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惊天变故
2017年5月14日，我终于途经香港，从美国回到了温州。由于一年前为了全身心投入到退休后与家人在美国团聚，我已将温州的住房卖出，这次回国只能暂时住在温州大学的招待所。
第二天是星期一，我原计划前往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肝脏B超检查，但因预约人数太多未能排上，无奈之下只得改到星期二进行。这次检查与以往例行的回国体检不同，情况显得格外紧迫。早在回国之前，我的身体便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加之星期一上午在学校偶然见到一位远亲时，她惊讶地指出我的脸色苍白，整个人也明显清瘦了许多。而在途经香港探亲时，几位亲属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甚至怀疑我可能患有重病。这些意见无疑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让我愈发焦虑，急切需要通过B超检查来确认身体状况。
如果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我才能安心放下心中的大石，重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当时，还有许多事情等待着我去处理，而健康的疑云却像一道阴影笼罩在我的心头，阻碍着我迈向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上午10点左右，当年轻的女技师将B超探头轻轻压在我的腹部时，她的神情迅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专注逐渐转为紧张。片刻的迟疑之后，她显得有些犹豫，但还是低声说道：“老师，您的肝脏里有一个很大的肿瘤。”她之所以称呼我为“老师”，是因为她从我的门诊卡上得知我是同校的一位教师。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一股刺骨的寒意直冲全身，仿佛整个身体被抛入冰冷的深渊。一种电击般的感觉从头顶迅速蔓延到四肢，直达脚后跟。尽管我是躺在床上，却依然感到双腿发软，整个人仿佛被无力感完全吞噬。心中的恐惧如同滔天巨浪，冰冷而无助，将我的思绪彻底冻结。这种透彻心扉的寒凉让我感觉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仿佛所有的温暖与安定在这一刻被无情抽离，只剩下茫然的空虚和深不见底的恐惧笼罩着我。
尽管内心已是波涛汹涌，我仍然努力维持表面的镇定，试图保持一位教师和教授应有的成熟与冷静。然而，大脑却变得一片空白，像被某种麻木感完全笼罩，思维难以集中。我瞪大眼睛，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但内心深处的慌乱仍然显现无遗。几乎是机械地，我问出了那个最让我害怕的问题：“是肿瘤……也就是说，这可能是肝癌吗？”
这简单的一句话背后，隐藏着对未知命运的巨大恐惧和无尽忧虑。毕竟，这是我即将退休的一年，再过半年，我就年满六十，按计划应当光荣地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前往美国与家人团聚，结束多年分居两地的生活。这样的人生转折点，本该充满期待和希望，却因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变得阴云密布。命运的突然袭击让我猝不及防，在未来的迷雾中，我感到自己如同站在深渊边缘，无力也无从后退。
女技师回头看了我一眼，眼中带着一丝复杂的亮光，隐约透出几分怜悯。她柔声对我说：“也可能是您的肝脏发生了钙化，但范围挺大的。”说完，她与另一位年纪稍长的技师低声讨论起来，同时在我的腹部用探头来回扫了几次。片刻后，她匆匆结束了检查，试图用温和的语气安慰我：“老师，也可能是钙化。不过，您最好马上去做个CT检查。”
我并不了解肝脏钙化的具体含义，但心里安慰自己，或许比癌症要好一些。然而，从她的眼神以及我的直觉判断，这更像是一种善意的宽慰。自1988年5月在日本广岛首次发病以来，至今已有29年，我的乙型肝炎始终未能痊愈，也无药可治。在日本求学期间，我曾七次因病住院，情况一度极为严重，就差点写病危通知书了。后来，通过一年半的α干扰素治疗，才勉强将活动性慢性肝炎控制为迁延性慢性肝炎。然而，最近的血检指标和身体症状再次恶化，尤其是频繁的消化不良问题一直让我隐隐不安。此刻，我几乎已经有95%的把握确认自己患上了肝癌，只是不知道病情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从刚才女技师的话中，我想这个该死的肿瘤个头肯定小不了，情况应该是极为严重的。
女技师迅速将检查报告递给我，并催促我尽快去做CT检查。然而，我非常清楚，在医院里，CT扫描通常需要排队，并非随到随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独特作用就显现出来了。我立刻拨通了昨天在校门口偶遇的那位远房亲戚的电话，她恰好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遗憾的是，她当时不在医院，无法亲自帮忙，但她建议我直接去肝科找医生说明情况，并表明我是本校的教师，请求他们开具CT检查单，然后前往CT检验科排队等候。她的建议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也让我意识到，这一刻的争分夺秒关乎未来的命运。
虽然我内心忐忑，不确定以学校教授的身份是否真的能有所帮助，但我深知此刻不能浪费任何时间，因为癌细胞随时可能扩散或转移。没有多想，我紧紧攥着检查报告，立刻赶往肝科门诊，连给远在美国的妻子打电话的时间都顾不上。到达门诊室门口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小小的诊室里挤满了人，至少有十几个人围在医生的桌子旁，场面混乱嘈杂，甚至从门口根本看不到医生的身影。这里的情形，与其说是门诊室，更像一个喧闹繁忙的菜市场。
不知从哪里涌出的勇气，我高举检查报告，大声喊道：“请让一让，我是本校的老师，情况紧急！”边喊边挤开人群，硬生生从中撕开一条通道，最终挤到了医生的桌前。我急切地对医生说道：“医生，我是本校的老师。这是我的B超检查报告，技师让我立即进行CT检查，请您帮我开一张检查单。”
围在桌前的患者显然都是肝科的病人。他们似乎都明白，像我这样匆忙拿着B超报告来开CT检查单，意味着情况可能不容乐观，甚至是极为严重。原本喧闹的门诊室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都用充满同情和略带好奇的眼神看着我。
医生是一位和蔼的中年男子，他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眼，随即接过我的B超报告单。快速浏览后，他沉声说道：“嗯，你的情况很不好。”话音未落，他已经迅速为我开好了CT检查单。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顿时一沉，仿佛一股冰冷的黑暗力量再一次将我的灵魂撕裂了一大块。然而，此刻我已没有时间沉浸在恐惧中，也不是分析病情的时候。我深吸一口气，向医生表示感谢后，立刻拿着检查单转身赶往CT检查科。然而，在CT检查科，技师告诉我目前需要排队等待一个星期。若情况紧急，可以选择去市内的旧院区，那里等待时间相对较短，只需两天。
但即使是两天，对我来说也仿佛是漫长的冬夜，等待的每一刻都充满煎熬，这是我无法接受的。我必须立刻想办法。很快，我意识到，联系那位远房亲戚并不现实。她不仅年轻，所在的科室也与肝科毫无关联，在医院里可能没有足够的人脉来提供帮助。经过片刻思考，我决定动用学校的行政力量来寻求支持。
随即，我拨通了学院党支部书记的电话，详细向他说明了我的情况，并恳请他协助将此事上报学校，希望能通过学校的资源与影响力，帮助加快CT检查的安排。这是我当前最有可能抓住的机会，也是我对抗命运的不确定性时唯一的希望。
作为一名前院长和资深教授，我的身份在此刻起到了关键作用。书记听闻后显得有些震惊，并迅速安抚我，让我保持冷静。他表示会立即向学校相关领导汇报，并尽快处理此事。他的承诺让我感到一丝安慰，尽管危机当前，但一线希望似乎正在靠近。我知道，接下来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必须抓住每一丝可能的机会，争分夺秒。
直到这时，我才拨通了远在美国加州的妻子的电话。当时加州当地已是凌晨两点多，我不得不将她从熟睡中唤醒，可以想象她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一定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虽然我无法亲眼看到她的表情，但她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恐惧、担忧和茫然无措交织在一起。据她后来所说，那一晚她再也没能入睡，而是忙着订购回国的机票，安排两位正在上学的孩子的生活与照料，同时思索接下来的对策，甚至立即上网查阅许多相关的资料，事情接踵而至，让她一刻不得喘息。
挂断电话大约半小时后，我所在学院的办公室主任赶到了医院，和她一起来的还有我研究室的一位助手。办公室主任曾在这家医院的CT科室工作过，与科室领导关系熟络。得益于她的帮助，再加上我是本校的老师，有足够的理由开口请求，在她的协调下，我的CT扫描被安排在当天下午两点多进行。
大约下午三点，我完成了增强型CT的检查。按照规定，影像报告通常需要24小时后才能出具。然而，办公室主任再次发挥了她的资源优势，为我找到了一位有权限提前查看报告的医生。她和我的助手先一步随医生进入了一个办公室，而作为患者的我只能在外面等待。由于影像资料的查看需要主治医生或家属的同意，而我当时既没有主治医生在场，也没有家属陪伴，按理我无法直接查看报告。然而，据说那位医生并不知道我就是患者本人，便同意让我也一同看看。因此，我的那位助手便出来将我叫进了办公室。
当我站在电脑屏幕前，看到肝脏中的那块异常区域时，全身顿时感到一阵寒意，后背凉到发麻，鸡皮疙瘩遍布全身。作为一名从事生物学研究的学者，我对组织学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屏幕上显现出的颜色和结构异常的区域无疑就是一个恶性肿瘤，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它竟然有鸭蛋般大小。尽管我早已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但肿瘤的巨大体积还是让我震惊和恐惧到完全说不出话来。“这个肿瘤很大，有11厘米左右，但包膜还算完整。”医生一边查看影像，一边平静地说道。
屏住呼吸，我又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随后便默默退了出去。我无法再继续看下去，因为再看下去除了让我感到心惊肉跳和头皮发麻，似乎不会有任何奇迹出现，也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意义。那一刻，我的思绪一片混乱，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无助与恐惧，仿佛被推入了一个陌生而漆黑的深渊，一切都变得无比不确定。
不久后，办公室主任和助手也相继从办公室里退出来。我的助手正在接听我妻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她显然整夜未眠，持续关注着我的情况，内心仍然怀着微弱的希望祈祷这只是一个良性肿瘤。办公室主任回去准备向学院和学校领导汇报我的情况，而我则在助手的陪同下回到了下榻的招待所。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治疗。到底是通过手术切除，还是考虑其他方法？这一问题既紧迫又严肃，我知道，未来的每一步和每一个选择都将至关重要。
在美国的妻子忙着准备回国事宜，查阅相关资料，而我则独自待在寂静的房间中，思索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拨通了在福建老家的弟弟的电话，让他将我的情况转告其他亲人。尽管心情沉重，傍晚时分，我还是独自前往附近的一家餐厅，勉强吃了一碗面条。那晚，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入睡了。面对这一切，我既没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坚韧，也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更多的是一种原始的求生本能在驱使着我。整个夜晚，我反复思索着自己的选择：是进行简单的肿瘤切除，还是选择肝脏移植？无论是哪种方案，在哪里进行手术，以及选择哪一位主刀医生？都成了急需决定的问题，因为医院和主刀医生的专业水平至关重要。
终于，黎明的曙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结束了这一夜的漫长煎熬。清晨，尽管心事重重，神色黯然，我还是下楼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呼吸了些许清新的空气，目光追随着匆匆而过的学生们。这短暂的漫步，给我疲惫的心灵带来了一丝难得的慰藉。回住处的路上，我在招待所楼下买了一份早餐。心中暗忖：连死囚临刑前都能吃一顿“断头饭”，而我此刻面对的仅是困境，而非绝境，自然更应该好好吃一顿，用最基本的方式告慰自己仍在坚持的生命。
吃过早餐后，我的助手来到招待所，准备和我一起前往医院。我亲自开车带着他，一路驶向温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心里想着，无论如何，先办理住院再说。到了医院，我们见到了学院的党支部书记。他一边帮我协调住院手续，一边告诉我，他昨晚已经将我的CT影像资料发给了正在杭州开会的附一医院长。这位院长是肝胆外科的医生，也是这一领域的专家。
院长根据影像资料的初步判断认为，虽然我的肿瘤体积很大，但外层包膜仍然完整，扩散的可能性较小。他建议可以通过手术直接切除，但在手术前，或许可以先采用介入疗法缩小肿瘤的体积，以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和效果。书记还提到，他已经将我的事报告给了大学的校长和书记，他们对我非常关心，表示如果有需要，学校可以协助邀请上海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的一位知名教授来主刀。这位教授是温医大的校友，邀请他前来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
不得不说，此时温州医科大学领导层展现出的人文关怀精神让我感到由衷的温暖。对此，我至今依然心怀感激。然而，由于自身的医学背景以及内心的直觉，我对单纯依靠手术切除肿瘤的效果并不十分信任。因此，那天下午我并没有办理住院手续，而是选择回到招待所的住处。与此同时，我妻子正在紧张有序地联系国内某大学附属医院的肝胆外科肝脏移植中心。她首先将我的CT影像资料传送给医院，以便专家评估我是否符合肝脏移植的条件。
不得不说，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效率绝对令人惊叹。肝脏移植中心的医生在收到我的第一手信息后，立即根据我的血型从供体库中筛查是否有匹配的供体。当然，我作为一名医科大学教授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相较于普通人，我不仅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对医疗流程和技术细节也有所了解，更在争取医疗资源方面享有一定的便利条件。这些优势让我能够快速获取关键信息，全面评估各种治疗方案，为自己在短时间内做出及时且正确的医疗决策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结合个人专业背景和高效医疗体系的快速响应，无疑为我的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当天下午，学校的校长和书记亲自来到招待所看望我。他们例行公事般地询问了我的病情，带来了学校领导班子的一致关怀，但在实际的生活帮助或医疗资源协调上，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支持或承诺。我想，他们或许认为，作为一名医科大学的教授，我在这些方面已经不需要额外的帮助。然而，哪怕只是一些稍显诚意的口头安慰与支持，也能让我在病痛中感受到来自“大家庭”的一丝温暖。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太过失望。世人的冷淡没有让我措手不及，甚至某种程度上，那一声关切的问候，仍然算是一点慰藉，尽管微不足道，却足以让我不至于感到完全的孤立无援。
与此同时，我妻子的姐姐和母亲，以及我的弟弟也陆续赶到。尽管他们在医疗选择和具体决策方面无法提供太多专业性的建议或实际的帮助，但他们的到来对我而言依然意义重大。在这个充满未知和恐惧的时刻，亲人的陪伴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更是一种无言的力量。无论是关切的目光、安慰的话语，还是他们的存在本身，都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安慰和支持。这份亲情的温暖，如一股柔和的暖流，让我在内心最深处找到了一丝难得的踏实感。
幸运的是，那家医院移植中心的专家在查看了我的CT影像后，与温医大的专家意见一致。他们认为，尽管肿瘤体积较大，但包膜完整，我完全符合移植条件。更令人欣慰的是，供体库中正好找到了一位匹配的供体。在多方协调与安排后，我最终决定于18号上午，也就是第二天就启程前往那家医院去接受肝脏移植手术。这无疑是我病发后做出的第一个关键且正确的决定。我现在常想，如果当时选择留在温医大进行肿瘤切除手术，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或许今天的我早已成为一抔黄土。
当天傍晚，我的两位曾经的博士生结伴前来看望我。他们毕业后都留在了温医大的附属医院工作，如今在各自的领域中已有了不错的成绩。看到老师身陷病痛与焦虑，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和热情，不仅极力赞成我选择肝脏移植，还主动帮我出谋划策。他们提到，肝脏移植是目前最为稳妥且长期效果较好的治疗方案，并且建议我尽快确定相关事宜。
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还积极帮我联系上海一家在肝脏移植领域享有盛名的医院，希望通过别的渠道为我争取到其他的可能的移植机会。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获得治疗机会的保障，也为我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学生们的努力和情谊让我深感欣慰，这种来自学术传承的深厚情谊，让我在困境中倍感温暖与支持。
当天晚上凌晨一点多，我的妻子终于跨越千山万水，飞越太平洋，从美国赶到了我的身边。她躺在我身旁，轻轻地摸着我的脸颊，对我说：“你非常勇敢。”那一刻，我的心中满是感激与温暖。与一些孤独无助的患者相比，我深知自己是幸运的，因为病榻之侧至少还有亲人的陪伴。然而，我的心情却异常复杂。在内心深处，我并不认为自己真的有多勇敢。事实上，当你独自面对一场无法逃避的严峻现实时，除了勇敢，还能如何应对？
那晚，我服用了半颗安眠药，但几乎整夜未眠。躺在床上，思绪如潮水般涌动，挥之不去的是一种深深的不甘：“我已经辛苦了一辈子，如今终于步入退休之年，本该是享受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开启‘人生第二春’的阶段。然而，命运的无情突然将这一切打碎，所有的憧憬似乎都要化为泡影。”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与奋斗，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局。难道我的生命真的要以一种充满遗憾的方式画上句号吗？这种念头一旦浮现，就如野草般疯长，吞噬着我本就不安的心灵。
更让我无法平静的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人死后究竟会去向何处？如果真的有来世，那么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信仰、脾气暴躁，还得罪过不少人的人，死后会不会被判下地狱？而如果死亡只是彻底的虚无，就像灯火熄灭，一切归于尘土，那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这一连串未解的疑问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思索。我不禁问自己，是否真正体验过生活的乐趣，是否感受到过人生的意义。难道一切都要在我尚未弄清这些问题时戛然而止吗？这些纠缠不清的思绪如同一张无形的网，紧紧将我困住，让我无法挣脱。那一夜，我被对命运的抗争与对死亡的恐惧折磨得疲惫不堪，却找不到任何解脱的出口。
这些问题虽然早已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但这一次，它们的压迫感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变成迫在眉睫的困惑，逼迫我不断陷入深思。尽管反复思索，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渐渐地，我意识到，这种无法停歇的思考和永无结论的困惑，其实正是抑郁症复发的前兆。心理负担的深渊正在一步步向我靠近，而我必须尽快找到方法，重新面对自己的内心，直面命运带来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