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一
三家分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乌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须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三家分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天子初次分封晋国的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北宋史臣司马光说：我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维护礼制没有比恪守等级身份更重要的，恪守等级身份没有比明确爵名官号更重要的。什么叫作礼制？礼制就是法纪纲常。什么叫作等级身份？等级身份就是君主与臣下的贵贱差等。什么叫作爵名官号？爵名官号就是公、侯、卿、大夫的特定称谓。
以四海之广，亿万人民之多，全受帝王一人的控制。有些人虽有无与伦比的勇力，超越常人的智慧，却无不为帝王奔走服役，难道这不是以礼制作为法纪纲常的缘故吗？因此，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统率诸侯，诸侯控制卿大夫，卿大夫辖治庶人。高贵者统治卑贱者，卑贱者服从高贵者。地位高的人驱使地位低的人，犹如心腹指挥手脚，树根支配枝叶；地位低的人侍奉地位高的人，犹如手脚保卫心腹，枝叶庇护树根，这样，才能让上、下互相维护，而国家也得到治理和安定。因而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
周文王推演《周易》，把《乾》《坤》列于首位。孔子解释说：“天位高贵，地位卑下，这样乾、坤的排列顺序确定了。地低天高的次序排定后，贵贱位置也确立了。”这是说君臣的位置如同天地的位置一样不可改变。《春秋》贬抑诸侯，尊崇周王室，周王室虽然衰微，但次序仍排在诸侯之上，由此可见，圣人孔子对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勤谨恳切地关心着的。君王只要没有夏桀、商纣那样暴虐，即使不具备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但人民都归顺君王，而上天也把天命授予了他们，就君臣的名分来看，臣子就应恪守节义、为君王伏身而死才罢休了。因此，让微子启取代商纣为王，商汤就能一直同上天一起享受祭祀，让季札当吴国国君，太伯就能一直在宗庙中接受祭祀，享用牺牲，然而他们二人宁愿亡国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认为礼制的重要原则不可淆乱。因而说：维护礼制没有比恪守等级身份更重要的。
礼制，是用来辨别贵贱高低，排列亲疏次序，节制天下万物，管理世间众事的，没有名分不能显著地表现出来，没有礼器不能形象地体现出来。用名分来说明，用礼器来区别，这样，就能使上下贵贱的等级差别显著明白，井然有序，而这正是礼制的最高准则。名分、礼器既然已经丧失，礼制怎么能够单独存在呢？昔日，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他辞去卫国国君赏赐的城邑，请求准许他使用天子、诸侯装饰马匹所用的繁缨。孔子认为不如多给他一些城邑。只有礼器和名分，不能够轻易给人，因为这是君主所掌管的东西，政治原则丧失了，国家就会随着灭亡。卫国国君依靠孔子治国理政，孔子想先纠正名分上的讹误，认为名不正民众就不知道该依据什么来约束自己的举动。繁缨是一种很小的物品，但孔子十分珍惜；正名是一项细微的事务，但孔子把它放在了首位：这实在是因为孔子认为名分、礼器淆乱后，上、下就不能互相维护。任何事情无不萌生于细微之中，然后发展成显著重大的结果。圣人孔子深思远虑，因而能够谨慎地对待事物的萌芽状态，加以整治；大众目光短浅，必须等到问题十分明显了才进行补救。事情细微时就整治，用力小而收效大，等到事态严重时才补救，即使竭尽全力也不能达到目的了。《周易》上说“踏在霜上就知严寒冰冻将要到来”，《尚书》也说“一日二日间就要处理上万件事情”，都是讲的这类情况。因而说，恪守等级身份没有比明确爵名官号更重要的。
哎呀呀！幽王、厉王丧失德行，周王室的政令制度日益衰落，纲常法纪散失败坏，臣下侵凌君王，君王日趋衰弱，诸侯擅自征伐，大夫独揽政权，礼制的主要原则已丧失十分之七八，但对周文王、周武王的祭祀仍能连绵不断，这是因为周王室的子孙还能恪守名分的缘故。凭什么这样说？往昔，晋文公为周王室建立了大功，他请求周襄王准许他死后采用天子所用的隧葬礼制，襄王不准许，说：“这属于周王室的典章制度。还不具备取代周王室的德行就与周王共为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您所憎恶的。不然，叔父您有自己的国土，只管使用隧葬，何必请求我批准呢！”于是，晋文公心生畏惧，不敢违背礼制。因此，周王室的辖地不比曹国、滕国大，周王室统治的人口不比邾国、莒国多，但历经数百年，仍是天下的宗主，就连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那样的强国，也不敢凌驾其上，原因何在？只不过是名分尚存的缘故。至于就季氏对于鲁国，田常对于齐国，白公对于楚国，智伯对于晋国来看，他们的势力都足以逐黜国君而自立，但终于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的力量不足和于心不忍吗？其实是害怕触犯名分，遭到天下之人的共同诛讨。现在晋国的大夫凌辱蔑视他们的国君，瓜分了晋国，天子既不能兴兵讨伐，又予以恩宠，擢升他们的名位，使他们并列于诸侯，这纯属仅存的那点儿名分也不能守护，而一并丢弃掉。先王的礼制自此荡然无存了！
可能会有这种看法，认为处在这种时候，周王室微弱，晋国魏、赵、韩三家强盛，虽想不准许，能办得到吗？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了。晋国三家虽强盛，倘若不顾忌天下的诛讨而侵犯礼义，便可不向天子请求而自立。但不向天子请求而自立，就成为叛逆犯上之臣，天下如有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国君，必定会奉礼义而征讨他们。现在向天子请求，而天子又许可了他们，这是接受天子的命令而成为诸侯，谁又有理由征讨他们？所以，晋国三家并列于诸侯，并非三家破坏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
哎呀呀！君臣的礼义名分既已败坏，天下就会以谋诈和武力称雄争霸，于是使得圣贤后裔当了诸侯的人，国家社稷无不灭绝，黎民百姓遭受残害，伤亡殆尽，这难道还不令人哀痛吗？
当初，智宣子想让智瑶做继承人，智果说：“智瑶不如智宵。智瑶有优于他人的五大长处，同时也有一大缺点。他美须美发、身材高大，则出众；力挽强弓、善驭车马，则出众；才艺超群、兼精诸技，则出众；工于文辞、聪慧善辩，则出众；刚强坚毅、勇敢果断，则出众；但具有这么多优点却很不讲仁义。如果他凭借其五大长处欺凌他人，以不仁不义来行事，有谁能一直宽容他呢？倘若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氏宗族必定会灭亡。”智宣子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智果便请求掌管姓氏的太史让他别立一族，改为辅氏。
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叫赵伯鲁，幼子叫赵无恤。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但不知该立哪个，于是将训戒文辞书写在两根竹简上，授予两个儿子，说：“用心记诵这些文辞！”三年后查问，赵伯鲁说不出那些文辞；向他要竹简，也已遗失。查问赵无恤，他背诵得十分流利；向他要竹简，他立即从衣袖中取出奏上。因此，赵简子觉得赵无恤贤良，立他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你要我像抽茧丝般地收罗财富呢？还是要让晋阳成为赵氏的保障？”赵简子说：“当然是要它成为保障！”尹铎到任后，减少了晋阳的纳税户数，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赵简子对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变故，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低，不要认为晋阳路远，一定要投奔晋阳作为归宿！”
待至智宣子死了以后，智襄子执掌了晋国的政权，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设宴欢饮。智伯戏弄了韩康子，并且侮辱了段规。智国听说此事之后，进谏说：“主上您如果不做防备，灾难必定会到来！”智伯说：“只有我才能作难。我不发难，谁敢发难！”智国对答说：“不一定这样。《夏书》上有这样的话：‘一个人屡犯过失后，别人的怨恨并不全都显露在明处，因而在事端还未显现时就应该谋划防备。’君子能够勤谨地对待细微的事物，所以才不会酿成大灾祸。现在主上您一次宴饮就羞辱了他人主君及其家相，又不加以防备，口称‘别人不敢发难’，恐怕不行吧！蚋、蚁、蜂、虿之类，都能伤害人，何况主君、家相呢？”智伯拒不听从。
智伯向韩康子索求领地，韩康子想不给他。段规进谏说：“智伯好利而且刚愎，如果不给，他会攻伐我们，不如给他。他因为得到土地而骄汰得意，必定会向别人索讨；别人如果不给，他一定会诉诸武力，这样，我们既可以避免灾祸，又可以坐观事变。”韩康子说：“好主意。”于是便派使者向智伯送上一座拥有上万民户的城邑。智伯很高兴。他又向魏桓子索求领地，魏桓子想不给。任章问魏桓子说：“为什么不给他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索讨土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无缘无故索讨土地，必定会引起诸家大夫的恐慌。我们给他土地，智伯一定会更加骄横。他骄横了就会轻敌，而诸家大夫则会因恐慌而互相亲近；用亲近团结的军队来对付轻敌的人，智氏的性命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上说：‘想要击败他，必须暂且辅助他。想要取得，必须暂且给予。’主上您不如给他土地，以促使智伯骄横，然后便可选择某些家族交往联系，共同谋划，对付智氏，何必单独让我们成为智氏的打击对象呢！”魏桓子说：“好主意。”于是也送给智伯一座拥有万户民户的城邑。
智伯又向赵襄子索取蔡、皋狼的土地，赵襄子不给他。智伯于是大怒，便率领自己的及韩、魏二家的军队一齐进攻赵氏。赵襄子准备出逃时，向身边人询问：“我们该往何处逃奔呢？”侍从回答：“长子最近，而且城墙厚实完整。”赵襄子说：“那里的人民修好城墙后，已经筋疲力尽，现在又要他们拼死守城，有谁能与我们同心协力呢？”侍从又建议：“邯郸的仓库充实，可以固守。”赵襄子说：“搜刮民脂民膏来充实仓库，又让人民为我们战死，有谁能与我们生死与共呢？前往晋阳怎么样？这是先主嘱咐我去的地方，也是尹铎宽厚待民、减轻了纳税负担的地方，那里的人民一定会顺附合作，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于是逃奔晋阳。
智、韩、魏三家指挥军队围住晋阳，并引水淹灌晋阳城，波涛汹涌，城墙仅剩六尺未被水淹没；城中炉灶沉没，青蛙遍地，而人民无背叛之心。智伯乘车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居右护卫。智伯说：“我现在才知道，水可以灭亡他人之国。”魏桓子用手肘碰了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踢了踢魏桓子的脚趾，二人会意，照此说来，用汾水可以淹灌魏都安邑，用绛水可以淹灌韩都平阳。絺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家一定会反叛。”智伯说：“你怎么知道？”絺疵说：“依据人事常理而知道的。联合韩、魏两家军队进攻赵氏，赵氏灭亡了，他们知道灾难一定会降临韩、魏两家。现在我们与韩、魏约定，战胜赵氏后，三家共分赵氏领地，从形势看，城墙未被淹没的仅剩六尺，城中困乏，人马相食，举城投降已指日可待，但魏桓子、韩康子二人并不高兴，反而面带忧色，这种情况如果不是表明他们想反叛，那么表明什么？”第二天，智伯把絺疵的话告诉了韩、赵二人，二人说：“这是进谗言的臣下想为赵氏游说，使得主上您怀疑我们两家，而松懈对赵氏的进攻。不然的话，试想我们两家难道会不顾近日内就可分得赵氏田地的利益，却去干那种危险而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吗？”二人出去后，絺疵进来说：“主上您为什么把臣下的话告诉他们二人？”智伯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已把你的话告诉了他们？”絺疵回答：“我看见他们直直地盯了我一眼就快步走开了，这说明他们知道我已看穿了他们的心事。”智伯仍不醒悟悔改。絺疵便请求出使齐国，以躲避灾祸。
赵襄子派张孟谈偷偷出城会见二人，说：“我听说唇亡则齿寒。现在智伯率领韩、魏两家进攻赵氏，但赵氏灭亡后，接下来就是韩、魏了。”二人说：“我们心里也知道这一点；只是怕事情还未成功就泄漏了计谋，这样，大祸就即刻临头了。”张孟谈说：“计谋出于二位主上之口，入于臣下一人之耳，何必担忧！”二人便与张孟谈密谋结约，确定了起事日期后又将张孟谈送返晋阳。赵襄子在夜里派人杀了防守堤坝的吏卒，并决水倒灌智伯的军队。智伯的军队因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家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军正面攻击，大败智伯的军队，于是杀了智伯，并将智氏家族的人斩尽杀绝。只有别立为一族的辅果幸存。
北宋史臣司马光说：智伯之亡是才能胜过德行的缘故。才与德是不同的，但世俗之人不能分辨，通称为贤，这是他们所以会看错人的原因。聪慧明察，刚强坚毅，称为才；正直平和，不偏不倚，称为德。才能是德行的资助，德行是才能的主宰。云梦的竹子是天下最刚劲的，但是不矫正它的弯曲，不配上羽毛箭镞，就不能射穿坚硬的盔甲。棠谿的铜是天下最精利的，但是不熔铸于模型，不在粗细磨石上磨锋利，就不能用来打击强敌。因此，才德兼备的称为“圣人”，才德俱无的称为“愚人”；德行超过才能的称为“君子”，才能超过德行的称为“小人”。就选用人才的方法来说，如果选不到可以信用的圣人、君子，与其选得小人，还不如选得愚人。为什么？君子凭借他的才能行善，小人利用他的才能作恶。凭借才能为善的人，能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利用才能作恶的人，会将坏事做尽做绝。愚昧的人即使想作恶，但智慧欠缺，力量不够，就像吃奶的狗扑人，人很容易把它制服。小人的智慧却足以让他奸恶得逞，勇力也足以让他实施暴虐，这就如虎添翼，他对别人的危害怎么会不大？有德行的人受人敬重，有才能的人为人喜爱；喜爱的容易亲近，敬重的容易疏远。因此，选用人才的人多被他人的才能遮住了眼睛而遗忘了德行。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馀而德行不足，以致落得倾败覆灭下场的，多的是，难道仅仅是智伯一个吗？所以，治国理家的人如果能审慎地分别才能与德行，并懂得选择的先后次序，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魏、赵、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在智伯的头骨上涂漆，作为饮酒器皿。智伯的家臣豫让想为智伯报仇，他伪装成受过刑罚的人，身怀匕首，混入赵襄子宫中，涂刷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怦然心跳，搜索厕所，逮住了豫让。侍卫们想杀他，赵襄子说：“智伯死了，没有后代，而此人想为他报仇，真是一位义士！我小心避开他就是了。”于是释放了他。豫让又以漆涂身，弄得遍体癞疮，并吞食火炭，使嗓音变得嘶哑。他在街市上行乞，他的妻子也认不出他。走在路上，他遇见一位朋友，朋友认出了他，并为他难过哭泣，说：“以你的才能，如果侍奉赵孟，一定会成为近臣，得到宠幸。然后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岂不容易？为什么把自己苦成这个样子？而以现在这种方式来报仇，不是很难吗！”豫让说：“不能按你说的去做。如果我已委身投靠赵家，成为赵家的家臣，再谋杀主人，这就是不忠。我所做的事，确实很难。但所以要这样做，是想以此使天下后世那些既为他人臣下又心怀不忠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外出时，豫让埋伏在桥下。赵襄子到达桥边时，马突然受惊，搜索桥下，抓住了豫让，于是把他杀了。
赵襄子考虑到伯鲁未当上继承人，所以自己虽有五个儿子，却一直不肯确定哪个儿子当继承人。赵襄子把代封给伯鲁的儿子，称代成君，但他死得很早。赵襄子又把代成君的儿子赵浣立为赵氏家族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他的弟弟赵桓子逐黜赵浣自立，但一年后也死了。赵氏家族的人说：“赵桓子当国君并不合赵襄子的心意。”于是一同杀了赵桓子的儿子，重新迎回赵浣，立他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赵籍，这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他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韩武子，韩武子生韩虔，他就是韩景侯。
韩国向魏国借兵攻赵国，魏文侯说：“寡人与赵是兄弟，不敢答应你们的要求。”赵国向魏国借兵攻伐韩国，魏文侯也用同样的话来回答。韩、赵二国的人都恼怒离去。后来他们知道魏文侯实际上是用这些话来使他们和解，于是都前来魏国朝觐。自此魏国开始成为三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各诸侯国都不能与它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