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钱锺书青少年时期接受的西方文学影响

此外，钱锺书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中国接纳外来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即戊戌变法之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20世纪30年代。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他自小就受到西方文化特别是文学的影响与熏陶。在东林小学时，他就曾如醉如痴地沉浸在“林译小说”的西方世界中：

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19]

此后在清华大学更是使其得以系统地学习、接受、研究和掌握了西方文化、文学和学术思想。清华的华籍教师如王文显、吴宓、陈福田、叶公超等均是学贯中西的大家，而外籍教授温德、瑞恰慈等也均是西方声名显赫、能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大师。他们的言传身教，使钱锺书获益匪浅。如瑞恰慈就对钱锺书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产生了颇大的影响。瑞恰慈是把西方近代新批评理论带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在来清华任教之前，他已经是享誉欧美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其《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意义之意义》《美学基础》等已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钱锺书在清华就读期间，瑞恰慈讲授“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课程。其中“文学批评”课程“讲授文学批评之原理及其发达之历史。自上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以至现今，凡文学批评上重要之典籍，均使学生诵读，而于教室讨论之。”[20]这些课程，尤其是“文学批评”课中的新批评理论给予了钱锺书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他在清华就读时，对西惠尔著的《美的生理学》写了一篇书评，其中就高度评价了瑞恰慈的文学批评理论。他说：“老式的批评家只注重形式的或演绎的科学，而忽视实验的或归纳的科学；他们只注意科学的训练而并不能利用科学的发现。他们对于实验科学的发达，多少终有点‘歧视’（不要说是‘仇视’），还没有摆脱安诺德《文学与科学》演讲中的态度。这样看来，瑞恰慈先生的《文学批评原理》确是在英美批评界中一本破天荒的书。它至少叫我们知道，假设文学批评要有准确性的话，那么，决不是吟啸于书斋之中，一味‘泛览乎诗书之典籍’可以了事的。我们在钻研故纸之余，对于日新又新的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生物学，应当有所借重。换句话讲，文学批评家以后宜少在图书馆里埋头，而多在实验室中动手。麦克斯·伊斯脱曼先生（Max Eastman）称瑞恰慈为‘旷古一遇的人——教文学的心理学家’（Literary Mind第五十七页），诚非过当。”[21]在《论俗气》一文中，钱锺书也征引瑞恰慈的观点来解释“俗气”的本质。他说：“批评家对于他们认为‘伤感主义’的作品，同声说‘俗’，因为‘伤感主义是对于一桩事物的过量的反应’（A response is sentimental if it is too great for the occasion）——这是瑞恰慈（I.A.Richards）先生的话，跟我们的理论不是一拍就合么？”[22]钱锺书在瑞恰慈那里不仅接受了理论和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接受了新批评的学术研究方法。有学者指出：“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等著作中曾自觉不自觉地从事过新批评的实践。”“在对李贺、李商隐、陶渊明、辛弃疾等人的诗歌分析中，他对其中一些字句的推敲、玩味和旁征博引，对于比喻中的两柄多边的含义的阐释，都可以看到新批评的‘细读法’的痕迹。”[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