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

1945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是家中的独生子。我的父母都有新英格兰北方人的血统，他们严厉、守旧、坚定，秉承着从几代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我的母亲是一位中学拉丁语教师，而我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大西洋上的一艘军舰上司职海军上尉，负责带领武装炮手班。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出生时，父亲还在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医院疗养髋骨伤。我在 1 岁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

后来，父亲在提尔顿中学教语言。提尔顿中学是新罕布什尔州郊区一所私立的男生寄宿学校。学校坐落在高高的山上，自豪地——也有人说是傲慢地——矗立着，俯视着那个与之同名的小镇。这所在外人看来有点唯我独尊的学校，招收 9 ～ 12年级学生，每个年级最多招收 50 人。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波士顿和纽约的有钱人家。

我家很贫穷，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尽管父亲在学校当老师仅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水，然而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暖气、供水，甚至替我们剪草、铲雪的工人都是学校免费提供的。从 4 岁那年开始，我就在预备学校的食堂吃饭，在父亲担任教练的足球队里追着足球恣意奔跑，或是在衣帽间给球员分发毛巾。

这里的老师及其家属在当地人面前拥有强烈的优越感。我曾经听到我的父母戏称我们是“庄园主”，管理着那些“下贱的镇民”。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一个笑话。

我的小学同学和中学同学大都属于农民阶层。他们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伐木工人和磨坊工人。他们都痛恨“山上的预科生”。我的父母也不让我接近那些他们称之为“婊子”“荡妇”的镇民家的女孩子。然而，从一年级开始，我就与她们一起玩耍，我把我的蜡笔、笔记本等文具与她们分享。后来，我还陆续爱上了其中 3 个女孩子：安、普里西拉（Prescilla）和朱蒂（Judy）。我难以理解也不能接受我父母的观点，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得听他们的。

我的父亲每年拥有 3 个月的长假。这段时间我们会到爷爷在1921年修建的一座湖边小木屋度假。森林环绕着这座小木屋。晚上，我们能听到猫头鹰和美洲狮的叫声。在那里，我们没有邻居，我是那个地方唯一的孩子。

最初几年，我把树木当作《圆桌武士》（Round Table）小说中的傲勇骑士，或把它们想象成安、普里西拉或者朱蒂这些红颜知己（在不同年份，把它们想象成不同的人）。我的热情就像兰斯洛特（Lancelot）对格温娜维尔（Guinevere）那样浓烈且深藏不露。

14 岁时，我可以免学费到提尔顿中学上学。由于父母干涉，我不得不与小镇完全脱离关系，无法再和老朋友见面。当新同学放假回到别墅和豪宅时，我就自个儿在山丘上游荡。我看到他们都有女朋友，而我却没有。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都是“荡妇”。我早把她们抛诸脑后，她们应该也忘掉了我。我倍感孤独，而且极度沮丧。

我的双亲深谙“控制”之道，他们说，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的幸运，总有一天我会为此而感谢他们。我会遇到一个完美妻子，一个能够完全符合家族高尚道德标准的伴侣。对此，我内心一阵激动。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女性伴侣。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有性经验的女伴，而“荡妇”这个词听起来，如此诱人。

尽管我内心反叛，但是我能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我力争出类拔萃，这可以让我从中获得快感。我是一名优等生，还是学校两支运动代表队的队长，同时兼任校报编辑。我要让那些有钱的同学羡慕我，让提尔顿中学永远为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感到荣耀。读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布朗大学的全能运动员奖学金和米德尔布里学院的学业奖学金。

我的母亲毕业于米德尔布里学院，父亲也正在攻读该校的硕士学位。尽管我的父母知道布朗大学是常春藤名牌大学联合会的成员，但他们还是希望我选择米德尔布里学院。然而，我却希望去布朗大学，因为我愿意当运动员，也因为这所大学在城里。

“当运动员？要是你摔断腿了怎么办？”父亲问我，“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学业奖学金。”

尽管心有不甘，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米德尔布里学院的学业奖学金。在我看来，米德尔布里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提尔顿，尽管米德尔布里学院位于佛蒙特州的郊区，而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这所学院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有钱，可我是一个穷孩子，并且曾经在一个没有女生的学校生活了 4年。我缺乏自信，缺乏跟女孩子交往的经验，自觉低人一等。

我恳求父亲准许我离开这里，或让我休学一年。我想搬到波士顿去体验人生（当然还有女人）。可他充耳不闻，还反问我：“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愿待在学校里，我还怎么教别人家的孩子？”

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而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一个就是邂逅了我后来的妻子，她也叫作安（Ann），与我童年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

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拥有很高的体育天赋，一头乌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拥有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我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外校的一个男生打得火热，但她没有拒绝和我交往。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

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于是，我故意疏于学业。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报复我的父亲。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学校为我提供了一笔贷款，这是我第一次背负债务。毕业之后我才明白，被债务束缚，不得不偿还本金和利息有多么糟糕。

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退学。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头脑发热的我一头闯进了校长办公室，就此离开了这所学校。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去当地一家酒吧痛饮庆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倒提起我，扔向墙壁。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随即拽着我离开。他将我从窗口推到酒吧外边一个突出的窗台上，然后我们跳下去，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不过法哈德还是被赶出了校门。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一起租了间房子。我在《纪录美国人/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为了逃避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她对我的关心，让我很感动。1967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离我从波士顿大学毕业还有一年。安坚持婚前不和我住到一起。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弗兰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最高级别部门的官员。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所知，同时也是最大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征召我体检。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前往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

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祖先们的故事长大的，像潘恩和伊桑·艾伦（Ethan Allen）。我参观过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场，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我读了所有我可以找到的历史小说。事实上，当读到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的情形时，我倒是很想参军。可是当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后，我就改变了想法。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并且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其中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尽。那一整天，我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各类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问题能判断出我是否具备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潜质。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潜质，他们将对我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测评。这些测评将是日后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依据。当时我就认为，鉴于我对越战的反对态度，我肯定通不过测试。

在测试中，我说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但我反对战争。我很惊讶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穷追不舍。相反，他们更加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父母亲的看法和态度，还有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那些有钱的预科生、富人堆里长大的内心感受。他们也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他们对我和法哈德之间的友谊很感兴趣，尤其是我为了维护法哈德向校警撒谎那件事，这让我觉得很纳闷。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对我有害无益，我注定要被国家安全局拒之门外，但结局出乎我的意料。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来看，我的负面性格特征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看重的不是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丰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诱惑的“特质”，凡此种种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我在学校和体育上力求出众的决心、我对父亲的反叛、我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我对警察的谎言，都是他们看中的品质。

后来我发现，法哈德的父亲也在伊朗本土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而我和他儿子的友情无疑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筹码。

测试后几个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开始接受间谍技巧的培训。当然，这是在我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才开始的。在正式接受工作之前，我冲动地参加了和平队招募者在波士顿大学的讲座。他们的主要“卖点”和国家安全局一样，去那里工作的人也可延迟参军。

决定去听那个讲座也是我生命中的几个重要“偶然”之一。当时，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招聘人员介绍了全球几个最需要志愿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亚马孙热带雨林。在欧洲人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当地人过着原始的土著生活。

从我的先人们在新罕布什尔安家时起，我就一直梦想可以过像当地印第安阿布纳基土著人（Abnakis）那样的生活。我清楚我的血液里带有阿布纳基人的特质，我希望像他们那样对森林知识了如指掌。在讲座结束后，我走到招聘人员面前，问他我被选中派遣到亚马孙雨林的机会有多大。他说，他们需要大量志愿者，我应该有机会。于是我立刻给弗兰克叔叔打电话。

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克叔叔鼓励我加入美国和平队。他坦白地说，在美国势力攻克河内之后，亚马孙河流域将是下一个目标。

“那里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他说，“我们要派一些能理解当地人的人去那里。”他说和平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营”，他还要我练好西班牙语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方言。他笑着说：“你最后可能是给私人企业而不是给政府工作。”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间谍升级为经济杀手。尽管我之前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词。

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布着几百人，为咨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工作，他们从未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却在为建立全球帝国服务。我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会在 20 世纪末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孙地区。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极端失望，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天哪！我想去亚马孙地区，却让我去非洲！

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孙河源头。接着读下去，我才知道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是全球物种最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朴实的原始生活。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在亚马孙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民居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附近，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个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校里那个富有的“预科生”。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关系。他们总让我想起了那些生活在提尔顿的镇民。

有一天，艾纳·格列夫（Enar Greve）西装革履地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T.美因顾问公司（Chas. T. Main, Inc. MAIN）的副总裁。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世界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向厄瓜多尔和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

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役部队（U.S. Army Reserve）的上校，我告诉了他自己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他告诉我，他有时会担任国家安全局的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我后来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在这种被北美人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待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我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正好我又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在那之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给艾纳写了至少 15 封长信。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方向，评估了这里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想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

在我结束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最大的客户——世界银行最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他说，他之前聘任过 3 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 2 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 1 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

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几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接着，他又对我说，此外，那几人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做的评估报告。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被弄得精神失常，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想必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再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年 1 月，我在美因公司得到了经济师的工作。那年我已经 26 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我向安的家人们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 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评估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近膨胀。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学士学位，本来根本就不可能在美因这样的高级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被拒绝后，选择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我想象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着身穿比基尼、举着马天尼的美女。

当时的确只是幻想而已，但在之后这种幻想在我身上应验了。

虽然我的职务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做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邦德差不多。

注： 兰斯洛特：亚瑟王（King Arthur）传说中的一名圆桌骑士，他与王后格温娜维尔的恋情导致了他与亚瑟王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注： 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的男主角。──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