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从平易见艰辛
——思忆静芝先生的国学教育

张大春

静芝先生，是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期的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长。我大学入学的第一天头一堂课，即是静芝先生亲自主持及讲述的系务与课程介绍。其中最重要的课题是：我们的学系不应如俗称之“辅大中文系”，而该正名为“辅大国文系”。“称中文系，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外国人的地位了。”他再三强调。这句话可以算是我的大学国文或者国学导读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个主题旋律。四十多年后想来，静芝先生当时的谆谆切切，确有远见。

在《诗经通释》书前的自叙中，有这样一段话：“说《诗》之书，或过于繁富；或过于专精；或择句寻字，别作释言；或略抒己见，随笔议论。其中虽各有精到之处，而初学者徒见其浩繁分歧，无从寻绎。”这段话之中，有两个字非常重要，那就是“初学”。静芝先生讲学，始终强调要使初学者跬步积行，而不求深织偏执，独发奥义。这是静芝先生一切国学授述的基本精神。

对于初学者“必须”具备的古典知识究竟该如何设计？清末民初时代的学者们言人人殊，有以通达多识为急务者；有以明白晓畅为当先者；也有为速求国家之富强而力主移植西学为新页者，自然也有为避免文化之沦失而强调保守旧学为国本者。静芝先生的师承，便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脉。

这就要说到余嘉锡先生。余先生籍隶湖南常德，出生于河南商丘，光绪十年（1884年）生人。世传其十四岁作《孔子弟子年表》、十五岁注《吴越春秋》、十七岁始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夜读之不厌”，且“时有所疑，常取旧书加以考证”。并因之而撰写《四库提要辨证》，这是一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著述工作，非但是目录学的巨作，更为自西方引进中国的近代高等学府——无论称之为“大学”或是“上庠”——点亮了国学教育的明灯。

余先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举，未几而科举废除。他在常德师范学堂任教，不多时，又逢辛亥革命，由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赏识，受聘为目录学讲师。这是静芝先生得以与余先生结缘的背景。

近现代的大学所主张的教育，是在三五年之内（通常是四年）将本科系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以及一部分专业教养得以重点浸润，或者也还追求一定程度的、常识性质的见解。

可是，三五年的程期足以应付浩如烟海的百家群籍吗？相较于历代旧学学者，那些尽一生之力，穷充栋之文，朝夕浸淫，孜矻注解的传习者，新式高等教育如何化繁入简，挦理摘要，甚至破陈说以得新诠，都有赖于一套择精发微以求纲举目张的方法。

辅仁大学在台复校之后，戴君仁教授手创国文系，旋由静芝先生接掌教务。其治学授业，数十年如一日，向以平易为典则。比方说在论及《诗序》价值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就说：“《诗序》最值得我们后学者留意的地方，就是它往往矫枉过正而不可信。”

在我多年前的随堂笔记上，还有这样几段静芝先生当年上课的录音稿：

“有许多篇《诗序》所说的内容，和诗的内容，实在相去太远，令人无法接受。像《关雎》篇，《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我们读完了《关雎》四章，实在找不出‘后妃之德’究竟记载在哪一句里头。

“这诗所说的明明是君子和淑女应该作为好配偶。由‘求之不得’到‘琴瑟友之’，最后再到‘钟鼓乐之’而结了婚，这个过程在诗中一层一层说得清楚明白。不知怎么能曲解成了‘后妃之德’了，这就是牵强附会，甚至也还不能自圆其说。

“再来，像《桃夭》篇，明明是祝福女子出嫁。可是《诗序》却说：‘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这也实在和原诗所说的相去太远。尤其是说什么不妒忌。更不知从何而来。总之，《诗序》总喜欢找一个大题目，使人不能不听，不敢反驳，不得不信。”

平易的表现和追求就是浅近，这是“民国范儿”的底蕴。毋宁以为，这正是发三千年庙堂泮宫所未曾有之俚俗，以示学术“请卑之，毋甚高论”的底细。

虽然如此，静芝先生说《诗经》（乃至其它经史子集之学）一以近人情、求贯通、结合生活经验以及普通生活为要务，有些时候，就放过了某些容或不甚重要，但是也颇可玩味的论理。

有一次，我以《诗序》“四始”为题，写了一篇报告呈交。在讲台上收件的时候，静芝先生刻意低头看一眼我的题目，《诗四始发微》，他当下微微一笑，道：“诗所谓的‘四始’指的就是《诗经》里的四篇，分别是风、小雅、大雅和颂这四个单元里的第一篇，既然是第一篇，谓之开始，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微意可发吧？”

然而报告批改完成，发还之后，我才发现：静芝先生给了我一个极高的分数。他还特别批注，大意是说：四始问题固然无甚可论，但是报告里提及的“六义”问题则非常新颖，值得继续探讨。

那是因为《周礼》提到“太师以六诗教国子”，此处的“六诗”后来就被称为“六义”，顺序是“风、赋、比、兴、雅、颂”。这一个次第很奇怪，原因是后之学者都惯以“赋比兴”为三个写作手法，而以“风雅颂”为三种体制，割裂了风与雅颂而置入赋比兴，究竟是何道理？我在报告中发明了一个解释的方向：由于太师以六诗教学，这个不寻常的次第应该就是教学的顺序。太师教国子，先教民歌，次以最平易的赋为教程，再次进之于比，再次进之于兴。技巧学习到位之后，复可进之于雅，这就涉及了诗歌对于社会、现实、世情等较深刻的主题的涉猎。至于颂，如何表现对政治环境积极的期许，而不流于阿谀媚谄，则不止需要吟撰的技巧，更需要深刻的智慧。太师授弟子以诗，于是有浅深渐次之别。

历来学者之能博古通今、娴熟经史的，固然一向为后学所景慕，而读书志学之士一直以为经世致用是一桩大事业，也是唯一的事业。直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现代中国学术内容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从余嘉锡先生的那一代人，到静芝先生的那一代人，同样求学治学，所怀抱的文化焦虑已然大是不同。以下所引的这一段出自静芝先生手笔的话，恐怕是余嘉锡先生一生也不会想到的。这段文字，截取自静芝先生手著《经学通论》的自叙：

“到清代末叶，欧美文化东渐。此一时代浪潮的冲激，使经学的光彩趋于黯淡。民国以来，大家对经学的尊重大不如前，甚而有持偏激之论的，指经学为全无价值……这一本书并不足以为讲学论道的书。只是将日常我们常谈到的十三经、四书、小学等习用名词，依次地说明其源流内容，并对各书的意义和研究价值略作分析叙述，所论述的都是极为浅近通俗，所持见解都是平易近人。”

从上揭之文可知，原本理所当然为“志学”之士终身浸润且毫不应有任何疑义的学程，已经必须透过“浅近通俗”的手段，才能“使多数人了解”。其原因，静芝先生在《诗经通释》的自叙里也有简答：

“盖古人之于传注，或以为学者早有根柢，不必多所辞费；或自炫其学，旁征博引。而时至今日，学科滋繁，读者兼顾乏力，甚望求之简明，得其肯要。若探赜钩玄，穷理究竟，为专家学者之事，非人人之所必为。”

曾经为刘勰所盛称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在经过一千五百年岁月人事的磨砺之余，即使变俗以求媚于庶众，似乎也没有推而广之的内在动能。比静芝先生仅年长七岁、应属同一代人的唐君毅，曾以“花果飘零”四字为喻状述中华民族（文化），也曾于文章中提及佛家以为：在污泥中生莲花，则秽土亦是净土。

民初一代人抱冰怀炭，忧思夥颐，他们讲平易、求浅近，自觉去古已远，竟有辜负所学之叹，但是世俗仍加速抛花弃果，终未许花落莲成。“通释”二字，又是何其艰难呢？于今世思之，或许只能说是深情眸子依依不舍的一个回顾罢了。

静芝先生，原名大安，以字行，号菊农、霜茂楼主，晚号龙壑，笔名王方曙，合江省佳木斯市人，国学家，也是剧作家、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