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致良知”思想与禅学

一、“致良知”思想

“致良知”思想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总结，王阳明建立心学体系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保持个体良知的清净，提升个人的伦理道德，改良社会。因此，他特别重视“致良知”的修养工夫，他自己曾说：“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45)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以龙场悟道为分割点，前期主要思索如何解决格物致知存在的理论困境；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建立了自己的心学体系，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一系列观点。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本体与功夫两个方面。在本体论上，良知概念的提出，才最终形成其心学本体论。关于“致良知”的观点，王阳明指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46)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指的是把自心的意念活动转化为现实社会活动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心为主，心物统一的过程。可以说，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对朱熹的格物致知从根本上进行扭转，克服了其析心与理、心与物为二的弊病。因此，王阳明视其为最成熟的理论，自谓：“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47)“吾讲学亦尝误人，今较来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48)同时，他还把“致良知”比作佛家的“正法眼藏”，自言：“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49)由此可见“致良知”思想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的地位。

对于“致良知”的阐释，王阳明前后观点存在一定的差异。前期王阳明认为：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50)

这里，王阳明把格物致知作为“致良知”的前提，认为只要去除了私欲，不断地格物致知，就能达到圣人之境。因此，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人人皆有，但需要致的功夫才能显现其作用。这主要由于尽管每个人都有良知，但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受到私欲的遮蔽，正如王阳明所言：“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51)良知无法显现，乃是受到外界物欲之遮蔽，这就要求致其良知，以克制私欲的产生，保持良知本身的清净。

后期，王阳明反复申明其格物致知之说：告诫弟子：“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52)当然，王阳明此时所言之格物已不是格外在之物了，而是要求正心、正念。

在王阳明这里，良知毕竟是体现于心中，依据格物致知的观点，要使良知体现于行动之中，必然要有“致良知”功夫。王阳明举例说道：“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53)这是对“一念发动处既是行”的进一步外在化，王阳明一再强调，“致良知”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具体的事情或行动上。在王阳明看来，主体知善知恶还未达到“致良知”的目的，如果主体不采取为善去恶之行动，于内不勤加修身，于外不制止他人为恶，则算不上真正的“致良知”，只有在实际行动当中为善去恶，体现在格物上，才是真正的“致良知”。王阳明晚年撰写的《大学问》用“致知”取代“诚意”形成了完整的“致良知”思想。

有关具体如何“致良知”，王阳明认为有事上磨炼与静时存养两种方法，亦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事上磨炼就是指要在具体的行动中实行良知。王阳明提出：“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54)意即要使每一事物皆得其理，就要求为学者不能只停留在意念层面，而必须付诸实际行动，比如孝敬父母，就必须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父母的体贴与关怀。即使在患难或贫贱时，也必须在现实中守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加强自身修养。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致良知”。

对于存时静养，王阳明认为就是“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绕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55)。存时静养是一种反观内省的修心方法。这与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相类似，要求时时刻刻注意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旦发现有不良之念，必须马上去除，以达到存善去恶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