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与圣贤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东西方对领袖不同的心理文化需求。简单来说，就是西方理想的领袖，应该是先知；而中国理想的领袖，应该是圣贤。

先知，是西方文化中一类特殊的人群，其对未来的描述来自造物主的启示。他们以预言的方式记录历史、评判道德、约束人们的行动，以信仰为沟通媒介，并以此定位自身的责任和角色。随着历史发展，先知的形象由最初全能全权型的领袖，逐渐过渡到专能专职型的导师，最后变成预言被人们拒绝但仍矢志不渝的坚信者形象。

这个信，是信仰的“信”，所以西方古典文化中的领袖，都会强调其是“虔诚的上帝信徒”。

圣贤，即圣人和贤人，指的是品德高尚、有超凡才智的人。古人对圣贤的要求，有两个非常基本的维度：一是“言足法于天下”，即具备奠基和引领思想文化的基本路径、基础原则和方向意义的人，如孔子、孟子；二是“德配天”“若天之司”“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式的“圣王”，是治理天下、继承开创文化制度的人。

所以圣贤的信，是“信念”的信，“子不语怪力乱神”，但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

这也引发了东西方对“变”的不同看法。

西方把“变”看作神的恩典，它不需解释只需探索，而研究科学、发现自然之理就是一种信仰，是接近神的一种方式。

中国把“变”看作世界的常态，但相信变中有不变的东西，所以强调融合、包容、实用。这种对“不变”的追求，即所谓的“内圣外王”，相信通过自身的修炼可以达到“外王”的境界，所以强调“君子不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认为技术是身外之物，鄙视“奇技淫巧”。

华为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多次转型，这种“变”与“信”的不同理解、辩证统一，是解读任正非领导哲学的一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