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野蜂飞舞（1）
姑父的军绿色皮卡歪斜着，停在那棵落光了叶子的大核桃树下，轮胎和车身上沾满泥浆，车斗里扔着一把带泥的旧铁锹和几截碗口粗细的发黑的木头，角落里堆积着一层枯叶柴草。我挨着它把车停好，又默然独坐了好一会儿，才开门下车，也是那时，才意识到黑子没叫。院门旁，蓝色铁皮搭成的狗窝是空的，贴着院墙扎在一边的钢钎上还拴着一截锈迹斑斑的灰色铁链。那是一只皮毛像绸缎一样漂亮的黑狗，也很聪明，以前即便两三年来一次，它也一见我就高兴地摇尾巴，喉咙中发出欢快的呜呜声，眼里闪着亮光。
蓝色斑驳的铁制院门半开着，会客室兼主卧室的房门也半开着。姑父仰躺在炕上，微微打着鼾，叹气一般，停停顿顿。我在那套已经很旧的朱红色木茶几前站了好一会儿，他才猛然惊醒，慌忙翻身，爬起来怔怔地看着我，好像梦中人倏然来到了面前。
“是松明啊，你怎么来了？”姑父有点讶异。一般都是正月拜年，春节前几天走亲戚确实不常见，除非有什么急事——可我昨天给姑姑打过电话的。我说春节要值班，后天上午得回北京，所以提前过来看看他和姑姑。
姑父这才想起什么似的，略显慌张地招呼我在木沙发上坐下，同时一边起身下炕，一边解释说昨晚给几个邻居喊去打麻将，本来说玩几圈就收，却一玩玩到天快亮。“那帮贼怂，一晚上弄走我三四百元，还害我这一脑瓜子瞌睡虫。”说着打了两个哈欠，扭头瞟一眼门外，“你看，一觉睡到这光景，天都黑了。”
“还不到四点。是天阴了，天气预报说要下雪。”我说。
“下雪好，一个冬天不下雪，再不下要干死了。”他趿拉着一双旧棉鞋，拉开电视柜下面的抽屉，找出一铁盒茶叶，沏了一杯茶给我。我接过来放在茶几上。他又跪上炕，从炕角找来半盒皱巴巴的蓝兰州，摇一摇，拍出一支递给我。我推辞了，说一直没抽。他迟疑一下，没说什么，顺手将那支烟叼在自己嘴上，点燃，在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来，兀自抽起来。整个过程都像在思索着要说些什么，然而终究没话，尴尬的沉默在屋子里弥散开来，令人不安。姑父大概在琢磨我这时候来，到底为了什么事。
那天说起姑姑和姑父闹离婚，父亲郑重其事地说：“我思来想去，你到你姑家，还是要找机会劝劝的……”母亲马上打断他：“快悄悄，看把你能的！”父亲乜了一眼母亲，继续说：“找机会吧。你说话，你姑姑、你姑父兴许能听进去。”我模棱两可说看吧，父亲点上一支烟，看了看我便出门去了，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念中学时，每次见到我，姑姑都要塞给我十块八块的零花钱（那时候，这些钱够我两周零用），嘱咐我买点有营养的东西吃，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每每推辞，她总说，“拿着，姑姑有钱，你姑父这几年挣得不少。”可谁都知道，她整个人都绑在表哥身上，哪有什么钱，家里连买一包盐的事都是姑父在操办。姑姑的恩情我自然永难忘怀。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不知道到了姑姑家会发生什么。我担心提及这些事，会让所有人陷入难堪与尴尬。
我希望这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探望。他们都快六十岁的人了，离婚最多是一时的赌气话，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谁的婚姻不是一忍再忍这样忍下来的。坐在姑父旁边，我暗暗提醒自己说话小心些，尽可能不要去碰那些不愉快。只是心里绷着这根弦，便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连姑姑去哪儿了这样的问题，都要掂量好一会儿才说出口。
“去庙上了。还能去哪儿。”姑父语气淡漠，但还在客气的范围内。
我立刻后悔问了这个问题，甚至怀疑这次探望的时机对不对。昨天接通电话，姑姑先是略微愣一下，接着高兴地说：“我明天就在家等你，哪儿也不去。”现在却不见人。
“今年，”姑父或许觉察到了什么，象征性地给我续了些茶水，又开口说，“自今年春上开始，你姑去庙上越来越勤快，就，就，我说，就像回娘家一样。”语气中的淡漠变成了叹息，带着一丝幽怨。我知道姑父情绪不佳，但还是为他这个比喻小吃一惊，看了他一眼：他是在我这个娘家人面前暗示什么吗？我看他时，他也正抬起头，像一扫睡眠被我这不速之客打断的困倦，终于清醒过来，微微眯着一双小眼，看着我，极不自然地咧嘴苦笑一下。他在为自己那个不恰当的说法致歉。
“是去黄庙？”
“就是。去得太勤了。家都不顾了。我开玩笑说你干脆去黄庙当尼姑算了，一说，还给我甩脸子，不高兴。”他再次苦笑着，看着我，吸几口烟，停顿一下，像是还有一肚子话要说，动了动嘴唇，却终又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没接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又满屋子的沉默了。
如坐针毡地过了大约一分钟，我终于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抬头时，发现姑父正在看我，眼里的血丝比刚下炕时少了些，但依然明显，血丝后面是掩饰不住的疲倦与凝重。出于礼貌，他顺势问我茶够不够热，我说够热，说着又喝了一口，像要证明给他看，浑身的不自在。姑父也不自在，所以说要给姑姑打电话。我心里期待姑姑早些回家，可当姑父说出这句话，我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奇怪地阻止了，说反正不着急，像要特意争取一段时间与他独处。
姑父不知所措般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我想起没见到黑子，就问姑父，刚问完便意识到话头不对，可话已出口。
“早了，”姑父应答得不假思索，语气也坦率，“去年夏天的事了。”我松了一口气——去年夏天表哥还在。“七月还是八月来着，我去家具店，后晌下大雨，晚上回来得晚些，第二天一早才发现黑子不见了。你姑说先一天下大雨，炸雷太响，吓跑了，铁缰绳都挣断了。”他抿了一口茶，继续说，“按说吧，狗通人性，一般情况下，就算跑了也还会回来的。我还一直留着那半截铁缰绳，狗棚也没拆，可那个狗日的畜生，自那以后，连个照面都没再打过。”
“可能真是炸雷给吓坏了。”
“现在不指望了，我估计早给谁打死吃狗肉了。还是我那一年从陇原捉回来的，刚捉回家那时候，也就一只拖鞋大小。我记得是冬天，雪厚得能到人膝盖。回来放在火炉子旁边烤着，专门买了几盒牛奶喂。想着家里冷清，养着多少有个响动。到去年为止，在这个家里有十二三年了，一直好吃好喝。唉，最后这样的下场，我就想，也是那畜生的命，怪不得打雷下雨。”姑父看着我，“你说，这么多年下来，打雷下雨的事还少？那一次就吓得不行？”
“也是。”
“我还开车四处找过，也没找到。”
为了不再陷入沉默，加上他自己刚才提起，我又顺口问他镇上的家具店现在怎么样。姑父叹口气，十分潦草地说：“现在啥都不景气，网上卖家具的太多。开不成了。早开不成了。”他不愿说这个，沉默了几秒钟，看看门外，又说，“还真下雪了。”
我看向门口，真的飘雪了，能看到雪花在院子里纷纷落下。
聊天似乎不会再有什么进展，我们两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姑父起身又在电视柜的抽屉里找出一袋五香花生，拆开来，招呼我吃，然后打开了电视。电影频道在播一个贺岁片，他问我看不看这个，我说都可以，挺好的。电视那么放着，他坐在沙发另一头看着，但显然有些心不在焉。我放下了点儿悬着的心，无论如何，总算没提起他们离婚的事，也没提起表哥。
电视里跳出广告时，姑父把那袋五香花生往我近前推了推，让我吃，又给我杯子里加了水。好像这样真的能减轻尴尬。以前遇到这情形，他会自己出门去转一转，但现在家里就他一个人，又不能撇下我不理。“都这时候了，你看，还不回来。”姑父又说要给姑姑打电话，语调中是掩藏不住的不满。这次我没再阻拦，但打过去两次都没人接。
“实际上，”姑父看看手机，再看我一眼，然后把手机扣在茶几上，叹口气说，“这些年，”又叹一口气，“你姑呢，到黄庙上去做帮工，烧香拜佛，也挺好。人嘛，总还是要敬神念佛，总要有个事干。”
“是啊。”我说。
“你姑，唉，”他想说起什么，可话要出口时再次代之以叹息，“也是个命苦人，”抬头看我一眼，立刻斩断了这个话头，并让语气稍微畅快了些，“松明，你喝茶。就是现在去庙上时间太多了，不光是我说，邻里四方都开玩笑说，那谁谁快要去黄庙做尼姑了。”又一次停顿，“现在这个家，你姑像是不要了。”
“怎么会。”
“松明你说，”姑父忽然有点激动起来，语气却衰弱不已，近乎哽咽，“人日他妈这一辈子，累死累活图个什么？拼了命置办家业，到最后又都不要了？”
我给他杯子里添了些热水，提醒他喝口茶。姑父于是端起杯子喝了两口，又默然转头，看一眼窗外，“雪下大了，”又说，“不说了，不说了，看电视，看电视。”广告早结束了，贺岁片已经在继续。屋外天色昏暗，落雪密集起来，院子里已白茫茫一片。
“松明，你来了？”声音苍老，多少有点陌生，但依然听得出来，是姑姑。她正站在客室门口，单薄又瘦小，头上肩上都是白岑岑的雪，面容灰暗，模糊得几乎看不清。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叫了声姑姑，看着她竟一时语塞，愣了几秒钟，才问她雪是不是下大了。
“不大，不大，你不着急走啊，今晚上就留下，不要回去了。”姑姑一边拍打身上的雪，一边摁响门边墙壁上的开关，开了灯。屋里亮了，门外瞬间被黑暗充满，只看得到从门口溢出去的光束中，雪片在簌簌飘落，那飘落中，是姑姑拖得长长的涣散的影子。
“晌午庙里来电话，说要帮忙，本来想快去快回，一忙起来，竟把你要来的事忘得死死的。”姑姑解释着，讪讪地笑着，继续拍打身上的雪。灯光照着她，头发灰白，但面容并不像刚才在灰暗中看到的那样模糊，而是依然白皙，五官有致，能看出年轻时的魅力，似乎她这些年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也根本无需我悲叹。姑姑接着说：“刚刚雪下大了，才想起把你要来的事给忘了，赶紧往回跑。”
“没事，我也刚到。”
“知道回来就好，”姑父插话，语气中带着一点故意调笑的戏谑，但眼睛始终盯着电视，“松明在这里等了都有一天了。”
“现在脑子完全不行了，事情总要忘。”
“去庙上怎么忘不掉？”姑父还是那种调笑的语气。
我怕他们吵起来，赶紧说没关系，反正也没什么事。“松明你坐着，”姑姑对我说，“我给你拿个好东西去，一会儿给咱做饭。”她始终都没搭理姑父。
“去庙上忙一天，没吃斋饭？”姑父的话里开始多了些挑衅的意味，但说这句话的同时，还冲我眨眨眼，目光中泛着某种古怪的兴奋，像要特意告诉我他们是在闹着玩儿。
“想到松明来，就跑回来了，要不然真吃了回来。庙上不缺我一口吃的。”姑姑终于回应了姑父一句，说得十分冷淡，说完出门去了，看都没看他一眼。姑姑出去后，姑父指指写字台下面的一箱康师傅方便面，笑眯眯看着我说：“我备着方便面，你姑去庙里吃素，我就在家吃泡面。”神情比姑姑回家前轻松不少，可我还是隐约感觉到，一场风暴似乎正在形成，而已无法避开。
姑姑很快回到客室来了，一只白瓷蓝花的海碗中端着三颗透亮的柿子，火红的薄皮上散布着点点黑斑。她将碗伸在我面前，说：“松明，你尝尝，听你爸说你今年要回来，我特意留下的。还是前一阵子庙上发的，说是南方的品种，我们这里没有。你尝尝味道怎么样。”我拿起一颗先递给姑父，他说有肾结石，不能吃柿子，我便自己吃起来。姑姑站在那儿看着，等我刚吃完，便一边问味道怎么样，一边又递过来一颗。我说味道是不错，但不能再吃了，怕吃多了胃受不了。姑姑知道我自小胃不好，没再坚持。
去厨房做饭前，姑姑又端来两个小盘子，一个里面是瓜子和奶糖，一个里面是黄澄澄的麻花，说也是庙里给的，让我尝尝。我拿起一个麻花递给姑父，他看着姑姑笑一笑，接过去，说还是第一次吃到庙里来的东西。姑姑依然没搭话，用眼角余光不屑地乜了他一眼，再看看我，微微一笑，让我看电视，她去厨屋做饭。我和姑父各自吃着麻花，看着电视，没有一句话。
姑姑做好饭菜，端了过来。姑父拿出一瓶剑南春，说是藏了快十年的好酒，要和我喝掉。见姑父一脸高兴，我只好应着。其实我很久没喝白酒了，也没什么兴致。饭间，姑姑不断给我夹菜，姑父不断敬酒，我左右应对，只是始终不知道除此之外还可以说点什么。姑姑断断续续大概问了两遍我工作的事，问我媳妇怎么没回来，又问怎么年都不过就要去上班，我一一回答。三个人的谈话似乎只能说些这种本无必要的客套话，无法深入。
而等吃完饭，屋子里便只有电视的声音了，播放的是特别流行的电视剧《虎啸龙吟》。姑父目不转睛盯着电视机，偶尔含含糊糊评论几句，感叹司马懿真是一代枭雄，感慨曹皇帝太过多疑，语气热切，话语又含混不清。刚才那瓶剑南春，他喝了足有七八两。姑姑偶尔转头看我，遇到我的目光，便微微一笑。那笑容此时也显得稀薄，乃至有些空洞，但似乎并不像我先前想象的那样饱含悲哀与苦涩。
这样坐了四五分钟后，姑姑开始收拾茶几上的残羹剩炙。我要起身帮忙，被拒绝了。她一面嘱咐我安心看电视，一面麻利地收拾碗碟剩菜。跑了两趟，都收回厨房，又来客室，抹完茶几，抹布还提在手里，问我：“松明，你车锁好了没有，要不要开进院里来？安全些。”我笑笑说：“不用开进来。没事的。”姑姑太谨小慎微了。
姑姑犹豫了一下，转向姑父，若无其事一样说：“那去把门锁了吧，不早了。”这是她回家以来第一次正眼看姑父，也是第一次主动对他说话。可姑父依然沉浸在电视剧中，像没听到，没有任何反应。姑姑默然看了看他，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去把门锁了吧，不早了。”谁都没想到，姑父嚯一下转过身来，歪着头，斜瞪着姑姑，恼怒地说：“锁门，锁门，整天就知道锁门，到底要锁什么？！”
姑姑先是一愣，大约过了两三秒钟，便针锋相对，爆发了：“大半夜不锁门，等什么？！等等等，你等回来了吗？”她大概没想到姑父会这样当着我的面向她发火，一时委屈又恼怒，已顾不得我还站在旁边。她以前从不这样。
“那你，你成天锁锁锁，你锁住了吗？！”这话一出口，姑父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妥当，语气中的怒火随即骤然降下来，怒吼变成小声的嘟囔，“整天催催催，催命鬼，”话语戛然中止，起身出了门，一脸怒气与沮丧。
“锁锁锁，要不是你开着门，能跑了吗？！啊？！”对着姑父已经闪出门的背影，姑姑的吼声更大了，浑身都战栗起来，两颗泪珠同时从脸颊滚落。我轻轻叫了声姑姑，又递去两张纸巾，姑姑迟疑一下，接过去，擦掉眼泪，也收了声。擦掉眼泪，站在那儿，待情绪平复了些，才抬头看我一眼，缩缩嘴角，努力想冲我笑一笑，但终究没笑出来，面色变得灰暗。我想象过的那种往事留给她的悲哀与苦涩，瞬间都浮上来了。
“一直就这样，一直就这样，你想待在这个家里都不行。”姑姑嘟囔着，“幸亏离黄庙近。”我没说什么，她也不再说下去。又默然站了一会儿，说要去铺床，便提着抹布走了，到门口又转回身，不好意思似的说：“和我睡在一个炕上，行不行？”我愣怔一下，明白了姑姑的意思，说行，她这才出门，留下我一人在客室里看电视。
小时候和表哥一起玩，经常留宿姑姑家，而自表哥病变后，就很少了。高中时大概还有过两次，都是睡在一个炕上。熄灯后，姑姑便开始说些往事，语调绵长而平静，我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偶尔回应一两句。听着听着，姑姑问我是不是累了，这样一问，本来已经很迷糊的我，又清醒起来。姑姑说过的那些话，讲过的那些事，如今想来，除了一件，别的几乎都如同夜晚弥散在我们周围的黑暗，已无从分辨。
姑姑语调和缓，仿佛只要用那样的语调，她所说的事就会更轻一些，就会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一天晚上她半夜惊醒，发现人不见了，心慌起来，赶紧下炕去找。找遍了各个房间，连阁楼上也找了，都没有，也没有跑出院子。院门还好好地从里面锁着。正心急火燎不知怎么办，听到猪的呼噜声，就去院角的猪圈里看，没想到还真的在那儿，光溜溜的，半爬在老母猪的肚子上。睡着了。喊也喊不醒，摇晃了半天才叫醒来，一拉胳膊，又乖乖跟你回屋了。像三更半夜跑到猪圈里，就是为了等你拉他回去。到屋里开灯一看，脸上、身上、脚上，都是猪屎猪尿，让人又气又笑。姑姑说，也幸亏那时候天气暖和，要是数九腊月，不得冻死。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说话，全把表哥忽略了，或者说忘了，好像他并不在场，或者好像他已经是个不存在的人。可实际上他和我们躺在同一个炕上，他睡在一头，我睡在另一头，姑姑睡在中间，把我和他隔开。那些时候，他始终不发出一点声息，连细微的呼吸声都听不到。他是睡是醒，是不是在听我和姑姑说话，以及是不是听得懂，这些问题在我年轻的头脑里连闪都没闪过一下。如今出现了。
十余年过去，姑姑所说的，那个久远的在月光如霜的夏夜满院寻找表哥的情形，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因为，我也曾像她那样，在一个夏日午夜慌张地找遍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那时猪圈早已拆除，表哥也已经快二十岁了。那是高一的暑假，姑父突发阑尾炎，疼得坐卧不宁，要去市里做手术，姑姑得陪着去，便打来电话，请父亲去她家帮忙照看几天。我自告奋勇，揽下了照看表哥的任务。我心想，反正就是看着，他自己待着，我看书，不会有什么影响。没想到没有一天是安宁的。
那天夜里惊醒时，我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炕上，表哥不见了，房门开着，门口陷进来一片霜白的月光。我慌忙跳下炕，出门去找。可院子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空荡荡一院子的月光，白得让人毛骨悚然。我找遍其他屋子，没有人影，又找遍院子里各个角落，也没有。姑姑离开时，叮嘱说：“你从里面锁上大门，别让跑出去就行。”他们怕他跑出门会掉进路边的沟里，或跑到街上走丢。当想到表哥可能半夜三更打开大门跑掉时，我即刻感到一种失重般的心悸，赶紧走向大门去查看，可门好好地关着，铁锁也挂在那儿，锁着。
就是那时，感到有双眼睛正诡异地俯视着我。我脊椎发冷，屏住呼吸，尽量不让自己慌乱，小心翼翼，缓缓侧过头去看，仿佛即将看到一只恶鬼。但当然不是，是他，是表哥，他悄无声息坐在通往阁楼的室外台阶上，低低地歪着头，看着我，脸上泛着一种古怪又模糊的笑意。可我明明察看过台阶，甚至连台阶下的杂物间都看过，他刚才躲在哪儿，是去了阁楼上吗？阁楼的门窗早锁起来了，姑姑怕他不小心从阁楼上摔下去。
小时候每次来姑姑家，我和表哥都住在这阁楼上，每一次心中都充满了某种骄傲，好像那是一座只属于我和他的城堡。在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这种骄傲值得终生铭记。随着年岁增长，这些骄傲自然不值一提了，可记忆也不会因此消隐。阁楼圆形的蓝框玻璃窗，似乎总蕴含着一种奇妙的魔力，可以巧妙地拉近一切美好事物与我们的距离，使它们近在咫尺：枝叶繁茂且总散发着一种生涩芬芳的核桃树，辉煌如天上宫阙的黄庙楼宇，傍晚时分总要落在核桃树上咕咕叫的灰紫色的鸽子，清澈如水又隐约如山的月亮，以及春天沟崖边上大片大片粉花如云的杏树林。多少个夜晚，我们跪在阁楼的炕上，打开窗子，把手伸到圆圆的窗外，屏住呼吸，等着一些东西落在手上——晴朗之夜是绿光闪闪的萤火虫，阴雨之夜是温凉的雨滴。
可那天晚上，在那个青涩、功利、缺乏耐心又早已失去烂漫天真的年纪，我那么轻易被惹怒了，被表哥那可怜又模糊的笑意。我命令他从台阶上下来，而他只是看着我笑，一动不动。僵持了好一会儿，我有些恼羞成怒，终于喊了起来：“你个傻子，三更半夜，坐在这里要干什么？”他依然只是看着我笑，像在嘲笑我的气急败坏。我于是冲上台阶去拽他。我还记得，他两手僵硬，几乎冰冷，像某种雕塑。根本拽不动，我更使劲了些，一边拽着，一边大喊：“你个傻子，到底睡不睡？！”同时，另一只手伸出去抓他肩膀。他胳膊一抖，本能地缩手抱头。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已滚落到院子里，脊椎上像有刀尖在刮，背部生疼，胳膊和手麻木，脑袋也麻木，回响着一阵一阵的嗡鸣声。
姑姑回家后，抚摸着我脖颈上、胳膊上、手上的伤疤，颤抖着嘴唇，不知道说什么。十几秒钟后，她捡起一把笤帚，冲向还站在门槛上似笑非笑的表哥，劈头盖脸打起来。表哥跑到院子里，一开始笑，接着嚎起来。他在前面转着圈跑，姑姑在后面追。他依次跑进所有房间，都被姑姑追出来，又跑上阁楼，在阁楼门前狭窄的平台上，逃无可逃，只好蹲在半人高的红砖砌成的花墙角落，缩成一团。姑姑堵在那儿，抡起笤帚，边哭边打骂：“我让你再作孽，我让你再作孽，我让你推人！”他抱着头，颤抖着哀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