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一八”，中国军人在东京的冲冠一怒
“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秉承“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三千万同胞未经积极抗战即沦陷于敌手。一时“国将不国”之悲愤溢于华夏，而对外退让、专事内战的军人们，更成为众矢之的。连蒋介石的嫡系爱将宋希濂都哀叹一个不抵抗，带兵是越来越难了。
日本1931年12月出版的《满蒙事变大写真帖》中，刊出了一张在日中国军人来到日本陆军省进行抗议的照片。
然而，就在这种万马齐喑之中，却有一批中国军人在日本的心脏东京，发出了一声不甘受辱的怒吼。
在当时的东京，怎么会有中国军人呢？
原来，他们就是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成城预备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第二十三、二十四期士官留学生。他们大多原来在部队即为军官，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学习军事知识为祖国建立更加强大的国防，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基础。因此，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群情激愤，联合起来推举代表，在东京街头举行公开抗议并前往日本陆军省。这些中国军人身着便衣（因在士官学校入学后，即发日军军服，身着便衣表示不再承认和日本军队的关系），不顾日本宪兵阻拦，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要求退学并将入学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颁发的军刀掷还。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也报道了这一被称为“退还军刀”的事件。日本记者描述，中国士官生们的举动表示与日方割袍断义，此后战场相见决不容情。
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二百二十三期刊登的中国士官生向日本陆军省退还军刀回国抗战的照片
据当时担任士官生退学代表的苟吉堂（后曾以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职务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回忆，在日本士官学校时，日方一直歧视中国学员，在他们的宿舍门上贴有“支那学生住屋”字样。他认为有辱国格，多次抗议后，方才改为“中国学生住屋”。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要求退学的抗议中，大使馆曾派出参赞丁某阻拦，但无法抵挡学员们血脉贲张的爱国热情。此时有摄影记者前来，丁亦以自己被摄入镜头为耻，乃以袖掩面大喊一声“回去吧！”而去。日本宪兵随即发动镇压，苟吉堂等被捕。
苟吉堂被投入东京宪兵监狱。日方威逼利诱，说只要写悔过书，就可继续学习，遭到严词拒绝。他将其在日本宪兵监狱的经历写在当时用的洗脸毛巾上，以志不忘。全文为：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晚日军强占我东北实施种种破坏与屠杀和劫掠并怂恿宵小谋叛藉口满洲独立其罪恶施于朝鲜复加于我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且吾侪尽在暴日陆军校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为军人最大耻辱惟力不从心仅抱牺牲精神作总退学图揭露日虚唱亲善之假名斩断助长我内乱之根荆棘期他日国有所救在总退学的当中日人加我代表等为煽动退学风潮之祸首拉我等拘禁冤狱三十小时此为在狱时所用之纪念面巾也时十月二日晚于东京若松町出狱后吉堂志
此文，或恰可表达当时这些在日中国士官生们的心声。
东京是国际大都市，慑于影响，日本陆军省无奈，不得不将苟吉堂等释放出狱，并在10月12日允许这些中国学员退学回国。日方派人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中国士官生们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苟吉堂在毛巾上的书写手迹（资料照片）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复侵略上海，柏林留学生在研究地图，为抗战出谋划策——以一介书生如是艰难而执着地做着这样的事情，日本报道中用了“悲壮”一词形容他们的所为。
芝加哥青年华侨为抗日纷纷寻机学习军事飞行，有人携子前来，以示自己看不到国家强盛的一天，也要孩子努力下去。
“九一八”之后上海街头刷写的“国难”标语
退学的中国学员共有72人，在日本留学军事的中国学生几乎为之一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退学的中国军人中包括了郭汝瑰、李存任、蔡文治等后来的抗日名将，在东北战火连天之际，面对迫害乃至生命的危险，于日本的本土抗议其侵略暴行，并表明归国抗战之决心，这些年轻的中国军事人才们可谓不失军人气节。而日方报道中的照片，正为这一历史的瞬间写下了注脚。
而从我们的目光看来，这场发生在东京的事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含义。
在日本，不仅是士官学校的中国军人归国抗战，“九一八”事变初起，一百多名东三省留日学生当即收拾行装回国；19日，在日中国留学生全体停课以示抗议；23日，东京工业大学全体中国学生一致决定回国；26日，东京17所学校的中国学生开会，决定一致行动，全体归国发动民众抗日。很快，大量学生纷纷踏上归国途，仅10月份留日归国学生就达2300人，仍留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不过数百人，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准备在日本开展地下活动的爱国者。
日本《历史写真》杂志上，也刊登了另外一些人在海外的中国人此时此刻的行动。
“九一八”，对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屈辱的象征，也是一个觉醒的象征——正是这场国难，给这个古国带来了空前的团结。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从这一刻开始，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让不同的党派捐弃前嫌，连绵的内战走向终结，整个世界都开始听到中国人怒吼的声音。
这是一场国难的开始，也是一场14年神圣抗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