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9月6日

马礼逊来到广州。

翻译的现代性：马礼逊的中国文学

1807年1月31日，来自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时年25岁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开始了取道美国、前往中国的艰难旅程，1807年9月6日他踏上了广州的土地。由于清政府禁止基督教活动，这位中国新教传教事业的开创者，是以东印度公司翻译的身份，获得中国合法居留权。

到中国前一年，马礼逊研究汉语的毕生事业始于大英博物馆。他在伦敦的中文老师容三德（Yong Sam-tak）协助下，抄写了白日升（Jean Basset，1662—1707，又作“巴设”）的不完整天主教《圣经》汉译本。在此译稿基础上，马礼逊于1813年出版了第一部《新约》汉译本，十年后完成整部《圣经》的汉译出版。这件事受到高度评价，被视为中国基督教的划时代成就。同时它也为19世纪初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兴起做出了贡献。

马礼逊在广州和澳门居住约30年，由于不准公开传教，他全心投入文学事业，并追求《圣经》汉译的精益求精以及其他神学著作的最佳风格。在此过程中，他曾以赞许口吻谈及明清白话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圣谕广训》——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的16条训谕——的官话讲解，则影响了马礼逊汉语译著的风格。

1812年，清廷下旨秘密印刷基督教书籍者可判处死刑，马礼逊的中国助手自然是违反了这项法令，其中一位甚至随身携带毒药，做好就死准备。在如此的险境下，马礼逊除汉译《圣经》外，还出版了《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的第一个汉译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1812年），翻译了《英格兰教会第一布道书》（The First Homil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和《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的部分内容，汉译本分别题为《劝读圣录熟知文》（1812年）以及《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1818年），还有基督教国家普遍颂唱的大量圣诗的汇集本《养心神诗》（1818年）。除了翻译西方著作外，马礼逊还写了几部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如《西游地球闻见略传》（1819年），以及《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1832年）。

过去的文学史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白话的现代性，可追溯到传教士在东南亚华语地区的文学活动。马礼逊的大量翻译和著作，把词汇、句法、文学形式及宗教文化观念的新要素，输入汉语中。就词汇层面，马礼逊的翻译屡见新词，这些新词往往成为传达外国术语与观念最有效的载体。重要的例子如《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中的“牧师”和“割礼”，以及《西游地球闻见略传》中的“世界末日”。除了创造新词和短语，马礼逊还以音译方式翻译带有明显犹太教或基督教色彩的《圣经》语汇，如“Christ”“Paschal”“talentum”和“diabolos”等词。马礼逊创新的许多词语，如“世界末日”在当代汉语中已广为使用。

马礼逊模仿屈折语中诸如-er、-ist或-ian等表示施动者后缀的用法，在他的汉译著作中大量采用表示施动者的词缀“者”，如用“赎者”翻译“redeemer”（《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用“导者”翻译“comforter”（《约翰福音》14：16），用“老者”翻译“elders”（《马太福音》26：3）。值得注意的是，白日升译稿用“善牧”翻译“good shepherd”，马礼逊在后面加上一个“者”字（《约翰福音》10：11）。虽然文言也使用词缀“者”，但它的广泛使用，却是当代汉语表述的特征。马礼逊还特别注意添加表示复数的词缀“辈”，偶尔也用“们”，借以还原源文本中的复数后缀。例如，“saints”一词被译作“圣辈”（《以弗所书》4：12），“scribes”译作“书史辈”（《马太福音》26：3），“we”则译作“我们”（《约翰福音》1：45）。马礼逊严格遵循语法中对数的强调，大幅度减少汉语书写中的含混性。

除了这些词汇上的特征，马礼逊还将新的句法结构引入汉语，而汉语缺少限定人称、时态与语态等显而易见的表达方式。文言中的被动语态，通常是用词序——动作对象置于动词之前——来表达，而非依赖于表示被动语态的语法标记。然而，马礼逊翻译源文本中的被动语态时，经常使用被动的助动词“被”，用以表示主语是动作的对象。例如短语“be betrayed”（《马太福音》17：22）译作“被卖负”，“was transfigured”（《马太福音》17：2）译作“被变过”，“be crucified”（《马太福音》26：2）译作“被钉十字架”。使用“被”这一语法标记的被动句，已成为20世纪初以来现代汉语的标准句法结构。

马礼逊翻译《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中的《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体现了英语中省略的句法规则，这一规则允许出于简洁的考虑，而略去句子中的某一部分。然而省略的规则并不适用于汉语；在平行的从句中，汉语一般情况下，都要求重复动词，甚至重复主语。马礼逊的方法是重复使用汉语中与英语介词“in”“on”或“at”相近的词“于”，来指代他想要省略的名词短语。由此，马礼逊就把某些欧洲语言的语法结构，纳入汉语中，特别是省略的规则、抽象名词的构词法，以及长前置修饰语的广泛运用，凡此皆为20世纪初汉语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纳入新词汇和句法结构外，马礼逊还借由翻译，为汉语输入了新的文学形式。翻译《英格兰教会第一布道书》时，马礼逊非常细致地重现了这一文本富于韵律感的特征。布道书指的是以布道形式所做的基督教评注，这种布道是礼拜过程中，读完经文后所进行的。例如翻译“Let us night and day muse, and have meditation and contemplation in them (Psa. i.); let us ruminate, and,as it were, chew the cud, that we may have the sweet juice, spiritual effect, marrow, honey, kernel, taste, comfort, and consolation of them”（“我等宜日夜思之，默想之，复嚼之，致得其计，其灵验，其髓，其蜜糖，其核子，其味，其慰，其安乐焉”）这段话时，马礼逊试图在引导从句后加上助词“之”，并且重复所有格代词“其”，以此重现经文的韵律模式、平行结构和灵韵（aura），为的是充分表现后面短语的诗味与修辞之美。

另一例子是，马礼逊和他的中国助手翻译包括30首圣诗的《养心神诗》诗集。第27首圣诗《苏格兰韵文诗篇》（The Scottish Psalter，1635年）中的《万万民人在普天下》（“All People that on Earth Do Dwell”）第一节如下：

万万民人在普天下，以喜欢之声颂神主，乐服事之其美布告，进来其前及快乐举。

（“All people that on earth do dwell, / Sing to the Lord with cheerful voice. / Him serve with fear, His praise forth tell; / Come ye before Him and rejoice.”）

为保留原有旋律，以便于基督徒礼拜的考虑，译诗再现了原诗的长音步（8，8，8，8）。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八言诗非常罕见，且单音节词居于主导地位。而马礼逊的翻译舍弃了传统中国诗歌的标准格律和押韵模式，大胆使用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这些尝试为中国现代诗写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它们走在五四诗人的先锋实验之前。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前，许多新教传教士先派驻东南亚，等待中国的开放。他们在当地用地方语言翻译《圣经》。因此，大部分的汉文著作——包括马礼逊的著述——都是由马六甲、新加坡和巴达维亚的传教士出版社所出版。这些传教士以教义问答和文本互相援引的方式，形成网络，传播福音。

马礼逊文体风格的倡议，以及文学上的实验，对他的传教士同行——特别是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郭实腊（Karl F. A. Gützlaff，1803—1851）以及中国第一位本土福音派传教士梁发（1789—1855）来说，构成了一个丰富的灵感源泉。

米怜以马礼逊所使用的小说框架为蓝本，出版了第一部汉语新教传教士小说《张远两友相论》（1819年）。这部白话小说采用了熟悉的中国场景和非对抗性语调，围绕一个基督徒与他的非基督徒朋友间的12篇对话展开。这些对话涉及诸如罪、永生和复活这一类宗教主题。《张远两友相论》多次被改写为不同的方言版本，20世纪30年代末还持续重印。它成为流传最广与最受欢迎的汉语传教士小说，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源头。

在米怜开创性的鼓舞下，郭实腊也致力于白话基督教小说创作，完成为数可观的作品，代表作是《赎罪之传道》（1834年）和《正邪比较》（1838年）。它们具白话小说的生动鲜活，同时穿插许多新鲜的叙事策略。米怜、郭实腊和梁发的作品，大量援引马礼逊的《圣经》汉译，郭实腊甚至经常引用或修改马礼逊翻译的圣诗，用作小说卷头诗。马礼逊的作品，不仅对下一代传教士的文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间接地促成了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1814—1864）阅读过梁发和郭实腊的作品，郭实腊修订的马礼逊《圣经》，成为太平天国的官方版本。

马礼逊的文学遗产，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学术和新颖的世界观，因而推动了中国的文化现代性。《西游地球闻见略传》以一个环球旅行的中国人为第一人称视角，向中国读者展示西方地理观、政治制度与世界起源论。《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则描述了广泛的现代知识，诸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西方天文学等论题。由于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日趋恶化，东印度公司的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s）委托马礼逊翻译他的Brief Account of the English Character，译名《大英国人事略说》。这部充满政治色彩的著作，简明描绘了英国人的性格和文化，呼吁中英两国建立更平等的贸易关系。这本书在中国沿海地区流传极广，甚至通过地方官上传至道光皇帝（1821—1850年在位）。上述提及的世俗知识领域，被很巧妙地植入一个根本性的假定中，即基督教是构成欧洲文明的支柱之一。这些知识因而扩展了中国人看待世界历史和政治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马礼逊的一些著作——如《问答浅注耶稣教法》——被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作为教材，在塑造学生的表达方式与宗教心态上发挥了作用。其中一些学生像是何进善（1817—1871），后来成为华人教区的宗教与社会领袖。

马礼逊不仅是传教的先驱者，同时也因为将中国语言和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而成为中西文化媒介的角色。他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语法书，几部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论著，并且早在1813年，就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包括《红楼梦》的节选——翻译为英文。他的代表作是六卷本的《华英词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年—1822年）。这是第一部汉英词典，以汉字发音的字母顺序排列，并未采用当时通行的部首排列标准。马礼逊用罗马字母标注汉字读音，用变音符号标示诸如声调和送气音的语音细节。马礼逊的罗马化拼音，早于威妥玛拼音与汉语拼音数十年，它以精确和系统的方式，记录了汉字的语音特征，使得汉语易于为西方学习者所接受。

由于文言的架构，可能无法完全支撑外国的语言结构和其特定的文化观念，马礼逊和他的传教士同人，在翻译西方作品的过程中，发现需要从白话中寻求——如果不是创造——新的语言模式和手段。这些传教士的翻译事业，不仅预示了中国语言从文言转向现代白话形式，而且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革新与文化转型上，发挥了媒介与催化剂的作用——这是一个在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背景下被长期遮蔽的事实。

黎子鹏 撰　季剑青 译

参考文献

Richard R. Cook, “Overcoming Missions Guilt: Robert Morrison, Liang Fa, and the Opium Wars,” in After Imperialism: Christian Identity in China and the Global Evangelical Movement, eds., Richard R. Cook and David W. Pao (Eugene, 2011), 35—45.

Patrick Hanan,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 no. 2 (December 2000), 413—443.

John T. P. Lai, 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ankt Augustin, 2012).

Elizabeth Armstrong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1839).

J. Barton Starr, “The Legacy of Robert Morrison,” International Bulli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2, no. 2 (April 1998), 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