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的三个趋势性变化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许多变化，本文主要考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的三个趋势性变化：一是中国经济的内向化趋势；二是消费取代资本形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马车；三是消费率偏低并且呈下降趋势。

（一）中国经济的内向化趋势

中国经济内向化趋势有两个特征事实：一个特征事实是2007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持续下降。

如图1所示，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后，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2002年即突破40%，由2001年的38.05%上升到42.21%；2003年和2005年分别突破50%和60%，分别达到51.29%和62.42%；2006年更是达到64.24%的最高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导致全球贸易萎缩。200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由上年的56.36%大幅回落到43.23%，下降了13个百分点；2010年和2011年虽然回升了5个百分点，分别达到48.95%和48.45%，但是自2011年开始又逐年走低，2015年跌破40%（为35.64%），2019年和2020年进一步分别下降到31.99%和31.65%，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外贸依存度平均值。现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5—2007年的一半。

中国出口依存度的走势与外贸依存度大体一致，2006年达到最高点（35.36%），国际金融危机后跌破30%，2016年进一步跌破20%，2018—2020年均低于18%，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出口依存度大体持平。

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双双回落意味着2006年前后中国每年需要依靠出口来实现总产出价值的比重在1/3以上，而现在通过国际市场来实现总产出价值的比重下降到1/6左右。这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每年生产出来的总产出有越来越大的比例需要通过中国国内市场消化，也就是说，总产出中越来越大的份额需要通过国内市场进入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以实现其价值。

另一个特征事实是中国总需求结构中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图2）和拉动率（见图3）总体是负数。

如图2和图3所示，如果抛开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数据，2001—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3.95%、48.28%和-2.22%，对GDP增长的平均拉动分别为4.77个、4.43个和-0.17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平均都是负数。2001—201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有10年都是负数；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201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更是有7年都是负数。

这个特征事实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内需贡献和拉动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需中的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在增大。

以上两个特征事实说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内需或国内市场。这种变化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目前仍然看不出有逆转的倾向，因此可以称作中国经济的内向化趋势。

中国经济结构这些年呈现内向化的趋势，其原因可能是多重的，但主要是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国际经济关系大变局共同作用形成的。

改革开放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市场化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改革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变革和升级，这表现为自2012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超过第二产业，并且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此降彼升的走势（见图4）。

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链条相对较短，劳动密集型程度较高，资本—劳动比率较低，劳动生产率也相对较低，并且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总体上较弱，其产品和服务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依托国内市场，加上1998年和2008年的两轮扩大内需使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中国经济内向化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差不多同时出现，并且一直保持同方向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绝大多数经济体，造成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放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导致产能过剩、利润下降、亏损和失业增加、社会矛盾激化，市场竞争和国家竞争加剧，这些变化进一步导致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等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频频发生。2017年以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和人才战，某些大国通过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措施恶意打压中国企业和进出口，使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成本和难度增加。随着2020年前后暴发的新冠疫情，各国加强了对资源、产品、技术和人员的跨国流动的限制和管控，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断裂化的趋势。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增长。1999—2008年，中国进出口和净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21.38%和31.81%，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2019年，中国进出口和净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下降到5.97%和7.14%，虽然这期间中国进出口的绝对量总体上是增加的。

（二）消费取代资本形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马车

从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中内需增长的一个明显变化趋势是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都持续、稳定地超过资本形成的贡献和拉动，而2014年以前内需两大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的大小是交替变化的。

图2和图3显示，以2014年为分界点，2001—2013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0.41%和53.26%，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拉动分别为5.03个和5.29个百分点，二者的贡献率和拉动率都非常接近，差距不大。2014—2019年，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1.63%和37.48%，二者相差超过24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平均拉动分别为4.22个和2.55个百分点，二者相差1.67个百分点。可以说，2014年是内需两大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的转折点，此后中国经济增长转变到以消费为主要支柱的路径上。

这个趋势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过去长期的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拉动型，由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式增长，由数量扩张型增长转向质量提高型增长。这种结构性转变符合H.钱纳里（1975，1986）所发现的经济发展的型式转换规律。

（三）消费率偏低且呈下降趋势

中国消费率偏低这个特征事实早已被国内外学术界观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些学者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分析。

如图5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呈现“两下降两回升”的波浪式下降走势：1983年最终消费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67.3%）逐渐下降，一直下降到1993年和1994年的最低点（均为58.5%），10年间下降了约9个百分点；此后消费率开始回升，一直上升到2000年的高点（63.9%），6年间回升了5.4个百分点；2000—2010年消费率再度下降，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49.3%，10年间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并且跌破50%；此后又进入新一轮回升期，一直回升到2019年的55.8%，9年间回升了6.5个百分点。两轮消费率回升无论就其回升时间长度还是回升幅度来看，都不敌下降的时间长度和下降幅度，从而使1979—2020年的消费率整体上呈下降的走势：1979—2002年的年均消费率高于60%，为62.75%，2003—2020年的年均消费率低于60%，为53.08%；高低相差接近10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了一个大台阶。

中国居民消费率的走势和最终消费率的走势大体一致，只是前者的升降幅度要小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一直低于40%，2010年甚至只有34.63%。这意味着，近15年来，中国每年生产的总产出用于居民消费的部分不到40%。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中的七国集团（G7），还是中国周边的亚洲7国（韩国、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或是人均GDP水平在3000～10000美元的若干国家进行比较，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是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