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钱锺书成长的地域文化环境与家学渊源

钱锺书文艺和学术思想的基础或底色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古典文学。

钱锺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世代书香家庭。无锡历史悠久，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北临浩瀚汹涌的长江，南濒烟波浩渺的太湖，西靠素有“江南第一山”之誉的惠山和象征着无锡古老历史的锡山。京杭古运河穿城而过。太湖之滨有鼋头渚、蠡园、梅园、锦园、万顷堂等著名自然景观；惠山之麓有寄畅园、天下第二泉、吟苑、东大池、惠山街等自然和人文名胜景观。真可谓锦绣的江南鱼米之乡上镶嵌的一颗璀璨的太湖明珠。无锡不仅自然风光优美，而且文化底蕴深厚。早在六七千年前，无锡先民就定居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繁衍生息。早在商朝末年，周族领袖古公亶父（后称周太王）钟爱幼子季历之子昌（后称周文王），意欲传位于季历后立昌，其长子泰伯与次子仲雍体察父亲的心意，于是主动避位，从渭水之滨（今陕西岐山之地）南来梅里（今无锡县梅村）定居，并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受到当地百姓拥戴，被奉立为勾吴之主。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原有的江南地区文化有机融合，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吴文化。泰伯被孔子誉为“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5]的“至德圣人”。历史上，以《孙子兵法》闻名的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曾隐迹无锡梅园。范蠡和西施也曾隐迹太湖，制陶经商。唐宋著名诗人李绅、皮日休、陆龟蒙、苏轼、秦观、杨万里、黄庭坚等均曾在无锡游览或定居。李绅脍炙人口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他定居无锡梅里抵陀里（今无锡县东亭长大厦村）时写的。此外，无锡市内有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的著名的东林书院。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弟子杨时长期在此讲学。明代著名思想家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先后主盟东林书院，聚众讲学。提倡志在世道，躬行实践，反对空发议论，脱离实际。当时影响之大，倾动朝野。作为反映顾宪成办学指导思想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联佳对。这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无锡。钱锺书自幼就生长在这怡人的山水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

钱锺书幼承家学。在无锡的钱王祠的大堂上有一副楹联：“西临惠麓，东望锡峰，祠宇喜重新。吴越五王，亿万年馨香俎豆。/派衍梁溪，源分浙水，云礽欣愈盛。堠湖两系，千百年华贵簪缨。”此楹联一是标明了钱王祠在惠山与锡山之间的地理位置；二是简要追溯了无锡钱氏家族源于浙江，其始祖是五代十国时吴越国自钱镠而下的三世五王；三是表明其香火繁衍，人丁兴旺且多功名仕宦。且不论钱氏家族在历史上的升降沉浮，就钱锺书一脉来看，其诗礼传家的文采风流确实是长传不衰。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在自叙家族时说：“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曜无常，而修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6]他还说：“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热烈。”[7]“累代教书”之说虽不可细究，因为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炯似乎没有正式教过书。但也大致表明了钱家近代所从事的主要职业。钱锺书的曾祖父钱维桢曾师事清代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李兆洛，与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先驱人物冯桂芬有密切交往。曾创办江阴全县义塾，受到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肯定。钱基博曾为其校录《似山居诗文存》。钱福炯的大哥钱福炜确曾选授苏州府长洲县学教谕，从事教学多年。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则确确实实是教过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代名师。钱基博（1887—1957年）四岁开始与孪生弟弟钱基厚一起由母亲教授认字读书，能背诵《孝经》。“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而性喜读史，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过；而于历代地名，必按图以索，积久生悟。因以精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下笔纚纚，议论证据今古。十六岁，草《中国舆地大势论》，得四万言，刊布梁启超主编之《新民丛报》。又以己意阐发文章利钝，仿陆士衡《文赋》，撰《说文》一篇，刊布刘光汉主编之《国粹学报》；意气甚盛。”[8]可见钱基博承家学在十五六岁时国学功底已经扎实完备。其16岁时的少作即得到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辛亥革命前后曾短期在军政界供文职。撰《无锡光复志》。自26岁起投身教育，潜心教学与学术研究。先后任教于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圣约翰大学国立清华学校、第四中山大学、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光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私立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一生勤于笔耕。主要著作有《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读庄子天下篇疏记》《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版本通义》《国学必读》《经学通志》《现代中国文学史》《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骈文通义》等。其文才被人多方赞誉。“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睹其文章，骇为龚定痷复生”；清末诗人、曾国藩之孙曾广钧称赞其“运以豪气，扛以健笔，四十岁后，篇题日富，必能开一文派”； 被称为“状元实业家”的张謇赞其“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与张仲仁一起被称为“苏州二仲”的费树蔚（字仲深）赞其“岂惟江北，即江南宁复有第二手？”；一代宿学、同光诗派代表人物陈衍赞其“后贤可畏，独吾子尔！”[9]。可谓著作等身名闻士林的一代名家硕儒。

正是无锡的钟灵毓秀与钱家世代书香的文化土壤再加上异域文化的思想营养，孕育和培养出钱锺书这样一代文化巨人。就家学而论，家族文化气脉的传承赓续是钱氏家族百祖无殊的定规。虽然钱锺书谈到幼年读书时只简略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各家诗集泛览焉”[10]。但从上文引其父钱基博《自传》言“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皆能背诵”这段较为详细的描述，略可推知钱锺书童年时读书的概况。因为这既是代代相传的“家学”，且父子二人均是5岁启蒙，而老师又是同一个人，即钱基博的大哥钱基成。想必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不会有大的改变。再加上钱基博教子极严，其闲暇时间都用在有意识地训练子侄读书和讨论学问上。钱基博对此曾有记述：

傍晚纳凉庭中，与诸儿论次及之，以为《答问》可配陈澧《东塾读书记》。倘学者先读陈《记》以端其向；继之《答问》以博其趣；庶于学问有从入之途，不为拘虚门户之见。儿子锺书因言：“《答问》与陈《记》同一兼综汉宋；若论识议闳通，文笔犀利，则陈《记》远不如《答问》！”余告知曰：“不然。陈君经生，朴实说理，学以淑身；朱生烈士，慷慨陈议，志在匡国。……”锺书因言：“见朱生《佩弦斋文》，中有与康长素《论学》、《论书》诸书，皆极锐发。”又谓：“朱生自诩‘人称其经学，而不知吾史学远胜于经。’”大抵朱生持宋学以正汉学，盖陈君之所同趣；而治经学以得史意，则陈君之所未到。又其较也。闭门讲学而有子弟能相送难，此亦吾生之一乐。[11]

此外，钱基博还有意识地让钱锺书与当地一些著名学者交往学习。比如经常去拜访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唐文治，与其讨论读书心得。另一个经常拜访和交流的是国学大师钱穆。钱穆回忆钱基博时提到钱锺书说：“当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12]个人的聪慧、家学的承传、父亲的悉心培养与环境的陶染使钱锺书十几岁时已经打下了国学的牢固的根基。据杨绛记述，钱锺书上中学时就“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钱基博的序文，据钱锺书说，“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他“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13]。这里所说的钱穆的书是钱穆的《国学概论》。是其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及省立苏州中学课堂讲义的基础上编撰而成。该书采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方式，分期叙述每一时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该书序言以钱穆同事至交的口吻，指出该书的不当之处。大意有三：一是指出该书第九讲述清代学术研究时不该遗漏毛奇龄和陈澧，此二人在清代学术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二是说此章对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称引颇絮”而不查其“疏漏亦弥复可惊”；三是批评该书“专言经子，不及文史，控名责实，岂屏之不得与于国学？”其行文风格确实酷似钱锺书。如果说此文还存疑的话，那么《〈复堂日记续录〉序》则毫无疑问是钱锺书的少作。当时19岁的钱锺书中学毕业考取清华尚未入学。此序是为其父钱基博之友徐彦宽辑录的《念劬庐丛刻》中谭献（字复堂）的日记一辑所作。文章先从南宋理学家黄震的《黄氏日钞》和顾炎武的《日知录》追溯和阐发日记体的源流和特点，然后举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王闿运诸家日记，比较指陈其各自的利弊得失。并重点对李慈铭和谭献的日记进行比较以突出谭的风格特色。“李承浙西乡先生之绪， 嬗崇郑、许，诃禁西京之学，以为不过供一二心思才知之士，自便空疏；谭则以越人而颠倒于常州庄氏之门，谓可遥承贾、董，作师儒表，引冠绝学。鄙陶子珍之流为经生孱守，欲以微言大义相讽谕。此学问径途之大异者一也。谭既宗仰今文，而又信‘六经皆史’之说，自有牾。拳拳奉《文史通义》以为能洞究六艺之原；李则以章氏乡后生，而好言证史之学，鄙夷实斋，谓同宋明腐儒，师心自用。此学问径途之大异者二也。李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谭书多褒少贬，微词申旨，未尝逸口。虽或见理有殊，而此亦德宇广狭之大异者焉。至于文字虽同归雅令，而李则祈向齐梁，虑周藻密；谭则志尚魏晋，辞隐情繁；亦貌同心异之一端也。”[14]十几岁的钱锺书已为父辈学者作序，而且文章写得汪洋恣肆，旁征博引，新意迭出。二十出头清华就读时即与当时的文坛名宿陈衍酬唱应和，纵论天下文人文章之得失，成为学术上的忘年之交。陈衍赞其“世兄记性好” “世兄记得多”“世兄诗才清妙，又佐以博闻强志”“默存精外国语言文字，强记深思，博览载籍，文章淹雅，不屑屑枵然张架子”[15]。其父钱基博后来也不无得意地写道：“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学诚）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大昕）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16]可见钱锺书国学的成熟、精深与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