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利率管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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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展望

一、研究内容

为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特别是通过利率管理发挥好货币政策等重要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为中国面对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等宏观经济波动采取合理的调控政策,保持经济健康发展,本研究包括以下内容:

(一)不同时期主要利率管理思想的变迁

1.对民国时期利率管理思想的探讨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分别经历了前十年和平发展(其中包括因白银外流而出现的通货紧缩情况)和后十余年以恶性通货膨胀为特征的经济动荡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总体上体现了经济平稳时期的利率管理思想,其中包括通货紧缩时的特殊情况;后一阶段因为物资缺乏而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战后经济重建中,对利率问题比较关注。这些情况在经济思想上有明显的体现。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观点有:①杨荫溥的利率管理思想。包括利率对通货的调节,利率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和意义,利率对证券价格涨落的调控等。②崔晓岑的利率管理思想。包括利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对投机的抑制作用等。③张辑颜的利率管理思想。包括利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公定利率与市面利率的关系,利率与经济运行,利率与放款种类,利率对公债利息的调节等。④朱斯煌的利率管理思想。包括利息对投机的无效论等。⑤樊弘的利率管理思想。包括利率对物价的调节作用,利率对汇率以及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等。⑥滕茂桐的利率管理思想。包括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时期低利率的弊端、凯恩斯乘数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适应等。

这一时期中国利率管理思想特点有:第一,侧重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吸收与借鉴。在利率问题上,涉及其性质、形成等,多数学者认为利率由资金供求形成,利率对经济具有调节作用。第二,抗战胜利在望,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利用包括利率杠杆在内的货币政策等一切经济政策,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资源,进行战后中国经济的重建,利率在其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第三,多数经济学家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同时,能够联系中国实际情况并提出相对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这是其思想先进性的表现。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一时期利率管理思想的发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注重对利率理论的介绍和引进,但在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上相对欠缺,与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尚存在差距。第二,从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专著来看,利率理论尤其是其经济调节作用,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不少涉及了数理逻辑分析,形式上走向模型化。而中国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在数学、图表上使用较少。第三,在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过程中,在如何将理论用于中国的实践这一环节做得相对不足,对国民政府政策的评价具有局限性等。

2.改革开放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控理论

1949年以来,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利率管理在理论上基本缺乏建树。1984年以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为标志,货币政策正式在我国开始运行。这一时期对中国利率管理作用有不少争论,主要围绕利率是否富有弹性(包括投资、消费等)、利率是否过低、利率对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的调控、利率传导机制及对经济的调节、利率对资金供求的调节、利率对通货膨胀的治理等问题展开。

这一时期中国利率管理作用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利率对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调控作用存在非对称性特征。利率管理作用的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利率上调具有明显的调控效果,而利率下调调控效果并不明显,利率升降对资金紧缩效应或放松效应不对称,即利率调节资金供求作用不对称。短缺经济时代,投资具有刚性,缺乏利率弹性,中央银行难以通过利率对资金需求施加影响。资金供给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或利率可以自由升降,利率管理储蓄量增长非线性。

第二,长期负利率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中央银行确定利率水平应先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利率被异化为财政手段,以低利率贷款来减轻企业负担,形成金融抑制的局面。

第三,利率形成机制不健全决定了利率管理作用不可能有标准理论所述的情形。按照经典理论,调整利率不但影响居民、企业的储蓄行为,而且影响投资决策。

第四,利率竞争使通货膨胀成为可能。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与利率不能约束投资、投资倒逼储蓄增长的机制具有密切关系。储蓄存款硬约束,贷款软约束,即银行贷出的资金可以不还或少还,负债必须偿还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处于超额贷款状态。商业银行被迫向中央银行再贷信贷以创造更多的货币,该过程对通货膨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3.改革开放后利率对通货紧缩的调控思想

1996—2001年,改革开放后出现第一次通货紧缩。1996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成功治理通货膨胀后第一次降息,到1999年6月已经先后降息七次,虽然各次降息经济背景及政策目的有所差异,但总的经济背景是物价持续走低,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后,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打破通货紧缩这一难题。

这一时期主要是从利率对投资、消费、储蓄及汇率等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这一时期的利率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利率对通货紧缩的调控理论。对通货紧缩的含义、形成等讨论和争议较多,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不少争议逐渐消失。

第二,七次降息的经济背景及政策目的有所变化。利率对经济调控效果如何,可以将它放到当时的经济背景下进行讨论。中国在1996年之前一直将治理通货膨胀视为第一任务,对潜在的通货紧缩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当通货紧缩严重时,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才转移到治理通货紧缩上来。

第三,七次降息对投资、消费、储蓄及汇率等的调控作用。中国利率管理作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明显逐步到明显的过程,但其中存在结构性矛盾,即对国有经济调控作用不如民营经济明显等,引出的政策含义是进行相应的产权改革,市场化运行要求有明晰的产权形式;贷款不能依靠所有制身份发放,而应该切实按照市场调节进行。

第四,中国理论界对利率是否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的讨论较多,但并没有充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第五,利率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调控作用的非对称性在通货紧缩时期体现得很明显。1993—1994年,提高利率且中央银行实施保值补贴等,通货膨胀得以成功治理;但在物价负增长、利率连续下调后,投资、消费等并未明显增加,储蓄反而上升,说明利率发挥作用需要完善的市场化运作环境。提高利率及伴随总量控制可以成功地控制总需求,通货膨胀得以治理,如果仅仅依靠利率调节,则难以治理通货膨胀;在通货紧缩时期降息对反通货紧缩的作用有限。

4.利率的调控作用

我国利率管理作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明显逐步到明显的过程,但其中利率对我国经济的调节存在结构性问题,如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等调控效果存在结构性不对称等特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利率管理作用发挥得不够明显。在理顺传导机制及各项改革之后,我国利率管理尚有较大空间。

完善利率管理作用应该注意处理利率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包括中介目标和货币乘数等)、利率与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主要以资本市场的完善为例加以说明)、利率与汇率的协调机制以及中国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等问题,走利率市场化之路。

(二)有效的利率管理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为代表,中国利率形成机制发生变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提高央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1993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设想,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贴现与转贴现利率先后于1996年、1997年和1998年放开。此后,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改革稳步推进,为了支持经济建设、拉动投资而进行的利率管制时期基本结束。过去长时间实施利率管制以及利率本身存在惯性使利率长期低于均衡水平。相关产能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或多或少地与资金使用有关,这也从侧面说明有效的利率管理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观点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相关学者的利率管理思想中都有体现。在这两个不同时期,中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种经济现象。相应地,学者见仁见智,从利率管理政策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改善货币政策效果、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建议。相关学者分析了无论是治理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必须先找到其成因,抓住主要矛盾,然后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这些原因和对策大多涉及利率管理这一微观基础,也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所在。

二、研究展望

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在推进微观市场主体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生成完整的经济主体过程中,需要重点注重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利率形成机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作用,标本兼治之后才能真正发挥利率对经济的调控作用。政府应建立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多元化融资渠道、完善的金融市场、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等基础性制度,整体协调推进利率市场化管理。这是中国二十世纪利率管理思想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未来利率市场化需要在以下政策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其中包括《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利率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中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的市场利率管理体系。

利率市场化要求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融资时,利率水平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利率市场化包括利率决定、传导、结构和管理市场化,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资金利率水平的利率价格体系。


[1][英]约翰·M.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77.

[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若流动性偏好的增加大于货币数量的增加,则货币数量的增加就不能使利率下降;若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的下降比利率减少更快,则利率减少不能增加投资量;若消费倾向下降,则投资量的增加不能增加就业量,其中的关键变量在于利率。因此,凯恩斯认为经济体系中的任何因素都和利率有一定关系。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