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三 拜登经济新思维及应对三策
翟东升
一尘兄大作付梓，嘱我写几句推荐语。
我与一尘的相识始于学术观点的互动，我俩的知识结构和关注点有不少重叠之处，观点也比较一致。2022年5月某天，我在浏览某知名网站评论文章时，偶然读到一尘兄的论作，因主题是我关注的中美经济关系，直觉论述深刻精当，风格清丽流畅，细读之下竟深感我俩精神上的默契与思想上的共鸣。他在文内引述了我的观点并作精彩阐发，令我击节赞叹，遂在我的学术公号上对该文作了点评。后来一尘兄告诉我，我的点评与他的文章一起在各大财经平台广为传播。
一尘兄说，他在海外工作期间曾长期研读我的著述，我的学术思想陪伴着他对当下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尤其是国际经济、金融问题进行思考，对他思想观点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他视我为“学术导师”。实际上，我们之间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共鸣和共同的家国情怀，而学术观点上我感觉我们是殊途同归。他比我年长，因此在我眼里把一尘兄引为“同道”。后来我们多次围炉煮茶，相谈甚契，由同道而挚友、而莫逆。一尘兄既邀我作序，我亦欣然为之。
数年笔耕，一尘兄以其驻外一线深厚金融业内经验根基和长期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功底，跟踪美国金融、经济政策演变及其影响，细察百年变局及国际大势，写下一批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影响广泛的评述文章，笔力更加精进，观点更加成熟，屡屡引发读者热评和积极反响，在各主要财经媒体广泛传播。一尘兄感于当下国际局势风云激荡，美国对我国科技打压、政治经济围堵日甚一日，认为这些文章可以为读者理解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事件、演进趋势及内在逻辑，提供某种具有启发性的角度，决定精选过去3年发表的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评述文章结集出版。
这本书的风格与大学教师为评职称做课题而写的那些学术专著大不相同：作者不是为了功利，而是在海外常驻时期纯粹出于对学术的兴趣和对专业的热爱而积累下来的大量评论与随笔。因此，阅读本书，扑面而来的是作者的真诚和热爱，既包括对读者、对问题的真诚，也包括对祖国、对专业的热爱。而且，一尘先生的履历和立场再一次印证了我长期以来的一种印象：每一个真诚的爱国者，越是对西方世界有深入了解，越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作者以独立学者和金融业内人士的视角，对最近3年美国经济和中美经济较量的重大事件，如美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债务的急剧扩张、中美经贸摩擦、科技战、金融领域的无声较量等进行了深刻且独到的分析。本书对中美关系中若干重大事件的观察与剖析，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最近3年美国经济和中美关系风云变幻的历史。
作者在本书中对美国经济本质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揭示，对美元霸权及其剥削性、掠夺性的深刻批判及其衰落趋势的犀利分析，对美国经济内在矛盾及深刻危机的剖析，对中美关系竞争性全面上升及紧张关系加剧的预判，展现出作者独到、深刻、敏锐与犀利的眼光，给人以思想的营养与启迪。作者在这些文章中的见解、理论分析以及对历史趋势的判断，正在被美国经济、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所发生的变化一一印证，包括美国通胀的飙升、银行业倒闭乱象、世界“去美元化”浪潮的加速到来等。
本书的主题是关于中美之间的政治与经济较量，写作时间段大致截至2022年中。在此之后，中美经济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是本书未论及的。而我作为一个从经济角度研究国际政治关系的学者，对中美经济关系的演变保持着紧密的跟踪与观察。借此机会，谈谈美国拜登政府新近提出的所谓“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以及我们的应对之道，算是对本书内容的一个续貂之作。
美国民主党核心提出治国理政新思维的时代背景
“拜登经济学”一词，最初是2021年末共和党评论人士用来攻击拜登经济政策的说法，但美国文化乐于以自嘲来反证自己的“伟光正”，于是到了2023年6月底，拜登当局唾面自干，主动用这个词来概括自己的经济理念，并作为其连任竞选的核心概念。而所谓“新华盛顿共识”，则是他的国安顾问杰克·苏利文在2023年4月底提出的概念。两者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任何新思维、新理念的提出都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拜登政府执政两年半之后提出“新华盛顿共识”和“拜登经济学”，离不开美国民主党政府所处的独特时代。
首先，自1979年里根经济学诞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或者说旧华盛顿共识已经主导了美国内外经济政策40多年，其后果是贫富分化、产业外移、政治极化，白人蓝领阶级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抛弃了民主党，转而跟随特朗普投向了共和党民粹派。
其次，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对美国的单极霸权提出了实质性的，甚或超越想象的挑战。其中，俄罗斯以武力手段反击和挑战其军事霸权，而中国的科技与产业进步则被美国上下视为其经济和科技霸权地位的首要威胁。
最后，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大国之间掀起新一轮财富和国力的再分配。前者的迭代演进正在大幅压缩白领劳动者的工作就业岗位，而后者的进步则不仅让中国获得新的产业优势，而且使中国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有资格与美欧中左翼政党竞争旗手角色。
拜登政府经济新思维或所谓“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恰恰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国所奉行或标榜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以及美国经济长期面临的制造业外流、工业空心化、基础设施老旧、经济虚拟化、过度金融化、贫富极端两极分化、国家债务率高涨并最终导致高通胀等问题。本书对这些问题都作了深入独到的分析，因此可以说为理解拜登政府经济新思维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经济视角。
拜登政府经济新思维的核心内容
最具有政治风向标意义的，是拜登当局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旧华盛顿共识的反思。拜登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过去40年美国社会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却不关注这种增长成果是否合理地分配，以后应该关注收入中位数的增加而不是平均值。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内政外交忽略了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生态环境，贸易政策优先考虑工人阶级而非消费者福利。
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涓滴经济学”是错误的，先富并不能带动后富。
自由市场并非万能，认为资本市场主导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必然难以兼顾气候环境、供应链韧性、地缘政治脆弱性等考量，所以应以规则、补贴和其他全政府干预措施引导私人资本，等等。
从财富再分配的角度看，拜登当局的口号是“自中（中产）而外，自下而上”：主张在公共福利体系上投入更多资金，如医保、教育、失业保障、托幼，让中下层人民成为有钱可花、敢于消费的中产阶级；加强劳动力培训，帮助他们迎接再工业化和技术变迁；强调对底层民众的长期收入支持，既要救急，也要救穷。
在产业政策上，拜登当局认为，为了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大力投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并提出“在美国创新，在美国制造”的口号。拜登当局执政两年半以来，已经鼓动了5000多亿美元的私人投资承诺，其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抓新能源和半导体。他所推出的三大法案，包括《基建与就业法案》《通胀法案》《芯片法案》，都包含了引导公私部门投资相关制造业的内容。如同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全美各地普及电力一样，拜登当局致力于在美国家庭中普及高速宽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和特朗普都表示要大搞基建，要振兴制造业，但是他们都没有拿出拜登政府那么多的真金白银和政治资本去搞产业振兴。
拜登当局强调，应强化美国企业的真实市场竞争力，而不是让其靠垄断发财。对于企业税收，主张适度加税而不是像共和党那样减税，并且为了避免因为较高税率而影响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致力于推动国际最低企业税率的设定。他们认为，各种形式的垄断以及对市场准入的限制都应该纳入监管，从而保护并强化企业间的市场竞争。甚至连企业与核心技术人员之间常见的竞业禁止协议，拜登政府都主张作废或予以限制。对于已然形成寡头垄断格局的互联网企业，拜登政府中不乏主张强化监管和反垄断的旗手人物。
既要搞福利政策，又要大手笔补贴产业，靠从大企业加税获得的仨瓜俩枣是根本不够的，那么钱从哪里来？拜登政府受民主党左翼人物如伊丽莎白·沃伦和桑德斯等人的影响，事实上信奉“现代货币理论”（MMT），不再为赤字和债务所吓倒，不再相信财政赤字会挤出私人投资的逻辑。2023财年的8个月里，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全年必超1.5万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财政开支，难道不担心通胀失控吗？实际上，在2022年秋季之前，拜登政府的确担忧过通胀失控的问题，但是在2022年秋季之后，拜登政府意识到本轮通胀不但不会失控，而且是一种“好通胀”，因为这是劳动者工资增长驱动的通胀，劳动者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有助于消费、就业和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正因为这个认识上的转变，《通胀法案》在后期作了比较大的修正，发力重点不再是抑制通胀，而是聚焦到拜登经济学的新能源产业。
如果说拜登经济学的重点是国内经济政策，那么沙利文提出的所谓“新华盛顿共识”则侧重于对外战略和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如何与中国竞争，如何继续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新华盛顿共识”是要拉国际小圈子，主张“超越传统的贸易协定，建立着眼于时代核心挑战的、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其实就是要将中国排除在外。沙利文主张向新兴经济体调动数万亿美元的公私投资，革新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不仅如此，他还找到了一个战略抓手，即所谓“致力于解决越来越多的脆弱国家面临的债务困扰，需要所有双边官方和私人债权人分担负担”。这其实是想要拉拢广大南方国家一起来赖中国的债务，同时也想破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拜登政府经济新思维的绩效与潜在困境
短期来看，拜登经济学似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包括通胀率冲高回落，2023年8月已经回落到3%；利率虽处于高位，但是股市不跌反涨，即将创历史新高；消费旺盛，企业业绩增长；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
但是，从长期看，拜登政府的新思维在未来也面临若干难点与困境。
首先，拜登政府的政策虽然切中了当下美国经济政治问题的要害，但是其可持续性将成为问题。所谓“新华盛顿共识”并非真的是共识。因为目前美国的几个民意调查显示，2/3甚至3/4的民众对拜登经济学不认可。一旦其在2024年大选中落败，则共和党政府背后的传统能源利益集团，比如科赫兄弟所引领的富人们，将要求抹除掉拜登产业政策的大部分内容。有美国媒体评论说，新华盛顿共识背后以罗斯福研究所和休利特基金会为代表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在未来的共和党政府领导下可能会被更激进的民粹主义者所压倒，使得拜登当局的新政策出现倒退。
其次，尽管沙利文试图团结美国各方盟友，但是拜登经济学带有明显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对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是一种反动措施。法国《世界报》专栏作家西尔维·考夫曼（Sylvie Kauffmann）评论说，在如今中美欧的三角关系中，欧洲未必会一如40年前支持旧华盛顿共识那样，成为新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随着中美脱钩向纵深发展，拜登政府要获得欧日韩等国家（或地区）的充分配合是有难度的。欧洲提出的“去风险化”概念被美国政府违心接受，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问题。
再次，拜登政府的新思维还存在进一步分裂美国政治体系的风险。《国家利益》主编卡洛斯·罗阿（Carlos Roa）将沙利文的新华盛顿共识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类比：戈尔巴乔夫提出一套剧烈的变革方案，并使得苏联“根据新的任务和整个社会的根本性变化进行自我重组”，然而苏联社会与政治体系根本没有能力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变革，反而加速了其崩溃。拜登政府的变革构想从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上看起来很美，但是实施起来是否会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分裂？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最后，拜登经济学存在内在的逻辑悖论。居民高福利加产业大补贴，其联邦财政成本非常高，那么资金从哪里来？答案是现代货币理论，也就是依赖于美元霸权向全球储蓄者征收铸币税，让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低于通胀率。但是从全球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只要不放弃美元霸权，只要美国保持双赤字，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产品一定是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这便是拜登经济学的内在悖论。
对中国的影响与我们的应对
对于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新思维”，我们应该承认其可取之处，毕竟在他的政策理念中可以看到不少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影子。在强调科技创新、有为政府、绿色发展等方面，拜登政府的理念与中方政策理念之间存在同频共振的机会，所以在拜登政府执政时期，中美双方既有斗争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
那么，中国如何应对？我认为存在下、中、上三策，分别对应不同的难度、风险和收益。
先说下策：接受拜登政府的沟通诉求，稳住中美关系的局面，努力扩大合作与缓和的一面，尽量控制风险和斗争的一面。
中策：在保证整体关系不至于滑向全面对抗的前提下，竞争与合作两手抓，在外交、舆论等领域，针对其软肋进行适度、适时的进攻。比如，可向全球强调美国理念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由于党争和选举政治，任何路线都有可能每4年或者8年自我否定一轮。此外，我们还应当利用拜登新思维对旧华盛顿共识的反思，借力打力，鼓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向美国索赔，用美国人的思想武器来打美国的“土豪”、分美国的“田地”。美国曾经借助国际制度和规则劝诱或强迫发展中国家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许多国家就范并实施了紧缩性的政策；如今拜登政府认为当年宣扬的新自由主义是错的，那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美国就应该为自己的错误理念和政策要求对他国造成的伤害与误导做出必要的补偿。
上策：用货币体系变革来造美国的反，将拜登的军。中国应该联合上合组织成员国与金砖体系中有相似理念的国家，积极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的变革，以此来限制美国的财政政策空间。正如前文所述，拜登政府的新思维之所以玩得转，是因为它可以借助美元霸权向全球储蓄者征收铸币税，它可以不断滚动并扩张其债务而无破产之虞。换言之，在1971年以来的无锚货币体系下，以本币计价的国债多多益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与千百年来的常态是颠倒的，富国以本币欠债，穷国则积累他国债权。一旦国际货币体系重新回归硬锚，等于在全球尺度上以实物资产来挤兑虚拟资本，则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高额国债将成为巨大的负担，其国内福利无法维系，全球霸权必然坍塌崩溃。所谓回归硬锚，就是货币重新与某种实实在在的一揽子大宗商品挂钩，当然最好是与以一揽子大宗商品为基础资产而形成的某种标准化、可转让、可交易的证券化金融资产挂钩。这是因为实物财富本身是有限的，本质上对于经济体而言是外生的，无法适应经济体内生的、无限的货币需求。21世纪的货币硬锚不一定是历史上的黄金白银，而可以是在期货市场上兑付的一揽子大宗商品的加权平均价，货币发行者有义务确保其货币的购买力与该加权平均价保持锚定。那么，美国不同意怎么办？没有关系，中俄等国另起炉灶搞硬锚货币，并将铸币税收入与参与国公平共享，而不是像美元那样独吞好处，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夯实并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以良币驱逐劣币的逆格雷欣法则。此策风险高，但收益也高。
以上三策，都是中国可选的应对之道，只不过低风险、低难度一定获得低收益，高风险、高难度则必然获得高收益。
一尘兄在本书中，对如何应对美元霸权和反制美国的科技、经济围堵，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以我的了解，他是个敢想敢干、敢于斗争的人。相信他会偏好我的中策乃至上策之议。
是为序。
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