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肆杂谈

鲁迅先生早期到琉璃厂去是买书，间或也买点古钱等小古董。从日记中看，在壬子（一九一二）、癸丑（一九一三）、甲寅（一九一四）几年中，先生经常来往的书铺是神州国光社、直隶书局、文明书局、宏道堂、本立堂、有正书局、宝华堂等家，后来才到富晋书庄去。那时富晋书庄还在杨梅竹斜街青云阁内，等到迁至琉璃厂宏道堂旧址营业时，那已是一九三五年间的事，这在鲁迅先生离京之后了。先生早期买的书籍，最多是画册、丛书一类的书，如有正书局的《中国名画》，神州国光社的《金冬心花果册》《神州大观》，《功顺堂丛书》《湖海楼丛书》等。当然这些都只是举个例子，先生每年买的书都很多，在一篇小文内书名是无法广为介绍的。

这些书铺中，有古书铺，有新书铺，如神州国光社、有正书局、文明书局等，便是当时以卖新印珂罗版碑帖、画册出名的店家；宏道堂、本立堂、宝华堂则都是古书铺；直隶书局则是新书、旧书都卖的铺子，曾经影印过清代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近代人宋星五、周蔼如辑的《文渊楼丛书》。

琉璃厂的书铺，自从清代乾嘉以来，绵绵二百载，其间兴衰代谢，不知变换了几百家。乾隆时益都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清末江阴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近人通学斋书铺主人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是考证琉璃厂书铺掌故的名著。尤其是孙著《琉璃厂书肆三记》，时代晚近，更为详赅。鲁迅先生往来琉璃厂买书的一些书铺，在孙著《三记》中基本上都是著录了的。

琉璃厂过去书铺，以路南的为多，又以东琉璃厂为多。由厂东门过来，远及火神庙、海王村公园、小沙土园胡同中，每两三家门面，便有一两家书铺，家家都是牙签插架，满目琳琅。一些书铺，外面看看，只有一两间、两三间阔，而内中进度却很深，有的是前后连接，即俗名“勾连搭”的鸳鸯房，看似三间，实际是六间，这样店内就很宽大了。铺中四周都是书架，有的前后房隔开的隔断也是书架，上面堆满了各种线装书，书套一头都夹有一张白纸，写明书名、作者、时代、版式。客人来了，可以挨架参观，随意取阅。如果是老主顾，更会让在柜房先休息，小伙计敬茶敬烟，略事寒暄，然后才谈生意。谈谈最近买到些什么，问问店里最近收到些什么，拿过来看看。好的东西，大家鉴赏一番，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如果有意要，然后可以谈谈价钱，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营业关系。这种营业方式，其源流应该说是很早了吧。乾隆时朝鲜人柳得恭在他所著《燕台再游录》中有几句写琉璃厂书铺道：

……聚瀛堂特潇洒，书籍又富；广庭起簟棚，随景开阖，置椅三四张，床桌笔砚，楚楚略备，月季花数盆烂开；初夏天气甚热，余日雇车至聚瀛堂散闷，卸笠据椅而坐，随意抽书看之，甚乐也。时或往五柳居，与陶生话：系大比之年，各省举人云集都门，多游厂中，与之言，往往有投合者。或群辈沓至，问答姓名乡县，扰扰而散。……

这该是多么潇洒的书铺呢？这种风气一直流传到后来，常去书铺，坐坐也好，谈谈也好，在答问之中，都有不少学问。如果顾客是位专家，铺主也就在买卖之中，顺便讨教，增长知识。如果买的人学识较差，店主也会娓娓不倦地向你介绍。这一方面固然为了做生意，另一方面也使你增长不少知识。经常浏览琉璃厂书铺，那便版本、目录、校勘之学，与日俱增了。

在琉璃厂书铺中，各个时期都有不少版本、目录专门家。晚近如正文斋主人谭笃生、会文斋主人何厚甫、文德堂主人韩逢源（绰号“韩大头”）、通学斋主人孙殿起、文禄堂主人王搢青，个人营业的宝坻县人刘宇清（绰号“宋版刘”）、衡水县人萧金铭等人，都是比较著名的。其中尤以孙、王二人更为突出。伦哲如先生《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所谓“后来屈指胜蓝者，孙耀卿同王晋卿”，便是指此。并自注云：“故都书肆虽多，识版本者无几人，非博览强记，未足语此。余所识通学斋孙耀卿、文禄堂王晋卿二人，庶几近之。孙著有《贩书偶记》《丛书目录拾遗》，王著有《古本过目记》，皆倶通人之识，又非谭笃生、何厚甫辈所能及矣。”孙氏除上列二书外，还有《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等著作。当然以上这些人都是琉璃厂的专门家，除此而外，那些一般的书店伙友，也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艺，才能胜任工作。

所说知识，就是熟悉各种书目，首先是四库的书目，其次还有南北各私家的书目，古代的、当代的，什么毛晋汲古阁、聊城海源阁、宁波天一阁等等。熟悉各种版本，什么宋版、元版，建刻、蜀刻，白口、黑口，家刻、坊刻等。要能做到像缪荃孙说的“宋椠元椠，见而即识；蜀版闽版，到眼不欺”，那就近于技矣。

所说技艺，就是整理古书，重新装订，重新换护页、书衣，配制书套，仿制抄本，仿制缺页，这中间工夫各有高低。一部破烂霉蛀的宋版书，到了高明师傅手里，重新拆开，轻轻地一张张地摊平，去掉霉迹，托上衬纸，补好蛀处，再一张张折拢，理齐，先用纸捻订好，压平，再配上旧纸护页，配上栗壳色或瓷青色旧纸的书衣，用珠子线（即粗丝线）订好，贴上旧纸题签，配上蓝布、牙签书套。就是用这样水磨的细工夫，一部破烂的旧籍便成为面目一新的善本了。高明师傅做起这些工作来，真有得心应手、起死回生之妙。晚近装褙师傅王仲华，技艺就非常高明，曾为傅增湘重装北宋本《乐府诗集》，傅在跋语中称他为“缀补旧籍，号为精良”，又说“修订讫事，精整明湛，焕然改观”。这像刻版工板儿杨、张老西一样，都是琉璃厂文化工艺中的高明之士。各书铺或藏书家都存有旧纸，平时把整理旧籍时多余的旧书衣、护页等替换积攒起来，以作修配宋版、元版等珍贵善本书之用。至于说重新装订一般的旧书，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鲁迅先生也常常委托书店重新装订旧书，如癸丑（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四日记道：

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持去破书九种，属其修治，豫付工价银二元。

十月五日记道：

往本立堂问所订书，大半成就。见《嵊县志》一部，附《郯录》，共十四册，以银二元买之，令换面叶重订。

十二月十九日记道：

下午留黎厂本立堂书估来取去旧书八部，令其缮治也。

同月二十九日又记道：

晚留黎厂本立堂旧书店伙计持前所托装订旧书来，共一百本，付工资五元一角五分。惟《急就篇》装订未善，令持归重理之。

从先生的这几则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琉璃厂书铺代客修缮装订旧书业务的一斑。

他们除代顾客修缮、装订而外，还接受顾客的委托，代为访求难得的书。如癸丑（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记道：

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

先生所校《嵇中散集》早已出版了，而起因却早在六十几年前，这也算是和琉璃厂本立堂书铺留下的一点墨缘吧。

琉璃厂在二百年间，不只是一个卖书、卖画、卖古董的文化商业区，也可以说像一所特殊的学校，其间不知培养、熏陶出多少文物、艺术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都是师徒相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孙殿起氏所编《贩书传薪记》，对近代书业师承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是很可珍贵的资料。

琉璃厂各书铺，在同光以前，大都是江南人，以江西人为多。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说：“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湖州人，陶、谢皆苏州人，其余不著何许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后来可能因太平天国的影响吧，南方人不来了，逐渐为河北省南宫、冀县、衡水一带的人所代替。说到他们的商业道德，虽然也有一些弄虚作假，如制造假宋版书、假抄本书，以残缺的书冒充完整的书出售等等情况，但大部分来说，对待客人还是较为诚恳、朴实的。这也是琉璃厂的一种好风气。鲁迅先生癸丑（一九一三）年二月九日记道：

至宏道堂买得《湖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七元；《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二十元。其主人程姓，年已五十余，自云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亦诚言也。又云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

书要卖高价，自己说明是想多赢几文，这自是老实的表现，所以得到先生的赞许。这比要了高价还说是“赔钱出售，忍痛牺牲”的生意经要实在得多。按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和《贩书传薪记》所载，这位诚实的掌柜是字叫信斋的程锁成，河北冀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