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她为何能够坦然地注视女儿的内脏器官照片呢？
从JR(1)岐阜站乘坐东海道干线的新快速电车，前往大府站的一路之上，2010年5月12日在京都地方法院101号法庭上目击的一个场景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她当然知道，法庭的显示屏上出现的照片，是出生后仅8个月就去世的四女儿肺内血管的组织细胞。
我恐怕做不到神情自若、从容不迫地注视自己夭折孩子的部分内脏器官。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我的目光始终难以离开她那波澜不惊的表情。
2008年12月，在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里，她往正在住院的五女儿的注射液中掺入污水，因而被逮捕。警方在她的裙子口袋中发现了装有水的注射器，将其当场抓获。五女儿被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年仅1岁10个月。抓捕后，警方发现，在她所生的女儿当中，二女儿、三女儿、四女儿分别在3岁9个月、2岁2个月、8个月时病逝，于是顺理成章地将其当成了侦查对象。
在那些去世的孩子当中，唯一留下病理解剖记录的是四女儿。法庭上审理的便是此案。
她上身穿黑色夹克衫、白衬衣，下穿黑色紧身裙，腿上是黑色长筒丝袜，一身装束以黑色为基调。从旁听席看过去，她显得稳重而朴素。她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长相不算出众，扎着一根马尾辫，给人一种严肃认真的印象。她时而斜眼扫视一下旁听席，视线非常锐利，那一瞬间几乎让人感到害怕。
她的罪行最早是针对二女儿实施的。她不仅在尿液中“作假”（掺入蛋白和血液），还在注射液中掺水，造成二女儿于2001年8月死亡。其后，在2008年12月被逮捕之前，7年多的时间里，她相继怀孕并生下三女儿、四女儿、五女儿，除五女儿之外，其他女儿依次死亡。
她叫高木香织（服刑人员，被捕时35岁），法庭中回荡着她那嗲声嗲气的声音。
“医生会担心有些孩子，需要对他们格外关照，我想成为别人眼中那样特别的孩子的母亲。我本人想一直做一位好母亲，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让我体会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我是一个尽力照看患病孩子的母亲，得到这样的评价让我感到非常地满足和平静。”
仅凭这样的理由，她就往孩子的注射液中掺水，致使其病情恶化。让孩子延长住院时间，这就是犯罪动机。因为对于香织来说，医院是个让她感到舒适的地方。
检察官反复询问作案动机，香织这样回答道：“能24小时和孩子单独待在一起，就意味着会远离日常生活、和孩子度过亲密的时光。孩子把一切都交给了我，她就是我的一部分。能够和小孩子密切接触是一件很惬意的事。通过让孩子住院，我总是会得到医生和护士的关注，他们会（把我的孩子）当作特殊患者担心挂虑，作为患儿的母亲，我也成了特别的存在，他们会关心、鼓励我，让我觉得很舒适。”
这是被归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MSBP： Münchhausen Syndrome by Proxy）的一类人常见的特征。
高木香织的案件是日本首例因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而被判刑的审判。这个名称奇怪的“综合征”是指父母把孩子虚构成病人、让其接受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的一种心理疾病。
所谓“孟乔森”者，是德国的一个地方贵族，别名“吹牛男爵”，历史上确有其人。有些人喜欢自己虚构症状和病史，每次去看病都要求检查和治疗，人们便以该男爵的名字将其定义为“孟乔森综合征”。另一方面，有的病人不是虚构自己的症状，而是让他人“代替”自己生病，从而吸引周围的关注。这种病症被命名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据说，生母让孩子“生病”的情况较多。
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被认为是一种虐待。与躯体虐待和疏忽照顾（指父母放弃对孩子的适当养育）相比，这种虐待虽然发生的案例较少，危及生命的风险程度却更高。与此同时，这个病也会被解释为母亲的“精神性疾病”，非常棘手。也就是说，根据这种理解方式，母亲存在某种精神性病理，因此才会出现“故意让孩子生病”这种“症状”，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就是指代这种“病理”的词语。
竟然存在如此奇怪的母亲，单是这一点就令人难以置信，而香织还毫不发怵地在法庭上陈述了自己的“道理”。
“身为母亲，看到孩子的成长会感到喜悦。我对长女也倾注了很多母爱，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女儿奴’。”
“孩子难受的时候，我就想为她做点儿什么；孩子发抖的话，我就会抚摸她的身体让她舒服一点；孩子发高烧的时候，我就用冰块给她降温，拼命祈祷想让她退烧。”
她自身的所作所为与对自我的认识之间存在的差距大得惊人。面对检察官的严厉逼问，香织坚称自己是一个“好母亲”“爱孩子的母亲”。
“我并不是在扮演一个好母亲，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真心想做一个好母亲。”
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亲手害死自己的孩子这件事的严重性。香织是否真的明白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呢？她那锐利的目光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呢？
旁听审判后过了两个月，我于2010年7月走访了香织生活过的地方，然后从JR岐阜站前往大府站。无论如何，我都想弄清楚这名令人费解的母亲的真面目。此行的目的地是“爱知小儿保健医疗综合中心”（以下简称为爱知儿科），我要采访一下儿童精神科医生杉山登志郎，他当时是心理治疗科的部长（现任滨松医科大学特聘教授），非常熟悉儿童虐待方面的问题。
现在想来，这次采访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围绕虐童问题开展的“巡游”的开端。
我本人是单身母亲，独自抚养了两个儿子。产后心情低落、育儿时孤立无援、与孩子朋友的妈妈闹矛盾，这些事也都经历过了。在此期间我一直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为主题进行采访，例如家庭内部的杀人事件等。有些人虽然没有受到肉眼可见的虐待，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很难和生母处理好关系，也许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在于此吧。我不想看漏在家庭这个小世界中孕育出来的“病理”。因此，虐童问题是我多年来关注的主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这属于我的势力范围。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懂”。
这家医院的大厅是直通三楼的开放式通顶设计，布置了许多可爱的木头人偶，宛如一座巨大的玩具屋。
医院位于一座小山丘之上，采光很好，充满了明朗的氛围。一走进去，我就亲身感受到了这家医院在设计上以“孩子”为主人公。候诊室的显示屏上，动漫人物形象的主治医师正笑容可掬地挥手。
爱知儿科于2001年建成，是爱知县运营的专治小儿疾病的综合医院。
我被带到了位于三楼的杉山医生的办公室。
杉山医生的专业是儿童青年期精神医学，研究课题是发育障碍和儿童虐待的临床研究。他以前治疗过很多受虐儿童，经验非常丰富。
杉山医生为人温和，他平静地给我讲述了在爱知儿科接诊过的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病例。
据他说一名5岁女孩自幼因为癫痫发作经常呼叫救护车，反复在各家医院住院治疗。
“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但是检查脑电波也没有异常，住院期间从未发作过。住院之前，母亲说孩子无法走路，因而申领了三级残疾证。母亲又说‘孩子不会咀嚼吞咽食物’，因此从鼻腔向胃里插管输送营养，她还说甲状腺也有问题，一直让孩子服药。因此，孩子住院的医院怀疑她患有MSBP，报警说她虐待儿童。”
儿童庇护所与律师开会探讨后，决定对孩子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动用职权扣留了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让工作人员带去爱知儿科住院。
“那孩子突然被带到医院来，但是却没有丝毫慌乱，老老实实地听从指示。让她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问题，她大口大口地咀嚼吞咽，所以当时就把胃管拔出来了。而且她走路飞快，不存在问题。”
女儿住院后，母亲主张的异常症状被全盘否定了。这个女孩既没有癫痫，也没有甲状腺问题，更不需要残疾证。一切病症都是母亲捏造的。
“这名妈妈还专门为孩子写博客。她在育儿日记中宣扬自己多么含辛茹苦地抚养着这个孩子。”
高木香织也是如此。她在育儿博客中写道：“孩子被直升机送进了京大医院……住进了ICU……希望她早点好起来……”背地里她却在输液管里注入了污水和运动饮料。每次母亲来探视之后，五女儿的病情就会恶化，于是医院选择了报警。也就是说，她是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作案才被逮捕的。
我开始感到头晕目眩。
“一个母亲怎么忍心对自己的孩子做这种事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脱口而出的只有这个问题。面对如此简单粗暴的采访者，医生低吼道：“媒体动不动就用因果关系来考虑问题啊！”
然后，他断然说道：“现实中就是有这种父母。我们只能去直面那些无法解释的负面现象。虽然无法用语言解释清楚，但是确实存在这种父母。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最重要的是应该从孩子的角度来审视虐待，必须从包括孩子在内的整个虐待事实出发思考这个问题。”
确实，一直以来我基本上都是固执地从父母身上寻找“因果关系”，很少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审视虐待现象。
从这个视角一看，我才意识到高木香织的案件也不能把MSBP当成免罪符。那些孩子发高烧、便血、呕吐，最后不幸离世，他们出生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病床上度过，未能体验小孩应有的乐趣。我们必须站在那些孩子的立场上，从他们的视角来审视案件。
高木香织这样的母亲是“怎样”诞生的呢？也许这是一个值得查证的问题，但是如果过度执着于加害者的奇怪之处，可能就会看不清虐待事实的全貌。
法院在认定香织的罪行之后，认为“在量刑时可以把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作为对她有利的因素酌情考虑”，虽然检方请求判处15年刑罚，最终却只判处了10年。香织服从判决，没有上诉。在审判时，香织“患有MSBP”的事实最终影响了量刑。然而横滨市立大学的助教南部纱织在其著作《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中指出：“MSBP是对儿童的一种虐待，并非指代父母精神状态的词汇。”换句话说，MSBP是确凿的犯罪行为，不应成为父母酌情减刑的因素。
但是，即使被要求“从整个虐待事实出发思考”，我也不知道应该思考什么、怎么思考。原以为我“很懂”虐待问题，但是如今发现这种自负只是自以为是，有种束手无策的感觉。
“要不要看看病房？”
杉山医生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缓缓站起身。我松了一口气，跟在他身后。我们去的是心理治疗科“32号病房楼”。住院的主要是受过虐待的孩子，让他们接受专业性治疗。
杉山医生在病房楼的入口处将挂在脖子上的ID卡贴了一下对讲机，我听到了类似开锁的声音，然后门就打开了。我有一瞬间感到有些不对劲，但是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就跟着进去了。
门里面是一片明朗的空间，让人感觉很舒服。墙上画着笔法柔和的画，以自然为主题，营造出了温馨的氛围。中央是通顶设计，走廊和病房周围用蓝色、橙色、粉色等鲜明的色彩进行了装饰。
墙后面是一个类似大厅的场所，摆着几张可供四人围坐的桌子。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边吃零食边看录像，一副认真的表情。
杉山医生继续往里走，又用ID卡打开了另一道门。一名小学三四年级的男生正在那里和女护士聊天。那孩子似乎在闹别扭，杉山医生笑着问他“怎么了”。
虽然是在医院，却没有打点滴和穿病号服的人，也没有父母陪同。孩子们身穿便装，脚上穿着室内鞋，护士虽然系着围裙，却是polo衫加休闲裤，穿着非常随意，乍一看像是幼儿园老师。
但是，这些孩子是“住院患者”。而且，他们来这里之前曾经历过旁人难以想象的虐待。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理解眼前的这幅光景。
我带着混乱的思绪在病房楼里转了一圈，走出门的那一瞬间听到背后咔嚓一声，是上锁的声音。
这里是不允许患者随意外出的空间，也就是“封闭病房楼”。真没想到小儿科竟然存在封闭病房楼……我最开始感到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这一点。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意味着什么呢？
曾经遭受虐待的孩子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遭受虐待的孩子在儿童庇护所的救助之下离开父母身边的话，问题暂时就算解决了。至少已经没有被杀害的危险了。
通过这次采访我弄清楚了一点，那就是我之前一无所知。面对自己的无知和自以为是，我感到羞耻，带着纷乱的思绪离开了爱知儿科。
如今日本有多少孩子因被虐待而受到保护呢？
据厚生劳动省(2)统计，2012年全日本的儿童庇护所接受的与儿童虐待相关的咨询案例首次突破了6万例，2013年度这一数字（速报值）进一步增加，达到了历史新高，为73765例。2012年度是66701例，自1990年开始调查以来，每年都在持续增加。截止到2013年10月1日，无法在父母身边生活、需要得到保护的儿童在全日本约有46000人。
在这些孩子当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来到爱知儿科接受治疗。爱知儿科的心理治疗科有一个“育儿支援门诊”，我所参观的32号病房楼是以“关怀孩子心灵”为目的的住院设施，这在全日本都很少见。除了遭受虐待的孩子，还针对智力障碍和不肯上学的孩子进行专业治疗。
2011年2月，我再度访问了爱知儿科。
杉山医生自2010年10月起担任滨松医科大学的特聘教授，在爱知儿科的身份变为外聘医师，每周来一次，进行门诊治疗。光是这一天就要接诊大约60名患者，不过他还是抽空在诊室接受了我的采访。
“‘育儿支援门诊’这个说法比较柔和，实际上是‘虐待门诊’，目的在于治疗受虐儿童的心理创伤。这里已经建成10年了，还没听说其他地方有类似的设施呢。
“有的患者是得到儿童庇护所的救助后发现情况紧急，直接被送到了这里；有的孩子是在儿童福利院发现问题后被送来的；还有的人是本地的儿科医生介绍来的。”
为什么需要封闭病房楼呢？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
“在儿科医院封闭部分病房楼，是因为根据我们多年来治疗受虐儿童的经验，预料到会有重症患者来住院。”
重症患者是指什么样的孩子？住院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受过虐待的孩子总是不断地引发问题。当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后，就会变得情绪焦躁，从而开始胡闹。也就是说，他们总是重复虐待与被虐的人际关系。可是，如果孩子们互相给对方造成威胁的话，就不会获得安全感。在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就没办法治疗。这栋病房楼的设计理念就是用充满安全感的整体环境来拥抱那些情绪不稳定的孩子。我们的目的不是把孩子关起来，而是为了守护他们。”
32号病房楼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半封闭（傍晚5点到次日早上7点之间封闭），另一个是24小时封闭。打造该病房楼的整个过程都遵循了《精神保健福利法》的规定。还组建了伦理委员会，制定了法则和条文。该法规定，要想限制病人的行动，“需要安排至少一名儿童精神科医生”、“剥夺病人自由的情况下，必须解释清楚原因并请监护人签字确认”、“必须接受外部委员会的检查”。在满足了所有这些必要条件后，封闭病房楼才开始启用。
杉山医生调到了滨松，他委托新井康祥医生接待我。新井医生很年轻，骨子里透着温柔和善。他身穿格子花纹的衬衣搭配休闲裤，这是爱知儿科的医生特有的装束，很适合他。不过，他语速很快。我好不容易才能跟上他说话的节奏。
我第一次访问爱知儿科时，听杉山医生说“最近流行‘性虐’，接二连三地发生性方面的问题”。据说“性虐”是指“性方面的虐待”。不过，流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我想了解“性虐的流行”是什么意思。
为了回答我的问题，新井医生先从性方面的问题说起：“有一种说法叫‘性化行动’。”
我头一次听说这个词。
“遭到性侵的孩子仿佛被激发了潜能，往往会主动采取与性相关的行动。比如与性相关的发言、自慰行为，甚至发生性行为的案例也不稀奇。这就叫性化行动。”
年幼的孩子采取与性相关的行动，是怎么回事呢？说到底，他们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吗？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理解性行为的意义，有的孩子目睹了父母的性交场面，感到好奇，于是开始模仿。例如躲在这根柱子后面或者墙的背面，突然就开始行动了。我估计他们是提前说好了的。他们躲在柱子后面，迅速地脱下裤子，回来的时候说‘成功了’或者‘没成功’。这是让儿童福利院非常苦恼的问题。”
我一直误以为性方面的问题是青春期以后的事，听了新井医生的话，一时间无法理解。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也能感到性兴奋，所以被性侵过的孩子在福利院里也会发生性行为。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现在性虐待占3%。不过，这是因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认定性侵事实后才能上报，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数字，如果再加上治疗过程中发现性侵事实的案例，实际上这个数字会大得超乎想象。这个病房楼启用后的十年时间里，按照诊察记录的内容统计，性虐待约占17%。”
所以才需要“隔离”吗？
“至于为什么需要封闭部分病房楼，那是因为需要住院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的话，难免会引发性化行动和暴力问题。我们既不希望孩子们侵害别人，也不希望他们受到更多伤害。而且，如果不是能够给孩子带来安全感的地方，就没办法治疗他们的精神创伤。”
我万万没想到，遭受性虐待的孩子居然有那么多。也就是说，强逼孩子发生性行为的卑劣的大人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另一方面，遭受虐待的孩子们引发的问题行为也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
“遭受虐待的孩子会产生愤怒、恐惧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会强忍着，仿佛盖上了盖子。然而当他们得到救助、放松警惕后，盖子就会打开。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在背地里欺负别人，有时候无法抑制激烈的暴力冲动。虽然他们明白这样会失去朋友，可是那股冲动停不下来，有时候就会当真扭打在一起。”
新井医生继续说道：“因为那些孩子过去一直生活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所以即使体格存在明显差距，小学低年级学生威胁初中生的事也很常见。因为在那种生存环境下脑子里面只有活下去的念头，虽然这个比方不太好，我感觉就像是动物抢地盘。无论是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的学生，为了活着，都在拼命地圈地盘。”
原来虐待孩子的家庭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吗？那些孩子好不容易在严酷的环境中幸存下来，无法回归家庭，都是需要救助的儿童。
这样想来，我记得杉山医生这么说过：“应对虐童问题的措施之所以落后一步、进行得不顺利，原因在于对虐童带来的后遗症的诊断过于乐观。这叫复杂性精神创伤，会给大脑带来器质性病变。通过影像就能看清楚。因为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所以只能通过药物疗法、生活疗法再加上心理疗法结合起来进行治疗。”
新井医生告诉我，在32号病房楼住院的很多孩子都在吃各种药，比如抗精神病药物。
“孩子即使吃和大人相同的量，也不会头晕，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不仅如此，甚至有孩子说‘我睡不着觉，给我开点药吧’。受虐儿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挨打，心中一直保持警惕，警报24小时响个不停，所以头脑一直处于过度清醒状态。对于一切刺激，他们都会非常敏感，少量药物无法让他们镇静。”
包括我在内，媒体在这之前都关注了虐待的哪些方面呢？我们报道的几乎都是孩子被虐致死的悲惨事件。我们谴责虐待孩子的父母，质问相关部门，哀叹“为何没能救助他们”。在临床现场的医生认为“必须从整个事实出发思考（虐童问题）”，我们的做法与他们的想法相距甚远。
根据厚生劳动省2014年9月公布的数据，2012年度受虐致死的孩子有90人，除掉父母带孩子一起自杀的情况，共有51人。2011年度受虐致死的孩子有99人，除了父母带孩子一起自杀的情况，共有58人。很多孩子受尽折磨后惨遭杀害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幸运地活下来”的孩子得到儿童庇护所的救助后就算万事大吉了吗？事实并非如此。
既然这样，被救助的孩子数量如此庞大，“后来”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好好关注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我想先亲眼看一下现状。
当天的采访结束后，新井医生对我启发道：“作为采访的流程，接下来你最好去儿童庇护所或者收养孩子的人那里看看。我们总是很苦恼，治疗结束后应该让那些孩子回到哪里去。而且，有些孩子虽然曾遭到虐待，却有幸遇到了好的机构或养父母，治疗也取得了进展，再加上个人的努力，有很多人现在活得好好的。”
我结束了在爱知儿科的采访，在前往名古屋站的电车里，心中涌起一股坚定的念头。就这么定了，我要去那些遭受过虐待的孩子如今生活的地方看看。现在我想开始一段摸索的旅程，去邂逅那些幸存的孩子的“后来”。
(1) Japan Railways,即日本铁路公司。［本书脚注皆为译注］
(2) 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