失效的“弘治勘合”，派出另一艘遣明船。细川高国是“官领”细川政元的养子，1508年成为“官领”，长期掌握室町幕府的实权。以他为后援的正使鸾冈瑞佐、副使宋素卿率领一艘船舶驶向宁波。先后抵达宁波的大内船、细川船发生了正面冲突，不仅大打出手，而且烧毁了市舶司的招待所——嘉宾馆，袭击了武器库，殃及沿途民众。引起宁波争贡事件的表面原因是同一时期派出了两批遣明船；深层原因则是足利幕府权力的弱化，遣明船的派遣成为仅凭经济实力的竞争。

此事与流亡日本的宁波人宋素卿有很大的关系。正德四年（1509），日本方面以宋素卿为正使、源永寿为副使，前来宁波朝贡，向朝廷请求祭祀孔子的仪注，未获许可。此时，宁波人朱澄向官府告发：宋素卿乃是他的从子，本名朱缟，卖给日本商人后越境逃亡，现在竟然作为正使前来朝贡，官府应该作为“叛附夷人”论处。嘉靖《宁波府志》写道：

正德四年，遣使宋素卿来贡，请祀孔子仪制，朝议弗许。素卿者，即鄞人朱缟，其家鬻于夷商汤四五郎，越境亡去。至是，充使入贡，重赂逆瑾，蔽覆其事。盖缟在倭国伪称宗室苗裔，倾险取宠，辅庶夺嫡，争贡要利，而夷夏之衅遂酿于兹。[31]

郑晓《皇明四夷考》把此事系于正德六年（1511），文字也略有不同：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寿来贡，求祀孔子仪注，不许。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从子，叛附夷人。守臣以闻，主客以素卿正使，释之，令谕王效顺，无侵边。[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