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引言

《诗经》一书，既多历年所，且属于经学，传世愈久，议论愈繁，积累所致，问题滋多。诸如诗之来源，诗之时代，诗之作者，诗之义旨，诗之内容，以及四始、六义、《诗序》，删诗与诗学流派各端，均与《诗经》本身关系至重，实为读《诗经》不可不预为了解者。故本书于《诗经》本文之解注以前，先为绪论，对读《诗经》必应先有之常识略作介绍。意在使读者在未读《诗经》本文之先，对有关各问题有一适当之认识，以为读《诗经》之助。

二、《诗经》之来源

诗者，言志者也。《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说文》云：“诗，志也。从言，寺声。古文作，从言，之声。”《释名》云：“诗，之也；志之所之也。”

故诗之为作，是感情之所之也。《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熹《诗经集传》序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矣！此诗之所以作也。”

以上二文，于诗之成因，阐明已备。然则诗之为作，由情而发，由言而现，由永歌韵律而成，至于手舞足蹈而为之象。是知古之诗也，可低吟长啸，可扣弦高歌，亦可依声和律，顿足起舞者也。其为至情之表现，人性之流露，而生活之写照乎！

诗之肇始，盖有文字之先，情动口号而已；有文字之后，乃有记录。口号则难于流传，记录则易于远播而永久。于是一人为诗，众人讴之；记于简帛，传诵益远。诗之作也，或缘于喜怒，或缘于苦楚，或缘于郁陶，或缘于激愤。凡情之所触，意之所之，则宣之于词。故于生活之所历，风俗之所存，政治之得失，邦国之治乱，无不为诗之所欲吟咏者。王者治世，欲观风俗，察民心，知得失，乃求之于民间之风谣。于是古者乃有采诗之制；行人乘輶轩，振木铎，以采诗而献之太师，陈于天子。《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斯则十五《国风》之所由成也。

至于其乐调属于中夏正声者，虽采于民间，则归之于《雅》；合宴飨之乐以为《小雅》，会朝之乐以为《大雅》。庙堂祭祀颂扬之诗则以为《颂》。盖《风》皆来自民间，《雅》则士大夫所作宴飨朝会及民间正声之乐，而《颂》则庙堂祭祀及颂扬之辞，要皆由官方编辑而成，总为三百十一篇。其中《小雅》有六篇有目无文，今所存三百五篇，即《诗经》也。

三、《诗经》之名称

“诗经”一词，古无之也。古惟称之曰“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学诗无以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或称“诗三百”者，言其数目也。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故后世或称为“诗三百篇”，盖三百十一篇，言其成数，曰三百耳。

或称之为“毛诗”，缘毛公而得名，盖与齐鲁韩“三家诗”同以传人称。是在“诗”之上注以传人，仍为“诗”而已。

诗始称为经，当起于战国晚年。《礼记·经解》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是以“诗书乐易礼春秋”为“经”。《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约成于战国晚年，而《礼记·经解》或更后之。故知“经”之一称，当起于战国晚年，以前无之也。然“经”亦非儒家六艺之专称，《庄子·天下》篇论“别墨”云：“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墨子》一书有《经》上下篇，《经说》上下篇。《吕氏春秋·察微》篇云：“《孝经》云：‘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其《墨经》当为墨家门弟子尊其师而尊称其书；而《孝经》为传记之书，《汉志》列于《论语》之后，然亦称为经。可见斯时于“经”之一称，大约视为载我之道者，则称为“经”。然此“经”字于六经盖指其书之性质为经，仍未以经字加于原名之下，若《诗》加“经”而为《诗经》，《易》加“经”而为《易经》也。《汉书》作于后汉，《汉志》于《诗》则云：“《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其经字仍为书之类别称，非以“诗经”二字为书名也。《汉志》中五经书名与经字连属者有“《易》，经十二篇”“《诗》，经二十八篇”，其于《书》则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于《礼》则曰：“《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于《春秋》则曰：“《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可证其句读，凡经字皆断离书名，是古经与经之别，非谓书名为《诗经》《易经》也。《汉志》中以经为书名者，惟《孝经》一书而已。《汉志》云：“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其行文与记《诗》《易》均不同，可得而见也。

经字加于易之下，称《易》为《易经》，最早见于《晋书·束晳传》，记汲郡发冢得竹书事，有“易经二篇”“卦下易经一篇”等语。《晋书》成于唐代。“易经”一名，或是唐代学者笔下叙述所用之词。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记此事，则曰《周易》，并未言《易经》。故知“易经”二字非竹书上原书名，亦非晋代对《易》之通称。且其行文：“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既曰与《周易》上下经同，可见晋唐之时，其正式书名，仍称《易》为《周易》。孔颖达作《五经正义》，于《易》称《周易》，于《诗》称《毛诗》，仍未称为《易经》《诗经》也。“易经二篇”一语或仍应断为“《易》，经二篇”“卦下易经一篇”或则“卦下《易》，经一篇”也。

“诗经”二字正式连属为书名，以宋人廖刚之《诗经讲义》为最早。廖氏之书成于南宋初年，其后则以经字连于《诗》《易》《书》之下，而称为《诗经》《易经》《书经》者，风气渐盛。至元明则已视《诗经》为《诗》之通称矣。

四、《诗经》之时代

《诗经》作于何时？《孟子》：“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据此则《诗》之作当在《春秋》之前。然其最早之诗是何时作，最晚之诗是何时作，则古今说《诗》者多有异说。

最早之诗，据《诗序》所言，为商人祭祖之诗。然则《诗》之最早作品当在商代。《钦定诗经传说汇纂》有《作诗时世图》，将三百篇按时代排列，据《诗序》列《商颂》为太甲之世所作。然《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为宋之大夫，周太师为周室乐官。《国语》所言，谓正考父以其所作《商颂》十二篇，请周太师校正。而《诗序》云：“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乃竟以为《商颂》是正考父所得，而非正考父所作矣。清魏源《诗古微》举证十三条，断《商颂》为宋襄公时正考父祭商先祖而称颂君德所作。其所考颇有根据。《史记·宋世家》赞谓《商颂》为正考父作。扬雄《法言》云：“正考父睎尹吉甫。”尹吉甫为《诗·大雅·崧高》及《烝民》之作者。今言正考父希慕之，可见扬雄亦以正考父为《商颂》之作者。至于宋之诗所以称“商”者，以其为商之后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大司马固曰：“天之弃商久矣。”可见以商代宋彼时常用也。《商颂》有“奋伐荆楚”之语。商代尚无荆楚一词，因商代荆楚尚为蛮夷也。据此，虽《商颂》为正考父所作一事，论者或有未信；但《商颂》非商代作品，已可为定论。则《诗经》中最早之诗不过周初而已，当属《周颂》也。

至于《诗经》中最晚之诗，据《诗序》则是《陈风·株林》《泽陂》二诗。《株林》写陈灵公与夏南之事，夏徵舒弑陈灵公在周定王八年。时当鲁宣公十年，西历纪元前五百九十九年。后四十八年而孔子生（前五五一年）。《陈风·株林》一诗，《诗序》之说可信。《泽陂》一诗，《序》说颇为模糊，然指为与《株林》同时，无证其更晚之据。以《株林》为最晚之诗，可无失也。

故知《诗经》中作品最早当为《周颂》，是周初所作；最晚当为《株林》，作于周定王之世。盖皆约略其时，详则不可考也。然则《诗》之时代，大约作于西历纪元前一千一百年至六百年之间。

五、《诗经》之内容

《诗经》为我国最古之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又别为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雅》则别为《大雅》及《小雅》。《颂》则有《周颂》《鲁颂》及《商颂》。

十五《国风》之诗，为各国民间之歌谣。所以名之曰风者，盖其歌谣所咏者，民间风土人情、生活情状、社会动态。由此诗中，可以见民情，察风土，而其乐调皆地方腔调，乡里流行，如风之吹拂而莫不及焉，故曰风。

《周南》《召南》，其命名似与其他十三国有异，故说诗者每有疑惑，或谓应不属于《风》，而独立为《南》。若苏辙《诗集传》、程大昌《考古编》、王质《诗总闻》、顾炎武《日知录》、梁启超《释四诗名义》等均主此说。然皆无真正有力之证据。陈启源《毛诗稽古篇》、魏源《诗古微》、胡承珙《毛诗后笺》、方玉润《诗经原始》则仍主二南属《风》。实则《周南》《召南》者，南方之国之风谣也，固不得脱《风》而为《南》。若能独立为《南》，三百篇编集时早应别以列之，不待宋以后揣度之矣。《周南》《召南》为南国歌谣之说，详见本书《周南》《召南》二卷首，于此不多赘述。

《雅》者，多为燕享朝会公卿大夫之作。所以名之曰雅者，谓中夏之正声也。雅与夏古音近，时互通而用。《墨子·天志》篇引《大雅·皇矣》，谓之大夏，可为明证。夏者，中夏也。雅训正，故雅一字含二义：于地为中夏，于声为正声。正声者，其乐非若风之为地方腔调，而为中原雅正之音乐，故曰雅。惟《小雅》中亦有类似《国风》吟咏性情之作，但以其乐调之属于正声，其地区属于中夏，故不属于《风》，而属于《雅》。宴飨之乐归之《小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辞，归之《大雅》。盖《大雅》《小雅》之间，词气不同，音节亦异也。

《颂》者，本为祭祀颂神或颂祖先之乐歌。所以名之曰颂者，阮元《释颂》论之的当：颂即形容之容，容者形态也。是歌而兼舞之义。盖颂之为诗不仅有辞有乐，而并有舞。舞者形态之表现，歌颂美之词而舞以表达之，故曰颂。

《诗经》以性质分类，乃编为《风》《雅》《颂》三部分。若以其吟咏之内容分类，约可大别为二部：一为民间歌谣，一为贵族与庙堂之乐歌。兹分述如下：

甲、民间歌谣

恋歌：如《静女》《桑中》等。

结婚之歌：如《桃夭》《鹊巢》等。

感伤之歌：如《氓》《谷风》等。

和乐之歌：如《君子阳阳》《萚兮》。

祝贺之歌：如《螽斯》《麟之趾》等。

悼歌：如《蓼莪》《葛生》等。

赞美之歌：如《淇奥》《硕人》等。

农歌：如《七月》《大田》等。

讽刺之歌：如《相鼠》《株林》等。

劳人思妇之歌：如《小戎》《小雅·杕杜》等。

乙、贵族与庙堂乐歌

宴乐之歌：如《鹿鸣》《伐木》等。

颂祷之歌：如《閟宫》《殷武》等。

祀宗庙之歌：如《玄鸟》《长发》等。

祀神之歌：如《丰年》《载芟》等。

田猎之歌，如《车攻》《吉日》等。

颂美之歌：如《泂酌》《卷阿》《酌》《桓》等。

述先王功绩圣德之歌：如《文王有声》《生民》等。

记战事之歌：如《常武》《采芑》。

讽刺之歌：如《瞻卬》《召旻》等。

以上所述各类，不能详尽，盖内容纷繁，不便区分太细，更见琐碎。约见其性质可矣。欲窥其详，当读原诗。各诗属于《风》者，多属抒情之作；属于《雅》者，抒情叙事参半；属于《颂》者，多属叙事。

六、《诗经》之作者

《诗经》集三百十一篇，成为总集，然不著作者名氏。盖古人对著作之观念与今不同也。古人惟知诵一诗，而不求此诗为谁作；作者但因情之所之而作一诗，亦不求因此而获著作之名。故于诗中见作者之名者绝少，而由编者题作者之名者绝无。今在诗中求作者之名，甚为困难，其最为可靠而毫无疑义者，仅得四篇。其余则或有争议，或属臆断，或竟全然无考。兹分述之：

甲、在《诗经》本文中有作者姓名，此为最可信者：

（一）、《小雅·节南山》：诗中有云：“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家父，作此诗者之字也。旧说谓为周大夫。朱传：“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来求车，于周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终已七十五年。”按作诗之“家父”是否即求车之“家父”，颇为难定。

（二）、《小雅·巷伯》：诗中有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孟子为寺人之名，即此诗作者也。寺人，内小臣，奄人也。

（三）、《大雅·崧高》：诗中有云：“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吉甫即作此诗者之名。旧说以为尹吉甫。王国维以为作兮甲盘之兮甲。未知孰是。

（四）、《大雅·烝民》：诗中有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此诗亦吉甫所作。

按：《鲁颂·閟宫》有“奚斯所作”一语，或谓《閟宫》一诗即公子奚斯所作。然其上文为“新庙奕奕”，明示奚斯所作者为庙，而非诗也。《閟宫》一诗，当非奚斯所作。

乙、在《尚书》《左传》《国语》中载有诗作者之名，虽未尽可信，但亦可谓有据者。

（一）、《豳风·鸱鸮》：《尚书·金滕》：“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诗序》据此谓此诗为周公作。按《金滕》疑是春秋晚年或战国初年作品，其说盖根据传说，惟是亦可谓有据者耳。

（二）、《大雅·桑柔》：《左传·文公元年》引此诗“大风有隧”六句，谓为周芮良夫之诗。《诗序》从之：“桑柔，芮伯刺厉王也。”然诗中有“天降丧乱，灭我立王”之语，此诗应作于共和之际，或在东周之初。

（三）、《周颂·时迈》及《武》《赉》《桓》：《左传·宣公十二年》，引“载戢干戈”以下五句，及《武》之“耆定尔功”、《赉》之“铺时绎思”二句、《桓》之“绥万邦”二句，以为武王克商所作之颂。又《国语·周语》亦引《时迈》“载戢干戈”五句，谓为周文公之颂。周文公即周公。《左传》《国语》二说不一，然《左传》言武王克商，似言其时，非武王自作也。《国语》之说近是。《时迈》既为周公作，《左传》引诗，言“又作”，则《武》《赉》《桓》当亦为周公作也。惟《左传》谓“铺时绎思”为《武》之三章，“绥万邦”为《武》之六章，或古时《武》为多章，后乃分为多篇也。

（四）、《周颂·思文》：《国语·周语》祭公谋父引此诗曰：“周文公之为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殆为可信。

（五）、《国语·鲁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魏源以为校者，审校音节，《商颂》即正考父所作。王国维以为“校”为“效”之借字而训献，则是正考父以前之作品。

丙、《诗序》指出为某人所作，而并无实据者。此类有指出作者人名者，有泛指某国某官所作而不言名姓者，皆不足信也。其例甚多，择举一二：

（一）、指出人名者：《大雅·抑》，《序》云“《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大雅·卷阿》，《序》云“《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大雅·民劳》，《序》云“召穆公刺厉王也”。

（二）、泛指某国某官所作：如《小雅·大东》，《序》云：“《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此言谭国大夫之作，未言其名。然亦无据。又如《小雅·四月》，《序》云“《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小雅·北山》：“大夫刺幽王也。”皆此类。然是否为大夫作，未可知也。

丁、郑笺或孔疏指为某人所作，然亦无据，不足信也。如《小雅·常棣》，《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笺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之。以亲之。”孔颖达《毛诗正义》云：“作《常棣》诗者，言燕兄弟也。谓王者以兄弟至亲，宜加恩惠以时燕而乐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诗焉。”《正义》又云：“《外传》云：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则此诗自是成王之时，周公所作，以亲兄弟也。但召穆公见厉王之时，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诗，以亲之耳。”《左传·僖公廿四年》富辰之语，谓召穆公作诗。杜预注，谓召穆公作周公之乐歌。而《国语·周语》，亦富辰之语，谓为周公之诗。古书竟已纷歧如此，其不可确信，亦可见矣。

戊、全然无考，亦无臆测。此类最多。由诗首《关雎》起，《葛覃》《卷耳》等皆此类也。

七、诗六义——风赋雅颂比兴

《周礼·春官·太师职》：“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序》所谓之六义，亦即《周礼》所言之六诗。

六义别为六，而其质则为二：一为风、雅、颂三者，依诗之性质而作编集之类别也；一为赋、比、兴三者，依诗之作法而分为体别也。风雅颂之别，已见前“《诗经》之内容”一节，在此不再赘述。兹述赋比兴：

赋比兴三者，古人说者甚多，大致于赋则皆能明见一致，于比兴则往往多所费辞，而模糊混乱，比与兴终难分辨。其作法究竟如何，亦难了解。兹为便于论述，先说明赋之一体，以其易解也；次则比兴合说，俾易比较。

赋者，直陈其事，铺叙说明，不作隐曲譬喻。朱子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此解释最为清楚。至于郑玄所云：“赋之言铺，铺陈政教善恶。”则似赋非陈政教则不为赋，于赋义未安也。赋之体若《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三章由首至尾，敷陈一事。如《卷耳》：“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四章亦由首至尾敷陈一事，此赋体之最易窥见者。

其次于诗中亦有初为赋体，而杂入兴者。如《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本为铺叙之赋。忽又云：“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朱子于此节释之甚佳：“又其在涂，则又睹物起兴……”

又赋体亦有中间杂入比者，如《小雅·頍弁》“有頍者弁，实维伊何……”，是赋也。“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未见君子，忧心奕奕。既见君子，庶几说怿。”“茑与女萝”二句朱子谓为赋而兴又比也。其后又云：“又言茑萝施于木上，以比兄弟亲戚，缠绵依附之意。”则又未言兴而比之义。朱子于比兴二者，于原则解释甚明，于注释中则时时莫能分辨。此处茑萝二句，似兴又似比，故乃含糊其词。盖比兴之间颇难清明，前贤亦每有误也。此处茑萝之语，是比也。（说详后）

比与兴，原甚明显有别，而以先儒说法参差，故说愈多而义愈混。甚至比兴可混为一谈，每谓为比而兴、兴而比者。若比而可为兴，兴而可为比，则比兴尚有何分别？

比与兴之不同：直接以事物比当前之事，不需再以铺叙之文解释者为“比”。以事物意态之接近联想，引起正文者，为“兴”。朱子云：“比者，以彼状此。”一言道破，本无何玄奥也。若《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此诗之辞，完全写螽斯，言其羽声之盛，而子孙众多之状。然虽正面言螽斯，而实以比之方法祝贺人之子孙盛多也。

又若《豳风·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此诗纯取鸟言以自比，于比之义，最为鲜明。若《小雅·頍弁》“茑与女萝，施于松柏”二语，承前“岂伊异人，兄弟匪他”之语，示兄弟相连之义，乃直接以茑萝松柏比之，非另立新义，引起下文之词，是亦比之作法也。

比之为法，但以此事物，象彼事物。二者虽非一事一物，而可以此事物解作彼事物。如螽斯即象彼受祝贺之人，鸱鸮即象彼为恶之人，茑萝松柏即象兄弟之相连关系，实无何不易了解之处。然郑玄云：“比，见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孔颖达云：“比者比托于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惧，故云见今之失，取此类以言之。”此皆释“为何用比之法，而不用赋之法”者，未能释明比之作法也。而比亦未曾皆以不敢言而用比，试睹《螽斯》《鸱鸮》有何不敢言之处？此先儒解诗之所以滋惑也。

“兴”之为法，则较“比”为难明。先儒每解释不清，虽指为兴，而释为比。每谓起兴之语，即以象其后铺叙之事，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子云：“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朱子先明言“兴者托物兴辞”，而继之却谓和乐之情亦若雎鸠，岂非适反其道？盖托物兴词，已正合兴之义。言先取雎鸠之鸣，在洲之和乐，因引起联想，乃思及君子淑女之和乐。此即兴也。若言君子淑女之和乐，若雎鸠之和乐，则先后颠倒，释兴若比矣。朱子释兴为“托物兴辞”，本为极洽之说，但对正文之释，则又模糊矣。若毛传则于始即未能明兴之义，于《关雎》云：“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焉。”此直为比矣。

兴之解释，亦有谓兴之作，无何可循之理者。郑樵《六经奥论》云：“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义理求也。”此说前半甚是。“所见在此，所得在彼”，即因事物之联想而及于本题之事也。若谓“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义理求”，则是于兴仍有未明之语。凡兴，其起兴之语，皆有关于本题，无一例外也。若《关雎》前已言之。若《桃夭》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二句则起兴之语也。

或谓桃之少好，其华鲜明，与之子出嫁，宜其室家，毫无关系。实则关系至深。盖结婚之事，为姿彩鲜丽之事，青春少好之表现。故由桃夭以起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可联想及少女青春，亦可表现结婚当时之姿彩。“桃夭”并不能直接释为“婚姻”，此所以为兴而不为比。今假设易桃夭二句为“风雨晦暝，落叶满山”之类言语，试一读之，则结婚景象凄然可悲。明其不可易之理，则明其相关之义矣。凡兴之作，无不类此。比兴之不同，亦在此。

比兴之用，后世诗词中随地可见，如《古诗十九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说胡马越鸟，实“比”游子之处境及心情也。李白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直道出“兴”之作法。言见浮云而“兴”游子意，见落日而“兴”故人情。实则浮云与落日固与游子故人无直接关系也。然有联想之关系，有触景及情之关系，此即兴也。温庭筠《菩萨蛮》词最后二句云，“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则完全是《关雎》之作法。《关雎》先言雎鸠双双在洲，而温词先叙事最后言“双双金鹧鸪”，其兴起情感之联想则一也。然《关雎》之兴词在先，而温词之兴词在后，是技巧之发展，至后世活用灵妙，毫不拘束，故几乎不露形迹。实则古今诗词仍不脱赋比兴三法也。

总之，比与兴之间，可以清楚划分，而不可混。比是以彼事物比作此事物，为类似之联想。而兴则以彼事物，由联想而引起此一事物，为接近之联想，非直接作比。兴是先以兴起之词，引起叙事之词。亦可谓先以一相关引起之语，引起赋体之铺叙，二者合并则为兴。比体则纯是比，而不与赋体合并而成。

八、《诗序》

《诗》之难解，不在一字一句，而在一篇之旨最难明。《诗经》各篇，初无标题，故不知其内容何所指也。后世说《诗》者，为明其旨，乃为之作序，今之《毛诗》，乃有《诗序》存焉。《诗序》者，冠于每篇之先，说明该诗内容之旨。《周南·关雎》为《诗》之首篇，其序最长，或有称之为大序，而其余皆为小序者（成伯瑜，二程）；又有谓每序之前一句为小序，其后诸语为大序（程大昌、范处义）；又有谓发端命题之语为大序，其下为小序（郑樵）。此皆名词问题，可置不论。今欲讨论者，《诗序》之作者及《诗序》之意义。

一、《诗序》之作者，说法不一：

甲、子夏所作。（毛公、郑玄、萧统、王肃、陆德明、陆玑、陈奂）

乙、孔子所作。（程颢、程颐、王得臣、范处义）

丙、毛公或其门人作。（曹粹中）

（陆德明谓子夏作《序》，又谓或曰毛公作《序》）

丁、当时史官所作。（郑樵、程颐、姜炳璋）（程颐谓小序为国史作）

戊、诗人自制。（王安石）

己、大序为子夏作，小序为子夏毛公合作。（郑玄）

庚、子夏毛公作，卫宏润饰。（《隋书·经籍志》）

辛、卫宏作。（《后汉书》）

以上各说纷歧，多为无据而作臆断之词。惟卫宏作《序》一条，见于《后汉书·儒林传》：“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今传于世。”其所载《诗序》之作，稍有根据，较前众说亦稍可信。但仍不足以为定论。

《诗序》之作者为谁，虽难确定，但于诗之本身尚无重大之关系。其问题乃在《诗序》所言诗之主旨，往往为猜度、造作、牵强附会之语，与原诗实难应合。若《诗经》首篇《关雎》，显为咏君子淑女相求以至结婚之诗，而《诗序》竟云“后妃之德也”。次篇《葛覃》，为妇人自咏嫁后生活之诗，而《诗序》谓为“后妃之本也”。皆显然与诗不合。《诗序》之所以如此说者，非作序之人不能知诗也，而是作序之人故为此说，以应当时需要耳。盖作诗之人，有其用意；采诗之人，又有其用意；而作序之人，则更别有其用意也。

作诗之用意，惟情动于中，歌咏于外而已，其基本出发点在抒情叙事。本书在前“《诗经》之内容”一节已大致做一分析。至于采诗者之用意，取其可以被之管弦，足以见风俗民情，以为施政之本；用以益时政、播教化、和乐悦性、美化风俗是矣。盖作诗之人，全凭一时志兴所之，一吐其所欲言或所必言，皆自我抒发，用意于当然者也。而采诗者则必以为有所取义方得采之，是已存别有选择之意者也。然采诗者之用意，尚属自然，民情风俗之吟，劳人思妇之咏，男女相悦之歌，讽刺赞美之词，但求其可取者，兼容并蓄。盖存其真，而传其文，教化在其中矣，未曾强作解人也。

《诗序》之作则不然，于诗之旨，必作深远委曲之释，以见其正大载道之旨。揆其原因，以作序之人时代已晚，当时以《诗》为日常通读载道之书。为配合政治教育，乃不得不如此。细审其作序之原则，约有五项：合于“思无邪”；合于美刺；合于礼教；合于政治要求；合于历史。

据此，则知作序之人，往往矫枉过正。如《关雎》，为男女思慕追求至于结婚之诗，本为人情之常，事理之自然。而作序者以为男女相悦即违“思无邪”之义，乃强指为“后妃之德”。《葛覃》为妇女嫁后生活之诗，而强指为“后妃之本”。《诗序》之强作解释，多为此类。然亦有若干与诗义相合者。故吾人于读诗之际，对于《诗序》之说，不可全信，亦不可全不信，当深察其诗辞文字，揆度其义，庶可得其旨矣。

九、“三家诗”及《毛诗》

《诗》遭秦火之后，以《诗》为人人讽诵，不赖竹帛而传，以今文写成之书，与古文本无何差异。说《诗》者汉初有齐鲁韩三家及毛公。《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诗》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所称毛公之学，即今所传之《毛诗》，亦即今之《诗经》也。齐鲁韩三家《诗》皆今文，而毛公所传为古文。今文者，以汉当时之隶书口传而写。古文者，出于孔子壁中，以先秦文字所书，未遭秦火者也。

鲁申公为鲁人申培，与燕国韩婴在文帝时以治《诗》为博士。辕固为齐人，景帝时以治《诗》为博士。三家所传《诗》，次第亡佚。《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亡最晚，约亡在唐宋之间。今存《韩诗外传》十卷。三家之说，后世有辑本，惟见一斑，不足以窥其整体。后世仅存《毛诗》。

毛公者，《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均未见其名。郑玄《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

孔颖达云：“大毛公为其传，至小毛公而题毛。”

《毛诗》之传，于《汉书》仅知为毛公，其后始见记载为毛亨毛苌，不知何所依据。但此亦不甚重要，吾人但知《毛诗》为汉初毛姓儒者所传古文诗，即今之《诗经》可矣。无论其为毛亨或为毛苌，或为毛某某，终是此诗此传而已。

十、四始

四始者指《诗》中四篇，为《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之开始；并以为所以如此者，乃别有意义，故命之曰“四始”。

四始之说，亦有不同。《毛诗》之说，见于《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劝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诗序》所言之四始，并未能详细道出何者为四始，惟叙《关雎》为《风》之始，余则述风、小雅、大雅及颂之本义，而谓之四始，其义未能明晰。

《齐诗》之说，《诗纬泛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此说与《毛诗》之说迥异。其四始之义，引用水木火金，杂入五行之说，尤为怪异。

《鲁诗》之说，魏源《诗古微》云：“周礼太师以六诗教国子，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而六义兴焉。故季札观乐，已分风雅颂之名，其体用博矣。而汉儒以四始之说，媲之后人，无一能析之者。请先以《鲁诗》之义明之。司马迁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盖深求其故，而知皆三篇连奏也。古乐章皆一诗为一终，而奏必三终。故仪礼歌《关雎》，则必连《葛覃》《卷耳》而歌之。而四始则又夫子反鲁正乐正《雅》《颂》，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冠于四部之首，固全诗之裘领，礼乐之纲纪焉。”

《鲁诗》之说，特别指出《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然此四始究竟有何作用，魏源不过臆测之词，并谓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以为礼乐之纲纪。但何以足为纲纪，用意为何，仍不能道出。

《韩诗》之说，今可见之于《韩诗外传》者，有子夏问“《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之语。魏源《诗古微》据服虔解《左传》用《韩诗》，考证《韩诗》以《周南》十一篇为《风》之始，《小雅·鹿鸣之什》十六篇、《大雅·文王之什》十四篇为二《雅》正始。《周颂》为周公述文武诸乐章，为《颂》之始。其说亦非全可信。

总观以上四家之说，《诗》之四始，并无何重大意义。司马迁《孔子世家》虽言四始，但亦未言其有何深义。后世或误以为此必有深义存焉，故力求其解，勉强而为之，四始乃与六义并称。实则六义为有实质之问题，而四始则为《风》《雅》《颂》之首篇而已。

十一、孔子与《诗经》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后人据此谓孔子曾删《诗》。《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陆德明《经典释文》曰：“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上兼《商颂》，凡三百十一篇。”

欧阳修曰：“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存三百。郑学之徒，以迁为谬，予考之，迁说然也。”

苏辙曰：“孔子删诗三百五篇，其亡者六焉。”

然孔子删诗之说，除《史记》言及之外，未见于他书。后世此说皆据《史记》而言。《史记》据何而言，已不可知。而若《论语》者，载孔子言行之书，并未言及孔子曾经删诗，亦未言及诗有三千。崔述驳《史记》云：“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后世反对删诗之说甚多，综合言之，大致理由如下：

（一）、未见孔子自言曾删诗之语。

（二）、孔子谓郑声淫，而郑诗今仍存而未删，可见孔子未删。

（三）、季札观乐在孔子前，当时所歌之诗，皆在今《诗经》之内。可见孔子前后之诗内容相同，并未删减。

（四）、逸诗见于《论语》者，如“唐棣之华”四句，《左传》“虽有丝麻”四句，“思我王度”五句，毫不悖于礼义，何以孔子删去此诗，而留郑之淫诗？可见非孔子所删。

（五）、诸子言《诗》，皆举三百之数。可见《诗》原为三百。

由主删诗之说与驳斥删诗之说，互相比较，主张未删者证据切实，删诗之说实不能成立。至于古诗是否有三千余篇，今已难考。惟古诗必较三百篇为多，则由逸诗可以见之。至于何以只存三百十一篇，其原因已不可知。但其成为三百十一篇之诗，是在季札观乐以前之事，可以断言。非孔子所删减也。

孔子虽未删诗，然于《诗》曾作整理。《论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此出自孔子之言，当最可信。《史记》所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盖即“乐正”；编订次序，为今《诗经》之编排，或即“《雅》《颂》各得其所”之谓也。据此，盖《诗经》在孔子整理之前，为一大众诵读之官书。经孔子整理之后，乃成为后世众所尊重之经书也。

十二、《诗经》正变之说

《诗经》有正变之说，其说出于《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后世据此，乃为正变之分。而正变之分，其说亦各不同。《诗序》与孔颖达以世之治乱分正变。《诗序》之言见前。孔颖达云：“……然则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当可匡而复之。故执彼旧章，觊望更遵王道，所以变诗作也。”

郑玄、欧阳修以时代分：郑云：“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欧阳修云：“风之变，自夷懿始；雅之变，自幽厉始。霸者兴，变风息焉；王道废，诗不作焉。”

顾炎武则以入乐与否分正变，《日知录》云：“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

其余尚有主以美刺喻正变者，如惠周惕《诗说》。而朱子则以乐之应用不同而分正变。然大致都以郑玄所分为准。郑氏所分者：

正风：《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为正风。

正雅：《小雅》自《鹿鸣》至《菁菁者莪》廿二篇为正小雅。《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大雅。

变风：自《邶风》至《豳风》一百三十五篇为变风。

变雅：自《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自《民劳》至《召旻》廿三篇为变大雅。

《颂》本无正变之说，然宋王柏亦指《颂》有正变。以《周颂》为正，以《商颂》《鲁颂》为变颂，然其说未能行。

综观《诗经》正变之说，于诗之本身并无何必然之用意，而所持之理由又纷纭各异，且亦无何可信之理。《诗》之正变之说，直可不必多加探讨，置之可矣。惟此说历时既久，论者亦多，姑略述之，知《诗》亦有此一说耳。

十三、诗学之流派

诗在创作之际，惟情动于中，而歌咏之耳。及其采而为官书也，乃有用意矣。其后由于为众所诵读，引用益广乃生诗外之义。每断章取义，或牵强附会，诗之别义乃生。其始不自《诗序》，春秋时已然也。

春秋之时，《诗》为知识阶级之所必读。诸侯卿大夫会晤，必赋诗以喻其志。用之既广，取义亦泛，于是每脱离诗之本义。如《左传·昭公元年》：“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郑，郑伯享之。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注：“《野有死麕》卒章曰：‘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义取君子徐以礼来，无使我失节，而使狗惊吠。喻赵孟以义抚诸侯，无以非礼相加陵。”

“死麕”本叙男女之事，而竟喻以义抚诸侯之事。盖随意牵引，旁申侧延，断诗之章，成己之义，固非诗之本义也。此类屡见，不多举例。

至于古籍引《诗》，以申己义，往往亦非诗之本义。若《荀子·大略》篇引《齐风·东方未明》：“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谓“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然此诗本义述君命不时，致臣慌乱，乃衣裳颠倒。若果如荀子之言，臣下颠倒衣裳而走，何能赴朝？不俟驾可矣，竟颠倒衣裳而不为纠正即走可乎？此皆断章取义，与诗之本义相违者，其例极多。

诗义既泛滥而无定说，说《诗》者乃自立门户，各为一说。汉初有齐鲁韩三家传今文诗，毛公传古文诗，于前章业已叙之。而汉志谓齐鲁韩三家诗“或取春秋杂说，咸非其本义”，然三家并列于学官。《毛诗》则以传古文而未能立，以博士皆习今文也。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光武兴皆罢之。终汉世此数经未得立。故“三家诗”为官学，而《毛诗》则为私学。“三家诗”于西汉之世甚盛，《毛诗》则未盛也。迨东汉之世，“三家诗”仍为诗之主流，治《鲁诗》者有高诩、包咸、魏应。治《齐诗》者有伏恭、任末、景鸾。治《韩诗》者有薛汉、杜抚、召驯、杨仁、赵晔。《后汉书·儒林传》谓其皆能自持其身，而无哗众取宠之行为。盖“三家诗”至东汉已不若西汉之烜赫矣。

《毛诗》之学，至东汉渐趋于盛。据《后汉书·儒林传》载，卫宏从九江谢曼卿受《毛诗》，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郑众、贾逵皆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由此可见传《毛诗》者多。而贾逵、马融皆东汉之大儒，皆传《毛诗》，故《毛诗》因以日显。及郑玄作笺后，《毛诗》因以大行。“三家诗”乃渐微，以渐至于亡。《毛诗》独盛，郑玄为功最大。而孔颖达取毛传郑笺作疏之后，《毛诗》在诗学中乃惟我独尊。而至唐犹存之《韩诗》，亦无人理会，而趋于亡。盖自东汉末至唐为《毛诗》最盛之时代。

“三家诗”之衰，当由于“或取春秋杂说，咸非其本义”之故；尤以《齐诗》多用纬说，颇涉怪诞，旁义之外，别生异旨，后世对“三家诗”乃不能信服。《毛诗》《诗序》当较“三家诗”多近理，加以郑笺孔疏，义旨显明，学者乃取毛而舍三家矣。

然《毛诗》传至宋，亦遭挫折。其始有欧阳修作《毛诗本义》，其言有云：“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

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不轻易议论毛郑，但亦不确守毛郑之说，实开宋人不遵毛传之始。其后苏辙作《诗集传》，开始怀疑《诗序》。及郑樵作《诗辨妄》，专斥毛郑，反驳《诗序》，而另立己意说诗。王质作《诗总闻》，亦在《诗序》之外，别立新义。朱熹作《诗经集传》，尽扫去《诗序》不用，自立诗旨，虽有时径亦采《序》之说，亦不言及《诗序》。读朱书者，完全不见《序》矣。《诗序》至此全部动摇。此外如程大昌《考古编》、杨简《慈湖诗传》等亦皆为新派。其时有吕祖谦《读诗记》、严粲《诗辑》等，说《诗》仍宗毛郑，然终不胜新派。自是之后，说《诗》者多宗朱子矣。此外王应麟著《诗考》，搜集“三家诗”遗说，又辑《诗》异字异义，及逸诗附其后。辑“三家诗”实始于王氏。王氏又著《诗地理考》，述诗中地理，足资参考。此宋人《诗》学之又一派也。

元儒说《诗》，马端临力主存《序》，而无专著。其余则大都本于朱子《集传》。如许谦之《诗集传名物钞》、刘瑾之《诗传通释》、梁益之《诗集旁通》、朱公迁《诗经疏义》、刘玉汝《诗缵绪》、梁寅《诗演义》等，皆宗朱传。

明代《诗经》之学，主流仍为朱子一派：胡广奉敕撰《诗经大全》，悉以刘瑾之书为主。颁为功令，一时大行。其他如季本之《诗解颐》，李先芳之《读诗私记》，何楷之《诗经世本古义》，朱谋㙔之《诗故》等，则并取汉宋之说。然皆不若胡广一书之盛行也。总之，自南宋至明，又为朱传一派之全盛时期。毛传于此时黯然失色，不足与新说抗也。

清代《诗》学，在乾嘉以前，承前代余绪，一时家法未立。如钱澄《田间诗学》，并采汉唐宋明。至朱鹤龄《诗经通义》，力驳废《序》之非，已趋汉学。至陈启源《毛诗稽古篇》，训诂准《尔雅》，诗旨准《序》。戴震《毛郑诗考正》，一准汉之训诂，已开汉学之门，然亦采朱说。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出，清代说《诗》宗汉者蔚成风气，而《毛诗》之学又复大盛。

清代于三家《诗》之搜集亦有成就。如范家相辑《三家诗拾遗》，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本《鲁诗故》《齐诗传》《韩诗故》。魏源《诗古微》，宗三家而斥毛郑。

清儒于《诗》，有专攻文字声韵者。属文字者如段玉裁《诗经小学》、陈乔枞《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家诗异文考》、周邵莲《诗考异字笺余》等。属声韵者如顾炎武《诗本音》、陈奂《释毛诗音》、苗夔《毛诗韵订》、钱坫《诗音表》、夏炘《诗经廿二部古音表集说》、孔广森《诗声类》。又有考地理者，如焦循《毛诗地理释》。有考名物者，如毛奇龄《续诗传鸟名》、徐鼎《毛诗名物图说》、俞樾《诗名物证古》。有考礼制者，如包世荣《诗礼徵文》。考世族者，如李超孙《诗世族考》。《诗》之汉学，至此灿然大备。

此外亦有自立门户，不受汉宋所囿者。如崔述《读风偶识》、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等。

总之，《诗》学至于清代，汉学大盛，然宋学亦复不绝，又有超越汉宋若崔述、姚际恒等之新说。乃使此一时期，成为《诗》学承先启后之大时代。其各家之说虽异，而其追求探讨之成就，足以为后世学《诗》者参考采取，其功不可泯也。

十四、《诗经》之价值及读法

《诗经》一书，在古代为读书人之基本读物。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可见孔子视《诗》之教人，有多方面之作用。然此为《诗》在古代之价值。时至今日，此种作用已大半消失。然则今日之《诗经》，尚有何价值？当值一谈。

第一，吾人知《诗经》为吾国最早之韵文总集，亦为后世一切韵文之祖，故《诗经》在文学上之价值当永远存在。分别言之，其价值有三：作文学欣赏，陶冶性情，镕铸情操；《诗经》为我国语言词汇之重要来源，故可作语言文字声韵之研究材料；做辞章结构、文字技巧之研究。

第二，《诗经》为古人生活写照，其中包括古代政治社会各种情状，故《诗经》亦有历史价值：作史实研究之资料；作古代社会研究之资料；作古代政治研究之资料；作古代地理研究之资料。

第三，《诗经》中所言及之草木鸟兽虫鱼、器物衣服宫室等，亦足以为研究资料。

吾人既明《诗经》之价值，则不难知其读法。吾人今日读《诗经》，则各就其兴趣所在，或重在欣赏，以陶冶性情；或重在语言文字声韵之研究；或作文章技巧之探讨；或注意历史价值，资以考索；或重视名物，加以探求释证。然不论向任何方向研究，总宜实事求是，则庶几得之矣。

附识：

此绪论杂采古今之说，间有己意。为行文方便，所采各说，不分别注明出处。其中采今人屈万里先生之说，皆见屈著《诗经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