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海禁的突破口：月港与双屿港
在这种背景下，闽浙沿海的走私贸易渐成常态。最突出的事例是漳州的月港（嘉靖二十七年升格为海澄县），早在成化、弘治年间，月港民间的走私贸易就已十分兴旺，带来了非凡的繁荣景象，号称“小苏杭”。如果没有长期的积累，绝不可能形成这种景象。崇祯《海澄县志》写道：“有力者往往就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萧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资，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十倍，故民乐之……十方巨贾竞骛争驰，真是繁华地界……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53]该志还写道：“以区区之澄在海滨，而贪人聚焉，驵侩辏焉，大盗睨焉。其民非有千亩渔陂千章材，千亩桑麻卮茜也。以海市为业，得则潮涌，失则沤散。不利则轻弃其父母妻子，安为夷鬼；利则倚钱作势，以讼为威。至罔常难治也。”[54]该志还说：月港周边“夷艘鳞集，游业奇民，捐生竞利，灭没风涛间，少抵牾，辄按剑相视，剽悍成俗，莫可禁遏”[55]。
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局部） 《东西洋航海图》现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此图为明代彩绘本，原作者不明，图中标注包括今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与印度部分地名。
漳州府的月港镇之所以能够凭借走私贸易而繁荣，是多种势力协同促成的，单凭富商巨贾（包括外商）难以成事，必须得到当地势要之家的支撑，还必须获得官府的默认或纵容。关于这一点，嘉靖二十六年（1547）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任浙江巡抚兼摄福建地方军务的朱纨深有体会，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多次提及。在《请明职掌以便遵行事》中，朱纨说：大抵治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闻此地事未举而谤先行，效未见而肘先掣。盖山海渊薮视为表里，衣冠剑戟相为主宾，利于此必不利于彼，善于始必不善于终。此海道历年养乱，所以至于此极也。[56]在《阅视海防事》中说：（漳州沿海）贼船番船则兵利甲坚，乘虚驭风，如拥铁船而来。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漳泉地方本盗贼之渊薮，而乡官渡船又盗贼之羽翼。臣反复思维，不禁乡官之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也。故不恤怨谤，行令禁革，以清弊源。[57]然而“禁革”谈何容易！
与月港南北呼应的另一个走私贸易基地，是宁波的双屿港。
双屿是一个岛，又名双屿山，位于“昌国东南海中”。昌国是定海县东北二里的招宝山近旁的一个小山。嘉靖《宁波府志》写道：“招宝山，县东北二里，旧名候涛，后以诸番入贡停舶，改名招宝……山之东南峙一小山，仅高寻丈，名昌国山。”“中中、中左千户所，郡治东南海中二百里，即古翁州，亦名舟山，今定海县昌国四里地……洪武二十年改昌国守御千户所。”[58]简单地说，双屿就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由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成为海外各国前来宁波贸易的最佳港口。嘉靖《宁波府志》对于定海县的形胜有这样的描述：“至如高丽、日本、琉球、三韩之属，峙列岛屿，若凫若鹥，若隐若见，纳质贡琛，帆舶踵至，鱼盐商贾，航瓯舶闽，浮会达吴，率以是为通衢，万灶云屯，舟师鳞萃，扼险而守，于今最称重镇焉。”[59]
双屿港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以与月港相媲美。主张严厉海禁的浙江巡抚朱纨，上任伊始就捣毁了双屿港的一切设施，他向朝廷申明理由时说：“浙江定海双屿港，乃海洋天险，叛贼纠引外夷，深结巢穴。名则市贩，实则劫虏。有等嗜利无耻之徒交通接济，有力者自出资力，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连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驯致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不复知华俗之变于夷矣。……不然，何近日双屿一倾，怨
四起；防闲夷馆之禁少严，谋杀抚臣之书遂出，此中华何等地耶！人心内险，双屿外险，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60]
朱纨不仅捣毁双屿港的地面设施，而且要从根本上杜绝后患，主张填塞港口，所以他的奏疏题目叫做“双屿填港工完事”，似乎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他在奏疏开头就表明态度：“双屿四面大洋，势甚孤危，难以立营戍守，只塞港口为当。”根据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裴绅对于“贼巢”的调查，他强调那里“贼情”的严重性：“访得贼首许二等纠集党类甚众，连年盘踞双屿，以为巢穴。每岁秋高风老之时，南来之寇悉皆解散，惟此中贼党不散，用哨马为游兵，胁居民为向导，体知某处单弱，某家殷富，或冒夜窃发，或乘间突至，肆行劫虏，略无忌惮。彼进有必获之利，退有可依之险，正门庭之寇也。此贼不去，则宁波一带永无安枕之期。”[61]
朱纨，苏州人，正德十六年进士。嘉靖二十六年任浙江巡抚兼福建海道提督军务，厉行海禁。二十七年始，连续获宁波双屿大捷、福建诏安大捷，被称为名将。后因被弹劾擅自杀戮，罢职听勘，激愤服毒自尽。
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获悉许多信息：其一，双屿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规模之庞大，利益链之复杂，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二，走私贸易能获取丰厚利润，富商巨贾自然是最大的得益者，沿海居民也因此而生计无虞，把双屿港看作衣食父母；其三，一旦遭到摧毁，“怨
四起”是必然的，甚至扬言要杀死巡抚朱纨，并非戏言，后来果然一语成谶。双方的较量刚刚开始。朱纨以为只要除去许二等“贼首”，捣毁双屿的陆上设施并填塞港口，便可获得宁波的“安枕之期”。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设想，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如嘉靖《宁波府志》所说，从此“东南弗靖”：“先是，福建系囚李七、许二等百余人逸狱下海，勾引番倭……上命巡抚都御史朱纨调发福建掌印都指挥卢镗，统督舟师，捣其巢穴，俘斩溺死者数百（有蟹眉须黑番鬼、倭奴，俱在获中）。余党遁至福建之浯屿。（卢）镗复剿平之，命指挥李兴帅兵发木石塞双屿，贼舟不得复入。然窟穴虽除，而东南弗靖。”[62]
其实，朱纨不明白双屿的“贼情”之所以猖獗，与宁波市舶司关闭大有关系。曾经作为胡宗宪幕僚的郑若曾编撰的《筹海图编》，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宁波自来海上无寇”，近年以来才“寇岛纷然”。请看他的论述：
宁波自来海上无寇，每年止有渔船出近洋打渔樵柴，并无敢过海通番者。后有一二家止在广东、福建地方买货，陆往船回，潜泊关外，贿求把关官，以小船早夜进货，或投托乡宦说关，祖宗之法尚未坏也。二十余年来始渐有之。近年海禁渐弛，贪利之徒勾引番船，纷然往来，而寇盗亦纷然矣。然各船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而还，各自买卖，未尝为群。后因海上强弱相凌，互相侵夺，因各结船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分泊各港。有用舢板草撇船不可计数，在于沿海。[63]
别的史料也证实了这一点：“许二、许三先年下海通番，赘于大宜、满剌加，自后许四与兄许一尝往通之。嘉靖庚子，始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交易。每与番夷赊出番货，于宁、绍人易货抵偿。滨海游民视以禁物，辄捕获之。于是游民得志，乃驾小船沿海邀劫，致杀伤人。被害之家乃以许一、许二赚骗下海鸣于海道……副使张一厚亲自统兵以捕之，败绩。自是番舶竞泊双屿。”[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