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拨乱反正的呼声
1.张居正《论时政疏》
张居正像
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倘要推崇它的奠定者，那么非张居正莫属。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1573—1582）担任内阁首辅兼帝师的张居正，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治理国家，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力挽狂澜，扭转了嘉靖以来国匮民穷的颓势。当然，在帝制时代，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再出类拔萃的大臣也难以施展拳脚。张居正是幸运的，他得到了皇帝和他的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得以大权独揽。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代帝摄政，按当时人的说法，叫做“宫府一体”，把皇帝与政府的大权集于一身，使得改革得以顺利实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是张居正与朱翊钧联手缔造了辉煌的万历时代。张居正在嘉靖年间提出的《论时政疏》，隆庆年间提出的《陈六事疏》，都没有得到采纳，更谈不上付诸实施；到了万历元年以后，他的治国理念才得以付诸行动，这当然和皇帝与太后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明神宗朱翊钧对张居正敬重备至，言听计从，对这位首辅兼帝师的长者，待之以“师臣”之礼，口口声声称“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在下御札时，只称“先生”或“元辅”；在传旨批奏时，只写“谕元辅”。群臣附和，在奏章疏稿中，也多不敢直呼其名，只称“元辅”。直到张居正死后，余威犹存，言官奏事，欲仍称“元辅”，碍于元辅已有新任，便改称“太师”[1]。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人，按照当时官场以籍贯相称的惯例（如夏言称作夏贵溪，严嵩称作严分宜，徐阶称作徐华亭），称“张江陵”。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丁未年，张居正顺利通过会试与殿试，登上了科举的最高台阶，进士及第。按照常规，新科进士必须有一个见习的过程，张居正也不例外，被分配到翰林院充当庶吉士。翰林院是掌管制诰、修史、图书的机构，庶吉士是没有品级的练习生，其中的优秀者可以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直至升为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统称为翰林。仅从字面上理解，翰林院是一个清闲机构，其实不然。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内阁大学士以及吏、礼二部尚书、侍郎，大多是翰林出身。当时人把庶吉士看作“储相”——内阁的储备人才，内阁大学士的候补队伍。与张居正同科成为进士的都是一时之选：一甲第一名李春芳，后来成为张居正的顶头上司；其他如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凌云翼、陆光祖、宋仪望、杨继盛等，都声名显赫。张居正自诩为磊落奇伟之士，鹤立鸡群。一般进士大多沉迷于写诗作文，他夷然不屑，潜心讲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2]在翰林院期间，他为内阁首辅严嵩起草过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和严嵩的关系处得不错。内阁诸大佬如徐阶等，都很器重他，竞相推许。
嘉靖皇帝像
嘉靖二十八年（1549），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向皇帝呈上《论时政疏》，首次显示不同凡响的政治眼光，企求改革政治的强烈渴望。奏疏开头就挑明犯颜直谏的缘由：“臣闻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虽卑陋，亦厕下庭之列，窃感当时之事，目击心怀，夙夜念之熟矣。”[3]张居正用人身来比喻国家，他说，人之所以有生命，全赖血气，血气流通不息，身体各个部分都受到熏蒸灌溉，于是乎耳聪目明，手脚便利而无害。人身一旦壅瘀，血气不能升降，就会形成臃肿痿痹的疾患。他推断当今的世势，似乎存在血气壅瘀之病一种，臃肿痿痹之病五种，如果现在不抓紧治疗，今后再来补救，恐怕无能为力了。
什么是血气壅瘀之病？张居正用一代明君——弘治皇帝的勤政来批评嘉靖皇帝的倦怠。他说，从前弘治皇帝急于求治，早朝以后，继续与亲信大臣密议国家大事，直至日暮，仍不停息；鼓励六科给事中与监察御史大胆批评，虚心采纳，即使语气有些狂悖，也不加罪。因为这样的关系，弘治时代堪称盛世，“百工奉职，宫无留事，德泽旁洽，流于无穷，一时际会之盛，至今可想也”。相比之下，嘉靖时代又如何呢？他对于“今陛下即位以来二十八年”的评价很差：“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四夷未宾，边尘屡警。”国事如此不堪，却不能引起皇上“宵旰之忧”，原因何在？是奉职者未得其人，还是君臣上下心志未通呢？张居正把它归结为皇帝痴迷于道教玄修而不理朝政——“今群臣百僚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八九年来，大臣见不到皇帝一面，实在是咄咄怪事。“今陛下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耳。夫宦官宫妾岂复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乎？今大小臣工虽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而远隔于尊严之下，悬想于於穆之中，逡巡噤口而不敢尽其愚。异日以台谏不言之故，常加谴责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无一人举当时之急务以为言者，无已则毛举数事以塞责。”[4]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皇帝的倦怠、君臣之间的沟通渠道堵塞，“大臣虽欲有所建明而未易进，小臣虽欲有所献纳而未敢言”。因此张居正断言，病症就在于，血气壅瘀而不通，导致臃肿痿痹之病乘间而生。
张居正一一列举“臃肿痿痹之病”——五种政治的积弊。
一是宗室骄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他的二十几个儿子封为藩王，代代世袭，到了嘉靖时期，成为庞大的寄生群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凌轹有司，搏刻小民，以纵其欲。”[5]
二是庶官瘝旷。所谓“瘝”，有痛苦之意；所谓“旷”，有荒废之意。造成官员痛苦而荒废的现状，责任不在官员自身，而在朝廷用人不当。张居正说：“今国家于人才素未常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微玷而永废者乎？”
三是吏治因循。官僚队伍风纪不振，敷衍塞责，歪风盛行，是正德、嘉靖时期的老问题，张居正把它作为“臃肿痿痹”五大病症之一揭示出来。地方长官只知对上级部门“奔走成顺”，以应付考核为急务，以承望风旨为精敏。而上级部门对下属又不深入考察，以至于举劾参差，毁誉不定，结果是官吏的升降进退严重失实，贿多者、巧宦者官运亨通。他大声责问：“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者乎？”
四是边备未修。明朝的边患始终是“北虏”，虎视眈眈的漠北蒙古各部，时常越过长城边关南下。就在张居正上疏的第二年，由于内阁首辅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朝野震惊，引为堂堂天朝之奇耻大辱，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是庚戌年）。张居正在此之前已经预感到形势的严重性，他曾说：“今虏骄日久，迩来尤甚，或当宣、大（按：指宣府、大同），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虑，建难胜之策者。”
五是财用大匮。嘉靖时期财政困境日趋严重，可以用“国匮民穷”一言以蔽之。海瑞的名言“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可谓真实写照。张居正的看法是：“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 在这种情况下，财用大匮是必然的。
他给皇帝的建议是：“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佐，使群工百僚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6]希望皇帝振作起来，急于求治，君臣上下同心同德，积弊何患不除！正如他在奏疏开头所说，“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嘉靖皇帝最不喜欢臣下向他犯颜直谏，《论时政疏》如石沉大海，但是也没有给张居正带来什么麻烦，和以后的杨继盛、海瑞因上疏致祸相比，要幸运多了。
杨继盛像 杨继盛，保定容城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嘉靖三十二年上疏弹劾严嵩，被诬陷下狱；狱中备受重刑，于嘉靖三十四年遇害，年四十。后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世称“杨忠愍”。
2.杨继盛《请诛贼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保定府容城县人）上疏，弹劾内阁首辅严嵩“十大罪”“五大奸”。所谓“十大罪”是：一、坏祖宗之成法——太祖革除中书省，不设丞相，而严嵩俨然以丞相自居，挟皇上之权，侵百司之事；二、窃人主之大权——严嵩以代帝拟旨，窃弄威福，用舍赏罚之权既归于严嵩，大小臣工又依附于严嵩；三、掩君上之治功——见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其子严世蕃传言于人，归功于己，是掩君美也；四、纵奸子之僭窃——严嵩的“拟旨”全由其子严世蕃代拟，一个是“既以臣而窃君之权”，一个是“复以子而弄父之柄”，故而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说；五、冒朝廷之军功——严嵩之孙严效忠，并未亲历战场，妄冒奏捷军功，授予锦衣卫千户，窃皇上爵赏之权，以官其子孙，又以子孙之故，升迁其私党；六、引悖逆之奸臣——仇鸾因为贪虐受到惩处，严嵩通过严世蕃接受仇鸾三千两银子贿赂，威迫兵部推荐其为大将军，进用贤者应受上赏，进用不肖者应受显戮，严嵩之罪出仇鸾之上；七、误国家之军机——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军队深入内地，严嵩指示兵部尚书丁汝夔按兵不动，坐误战机。及至皇上下旨逮治丁汝夔，严嵩犹许密疏奏保；八、专黜陟之大柄——严嵩窃据皇上激励人心之大柄，以中伤天下之善类：郎中徐学诗因弹劾严嵩而罢官，又借考察连累其兄徐应丰；科臣厉汝进因弹劾严嵩降职为典史，再借大计予以削籍；九、失天下之人心——严嵩大权独揽，吏部、兵部官员之选除，不论人之贤否，惟论贿银之多寡，后果是，武官多朘削，而士卒失所；文官多贪虐，而百姓流离；十、坏天下之风俗——严嵩当政，谄谀以欺君，贪污以率下，所谓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谀天下皆尚谄，习俗渐成，牢不可破。[7]
严嵩又有五种奸术以掩人耳目，使皇上堕于术中而不觉。其一，厚贿皇上左右太监，凡圣意所在，皆得预知而逢迎，是皇上左右皆嵩贼之间谍；其二，严嵩以干儿赵文华任职通政司使，阻塞天下之言路，御史王宗茂弹劾严嵩之奏疏，赵文华扣留五日，是皇上之喉舌皆嵩贼之鹰犬；其三，严嵩惧怕厂卫缇骑缉访，令其子严世蕃与东厂、锦衣卫高官结姻，以遂其掩饰之计，是皇上之爪牙皆嵩贼之瓜葛；其四，严嵩畏惧监察御史与六科给事中弹劾，凡进士初选，非出其门者不得为言官，推荐县官，非通贿者不得与征取，是皇上之耳目皆嵩贼之奴仆；其五，严嵩顾虑六部官员有言，令其子严世蕃将各部有才望者全部网罗门下，耿介者斥逐殆尽，是皇上之臣工皆嵩贼之心腹。
杨继盛的结论是，希望陛下察其奸，治其罪，重则置宪典，轻则着致仕，以全国体。[8]
长期清虚学道的皇帝，痴迷于道家的养生术，祈求长生不老，对于处理繁杂的朝政不感兴趣，特地从大内搬往西苑，和道士们混在一起，把朝政全权委托给宠臣严嵩，纵容他擅权乱政。因此，严嵩“十大罪”“五大奸”的根源就在皇帝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杨继盛无异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自知弹劾严嵩必定触怒皇帝，绝不会有好下场，还是冒死谏诤。
杨继盛书生气太足，居然在奏疏中批评皇上“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还要让他的三子裕王、四子景王来揭发严嵩的罪恶。老奸巨猾的严嵩抓住把柄，指责杨继盛心怀叵测，胆敢挑拨皇帝与藩王的关系。嘉靖皇帝勃然大怒，当即拿起朱笔，在杨继盛的奏疏上写下这样的批示：“这厮因谪官怀怨，摭拾浮言，恣肆渎奏。本内引二王为词，是何主意？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杨继盛赤胆忠心的谏诤，在皇帝看来是别有用心，是贬官后的肆意发泄，牵连两位藩王，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必须严刑拷打。关进了特务机构锦衣卫的镇抚司监狱之后，既然圣旨明言“好生打着究问明白”，那些打手们毫不手软地动用种种酷刑，追究他为何要把裕王、景王牵涉进来。杨继盛堂堂正正地回答，除了二位藩王，谁不怕严嵩？行刑前好心人给他送来蚺蛇胆疗伤，他淡然回绝：我自己有胆，何必蚺蛇胆？随即遭到一百棍杖责，顿时皮开肉绽。夜半时分，他用碎碗片，把腿上的腐肉连带筋膜一并割去。一旁的狱卒掌灯察看，差一点昏厥。杨继盛却意气自若，自叹道：“忽然而死，忽然而生，如睡又醒，人之死生固甚易也。”[9]庭审时，他口吟一诗：
风吹枷锁满城香，簇簇争看员外郎。
岂愿同声称义士，可怜长板见君王。
圣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称平过汉唐。
性癖生来归视死，此身原自不随杨。[10]
他被处死时年仅四十，临刑前，他留下了绝命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11]
诗句中流露的是至死不悔之心，对置他于死地的皇上毫无怨言，对自己来不及报答皇恩有所遗憾，真是一片赤胆忠心。而皇帝对他却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这样的悲剧令人感慨，引来后人无尽的追思。
3.严嵩、严世蕃父子的下场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六岁成进士。此人很有一些才华，办事干练老到，从翰林院、国子监等清水衙门做起，直至进入权力中枢，嘉靖十五年（1536）升任礼部尚书，嘉靖二十一年（1542）进入内阁，嘉靖四十一年（1562）罢官，专擅朝政二十年之久，究其原因，最关键的就是深得皇帝宠信。
皇帝朱厚熜痴迷于道教玄修，醉心“求长生”。大臣们阿谀奉承，全力支持他“静摄”，为他撰写“青词”。所谓青词，是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奉献给玉皇大帝的表文，因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严嵩颇有文才，早年和文坛著名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互相唱和。这样的文字功底，用来写青词贺表，简直是“小菜一碟”。正如《明史》所说：“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12]因而博得“青词宰相”之名。执迷不悟的皇帝需要一个投其所好、让他放心的内阁首辅来摆平朝廷政治，严嵩正是这样一个角色。谄媚逢迎是他的品格特征，马屁功夫十分了得，皇帝把他看作心腹股肱，他则把皇帝当作护身符。
“前七子”是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七位进士出身的官员组成的文学流派。他们在政治上不满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在文学上则全力反对台阁体和八股习气，主张复古，被后人总结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严嵩出任内阁首辅时，已经六十五岁，操弄政坛权术愈加老辣，但毕竟年岁不饶人，精力不济，便把儿子严世蕃推到了前台。严世蕃是他的独子，相貌奇丑，五短身材，又是独眼龙，虽然机智敏捷，却不学无术，很难从科举正途向上爬。依靠父亲的“恩荫”，进入国子监镀金，尔后在顺天府混个五品官，越级升任尚宝司卿（替皇帝掌管印信、发布政令）。后调任工部左侍郎，其实是在代行父亲的内阁首辅权力，号称“父子两阁老”。内阁处理朝廷日常事务的权力由严世蕃一手操纵，大臣向严嵩请示，他一概回答：去问小儿东楼（严世蕃号东楼）。“小丞相”的政治智慧远远不及“大丞相”，却有他的应付办法，豢养一帮门客——赵文华、鄢懋卿、万寀之流，结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为他出谋划策，收受贿赂，还陪他宴饮嬉戏，寻欢作乐。为了聚敛财富，“小丞相”公然卖官鬻爵，“按质论价”，有监察权的言官，白银五百两、八百两至一千两；有人事权的吏部郎中、主事，白银三千两至一万三千两。何乔远说：“（严）世蕃嗜酒凶诞，姬妾满前，倚父宠，窃国柄无忌，受四方财贿累数百万。”[13]
所谓“财贿累数百万”云云，显然估计不足。王世贞说，明朝遭到“籍没”（抄家）的巨贪权贵六人，其中三个是太监：王振、刘瑾和冯保，另外三个是佞幸：江彬、钱宁以及奸臣严嵩[14]。严嵩倒台后，籍没家产，《留青日札》与《天水冰山录》记载的抄家清单，文物珍宝、黄金白银、田地房产、店铺商号，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在中国贪官行列中，严嵩足可以和乾隆时代的巨贪和珅相比。
严嵩像
有人估计，和珅贪赃财产相当于国库几年的总收入。严嵩、严世蕃的赃财岂止数百万而已！
上行下效，官场贪风愈演愈烈，政治腐败至极。严嵩设计陷害内阁首辅夏言，排挤打击内阁次辅翟鸾，激起正直官员的义愤，纷纷弹劾他“人品卑劣”“素著奸恶”“专柄揽权”，在嘉靖皇帝看来，批评他的宠臣，“本色则是谤讪”——其实是在诽谤讥讽皇帝，所以经常帮严嵩说话，树立他的威信。比如说，在西苑万寿宫，当着大臣的面，给他嘉奖手谕，赏赐“忠勤敏达”银质印章一枚，可以用来“密封言事”，直接向皇帝密报朝廷动态。又比如说，严嵩在家乡建造豪华宅邸，皇帝为他书写匾额，厅堂的匾额是“忠弼”二字，楼堂的匾额是“琼翰流辉”四字。以此昭告世人，在皇帝眼里，严嵩是“忠勤”“忠弼”的大臣。何乔远说：“上玄西苑坛而醮，命辅臣冠道士冠，诣坛上香。（夏）言不奉旨，嵩独笼纱帽而入，既诣坛，脱帽见冠上香。（夏）言故以此得罪，而天子久内亲嵩。嵩既为首相，念自幸于天子，即朝夕直苑中板房，不敢洗沐私家。天子称嵩‘忠勤敏达’，每召对便殿，辄至夜分，赏赐频繁逾等。”[15]因此，无论官员们如何前仆后继地弹劾，都无法扳倒他。
嘉靖二十九年（1550），由于严嵩失职，致使蒙古军队兵临城下，激起公愤。朝廷中的高级官僚慑于严嵩的威势，个个噤若寒蝉。一个小官沈炼（字纯甫，浙江绍兴人）挺身而出，向皇帝指责奸臣误国，矛头直指严嵩。皇帝命内阁辅臣李时起草谕旨，李时不敢自作主张，向严世蕃征求意见。和被弹劾者商量处理意见，岂不荒唐！更为荒唐的是，严世蕃居然和赵文华一起炮制了“票拟”，让李时照抄，然后作为皇帝圣旨公布。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沈炼被加上了“恣肆狂言，排陷大臣”的罪名，杖责之后，流放塞外。六年后，在严氏父子的指使下，沈炼竟然以莫须有的“谋叛”罪名被处死，长子充军，次子、三子被活活打死。[16]严嵩用这样的手法向人们显示，企图扳倒他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为人刚直，以“十罪疏”弹劾严嵩，被处以杖刑，贬至边塞为民。嘉靖三十六年因遭严世蕃联合党羽诬告谋反而遇害。
赵文华，浙江慈溪人，嘉靖八年进士。认严嵩为义父，后任工部尚书，因骄横失宠被革职。
儒家政治伦理熏陶出来的士大夫精英分子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有杨继盛更加严厉的弹劾。此后对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弹劾始终没有间断，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的弹劾都以失败而告终。严嵩之所以不能被扳倒，原因很简单，有皇帝撑腰。一旦失去皇帝的恩宠，情况就大不同了。
邹应龙，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任御史期间，弹劾严嵩父子及其党羽。隆庆年间巡按云南，查证并核实黔国公沐朝弼对抗朝廷罪状。后因被诬，削籍为民。
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某一天，江西道御史邹应龙（字云卿，陕西长安人）为了避雨，进入太监房中，攀谈中得知，皇上请道士蓝道行扶乩，沙盘上出现了这样几行字：“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笃信道教的皇帝对蓝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以为是上天对他的告诫，遂有罢黜严嵩之意。[17]邹应龙从太监那里得到了这样高度机密的情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连夜赶写奏疏，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
邹应龙从太监处得到机密情报，弹劾严氏父子，这一说法为朱东润所引用，出现在他的名著《张居正大传》中[18]，流传颇广。然而，和其他史料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另一种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这种说法是，邹应龙是得到内阁次辅徐阶的授意，才上疏弹劾严氏父子。
明清之际张岱著《石匮书》，始作于崇祯元年，明亡后，“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五易其稿，九正其讹”。顺治年间浙江学政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多取材此书。
张岱《石匮书》说：“壬戌（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上命方士蓝道行扶乩，直指嵩父子不法事，上心动。（蓝）道行出，以告大学士徐阶，（徐）阶授意（邹）应龙，遂劾奏疏。”[19]
亲历嘉靖、隆庆两朝的监察御史沈越（字韩峰，南京人）所写的《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写到“大学士严嵩罢，诏逮系其子世蕃于狱，论戍边”，透露了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信息：“其子世蕃，以父任历官工部左侍郎，贪恣狠愎，无所不至。以中书舍人罗龙文为心膂，厮养严年为羽翼，鬻官剥民，公行不忌。上亦微知之，念嵩不忍发。会有术者蓝道行，以箕仙术进，上事必咨之。一日命中使持片楮焚于鼎，密书云：‘世蕃恶毒，上帝何不殛之？’（蓝）道行潜匿御札，以别楮焚之，诡作仙笔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殛之，以在辇毂下，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粉耳。’上心益动，亟欲遣逐而无由。至是，御史邹应龙上疏，劾世蕃……”[20]
唐鹤徵，隆庆五年进士。抗倭英雄唐顺之之子，历官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后托病归里。
万历时的太常寺少卿唐鹤徵（字凝庵，常州武进人），揭示了徐阶在幕后操纵的细节。他的这段文章值得细细品味：
先是，嵩子世蕃卖官鬻爵，恣肆无忌，上亦微知之，念嵩不忍发。会有术者蓝道行以箕仙术进，上颇信眷，事必咨之。（徐）阶因深与之交。上有所问，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咎中官秽，不能格真仙。中官乃与方士谋，启示而后焚之，则所答具如旨。（蓝）道行狡，乃伪为纸封若中官所赍者，及焚而匿其真迹，以伪封应。
上一日问：今天下何以不治？
对曰：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
则问：谁为贤、不肖？
曰：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
上复问：我亦知嵩父子贪，念其奉玄久，且彼诚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殛之？
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毂下，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阶恐稍迟则圣意解，半夜遣人邀御史邹应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戍之。[21]
由此可见，蓝道行把扶乩的秘密告诉徐阶，徐阶授意邹应龙上疏弹劾严氏父子，是真实的。以邹应龙的性格，断然不敢根据太监的风闻贸然上疏。皇帝勒令严嵩致仕之后，每每念及他“赞修”之功，竟然忽忽不乐，写了一纸手札给新任内阁首辅徐阶：“严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应龙俱斩。”[22]流露出对邹应龙弹劾严氏父子的不满情绪。邹应龙感受到了杀身之祸，不敢赴新任——通政司参议，在徐阶的调护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视事。如果不是徐阶授意他弹劾严氏父子，徐阶何必冒险为他“调护”呢？
邹应龙的弹劾奏疏虽然是授意之作，却写得有理有据，气势逼人，值得一看：
工部侍郎严世蕃，系大学士严嵩之子，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贿遗。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市道公行，群馈竞趋，索价转巨。聊举一二，如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一万三千金而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属末职、郡邑小吏，而贿以千万计，则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际耶？至于交通赃贿、为之关节者，不下百十余人。而伊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奴严年，中书罗龙文为甚。即数人之中，严年尤为黠狡，世蕃委以心腹，诸所鬻官卖爵自世蕃所者，（严）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竞为媚奉，呼曰鹤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严）年辄万金为寿。彼一介仆隶，其尊大富侈如是，则主人当何如耶？……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民穷财尽，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贪婪无度，掊克日棘，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剥民皮骨，欲偿己买官之费。如此，则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天下灾警安得不迭至也？
奏疏揭露了严氏父子的罪状和他们对于国家的危害。邹应龙亮出了他的底牌——严世蕃斩首，严嵩罢官：“臣请斩世蕃首，悬之藁竿，以为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报效，而溺爱恶子，任其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斁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在奏疏的末尾，他振振有词地发誓：“如臣有一言不实，即斩臣之首，以谢嵩父子之恨，并为言官欺诳者戒。”
皇帝看了奏疏，随即降旨：“严嵩力赞玄修，寿君爱国，人所嫉恶既多年矣，乃纵爱逆子，言听计行，不复思朕优眷，特命致仕，乘传以去，仍岁给禄米百石。世蕃等命锦衣卫逮赴镇抚司拷讯。”三法司审讯以后，判处严世蕃遣戍烟瘴地区，严鹄、严鸿、罗龙文遣戍边远地区，严年禁锢于狱。[23]
严嵩虽已退休，并未伤筋动骨；严世蕃流放雷州，不过虚应故事而已，行至半路就返回江西老家，威风依旧。他的党羽罗龙文也从流放地逃回江西分宜严府，与严世蕃策划如何翻盘。
袁州知府了解到这一动向，通报给巡江御史林润，夸张地说严府“聚众练兵谋反”。林润先前曾经弹劾严世蕃的党羽鄢懋卿，已与严氏结有不解之仇，得到消息，立即上报朝廷，添油加醋地说：“臣巡视上江，备防江洋，盗贼多入逃军罗龙文之家。龙文卜筑深山中，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素推严世蕃为主，事之若奴隶。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众至四千余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24]字里行间流露出严世蕃、罗龙文图谋不轨，有聚众谋反的嫌疑。
林润，福建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任御史期间不畏权贵，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藩死党鄢懋卿等人大逆罪。后因病卒于任上。
皇帝朱厚熜对于严嵩罢官有点后悔，严世蕃流放途中擅自逃回，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予追究。作为一国之君，可以容忍贪赃枉法，绝对不能容忍谋反，接到林润的报告，他马上下达圣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押解来京。林润再次上疏，揭发严世蕃种种骄奢淫逸、横行不法之事。一则说，严世蕃罪恶滔天，积非一日，近日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用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男严轸等人为爪牙，穷凶极恶，无所不至。二则说，严氏父子在袁州霸占官地，侵夺民房，建造五座府邸，南府为严鹄所居，西府为严鸿所居，东府为严绍庆所居，中府为严绍祥所居，而严嵩、严世蕃所居之相府，廊房回绕万间，环亘数里。三则说，严世蕃召集四方亡命之徒为护卫之壮丁，森然有分封之架势。数千壮丁，白天伐鼓而聚，黄昏鸣金而散。比当年宁王宸濠谋反，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总结道：严嵩宠冠百僚，公然欺主。严世蕃流放途中逃回，朦胧包庇，以王言为不足恤，以国法为不足遵，惟知私恩，不知公议，以为严嵩不能无罪。[25]
皇帝下旨，命三法司审讯。严世蕃似乎早就做好了预案，胸有成竹。他听说官员们想通过治他的罪，为沈炼、杨继盛平反，很是高兴，洋洋得意地对党羽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那么，他的“倒海水”是什么呢？在审讯、定案时，可以接受贪赃枉法罪，因为皇帝对此并不在意；最可怕的是“聚众谋反”之类的罪状，务必要买通关节，删去这些词句；必须强调沈炼、杨继盛的冤狱，因为是皇帝钦定的案子，以此来激怒皇帝。一旦皇帝勃然大怒，推翻此案，便可安全脱身。他的党羽到处制造舆论，一则说，沈炼、杨继盛之冤渴望昭雪；再则说，平反冤狱可以慰藉士大夫愤懑不平之心；三则说，如果牵扯所无之事，人们不信，皇上也会生疑，岂非“佯秉公论，阴主奸谋”！与此同时，严世蕃通过昔日的关系网，很容易地买通了三法司的官员，接受他的主张。果然，“其语渐闻于当道，刑部尚书黄光昇、都察院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亦以为然，依其说具稿”[26]。这段史料值得细细回味，三法司的首长黄光昇、张永明、张守直“亦以为然”的是严世蕃党羽的说辞；“依其说具稿”云云，就是完全按照严世蕃的对策，在定案文书中强调为沈炼、杨继盛平反的文句。由此可见，已经沦为罪犯的严世蕃能量之巨大，“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并非虚言。这是一个很难觉察的阴谋，因为对于沈炼、杨继盛的惩处，是皇帝亲自决定的，为沈、杨翻案，就等于要皇帝承认错误，即所谓“彰上过”，这必定会激怒刚愎自用的皇帝。这样的话，可能性极小的严世蕃翻盘计划，或许由于皇帝的一句话，成为现实。
黄光昇，福建泉州人，嘉靖八年进士。历任浙江布政司参议、广东按察司副使、四川布政司左参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职。嘉靖四十年任南京户部尚书，四十一年任刑部尚书。
严世蕃精心策划的险招，被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徐阶识破了。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定罪文书草稿交给徐阶过目，他一下就看出了问题——要害就是“彰上过”，却隐忍不发，若无其事地打了一句官腔：“法家断案良佳。”然后把三法司的黄光昇、张永明、张守直引入内室，屏退左右，推诚布公地分析“彰上过”的要害，双方之间有一场精彩的对话。
徐阶问：“诸君子谓严公子当生乎死乎？”
黄光昇等回答：“死不足赎罪。”又补充道，为杨继盛、沈炼平反，必须“抵死”。
徐阶笑着说：“别自有说。杨、沈事诚出其谋，诚犯天下万世公恶。然杨（继盛）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炼）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己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平平打发出国门矣。赦出固善，抑法司不能辞责，我亦何以自解？我不足惜，诸公方负物望，擢居要地，旦夕冢宰，此举又众所瞻仰，如斯而已乎！”
这一席话令三法司首长个个目瞪口呆，表示要把文件带回去重新改写。
徐阶严肃地说：“离此一步，迟此一刻，泄此一语，从中搅挠者必多，事且有变。今当以原疏为主而阐发聚众本谋，以试上意。”所谓“阐发聚众本谋”，意即在聚众谋反上做文章。并且说，按照常规应当由刑部尚书执笔。吓得黄光昇连声说不敢当。
众人说：“天下事惟相公能测。”希望徐阶勉为其难。
徐阶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从袖子中拿出一个文件，让他们过目，问道：“拟议久矣，诸公以为何如？”徐阶的基调定在严世蕃与罗龙文“聚众谋反”上——“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虏，共相响应”。众人点头表示同意。随即唤入书吏，按照正式文书誊写，加盖三法司印章密封，送呈皇上。[27]
严世蕃约略知道三法司文稿的大意，暗自窃喜自己的阴谋已经得逞，对罗龙文说：他们要以你我为沈、杨抵命，奈何？罗龙文不解其意，没有说话。他抓住罗龙文的手耳语道：且畅饮几杯，不出十日释放而归，皇上因怀念老父别有恩命，亦未可知；虽然，先取徐阶首，当无今日，亦是老父欠断，养成其恶；今落我度中，且暂归，再来收拾徐阶还不晚。严世蕃果然诡计多端，心狠手辣，殊不知徐阶棋高一着，使他的如意算盘落空。
徐阶代替三法司起草的定罪文书，强调的重点别出心裁，是皇帝毫不知情的新罪状：通倭、通虏、谋反。为此虚构了不少情节。例如说：“曩年逆贼汪直勾倭内讧，罪在不宥。（汪）直徽州人，与罗龙文姻旧，递投十万金于世蕃，拟为授官。”又说：“龙文亦招集汪直通倭余党五百余人，谋与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发遣世蕃班头牛信，径自山海卫弃伍北走，拟诱致北虏，南北响应。”这些情节显然意在证明严世蕃“通倭”“通虏”。下面的情节则意在证明他妄图谋反：“诸所专擅僭越，淫逸凶恶之事，擢发难数。陛下曲赦其死，谪充雷州卫军，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怀怨望，安居分宜，足迹不一至戍所。龙文亦自浔州卫逃归，相与谩言诅咒，构煽狂谋，招集四方亡命奸盗，及一切妖言幻术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余人，以治宅为名，阴延谙晓兵法之人，训习操练。厚结刺客十余人，专令报仇杀人，慑制众口。至于蓄养奸人细作无虑百数，出入京城，往来道路，络绎不绝。”[28]
汪直，又作王直，徽州歙县人。徽州商人集团首领。嘉靖年间纠集日本浪人组织武装走私集团，是嘉靖时期倭患的重要人物。
严世蕃擅权乱政，贪赃枉法，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过平心而论，把子虚乌有的“通倭”“通虏”“谋反”的罪状强加于他，是用不实之词掩盖真正的罪状。不过这样一来，避开了“彰上过”的要害，皇帝朱厚熜平静地接受了，指示三法司：仅凭林润的揭发材料，还不足以定案，也不足以昭示天下后世，必须进一步审讯核实。徐阶和三法司再度耍弄手腕，根本没有审讯核实，径直由徐阶代替三法司向皇帝报告：“事已勘实。其交通倭虏，潜谋叛逆，具有显证，前拟未尽其辜，请亟正典刑，以泄神人之愤。”[29]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二十四日，皇帝下达圣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严、罗二人得到消息，大失所望，抱头痛哭。家人请他们写遗嘱给父亲及妻子，手颤抖不能成字。京师百姓人心大快，相约各自带酒前往西市观看行刑，饮酒庆祝，一时间西市热闹得如同节日。随之而来的是查抄严府，严嵩黜革为民，孙子充军。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奸，精神彻底崩溃，寄食于墓舍，一年之后命归黄泉。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对严嵩之死的细节描摹得颇有意味，他写道：“籍没时，（严嵩）携故衣以出，向县官拱手曰：‘还我一介书生去也。’临死，援笔书曰：‘作屋因募夫，诬以聚兵名。其曰数千辈，无影并无形。千古含冤事，伤哉何繇明？’又大书云：‘死后从人说是非。’长吁一声而绝。此老到底护短。”[30]
严嵩、严世蕃父子恶贯满盈，罪有应得，留给人们深思的是，以往持续多年的义正词严的弹劾，为何始终不能奏效，而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后，新朝的史官编纂《明世宗实录》，对此表示质疑：严世蕃凭借父亲的权势，“浊乱朝政”，“盗弄威福”，“罄国帑，竭民膏”，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三法司偏偏要用毫无根据的“谋逆”罪处死，显然是“悉非正法”的处置。[31]万历时的礼部尚书徐学谟（字叔明，一字子言，号太室山人，苏州府嘉定县人）也有类似看法：“（严）世蕃一凶罔竖子耳，即其罪状，宜作奸党之条，岂谓无可杀哉？指为谋叛，非正法也。”[32]所谓“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用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史官和徐学谟的评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有些书生气。须知，要想用“浊乱朝政”“盗弄威福”的罪名处死严世蕃，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是“彰上过”。
4.海瑞《治安疏》
严嵩倒了，嘉靖皇帝还活着，依然故我，朝政没有起色，这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最终引来了震动天下的海瑞上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议论：“嘉靖皇帝当日已御宇四十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他住在皇城的别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为他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于国家大事仍然乾纲独断，有时还干涉到细节。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听到的是各种虚假的情况。当他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斩首，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害。1565年，严嵩去职虽已三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惑’、‘苛断’和‘情偏’。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谀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33]
海瑞像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海瑞向皇帝上疏，题目是“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他在奏疏中两次提及严氏父子倒台后，朝政依然没有起色。一处说：“迩者严嵩罢黜，世蕃极刑，差快人意，一时称清时焉。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另一处说：“即近事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贪窃，今为逆本。梁材[34]守官守道，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虽近日严嵩抄没，百官有惕心焉。无用于积贿求迁，稍自洗涤。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严嵩未相之先而已，诸臣宁为严嵩之顺，不为梁材之执。今甚者贪求，未甚者挨日，见称于人者，亦廊庙山林，交战热中，鹘突依违，苟举故事。洁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灵长终必赖之者，未见其人焉。”他是有感而发的。
刚直不阿的海瑞，以无所畏惧的姿态，锋芒毕露的文字，批评皇帝，抨击朝政。一时间，这份奏疏广为传抄，朝野轰动，誉为“直声震天下”。所谓“直声震天下”，并非浪得虚名。沈炼、杨继盛、林润等人的直言极谏，都集中于弹劾严氏父子，并未涉及皇帝，不敢“彰上过”。而海瑞偏偏要“彰上过”，所以有人称为海瑞“骂皇帝”。
——陛下即位初年，天资英断，政令一新，天下欣然望治。乃未久而妄念牵之而去，一意玄修，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
——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兴宫室，工部极力经营；取香觅宝，户部差求四出。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正言焉……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其官守，其言责，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
——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止说修身立命，止说顺受其正……使陛下得以访其术者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
海瑞列举了皇帝的种种过失，希望他能幡然悔悟，日视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使其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最后他说明此次上疏的缘由：“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35]
上朝前，海瑞特地买了一口棺材，诀别了妻儿老小，把后事托付给同乡好友庶吉士王弘诲。这一切表明，他决心冒死谏诤，为了使皇上幡然悔悟，必须言辞激烈，就好比治重病要下猛药。对皇帝下猛药，旧史家称为“批逆鳞”，势必引起龙颜大怒，进谏者往往难逃一死。他知道后果的严重性，慷慨赴死。他一向反对官场上的庸俗风气——“医国者只一味甘草，处世者只二字乡愿”，用味甜性温的甘草无法医治国家的重病，用明哲保身的乡愿哲学混迹于官场必将祸国殃民。
这帖猛药让嘉靖皇帝无法消受。此公自比为尧舜，书斋也以“尧”命名，而海瑞说他连汉文帝都不如，气得他浑身发抖，把奏疏扔到地上。过了一会，又捡起来，看看后面还写些什么。勃然震怒之余，他吩咐身边的太监黄锦：把他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黄锦告诉他：海瑞自知触怒皇上必死无疑，诀别妻子，买了棺材来上朝，等待入木，不会逃跑的。并说海瑞为人刚直有声，为官不取一丝一粟。听了黄锦的话，皇帝平静下来，再三阅读这份奏疏，叹息道：真是忠臣，可以和比干相媲美，但朕并非殷纣王。随即给内阁首辅徐阶写手谕：“今人心恨不新其政，瑞可见也，疏言俱是。”这不过是私底下的表态，只有徐阶一个人知道，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皇帝一定要处死海瑞。徐阶内心赞成海瑞对皇帝的批评，这从他后来代替嘉靖皇帝起草的遗诏，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局面反而不好收拾。他用另外的方式援救海瑞，对皇帝说：海瑞这样的草野小臣，无非是想沽名钓誉，如果杀了他，恰恰成就了他青史留名，不如留他一命，使他无法沽名钓誉，也显得皇恩浩荡。[36]
不久，嘉靖皇帝突然驾崩。海瑞在狱中听到噩耗，如丧考妣，呼天抢地，嚎啕大哭，呕吐得一塌糊涂，昏厥了过去。次日清晨，他披麻戴孝，为死去的皇帝服丧。史家评论说，由此可以看到真正的忠臣心态。海瑞骂皇帝，并不是痛恨他，而是希望他从此振作起来，做一个好皇帝。比起那些“一味甘草，二字乡愿”的官僚，他才是真正的忠臣。
徐阶在嘉靖、隆庆交接时期，拨乱反正，代替大行皇帝起草遗诏，让已经死去的皇帝检讨自己痴迷于道教玄修的错误，为那些因进谏而遭到惩处的官员恢复名誉和官职。海瑞由此得以释放，官复原职，后来又提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苏州、松江等府。这一带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朝廷想借重他的威望，整顿这个财赋重地。海瑞的任命一公布，那些贪官污吏慑于他的声威，望风挂印而去；一向骄横的苏州织造太监，出行坐八抬大轿，听说海瑞将至，立即去掉四个轿夫；一些显赫的豪门富室，为了炫耀，把门墙涂成红褐色，听到风声，一夜之间改成黑色。[37]
5.张居正《陈六事疏》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朱厚熜逝世，徐阶起草的遗诏，用遗言的形式反省清虚学道、斋醮玄修的失误，为遭到惩处的建言官员平反昭雪，处分道士，停止斋醮。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宗隆庆皇帝即位，徐阶起草的即位诏书，强调了遵奉遗诏，启用因建言而得罪的诸臣，处罚道士，停止斋醮，破格擢用贤才，裁革冗员。徐阶把嘉隆之际的政治交接处理得巧妙妥帖，先是以遗诏的形式让先帝表示悔悟，再让穆宗以遵奉遗诏的形式拨乱反正，避免了“改祖宗之法”的非难。
内阁中，徐阶是元老耆宿，李春芳折节好士，郭朴、陈以勤是忠厚长者，唯独高拱最不安分，躁率而又不得志于言路。高拱对徐阶引用门生张居正起草遗诏，瞒过内阁同僚，耿耿于怀，在外面散布流言蜚语，怂恿言官弹劾徐阶。徐阶在嘉靖、隆庆之际的政绩有目共睹，人们把他与正德、嘉靖之际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相提并论，赞誉为“杨廷和再世”。高拱此举激起很多官员的反感，纷纷弹劾高拱，迫使他引疾辞官，郭朴也因言官论及，辞官而去。
但是，权力斗争仍在继续，徐阶的好景不长，不久也遭到言官弹劾，只得向皇帝请求辞职。穆宗皇帝居然同意了，举朝挽留不成。于是李春芳升任内阁首辅。此公为人温和，不倚势凌人，持论平允，又不事操切，但是抱负、才力远远不及徐阶。
高拱，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在裕邸九年。嘉靖四十五年因首辅徐阶推荐，为文渊阁大学士，颇有能名，“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然性情高傲，不能容物。
内阁中还有陈以勤、张居正。万斯同写道：“居正与春芳同年，而恃才傲物，视春芳蔑如也。（徐）阶以人言罢去，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计旦夕乞身耳。’居正遽曰：‘如此，庶保令名。’春芳愕然。”[38]
隆庆二年（1568）八月，张居正向皇帝呈上了著名的《陈六事疏》，全面阐述他的治国理念和改革思想。张居正不以文章驰名，但这篇奏疏写得很有气势，不但论证详尽，逻辑严密，而且文采斐然，掷地有声。开篇就直奔主题——图治之大本与救时之急务：“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所谓“不能更化以善治”，也就是救时之急务，他简单概括为：“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亟重难反（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他把颓靡不振之渐、积重难返之几，梳理为六大事项，并且针对性地提出改革措施。
第一是省议论。就是少发议论，多干实事。他的核心理念是两句话，一句是“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考虑贵在周详，行动贵在得力；另一句是“谋在于众，断在于独”——谋划要靠众人，决断必须独裁。
李春芳，南直隶扬州人，嘉靖二十六年状元。《明史》称其“恭慎，不以势凌人。居政府持论平，不事操切”。嘉靖四十四年入内阁，隆庆二年接替徐阶为内阁首辅。
张居正《陈六事疏》
他说，近年以来，朝廷内部议论太多，每每遇到一件事情，甲赞成乙反对，同一个人早晨赞成晚上反对，前后背道而驰，毁誉自相矛盾。大是大非混淆于唇吻之间，采用或舍弃取决于个人爱憎，因此政策不断变更，没有统一的法纪。总督、巡抚初到地方，下车伊始，就大发议论，或者漫言数事，或者更置数官，给人造成颇有才华、敢于任事的假象。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能尽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辞藻虽然华彩，却空洞无物，无所指归，过了一阵，自己早已把当初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他对官场的弊病深恶痛绝：“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他关于励精图治的对策是：“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如果要办一件事，事先须审慎考量，务求周到停当，一旦决策已定，立即当机立断予以推行。朝廷提倡“省事尚实”的宗旨，各部门一切章奏务必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不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
第二是振纪纲。就是加强法纪，统一号令。核心理念是一句话：“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他的口号是：“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他说，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官场上下务为姑息，办事推诿徇情，调停矛盾的唯一做法就是模棱两可，善于做官的不二法门就是委曲迁就。法律只强加于身份微贱之人，强梗者虽然破坏法纪，谁也奈何不得。如果加以整肃，必定有人反对，不是说违背人情，就是说务为操切。他认为，徇情并非顺情，振作并非操切。所谓徇情，是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只从人情考虑。所谓振作，是整齐严肃，把法律宣示于民众，而使之不敢犯法。严刑峻法，虐使其民，才是操切。他的对策是：“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39]
第三是重诏令。就是朝廷制定法令必须审慎，一旦制定，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令行禁止。国君主持政令，臣下执行君令治理人民；如果国君不主持政令，臣下不执行君令，无法无天，必将天下大乱。
他说，根据旧规，各衙门的奏疏，如果有“某部看了来说”的圣旨，必定是紧要事情、重大机务；如果有“某部知道”的圣旨，虽然稍缓，也是必须实行的事务，或是关系各地方民情利病，有关衙门应该参酌缓急，分别答复。但是，近年以来，吏治败坏，官员的考成形同虚设，朝廷政令被各级政府看作一纸具文，根本不照办。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数年不完者。”简直匪夷所思，因此他希望皇上指示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不论大小事务，既然有明确的圣旨，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出答复。如果事理清楚明白，就应该据理做出决断，不得推诿给地方的巡抚、巡按去议论处理。至于交给地方政府办的事情，也要根据轻重缓急、路程远近，严格规定期限，责令尽快报告处理结果，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设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果有超越期限不行奏报的官员，处以“违制”之罪，吏部要以此作为官员考成的依据。张居正后来推行的考成法的雏形，已经清晰可见。
第四是核名实。就是官员的任免与奖惩是否得当，关键在于“综核名实”，亦即全面考核官员的名声与实绩。现在的问题是，名实不核，拣择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于是乎形成这样的状况：把笨牛与良马绑在一起驾车，结果两败俱伤；把优秀的乐师与滥竽充数者混在一起演奏乐曲，结果良莠莫辨。
他指出当前人事制度的问题在于，没有综核名实，事前不试用，事后不考成，形成种种怪现状：“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违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有鉴于此，他的对策是，主管人事的吏部，应该严格官员的考课制度，京官三年一次考核，外官六年一次考核，分别评定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以此决定晋升、留用、降级、开除，而不是皆大欢喜的滥给恩典。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辩证的用人原则：“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他的意思是，对于一个官员的任用或罢免，提升或降职，应该用事功与实绩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不要被他的名声所迷惑，不要完全拘泥于资格，不要摇摆于对他的赞誉或诋毁之词，不要掺杂个人喜爱或厌恶的感情，不要用一件事情来概括那个人的一生，不要用一点过失来否定那个人的大节。这样的高明眼光，不独当时人望尘莫及，即令现代人也叹为观止。
第五是固邦本。就是巩固国家的根本。《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然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那么安定人民就是“固邦本”的前提。只有百姓安乐，家给人足，才能做到邦本深固。
隆庆皇帝像
他说，由于前朝各种靡费，导致民穷财尽，必须矫枉过正，若不痛加省节，恐怕不能挽救。皇上应该为天下带头，停免一切不急工程、无益征办，敦尚俭素。然后指示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凡事守己端洁，实心爱民，才可以定为“上考称职”；如果仅仅善事上司，对于百姓没有实政者，只能定为“中考”；如果贪污显著者，除了严限追赃，还应罢官流放。他认为皇上还须指示户部，悉心研究财政收入日益匮乏弊端何在，举凡风俗侈靡、豪强兼并、赋役不均等，都应整治。消除了这些弊端，财政自然充裕，何必勒索穷困之民，自耗国家元气！
第六是饬武备。就是加强国防建设。他认为，当今之事最可虑的，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应当日夜谋划者，莫急于边防。具体说来，北方蒙古南下侵扰日甚一日，而边防事务早已废弛，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但是战争毕竟是危险的事，未可轻易言战，如今的上策，莫如自治（即同意“封贡”）。有人担忧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他认为此三者皆不足患。“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40]
《陈六事疏》充分体现了张居正的法治思想。他虽以儒术起家，但深知单用儒术不足以力挽狂澜，非用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不可。“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就是这种法治思想。他根据这一宗旨，提出的六条，切中时弊，如果照此认真执行，朝政的改观是大有希望的。隆庆皇帝对此颇为欣赏，批示道：“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41]
既然皇帝圣旨要求六部、都察院等“看议行”，各衙门立即响应，都察院针对“振纪纲”“重诏令”，提出具体方案；兵部针对“饬武备”，提出具体方案；户部针对“固邦本”，提出具体方案。一切似乎可以付诸实施了。但是内阁首辅李春芳不以为然，他是一个“一味甘草，二字乡愿”之类的人物，只想用“甘草”来治理国家，用“乡愿”来明哲保身。万斯同为他立传，评论道：“及代（徐）阶为首辅，益务以安静称帝意。帝亦察其廉谨，深倚信焉。”[42]所谓“以安静称帝意”，就是维持现状，不想有所作为，更不想大动干戈。内阁次辅陈以勤明白李春芳的意图，干脆不置可否。张居正的治国理念和改革建议，没有得到内阁的认可，当然无法付诸实施。他的这些理念，直到自己出任内阁首辅之后，才得以实施。
从《论时政疏》到《陈六事疏》，所体现的思想是一贯的。隆庆五年（1571），他再次批判朝政的四种弊病：病在积习、病在纪纲、病在议论、病在名实，实际上是《陈六事疏》的继续发挥。他特别强调：“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则承敝袭舛，有颓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过也。轻变则厌故喜新，有更张无序之患，此太多事之过也。二者法之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暇责其能行法哉！”他遵循的原则是“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依据这样的原则，他抨击当时存在的四种弊病。
一是积习之病。这和他的理念——法治应该严肃而不松弛，人情必须振奋而不懈怠——格格不入。“今固已怠矣，干蛊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为毋扰耳。一令下，曰何烦苛也；一事兴，曰何操切也。相与务为无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啸画诺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难乎。”
二是纪纲之病。这和他的理念——天下之势理应上重下轻——格格不入。“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势之所阻，常在于众强。下挟其众而威乎上，上恐见议而畏乎下，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
三是议论之病。这和他的理念——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格格不入。“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术。”
四是名实之病。这和他的理念——采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其终，则人无隐衷，而事可底绩——格格不入。“今一制之立，若曰著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闻停罢；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内矣，而畿辅之内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归，而赏罚莫必其后。”[43]
他的结论是，这四种弊病，熟于人之耳目，入于人之心志，已非一日，如今若不大力祛除这些弊病，冲决壅堵，疏通障碍，要想推行法治，即使每日更改制度，每月修订法令，也毫无益处。历史上的明君之所以能够振刷综理，其不二法门就是：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信赏必罚，而真伪无眩。[44]
万历元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以后，大权在握，才得以把他的治国理念付诸实施，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他给太仆寺卿李世达的信，强调“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就是先前在《陈六事疏》中反复阐述的准则。他在信中写道：
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致使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办，议论蜂兴，实绩罔效。所谓怠则张而相之之时也。况仆以草茅孤介，拥十龄幼主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国威未振，人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励，举祖宗故事以觉寤迷蒙，针砭沉痼，则庶事日隳，奸宄窥间，后欲振之不可得矣。故自仆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亦知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然审时度势，政固宜尔。且受恩深重，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45]
由此，人们也可以看出《陈六事疏》的深意了。如果要深入追究的话，张居正的治国理念和改革思想，深受前辈徐阶、高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