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读书还能赚钱的工作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家乡的团县委工作。这是一个清水“衙门”，“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混半天”。坐了三年多的办公室，我看到了生活的尽头——副科，正科，副县。在县城，副县基本上就是天花板了。我那时还是个“上进的青年”，梦想着别样的人生。读书是我的爱好，而钱，又是生活的必须。我想找一份通过读书来赚钱的工作。

一天，在县委大院门口，遇见一个熟人。他告诉我一个消息，国家第二次律师资格考试，三个月后举行。我急切地问，专科可以报考吗？答曰：可以。又问：没学过法律可以吗？答曰：可以。我于是报了名。

买了两本辅导资料，一本考试涉及的法律汇编，复习三个月，竟然考取了。那时候，国家法律少，每部法律的条文也少——可能仅及当今的三分之一，考生何其幸运！法律汇编，总共100来页。记得是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经济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似乎还有一个工矿产品购销条例，然后就没了。今天的考生，面临的法律条文，大约是当年的十倍。他们被法条“压垮”了。

考取律师资格不久，我辞了机关工作，到县法律顾问处，成为专职律师。

二、我的开山师傅

我的开山师傅，姜保贞律师，是我们县的法律元老。解放初，在华东大学江淮分校学习过。1956年初，他在县法院庭长任上，被组织看中，要求他做律师，他成了我们县第一位律师。1958年，律师制度被取消，他个人也受到冲击，几年后，才又回到法院。1981年，国家恢复律师制度，他一个人把“法律顾问处”的牌子，又竖起来。他开庭开到了八十八岁。

我跟他学徒时，他六十来岁。身材不高，腰板笔直，总是笑声朗朗。当年，我们县法院，位处县城最热闹的街面上。每逢开庭，他精神抖擞地行走在街头，一头银发，迎风抖动，是县城一景。我替师傅誊抄了两个多月的起诉书、答辩状，他就带我上庭。那时没有律师实习制度，上了几次庭，他就让我独立办案。我成了年轻的出庭律师。

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有编制，财政发给全额工资外，单位还按照业务量，发放与工资差不多的奖金。我的收入，是机关工作人员的两倍，很丰厚，我很满意——何况当事人还不时地请下酒馆！我们全县，当时只有六名律师。提到自己的职业，底气十足。那时，我感觉很幸福，对未来充满信心。对于常人来说，幸福就是：我过得比你好。

三、不懂法哲学

到了年底，单位要评先进。我师傅说：我看小何不错，就小何吧。另一位老律师，尊敬的闻正权律师，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是“文革”前复旦大学科班出身，是我们县的名人，是法律顾问处的另一根台柱子。

他说：小何表现确实不错，但他没有上过法学院，没有经过正规法律训练。他不懂法哲学，将来发展受限。我那时，不仅不懂法哲学，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名词。最终，闻律师的女弟子，评上了当年的先进。她是安徽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确实很优秀，我们是好朋友。

能否评上先进，当然是小事，无足萦怀。但闻律师说我不懂法哲学，这个事使我思量几天，似乎又看到了职业的尽头。我于是决意报考研究生。第一年，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我现在服务的大学，没考上。第二年，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我曾经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说：人生是难以预料的。我一个学物理的专科生，当年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法律。大家将来毕业，人生受挫折时，一定要保持定力。人生是一场慢跑，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

四、你努力吧

我的硕士导师，刘家兴教授，是民事诉讼法专家，我国《民事诉讼法》四位起草专家之一。他是四川人，乡音浓厚而纯正。见面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伙兵吧？”

导师的乡音，其他同学听起来费劲，我却一点不吃力，这就是师生缘分？我的博士生导师，姜明安教授，湖南人，同样乡音纯正。别人很难听懂，我听起来，从不违和。

北大老师，对学生好。一不逼学生做课题，二不逼学生写论文，属于散养。刘家兴老师，每年春节之后，都要请学生到家中做客。他自己说，他在家里，每年请两次客。阳历年，请亲家。阴历年，请学生。我的博士生导师组组长，罗豪才教授，几乎每次上课结束后，都会说，我最近发现一个小馆子不错……

饭后，谈及法治，刘老师说：“你努力吧！”我尊敬的刘家兴教授，作古将近十年了。他是对的，我还在努力。

五、他太可怜了，谁帮帮他？

我的博士生导师，姜明安教授，最大特点是，没有心机。当年的规矩，博士生入学一年多后，必须经过一次中期考核。如果不通过，就要打道回府，听上去骇人。考核前一天，我的同窗何海波——他现在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是令人尊敬的行政法专家——惴惴不安地问：姜老师，如果中期考核不通过，我们怎么办啊？姜老师一愣，他应该没想到，还有这个选项。他说：这怎么可能？你们不通过，下次就不请这些导师来了。

有一天上课，他评论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国广为关注的“北大博士生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案”。他说：“听说刘燕文不懂法律，在法庭净说些没用的。太可怜了，你们谁帮帮他？”本校的教授，在课堂上鼓励自己的学生，代理状告本校案件。这种气度，不知今天尚存否？

何海波教授当年和我一个宿舍，同窗三年。日常看上去，平平静静的。虽然留着一蓬大胡子，但也不吓人，浙江台州人。鲁迅说过，台州人，骨头硬。这何海波，不惹事，但也不怕事，骨头也硬。他约来了刘燕文，中午在宿舍讨论案件。我卧在床上假寐，偶尔插上几点建议。海波说：你就别睡了，起来一起干吧。刘备到卧龙岗上请诸葛，无非如此。我从床上缓缓坐起说：好，一起干。

我回顾这些往事，是因为法律这个行业，有太多的诱惑与杀戮。一不小心，就被猪油蒙了心。我们要不时地回首往事，守护初心。

六、在法庭上修行

北大毕业后，我先后在烟台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同时在律师事务所兼职。起初，我对兼职律师并不热心，而是热心于在报纸上开专栏，从法律角度，评论社会事件。先后在《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一时间，颇有点纵横捭阖、意气风发的意思，一如我的同事罗翔教授和赵宏教授今天正在做的。后来对于写文章，我有些心灰意冷。一位我尊敬的领导，曾经问我：你文字很好，怎么不写了？我说，写了那么多，好像也没什么用。

确实，我一再提醒过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认罪认罚制度在美国导致严重社会问题，万万要慎之再慎；律师人数不能大跃进，饥饿的律师们，会像成群的蝗虫，吞噬着社会；法院不应站在纠纷解决的前端，而应处于末端，从而大幅度减少法院的案件负担。这些，我都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前警告过，然而……

近十年来，我将主要精力投入了法庭。

在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办理百商集团恶势力案件时，企业家王某对我说，他们公司的产品，畅销新疆，远销西亚，是乌市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资产近百亿，检察院却要给他量刑15～20年！他确实没有恶行，最后检辩双方各退一步，他被判了7年。企业受此重挫，虽然死里逃生，仍在艰难苦熬。

在湖北襄阳，宋玉的家乡宜城，我和罗翔教授以及其他近二十名律师，为了解救襄大集团——当时资产也近百亿，正准备上市——费尽心力。案件胶着之际，我到襄阳的隆中，拜谒诸葛，求赐锦囊妙计。案件最终惊动湖北省的最高领导，检察院撤回了涉黑指控。他被判了8年，企业虽然保住了，现在同样在苦熬。

在安徽芜湖，我和周海洋律师作为谢留卿的辩护人，与100多名律师并肩作战，豪气干云。检察院指控63名被告诈骗，一审判决42人无罪。我们不服，认为全案无罪，上诉。检察院不服，提出抗诉。二审芜湖中院，开庭近50天，108位律师披挂上阵，出演了一场现代司法史上最精彩的律政剧。

我们曾十赴大巴山中，解救一对父女；又曾穿越湘西绵绵的群山，解救一位美籍华人。在遥远的海角天涯，在高高的兴安岭，在南方的小街水巷，在东北的莽莽森林……我们倾听着不同的人们，用不同的乡音，诉说着他们的悲哀与忧愁。

我深切地感受到，法律唯有正确实施，才能保护社会，否则会肢解家庭，破坏社会。我确曾救过许多企业和被告，但夜半三更，从脑海里滑过的，偏偏是那些没能救出来的面孔。他们让我惭愧，促我自省。

我把近十年的办案经历，看作是对中国法律的运行进行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我对中国法律，有了更切肤的体验。我在法庭上修行——带着我曾经的学生，如今的伙伴们。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修行的同时，也为国家法律的完善，做出了菲薄的贡献。

我们在谢留卿诈骗案中，就上级检察院异地调派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制度，向全国人大提请备案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相应规则，违背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我们的申请理由得到全国人大的认可，从而推动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改了相应的规则。

在陶苏根职务犯罪案中，我们提出公诉机关不能仅提供价格评估报告，还应当提供价格认定报告的事实依据、过程及方法。这一辩护理由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该判决被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

在郭礼峰诈骗集团案中，我们认为该案不构成诈骗罪，而构成开设赌场罪。区分两罪的核心是参与人是否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物。该理由被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采纳，该案例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库。

在于萌非法持有枪支案中，我们提出不能仅依据枪口比动能一个标准定罪，应结合购买的途径、目的，被告一贯表现等综合认定。这一理由被法院采纳，该案例也被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库。

在扬州科奇公司非法经营案中，我们提出行政机关的内部文件不能单独作为定罪依据。这一理由在关联案件，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诉卞飞非法经营案中，被法院采纳。该判决被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七、法庭上的柳叶刀

律师接受委托后，究竟以何种方式行事？我最近一直在思量。

近年来，律师队伍盲目扩张，良莠不齐。在合肥中院办理郭礼峰等人诈骗案时，有所亲历。被告想开创一种商业模式，事先咨询律师。律师出具书面意见，认为这是民法上的射幸行为——例如街头的套娃游戏，商场的有奖销售——合法可为。结果，安徽肥西县公安将公司近百名员工，以诈骗罪抓获。

检察院审查起诉时，问被告是否承认诈骗，被告不认。又问被告是否承认开设赌场——相对较轻的罪名，他也不认。他说，我的律师告诉我，我是无罪的。其实，他确实构成开设赌场罪。近百个家庭，因为律师的失误，陷入困境。

开庭前一天晚上，竟然有律师在律师群内，问“谁有案件电子卷宗？”他太不负责了，案卷有几百本，他不看卷就上庭。虽然没看卷，也已成功地劝服自己的被告认罪。开庭质证时，我们详细举证和质证，力证指控不成立。一些律师公然在庭上，背后插刀，说我们在浪费时间。我们一意孤行，最终成功地让二审法院，改了罪，减了刑。

这样的律师，不在少数。在安徽芜湖谢留卿诈骗案中，近十名被告，在律师的劝导下，认罪认罚，结果法院判决被告无罪。这些律师，真丢人。

我在微信上建了一个群，叫“何兵法律工作室”。我对工作室的人说，律师办案，就像医生看病，如履薄冰。除了艺高胆大，还要讲良心。毕竟律师的肩头，寄托着被告的生命和自由，家属的希望和未来。刑事辩护，不让订立风险委托合同。合同签订后，律师究竟付出多少心力，合同和法律难以约束，主要凭律师的良心和职业伦理。

律师的工作，与外科医生十分相像。医生事先要详查病情，研究治疗方案，手术时，要大胆心细，柳叶刀不能有偏差。与医生不同的是，律师不仅要在法庭内抗争，还要在法庭外抗争。其间机会的把握、火候的拿捏，极其重要。医生面对的，是可以控制的物理组织。律师面对的，是难以掌控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局限的。为了防止偏差，我们工作室的工作模式是，经常召开案件研讨会，集体研究。研究案件时，我们会把对手的文件，如起诉书和判决书，逐段截取，办案律师们集体逐句逐字研读，从而找出破绽。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也非常有兴味的过程。研读字句，会从检察官或法官的遣词造句中看出：他们试图隐瞒什么？他们的证据中，缺失什么？证据之间，存在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在事实、法律和逻辑上，有什么漏洞？

我们重要的法律文件，如辩护词、控告信等，律师草拟好以后，由一位助理，逐字逐句地朗读，全体办案律师，共同磋商，集体敲定——我们称为“过会”。为了防止偏差，我还邀请我的同学，一位北大刑法博士，作为工作室的顾问，为我们把关。本书大部分案件，他都全程参与，付出了心血。

本书就是这样出台的辩护词结集，此外还附录了我的几篇有关法律职业的讲话稿和几篇办案札记。张庭案代理词，是一起行政案件的代理意见，不属于刑事辩护词范畴，但鉴于本案涉及重大的法律问题，我一并将其纳入本书。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但错误和偏差仍然难免。我将这些文字结集出版，一是要完成科研任务，二是真心向同行求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半山亭”部分，早期文章与后期文章的观点，并不完全吻合甚至相悖。这缘于我对法律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大言不惭地说吧，我的思想升华了。历史不容篡改，少作也不容篡改。留下少作，好比留下沙漠上一行一行的足印，透露出旅人的行迹。

清华大学法学院周光权院长，与我相识多年，遇上重大刑事案件，我经常向其请益。今日更承蒙不弃，赐以序文。罗翔教授不仅是我的北大校友和法大同事，而且还是战友。在几起重大刑事案件中，我们曾同台辩护，互为依傍。为避免拙作陷入寂寥，特别隆重推荐。青年作家兼书法家大生（刘蟾），为拙作精心题签，还特为书写贾岛诗作一首，用作书签，为拙作增色。编辑刘晶女士，对拙作精雕细琢，细为筹划。我爱人黄萍女士，几十年来对我工作大力支持，生活上细心照顾。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中，正文之前，插印数张团队律师办案的照片，作为个人与时代的记录。每一案件的辩护词之前，有案情回顾和办案过程，内文中还有律师的点评。虽然这不是一本讲故事的书，但相信细心的读者，仍然从中可以感受律师们的苦心孤诣，窥见柳叶刀在法庭上翻飞。

二O二四年四月十六日

安徽　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