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晚明史5:王朝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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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解的难题: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1.“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杨嗣昌像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常德人,杨鹤之子,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十年初,入京任兵部尚书。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他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

杨嗣昌正在集中精力实施“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时,朝廷愈来愈感到“寇”与“虏”内外交困的压力,不得不反思“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初十日,杨嗣昌回应廷臣的疑虑,谈及当前内外交困的形势,把它与宋朝相比拟,重申自己的观点,主张给予北方的封疆大吏便宜从事的大权,“抚赏敌国”,“暂弭大患”,待到平息中原盗贼之后,再来“恢复祖宗疆土”。他在奏疏中着意强调对满洲战争二十年,劳民伤财,一事无成:

以臣思之,边烽发难二十年,国家用兵二十年,雄边健儿尽膏白刃,中原赤子尽化潢池,亦二十年于兹。上自宫府盖藏,中而有司积贮,下至亿万生灵,一钱半菽付之逝水亦二十年。其中智者运谋,勇者效力,谁不曰灭此而朝食哉!要归其实,不过耗巨万万财,屠巨万万人而已……然己巳(崇祯二年)、丙子(崇祯九年)边烽两逼陵京,深入畿南重地,吾皇焦劳五位,筹画万方,去亲征相间几何?其仅仅俘掠饱飏,别无盘踞之志。乃我圣神之福德,国家之幸事,未可狃之以为常也。今若不顾民穷财尽,盗贼蜂起,中原南服,根本虚摇,而必以剿敌为事,今日增兵,明日措饷。耗累巨万万财不已,又以新财续旧财;屠累巨万万人不已,必以后命填前命。是即谓之孤注。

既然如此,那么计将安出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微妙的“抚赏”二字:

眼前未见,必有驯至之时;当身不任,必有接手之祸。而为臣子且求敷衍此日,待其驯至,付之接手何人?此乃万世罪魁,狗彘不食……中国外国,决然不能相无;抚赏机权,灼然不容偏废。通此一路,俾边臣得假便宜,暂弭大患。待数年之后,敌国渐衰,而我中原盗贼止息,氓庶安生,钱粮不苦于沃焦,甲士不忧于呼癸,然后奉将天威,大彰挞伐,以恢祖宗之疆土,以偿积岁之逋诛,似乎亦未为晚。[2]

杨嗣昌的意思,不妨给封疆大吏“便宜”大权,向满洲方面做些让步(他称为“抚赏”),不仅给予金钱,还可以割让一些疆土,达到“暂弭大患”之目的。由于牵涉边臣的“抚赏机权”过于宽泛,皇帝没有表态。

杨嗣昌为此继续向皇帝兜售他的“抚赏”设想:“昨边烽款宣,因建义州之说,欲权宜诱詟于辽,使我蓟(镇)(大)之长边不扰,陵京之重地无虞。然后撤内备以增练关门之骑兵,办轻装以张捣辽沈之声势,而我腹心之祸以边尘不耸而次第消除,根本之摇以枝叶无伤而仍还巩固。虽狗马迂愚,未能尽当圣意,而实为宗社生灵永久之计,非苟且目前已也。”[3]皇帝似乎有点松口,倾向于杨嗣昌的“抚赏”设想,但是关照,务必保密。他的圣旨写道:“奏内事机,着该抚监便宜酌行,不许抄传。”[4]他的意思很清楚,即使给边臣“便宜”大权,“抚赏”之事也应该悄无声息地进行,只做不说。

五月初三日,皇帝在中极殿召见大臣,要他们就安内与攘外这个棘手问题,出谋划策。他采用类似殿试的方式,提出一个问题,要大臣们当场写出对策。皇帝提问:“年来天象频仍,今年为灾甚烈,且金星昼见,已逾五旬。将谓主兵耶?今方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冻毙人畜,将谓边地耶?然时已入夏,何所致欤?朝廷腹心耳目托寄臣工,今应担当者嫌怨在念,司举劾者情贿系心,以致嚣尤易起,直枉难分,何所凭欤?钦限屡违,寇尚未灭,处分则剿局更张,再宽则功令不信。况剿兵难撤,敌国生心;边饷欠多,蠲留未已。民贫既甚,正供犹难;侵剥旁出,如火益热。至于重利尚欺,分畛去公,近多比比。即有操守清谨者,又自傲睨,遂非必也,俱令处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忠能体国,才足匡时,其悉心以对。”[5]从天变谈到战争、吏治、民生,中心思想是八个大字:“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也就是说,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其他大臣的对策答卷写得如何,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唯独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答卷激起了舆论的非议。向来以才思敏捷著称的杨嗣昌,当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策论,顺着皇帝的思路,从天变破题,然后引经据典,列举历史上虽有天灾却不曾引来政局动荡的事例,侃侃而谈。他援引的几则典故,带有明显的影射现实意味。比如,杨嗣昌举例说,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三月,月食火星,当年无事;次年,匈奴八部大人呼韩邪单于向汉朝求和,光武帝把此事交给公卿讨论,公卿们都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人情伪不可知,不能答应议和。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引汉宣帝故事[6],主张接受单于的议和请求,以利于完复边郡。光武帝采纳这一主张,终于实现与匈奴的和好。[7]又比如,杨嗣昌说,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正月,月食荧惑,当年魏博镇田兴来降,李绛请求“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唐宪宗采纳此议,派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镇宣慰,犒赏军士,柳州百姓减免一年赋役。再比如,杨嗣昌又列举一个相反的事例:宋朝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月食荧惑,次年兴师讨伐北汉、出征契丹,连战连败。宰相张齐贤说:“圣人举事,动出万全,必先本后末,安内养外。”[8]

杨嗣昌以古喻今,目的依然是“必安内方可攘外”,所以他说:“窃臣前因奏对援引不伦[9],只今束躬待罪,何敢复称汉唐宋之言?第缘伏读谕旨,至尊独自忧天,群臣听从其便,狗马惶汗欲死,不敢不述鄙闻,仰慰圣怀万一。”[10]他谈历史目的在于为皇帝排忧解难,解决现实问题。此后几天,他陆续上疏表明态度,颇以忠心耿耿自诩:“追维十一年,以枢曹事皇上者,济济多贤。臣才力不及梁廷栋,学问不及熊明遇,练达不及张凤翼。而一点痴肠,勉担大事,嫌怨不避,罪眚不辞,窃不在诸臣之下。今从前无一毫可论,仍烦向后杞忧不止,就事论事,而又何用虚拘,以误邦政,以郁人心为也。”[11]显然是在为他的“抚赏”满洲主张辩解,并非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不误“邦政”,才“勉担大事”,所以不避嫌怨,不辞罪眚。几天之后,他再次解释“抚赏”乃是安内攘外的必要手段:

缘臣积年思算,烽(指满洲)若狡窥,我谋制驭,惟有关宁大练战兵轻骑五万,堪以不时出塞,声张捣巢,斯彼不敢远离窟穴,越犯蓟宣。乃我平平稳稳堂堂正正之着。但欲行此着,必须撤去近畿稍缓之兵,而后可以并力关宁,又必削平中原蔓延之寇,而后可以宿储供亿。计及于此,则必假西目之市,缓边烽之来。使数年不犯,而后我之贼乃可平,兵乃可练。其时鲁市即变,边烽即来,而我不患无以待之。较之今日中原残破,赤子疮痍,禁旅边兵皇皇内调,犹恐不能尽贼者,心思孰暇孰不暇,气力孰整孰不整,不待智者而知也。[12]

杨嗣昌果然是“一点痴肠”,“嫌怨不避”,他的大胆言论一出,朝廷上下舆论哗然。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讲究夷夏之辨,注重以史为鉴,明朝君臣对于宋朝处理与辽、金的关系频频失误十分敏感,因此对清(崇祯九年〔1636年〕满洲改国号为“清”)的议和,一直讳莫如深。杨嗣昌时而用隐晦曲折的言辞,时而用直截了当的话语,宣扬对满洲议和,以实现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这是注重夷夏之辨的官员难以接受的。工科都给事中何楷(字元子,漳州镇海卫人)、南京御史林兰友,接连予以抨击。何楷的言论最有锋芒。他在题为“敬天以实不以文”的奏疏中,指责杨嗣昌屡屡援引历史典故别有用心:“嗣昌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赏之说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抚之说也;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也。其附会诚巧。”[13]殊不知皇帝对于杨嗣昌的主张早就心领神会,驳回何楷的奏疏,批了八个大字:“枢臣不必深求,钦此。”

有恃无恐的杨嗣昌在答辩奏疏中,只字不提何楷所说的“欲与清人互市封赏”“不可对外用兵”,而在别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一则说:“臣引建武、元和等事,皆汉唐信史,岂科臣言之则是,臣言之即非乎?”

再则说:“臣受主上恩深,忝负兵戎重寄,孤行一意,危祸多端,臣不敢避,不能避也。第以狗马愚忠,借之挑激发难,仰恃圣鉴洞明,容有未忍。”

三则说:“钦奉明旨,怜臣‘不必深求’,臣恐深求者方从此始,臣不知死所矣。”[14]

可见杨嗣昌不仅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且主张为了确保安内,不妨暂时对清议和,对此他信心十足,丝毫不做洗刷。而这一点正中皇帝下怀,他在五月二十一日圣旨中,明确表示:“卿奏原自明悉,不必更剖。”[15]几天之后,皇帝就提拔他为内阁大学士,表示对他的有力支持。当时的翰林院检讨杨士聪在评述崇祯朝掌故时说:“嗣昌此疏,论者谓入相之机括。”[16]可谓一语中的。因此政治谣言也随之而来,说皇帝允许杨嗣昌、高起潜(辽东监军太监)、方一藻(辽东巡抚)“款边之议”,秘密发送黄金八万两、白银十余万两云云。这当然是捕风捉影的无根之谈,但是连侍郎王铎似乎也相信有“金缯和亲”之事,这使杨嗣昌愤懑不已。他向皇帝声辩,希望皇帝辟谣。他的奏疏写道:

杨士聪,山东济宁人,崇祯四年进士。少时为邹元标所赏识,与东林人士交往密切。官至翰林院检讨。著有《玉堂荟记》。

臣昨见侍郎王铎有“抚彝(夷)关系甚重”一疏,中间“金缯和亲”等语,为明旨所驳,臣不胜惊疑。因访知,日来长安有一种横议,不知起自何人,缙绅萌隶无不遭其蛊惑,虽知臣信臣有如王铎,而亦汲汲乎出此疏,盖欲深救臣失也。

臣闻横议曰:皇上允臣及高起潜、方一藻款边之议,密发黄金八万两、白银十余万两,运送外国去矣。惟臣等三四人知之,外廷不得知,内阁诸臣亦不得知,所以破格用臣入阁办事,专为成此一款之意。

臣不胜愤叹,为此议者诚不知其何人,而缙绅萌隶亦自有耳目,自有心知。金银一二十万,从何时发出?于何路运行?岂肩挑背负、袖笼襟掩而去耶?说鬼说梦,人犹诧之,如此鬼梦必无之事,而说之于人,遂尔深信不疑,远腾近布,何其异也![17]

皇帝自然心知肚明,从未有送黄金白银之事,回应道:“览奏,横议无根,转相摇惑,深可诧憾。事理本明,何待发疏始白!以后再有捏造讹传的,着内外缉事衙门密访指参,必置重典。”[18]

送黄金白银确实是政治谣言,不过造谣与辟谣本身,却大可玩味。造谣者出于对“抚赏”的反感,辟谣者出于对“抚赏”的心虚,两者交互作用,把它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引起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