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科尔姆·托宾
詹姆斯·鲍德温在他一九五四年的文章《身份问题》里写道：“相传，在巴黎这座城市，人人丧失理智和道德，经历至少一段浪漫的爱情，无论去哪里，基本不再会准时到达，对清教徒嗤之以鼻——简而言之，在这座城市，无人不因那优雅、古老的自由气息而变得醉醺醺。”
探索和解构上述传说，让不少二十世纪的美国小说家获益匪浅，甚至包括鲍德温本人。
例如，在亨利·詹姆斯一九〇三年的小说《使节》的初始部分，浪荡子查德·纽瑟姆因在巴黎逗留不归而使他的母亲担心得要死，奉命将他带回去继承家业的兰伯特·斯特瑞塞自己开始品味起巴黎给予人的自由气息。在他抵达巴黎的第二日，这座城市，“这个巨大而灿烂的奢侈淫逸之都，在这个清晨展现在他的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光怪陆离的发光体，一块璀璨而坚硬的宝石，它的各个部分难以区分，其差异也难以识别。它忽而光辉闪烁，忽而浑然一体，有时好像一切均浮在表面，一会儿之后又变得幽深……一个人喜欢上了巴黎，但又不至于过于喜欢它，这可能吗？”(1)
斯特瑞塞走进一栋三层楼的公寓，他知道查德住在那儿，他站在街上仰视，看见一个年轻人，不是查德，到外面的阳台上抽烟。当他们的目光交会时，斯特瑞塞发现这个抽烟的人“挺年轻，的确非常年轻。他显然太年轻，因此不可能会对正在观察他的那位中年人感兴趣，他也不会去关心这位中年人发觉自己被人瞧时会怎样想”。在接下来的段落里，正是这种看与被看的概念，以及一个年轻人与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之间如此这般的交流，为小说提供了可观的张力。随着故事的发展，巴黎将逐渐令斯特瑞塞着迷，引诱他，最终发展到让他上当受骗、希望落空的地步。
欧内斯特·海明威一九二六年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开头几章描写发生在巴黎的事，许多侨民在这座城市的酒吧、餐厅和夜总会里享受轻松自由的气氛。这个圈子很不祥地同《使节》里的描述如出一辙，正如查德在说“歌剧院一带的美国酒吧和银行里可怕的粗人们”时暗指的情形。海明威在这本书中还数次提到，在巴黎，男同性恋者来去自如，不掩饰自己的身份。在第三章里，美国人杰克站在一家舞厅门口，看见“一群年轻人，有的穿着运动衫，有的没有穿外衣”(2)，乘两辆出租车而来。“门里射出的灯光下，我看清他们的手和新洗过的鬈发。站在门边的警察对我看看，微微一笑。”那个微笑表明，警察被这群年轻人给逗乐了，杰克此时注意到他们在“挤眉弄眼、比比画画、七嘴八舌……”对此他感到气愤：“我知道人们总认为他们是在逗乐，得忍着点，但我想揍倒他们一个，随便哪一个，来砸掉那种目中无人、傻笑中透着泰然自若的神情。”
詹姆斯·鲍德温于一九五九年发表的文章《发现身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和《身份问题》一样，从流亡巴黎的视角讲述身为一个美国人的命运。鲍德温在该文一开始直接引用亨利·詹姆斯的话：“身为一个美国人，命运错综复杂，”接着继续写道：“美国作家在欧洲的首要发现，正是这种命运的错综复杂性。美国的历史、它的抱负、它特有的成功，甚至它更为独特的失败，以及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每一条都独一无二、根深蒂固，而不可更改，以致‘美利坚’一词始终如新，成为一个几乎无法完整定义、极具争议的专有名词。世上似乎无人确切知晓这个词的内涵，连数百万形形色色、自称美国人的我们也不知晓。”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岁的詹姆斯·鲍德温移居巴黎，很快他将在那儿遇见并爱上一个年轻的瑞士人吕西安·哈珀斯贝格尔。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的冬天，鲍德温和哈珀斯贝格尔一起待在瑞士，期间他完成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向苍天呼吁》，这本小说于一九五三年初出版问世。此后的两年中，他主要住在法国，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乔瓦尼的房间》。
鲍德温在一九八〇年的一次采访中明确表示，《乔瓦尼的房间》里的部分环境和氛围源自近距离的观察和体验。他谈到他取材于某些他遇见的人：“我们大家在一家酒吧碰面，有个金发的法国小伙坐在一张桌旁，他请我们喝酒。两三天后，我在巴黎一份报纸的头条新闻里看到他的面孔。他被抓了起来，后来上了断头台……我看见他出现在头条新闻里，由此我想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塑造他这个人物。”
在那次采访中，鲍德温还坦言，他的这本书“并非围绕同性恋这个主题，而是关于当你内心的恐惧大到让你最终无法去爱时会发生什么”。由于《向苍天呼吁》是以纽约的哈莱姆区为背景，讲述了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所以这部书稿让鲍德温的编辑吃了一惊，他居然写出一本人物全是白人的小说。“我绝不可能有办法——在我人生的那个时间点不行——兼顾另一个沉重的话题——‘黑人问题’。性与道德这个切入点不好写。我做不到在同一本书里处理两项议题，容纳不下。”他说。
可他的美国出版商克瑙夫出版社希望他再写一部有关哈莱姆区生活的小说。他们告诉他，他是“黑人作家”，他吸引了特定的读者群。“于是，他们告诉我：‘你承受不起疏远那些读者的后果。这本新书会毁了你的前途，因为你写的内容和采用的手法与以前不同，为你着想，我们将不予出版这本书。’”一九五六年，该书由美国的日晷出版社和英国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出版。
《乔瓦尼的房间》以一种严肃、近乎庄重的口吻开场。头几句话的措辞听起来胸有成竹，给人斩钉截铁的感觉，不像后来，叙述转成内疚或忏悔的压抑调子。那番话不是轻言细语，而仿佛是讲给众多观众听的，那腔调简直像在演戏，将单个演员在舞台上富有气势的念白与精确的舞台指示结合起来。“我站在这栋法国南方庄园大宅的窗前，此刻夜幕低垂，今夜过后，将会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个清晨。”读完第一句话，人们不难想象这位演员准备转身面向观众。下一句：“我手里握着一杯酒，旁边还有一整瓶。”读来犹如一条剧本中的舞台指示。但接下来的那句话，降了一个调子，指示的对象是演员本人：“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反射在暗色的窗棂上面。”在这一段的结尾，演员面向观众，说明他祖先的来历，他们“征服了新大陆”，从而观众将知道，他是白人，完全掌控着这个文本自身沉重的节奏。
尽管鲍德温不承认他受益于海明威，但从接下来的叙述中——主人公大卫描述与女友赫拉见面的情景，简单的用词和具有催眠效果的重复，唤起一段轻松、无拘无束的欢乐时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文里透出海明威的影子。但还有别的影子，掺杂在一起，叙事口吻从快乐的回忆变成一种惋惜、疲惫、懊悔、觉悟的声调。大卫做好裁判自己的准备，也准备通过这些叙述，不但解释或夸大他的罪孽，而且尽其所能地给自己赎罪，尽其所能地表示忏悔。
《向苍天呼吁》讲的是一位少年传教士的故事；《乔瓦尼的房间》也含有宗教意味，散发出一种道德紧迫感。讲话的人既是在演戏给我们看，也是在向自己布道；他用雄辩的说辞让自己认清他所做的事。这是一场跟自我内心的对话，可又让人觉得，大卫对他所发的言论、他随心所欲的虚夸自白简直乐在其中。作为演员，他既在低喃，又在对着观众表演。
随着叙事的展开，大卫讲到少年时的一次恋情，行文变得艰涩起来，出现更多形容词和副词，句子变得更长。自此，更为复杂的回忆曲调取代了简单的场景设置，这一妙笔，为一切开始浮出水面营造了背景。慢慢地，这支曲调越来越激昂，直至仿效起基督教布道的语言或《旧约全书》的口吻：“那具身体的力量、暗示的东西和神秘感忽然让我害怕起来。”或是：“那张甜蜜的凌乱的床，为这一卑劣感做下见证。”
鲍德温创造了一种告解式的文体，突如其来的华彩辞藻和痛苦的领悟充盈其中，这种做法在别的文本里也能见到，这类文本的叙述者不断受伤或伤人，乖僻的动机需要精心解释，并会在一个被认为是风平浪静的时期里多次变换情绪。例如，大卫自我鞭挞的口吻近似于《自深深处》里的奥斯卡·王尔德，身陷囹圄的王尔德试图重现他和恋人的遭遇，重现是什么样的错觉、自欺欺人和缺乏应变能力导致他们的人生一败涂地。正如王尔德将自己比作受难的基督一样，《乔瓦尼的房间》里的大卫将感慨：“犹大和基督在我体内相会。”
鲍德温的这本书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小说《好兵》也有相似之处，两者都缓慢迂回地追溯往事，旨在对自己在性取向上的变节达成理解。这样比较不是为了暗示鲍德温受别的这些文本的影响，或者他恰好读过这些作品，而是想说明，告解这种形式本身，在一个对性和性动机多半保密隐瞒的时代里，能够具有独特而炽烈的艺术激情。它特别容易在语气上增强感情色彩，那种奋力表现出的自觉、自我认识的口吻，宛如经过一番挣扎后，真正第一次将事情说出口。
鲍德温用这部小说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他可以出神入化地刻画亲密关系的阴阳两面，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将行文转成喃喃细语，描写大卫在惶恐中变得敏锐、彻悟，然后，以同等娴熟的笔法，生动地再现在一家拥挤的酒吧里，人人怀着对性的期望而形成的亢奋场面。他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演绎从无邪到危险的转变，把平凡无奇的事变成某些不祥之兆。例如，在大卫与乔瓦尼相遇的酒吧：“那些有着啤酒肚、戴眼镜、眼神热切而有时绝望的男人都在，还有那些瘦得像刀子、穿着紧身裤的男孩们也在。你永远也不能确定后者要的到底是金钱、血液还是爱。”这最后一句话听来有几分布鲁斯歌曲婉转、慵懒的味道，或像是爵士乐里的一个情感郁积、细腻而舒缓的连复段。话里同时饱含了讽刺与悲伤，并暗示出，正是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将逐渐成为摧毁小说中至少两个人物的主导因素。
小说的基调继续在滔滔不绝的雄辩、情节的高潮和朴素的描述之间来回切换。在大卫与乔瓦尼邂逅的那一幕，人们可以再度见出海明威的影响：“我看着他移动。然后我看着他们的脸，看着他。然后我开始害怕。我知道他们刚才在看，一直看着我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看到了事情的开端，不看到最后是不会罢休的。过了一段时间主客终于易位，现在我在一个动物园里，他们看着我。”
但紧接着，他可以很快写出纯属鲍德温风格的语段，这些语段具有绮丽而无畏的色彩，与内心隐秘的认识和痛楚相调和，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鲍德温做好准备，要成为他那一代美国人中最杰出的散文风格家，比如在第二章的结尾，大卫回忆起乔瓦尼：“一直到我死去为止，那些时刻都会存在，仿佛麦克白的女巫顷刻间由地底蹿出，他的脸会出现在我面前，脸上记录着一切的变化，他的声音和说话的语气几乎要胀破我的耳朵，他的气味将充斥在我的鼻孔。在未来的某些时刻——如果上帝允许我活着体验那些时刻：在灰暗的早晨，嘴里满是酸味，眼睑干涩而泛红，发丝因暴风雨般的睡眠潮湿打结，我面对着咖啡与香烟，昨夜那个无法穿透的、没有意义的男孩将如烟一般短暂浮现又消失，我将会再见到乔瓦尼，如同那一夜，如此鲜明，如此令我臣服，那条昏暗的隧道里所有的光都会环绕在他的头上。”
小说里这种语气上的转换与其他视角的变化呼应配合。例如，我们跟着大卫看到书里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那样腐朽，有些教人不齿，他们像年迈体衰的动物似的，为了爱或性而猎艳。在接下来的第三章里，大卫与他的朋友雅克，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同性恋者，有一段对话，他对雅克说：“你的生活的确是有很多可鄙之处。”雅克回道：“我也可以跟你说相同的话。要当可鄙的人方法很多，让人头都晕了。但真正可鄙的是藐视他人的痛楚。你应该可以了解你面前的这个人曾经比你还年轻，他是逐渐成了今日悲惨的状态。”
顷刻，道德中枢变了，落到这位年长的男士手中。鲍德温继而仿效《使节》里核心的转折点，上了年纪的斯特瑞塞不知不觉在巴黎与一位比他年轻，同样是美国人的男子展开对话。在一节堪称詹姆斯所有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段落里，斯特瑞塞告诉他的同伴：“你可要尽情享受人生，如果不这样就是大错特错。重要的不在于如何享受人生，只要享受人生便行。”此刻，在讨论大卫与乔瓦尼的关系时，雅克对大卫说：“爱他吧，爱他并且让他爱你。你觉得天底下有什么事情真的那么重要？”
渐渐地，简单的爱情故事变得暧昧不明，矛盾和障碍重重。每次，前一刻大卫觉得自己深爱着乔瓦尼，后一刻，他会看见另一名男子，一个陌生人，会对他产生同样的感觉。接着，当爱情的温存与不忠纠葛在一起时，他和这份感情相去得越来越远。“我感到悲哀和羞耻，恐慌而极度苦涩。”跟着这句话往下几行：“我开始对乔瓦尼产生恨意，那恨跟我的爱一样有力，来自同一根源。”
随后，他将几乎在同一时刻既对乔瓦尼有好感，又厌恶他。“他的碰触总是引起我的欲望，但他温热微甜的口气则让我作呕。”在另一幕中，他说：“我想甩掉他也想拥他入我的怀里。”大卫一边“半带着笑”，一边又“很奇怪地，隐隐约约害怕着”。当他仔细回想两人在一起的时光时，他能“感知到那段日子里美丽的东西，在那时都像折磨”。
在这部小说里，没有一种感情是稳定不变的，作者试图借助一组对立的意象，找到一个可以最终道出某些真相的契机，即便为时晚矣。最怪异的是，也许恰恰因为这种想从矛盾统一中寻求治愈的做法对事情本身不起作用，所以它益发必不可少，语气也更紧迫。随后，在故事走向尾声时，大卫将承认自己的巨大困惑：“我不知道我对乔瓦尼是什么感觉。我对他没有感觉。我感到恐惧和怜悯，还有油然而生的欲望。”如同《使节》里的斯特瑞塞和《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杰克一样，《乔瓦尼的房间》的叙述者将因自己不懂怎么去爱而受苦，这强化了他局外人的身份，使他能够更加敏锐地观察他人，越发给自己制造痛苦。乔瓦尼对他说：“你才没有爱任何人！你从来没有爱过人，我敢确定你以后也不会！”
大卫遇见的那些人也活在一种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包括跟他上床的那个姑娘。在他们分别之际，他注意到“她脸上有我所见过最奇怪的笑容。像是痛苦而怀恨在心、感到羞辱，但又外行地带有一丝小女孩般的兴高采烈——僵硬一如她松垮的身体之下的骨骼”。
和在《使节》里一样，正当“家”这个概念对大卫而言变得越来越充满讽刺时，在《乔瓦尼的房间》里也有一位身在美国、希望他回“家”的父亲。在该书的第二部里，大卫在街上看见一个水手，他令他“想起家——也许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不可更改的状态”。
当他们擦身而过时，这个水手还使他回到另一个“家”，回归他既隐匿又昭然的性取向。“我们靠得很近，仿佛在眼里看到泄露秘密的恐慌，他对我轻侮而猥亵地投了一个表示理解的眼神。”假冒异性恋的做法，与内拉·拉森一九二九年的小说《冒充》（Passing）有异曲同工之处，那本小说戏剧化地描绘了非裔美国女子假扮白人的做法，在故事关键的转折处，拉森将笔墨集中于神情、注视的目光和认出彼此的瞬间，《乔瓦尼的房间》亦然。
在《冒充》里，克莱尔·肯德里一直假扮自己是白人女子，而艾琳·雷德菲尔德仅偶尔为之。许多年后，她们在芝加哥不期而遇，这次邂逅始于一个注视的眼神：“她徐徐地环顾四周，目光与邻桌那位黑眼睛、穿着绿连衣裙的女士对视。但她显然未曾意识到，她流露出的这般强烈的兴趣可能会教人尴尬，她继续盯着看。她的举止好似一个一意孤行的人，决心牢固而准确地将艾琳的样貌巨细无遗地印刻在她的记忆里，永久保存，连被人发现她在不停打量对方时也未显出丝毫不安的痕迹。”
这种注目不仅是老朋友之间的一次相认，也是两个冒充白人的女子在一家豪华酒店里认出彼此的真实身份。与之相呼应的是后来克莱尔的丈夫在街上遇到艾琳、认出她时所投去的目光。在他眼里，她将是一个如今终于被他洞穿了秘密的人。隐瞒与暴露是《乔瓦尼的房间》的核心主题，叙述者从不是同性恋或看似不是同性恋，变成同性恋或看似是同性恋，再变成两者皆是或看似两者皆是，由始至终，他既有所准备又毫无准备地凭借一瞥、一次注视、一个精准识别的瞬间，揭示自己的身份或透露他的困惑。
揭露和识别这个主题之所以格外耐人寻味，是因为每个小说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在掩饰伪装。小说作者设计一个替身，这个替身在某些方面像是作者的影子，在其他方面与作者相异。我们凭想象创造的这些人物进出于我们的情感轨道，成为我们隐秘自我的变体，代表着我们梦想的“非我”中被掩盖的部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创造了化身博士，奥斯卡·王尔德创造了道林·格雷，亨利·詹姆斯在《私人生活》和《欢乐角》里创造了与他分裂对立的角色，约瑟夫·康拉德在《秘密的分享者》里创造了与他重合的人物，事实上，每个小说家，但凡创造了一个人物，便是把某个只有小说家才可能完全而清晰识别出的人，变成一个活在小说家自我中的新生的自我，似真似假，摇摆徘徊在两者之间的如梦地带。男小说家可以刻画女性，当代小说家可以刻画过去的人物，爱尔兰小说家可以刻画德国人，小说家可以刻画自己，异性恋的小说家可以刻画同性恋，非裔美国小说家可以刻画美国白人。
每个小说家都可以一步步地改造自己，结果是，人物浮现于纸面上，继而出现在读者的想象中，一切仿佛顺理成章。这样的创造叫作自由，或用詹姆斯·鲍德温在另一语境下的话来说，创造的是“属于我们共同的历史”。
在《乔瓦尼的房间》里，读者首先看到大卫开始察觉出不只自己还有他人身上的暧昧反应、分裂的情感。例如，赫拉从西班牙回来后，他发现：“她的笑容既明亮又忧郁。”他明白：“我们之间的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但同时一切也都不同了。”在书的近结尾处，乔瓦尼也开始做出分裂不一的反应，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或更具微妙之处。例如，在乔瓦尼说大卫不爱任何人的那一段里，大卫描写乔瓦尼“抓住我的领子，边扭边爱抚，既刚且柔”。未几，在他们准备分别之际，乔瓦尼得以成为做出百感交集的反应的一方：“我看到他在发抖——因为愤怒，因为痛苦，或是两者皆有。”稍后，大卫在想象乔瓦尼和纪尧姆——那个将死于他手的老雇主——在一起时，也让他做出一个别扭的反应：“他回给纪尧姆的微笑快要让自己作呕。”
在该书的最后章节，文风回复初始的简朴。经过了此前鲍德温在描述性的段落和沉思分析的段落里一概使用的浓墨重彩、繁复笔调后，不加修饰、不带感情的句子显得更为有力。对爱情不可能再做出意味丰富、暧昧、热切的反应，已无爱的可能。如此一来，使用的措词须是清晰的陈述，不容赘言：“她开始哭。我抱着她，我完全没有感觉。”
此外，临近结尾，赫拉在与大卫对质时，道出一个不可能不曾被亨利·詹姆斯注意到的问题——他专门刻画在欧洲不得善终的美国人——甚至连写《太阳照常升起》的海明威估计也认识到这一点，在那本书里，美国人一边浪迹欧洲，一边惹是生非。赫拉说：“美国人不应该来欧洲，因为他们永远都不能再快乐了。如果不能快乐当美国人有什么好的？我们有的也只是快乐。”美国人受损的纯真和美国人虚幻的快乐将成为鲍德温下一部小说《另一个国家》以及此后他撰写的许多杰出文章的主题。在这些作品里，他举起一面无情的镜子，让他的祖国那个被玷污的灵魂可以从中瞥见自己，这是洞悉、诚实、富有风险而令人不安的一瞥，如同《乔瓦尼的房间》让人看见被遗失和浪费的爱情一样。
张芸译
(1) 引自袁德成、敖凡、曾令富译《使节》（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
(2) 引自赵静男译《太阳照常升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