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疾病—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核心观点为资本缺乏是导致贫困的根源，而资本形成不足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是致使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疾病—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建立在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健康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健康贫困是一种健康机会丧失和健康能力剥夺导致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现象（Sen，1976）。而“疾病—贫困”恶性循环，是指贫困人口由于缺乏物质资源和健康素养，导致其健康水平不足和易患重大疾病，造成患者劳动能力下降或丧失，家庭收入减少和医疗支出增加，资产的不足又加剧了贫困，贫困必然造成家庭发展能力降低，使得家庭对健康的投资减少，从而难以摆脱贫困（李瑞华，2020）。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指居民因疾病或健康不佳而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和人力资本下降，从而陷入贫困或脱贫后重新陷入贫困的现象（汪三贵、刘明月，2019）。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利于居民摆脱贫困，贫困人口健康水平的下降会使其贫困脆弱性随之升高（张仲芳，2017），健康冲击会影响农村贫困者的脆弱程度，从而落入“贫困陷阱”（阙祥才、舒黎，2017）。疾病冲击不仅加大居民的医疗支出和降低家庭收入，还通过降低劳动时间和劳动效率来影响家庭资产的增量。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会降低患者的人力资本并影响其劳动，同时家庭其他成员因照顾患者而减少生产性活动，进而减少家庭的经济收入。另外，贫困地区卫生环境恶劣、医疗资源匮乏、卫生服务水平偏低、营养不良等现象容易导致地方病和传染病，健康状况不佳易导致贫困，贫困又容易滋生疾病，从而陷入“贫困—疾病—贫困”的恶性循环（蒋祎等，2017）。“疾病—贫困”恶性循环普遍存在于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常常发生（方鹏骞、苏敏，2017）。

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是农户贫困的主要原因，“疾病—贫困”恶性循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李春亭和颜明（2018）指出，造成贫困人口健康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样的，具有显著影响的是营养不良、不良的卫生饮食习惯和恶劣的卫生环境等，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很多学者从农村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医疗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入手，分析形成“疾病—贫困”恶性循环的原因。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自然环境差、生存条件恶劣、医疗卫生资源匮乏、疾病防控意识淡薄、饮食营养不良、疾病易生等多重问题叠加的现象，使得农村居民成为健康贫困的高发群体（翟绍果、严锦航，2018）。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通常不高，获取健康保健知识的渠道有限，因此健康意识不强，有着危害健康的不良生活习惯（蔡进华等，2017）。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尚存在报销比例低、范围小和报销程序复杂等问题，加之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手段较为单一，使得农村居民常常陷入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境地（任志江、苏瑞珍，2019）。深度贫困地区主要由于传染、营养不良、公共卫生服务不足等导致了地方病、传染病的出现，形成了“疾病—贫困”恶性循环（李静，2019）。

贫困人口健康水平下降会升高贫困脆弱性，实施健康扶贫政策可以有效打破“疾病—贫困”恶性循环。降低农村居民健康脆弱性、经济脆弱性与社会脆弱性是跳出“疾病—贫困”恶性循环的正确举措（翟绍果、严锦航，2018）。科学的健康管理能够降低贫困人口及其家庭患重大疾病的概率，并减轻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健康扶贫就是要强化医疗保障网，构建由卫生健康知识普及、定期检查、大病筛查、病有所医、医有保障和协同治理构成“疾病—贫困”恶性循环的预防机制（李瑞华，2020）。精准健康扶贫是“因病致贫返贫”治理体系构建的关键，也是提升贫困治理效果的关键（林闽钢，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