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代建阳为闽学与刻书中心
宋代建阳刻书兴盛最为直接的动力来自儒学的发展，而建阳成为刻书中心，则跟闽北成为“道南理窟”密切相关。理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所谓“义理之学”。朱子理学代表了宋代儒学的最高成就，因为朱熹生长、师承、讲学基本都在闽地，所以又被称为闽学。北宋，“海滨四先生”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相与倡道于海滨”[1]，成为闽学之先驱。南宋，游酢、杨时将洛学南传，杨时、罗从彦、李侗与朱熹一脉相传，其时闽北还有刘子羽、刘子翚等刘氏数代忠义、理学名人，胡氏一门父子叔侄五贤，蔡元定一门父子祖孙九儒，闽北理学家扎堆出现，代代相传，福建成为儒学传播最稳固的地区。由于朱熹讲学著述活动主要在建阳，朱熹在建阳考亭创办的沧州精舍在朱子学术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朱子闽学又被称为“考亭学派”。朱子闽学和书坊刻书同时而兴，元代理学家建阳熊禾有言：“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2]闽学与建刻，犹如双峰并峙，两者可谓相辅相成。由于闽学的繁盛，南宋闽北一带书院林立，吸引了全国不少学子前来访学问道，闽北成为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闽学的发展，更加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的需求推进了刻书的发展。建阳刻书的繁盛又促进了闽学的发展，朱熹及当时理学家的著作大多由建阳刊刻传播。而闽学对于建阳刻书的深远影响，则绵延至于此后数百年，至于明代以通俗、娱乐为主的小说，仍然因闽学影响而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风格面貌。
建阳成为闽学和刻书的中心，与建阳处于闽北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建阳在武夷山麓南面，为出入闽地的必经之地。北方汉民入闽的迁移路线有陆路和水路，陆路一般是从江浙地区翻越武夷山，水路则是沿海南下。北方移民缺乏航海装备，当时水路危险性也大，因此绝大多数都是经行陆路而来。唐宋以前入闽陆路最主要的是分水关路与柘岭、仙霞岭路，都在闽北境内，所以北方移民进入闽地首先到达的是闽北。《建阳县志》曰：“中原离乱，则士大夫莫不扶老携幼，避诸闽中，而建又为闽之都会。”所以，来到建州的人很多。[3]《建安志》谓：“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4]五代时期福建人口增长最多，福建各地又以建州人口增长最多，这一区域增设了顺昌、松溪、归化、建宁、延平、富沙、剑浦等七县。由于建州过于庞大，南唐统治建州时割出剑州。宋初杨亿《建安郡斋三亭记》道：“建安大邦，保界闽粤，绵地八百里，生齿十万室。”[5]
由于接受移民最多，儒学水平最高，从五代到宋代，闽北都是福建文化高地。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文学最盛，闽国大约排第三。闽北处于闽国与南唐交界处，后来闽国三分时为南唐据有。或因得两地人文之精粹而人才最盛，南唐著名学者中不乏闽北人，如闽北三大才俊江文蔚、江为、杨徽之；又如朱弼，建安人，精究五传，旁贯数经，任庐山国学国子助教。五代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南宋，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福建，尤其是闽北，成为南方文化中心之一。南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卷二《荣贵要览》首为《戊辰亲恩游御园录》，记载嘉定元年（1208）建安邵武新科进士聚会的情景：
嘉定改元，五月甲辰，主上临轩策进士。辛酉壬戌，胪唱于集英殿。建安昭武，正奏名十有二人，特奏名十有七人，宗室取应一人。以六月戊寅，讲乡会于聚景园。谢（源明）月光、赵（善恭）作肃、刘（爚）晦伯、窦（思文）文仲、李（正通）彦中、雷（霆）复之、徐（应龙）仲通、赵（善槱）材父遣书币来相席。邹（应龙）景初先自章贡致馈，至是还朝，复主盟斯会。黄（格）诚之、李（曼卿）仲硕、蔡（以中）正孺、李（桂）景诜、王（洪之）涂叔、真（德秀）景实预焉。调官较艺中都者三十人同席。先言还，弗及与者。时中书舍人太子庶子直学士院邹（应龙）景初禀东宫，面奏得圣旨，特借御园……[6]
建安邵武一科进士三十人之多，可见闽北人才之盛。在京城借御园开同乡会，呼朋唤友、活跃异常，令人想见其显贵荣耀、意气风发。闽北地区文化之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闽北地区经济文化在南宋时期发展至顶峰，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原因。《福建通史》论及宋代南方区域开发的不同层次，谓：南宋所辖区域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是东南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福建路，以及四川的成都路。而成都路文化虽然发达，但与东南诸路相比，一是地方较小，二是位于抗金前线，三是对南宋来说过于边远，所以，南宋的文化中心只能是东南诸路。东南各路的中心恰在四路交界的武夷山，若以武夷山为中心，以武夷山与南京的直线距离（约300公里）划一个圆，恰好将东南城市的精华都划入范围之内。宋室南迁后，定都杭州，闽北距离杭州不远，又是南方山林文化最发达的区域，所以，成为文化人的一个据点。”又因为“远离前线的文化发达区，也只有福建一个了，因此福建能成为宋代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宋朝将南外宗正司与西外宗正司安置于福建，便反映了这一考虑。基于同样的理由，南宋时的福建山区成为北方文人学士荟萃的地方”[7]。所以，宋代福建儒学高度发展，并形成理学的高峰——闽学，实为中原文化在福建的延伸，又因独特的时代和地理条件而得到飞跃性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中产生了建阳刻书之繁盛。
儒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还得力于中原世家大族之入迁。中原士族举族南迁聚居闽北，在当地文人著作及方志、族谱中多所记载。比如宋代文学家杨亿为杨徽之书写行状云：“公之先，华阴人，永嘉之乱，流寓江表，占籍上饶郡。凡十余世。唐上元中，刘展叛涣，吴会骚然。公之六代祖遂举族避地于建安吴兴，因为著姓。”[8]如建阳《庐峰蔡氏族谱》记载，其入闽始祖蔡炉曾任东昌刺史，同妹夫刘翱及西河节度使翁郜，率领五十三姓入闽，定居于建阳一带，蔡炉为蔡氏九儒之源。[9]北方内地移民举家连族入闽、定居闽北的记载不胜枚举，宋代大儒游酢、杨时、胡安国、朱熹等家族也都在不同时代迁入定居于闽北。
《（万历）建阳县志·人物志》首列儒林游、朱、蔡、刘四世家，记其“师友之渊源，或父子兄弟相祗承”[10]。四世家皆先后从各地迁入福建，定居建阳，名儒辈出。如游世家，其先建业人，有名五丈者筑居于建阳长平，游氏有游复、游醇、游酢、游操、游九言、游九功、游开等儒林名流。朱世家朱松为徽州婺源人，由进士授建州政和县尉，举家入闽，此后有朱熹、朱塾、朱埜、朱在、朱鉴、朱浚、朱沂、朱彬，历代传承，克绍家风。蔡世家即上述庐峰蔡氏，其先弋阳郡人，唐昭宗时蔡炉从王潮入闽，为建阳长官，卜居麻沙镇，累传至宋代而有蔡谅、蔡发、蔡元定、蔡渊、蔡沈、蔡沆、蔡模、蔡杭，一门清俊而博学。刘世家则来自京兆，自唐刘翱之后，传至宋代有刘颌、刘勉之、刘清夫、刘崇之、刘子寰、刘淮、刘懋、刘纯、刘爚、刘炯、刘垕、刘填、刘钦、刘应李等。
《（万历）建阳县志》序刘世家曰：“刘之先以诗文著者，代不乏人。自文忠公从元晦游，始崇尚经术……其子若孙皆师事元晦，以儒知名……累数叶而明经饬吏者彬彬然盛也。然吾闻刘氏有五忠，皆以身死国，凛然犹有生气，邑人每传之而奉祠庙貌不绝也。”[11]刘翱为唐末开国公，昭宗季年，与其弟金吾将军刘翔、将作监簿刘豳入闽，刘翔居崇安五夫里，刘翱居建阳麻沙，刘豳居建阳马铺。卜居麻沙镇南之刘翱，手植樟木，大数十围，且建祠以祀鼻祖汉代刘向，至宋代，裔孙刘中创瑞樟书院，与其兄子翚讲道其中。[12]这个家族不仅是儒学世家，而且有“五忠世家”之称，因为刘翔之八世孙刘韐谥曰忠显，刘韐之子刘子羽谥曰忠定，子羽之子刘珙谥曰忠肃，刘翱七世孙刘颌谥曰忠简，十二世孙刘纯之庙号赐忠烈。建阳自宋至明著名的刻书世家刘氏，应该多出自这一家族。宋代刘氏私家刻书数量最多，刻书内容多经史儒学、名人著作，从“一经堂”、“天香书院”、“麻沙刘仕隆宅”、“麻沙刘将仕宅”、“麻沙刘通判宅仰高堂”、“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等家刻题署都能感受到刘氏刻书的家学渊源。元代刘应李化龙书院曾刻刘爚著作《云庄刘文简公文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年谱》一卷，至明代正统九年（1444）刘爚九世孙刘稳重刊。明代著名刻书家刘弘毅亦为刘氏后裔，其慎独斋所刻仍以经史为主，皆为精品善本，所刻《十七史详节》以“五忠后裔”、“精力史学”相标榜。刘氏为建阳刻书之大族，学术渊源有自，源远流长。
士大夫家族入闽之后往往聚族而居，聚族而居有利于家族适应环境，也有利于保持传统、形成家族文化。福建各地至今保留着很多古村落、古民居，几乎每一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谱、宗祠，其中保留了不少家族的家训，宗祠楹联也往往表现了重儒崇教的家族文化，这些都是各代移民聚族而居的文化遗存。入闽家族带来中原地区重视教育的传统，很多家族为教育子弟而开办书院、塾学。如南唐尚书熊延祕提兵入闽，遂家于建宁[13]，后来卜居建阳。熊氏聚族于建阳崇泰里（今建阳莒口），建鳌峰书院以教育子弟，后人称其地为熊墩。熊延祕后裔人才辈出，熊人霖《建阳熊氏儒籍记》历数自南唐熊延祕、熊博至于明代熊宗立，熊氏东西两族一共27人，多儒学名家。如宋末元初熊禾为朱熹三传弟子，著名理学家，继承和弘扬朱子学说，著有《四书标题》、《大学广义》、《学庸或问释义》、《易启蒙通义》、《尚书口义》、《书集说》、《春秋通解》、《三礼传义》、《三礼考异》、《诗选正宗》、《农礼兵刑稿》等。熊禾入元不仕，隐居武夷五曲，构筑洪源书院，读书讲学，晚年回到熊墩，重建鳌峰书院，从学者众。至正癸巳（1353）熊禾曾孙熊坃刻熊禾著作《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七卷于鳌峰书院。成化三年（1467）熊坃曾孙刻《熊勿轩先生文集》八卷。熊氏“至明人文日盛，孙枝蕃衍，黉序济济，多岁荐者，其熊屯密溪，亦皆西族系儒籍，而东族别有谱，两族之分于汀、邵、泉、漳者，不可胜纪，科第项背相望云”[14]。建阳书林熊氏祖于宋代熊忠信，理宗端平乙未进士，忤贾似道而被贬，遂弃官不仕，自号梅隐，此即熊氏书坊梅隐书堂之来历。熊氏刻书代有其人，至明代尤盛。
世家大族入闽并兴办教育，无论对于闽学的形成和发展，还是刻书业的兴盛，乃至闽文化全面兴盛、名人辈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宋代建阳刻书以家塾型私家刻书为主，如建安黄善夫家塾、刘元起家塾、陈彦甫家塾、虞氏家塾、曾氏家塾、蔡梦弼家塾、魏仲举家塾、魏忠卿家塾、梅山蔡建侯行甫蔡氏家塾等，刻书内容以经史为主，也有一些诗文集，可见刻书与家塾教育的密切关联。
建阳刻书兴盛于宋代，是与中国文化发展至宋代的积累和转型相关的。这个转型很重要的方面在于文化下移，其实就是精英文化的普及。特别在南宋，因为福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中原精英文化聚集、传承和发展之地。建阳，作为闽学的核心区域，有着精英文化的深厚积淀。刻书，正是文化厚积薄发的表现；刻书事业，正是精英文化普及的方式，所以，建阳刻书对此后文化的传承发展，对于国民教育、开启民智具有重要意义。正是以此深厚的刻书文化为背景，建阳刊刻小说作为建阳刻书的一类，始终以教育和普及为基本理念。
[1]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二一《列传第八十·陈襄》，第三十册，第10419页。
[2] 〔元〕熊禾《重建建阳书坊同文书院疏》，《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页。
[3] 〔明〕魏时应等修《（万历）建阳县志》卷一《风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4] 〔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三《地理》，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5] 〔宋〕杨亿《武夷新集》卷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6] 〔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卷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
[7] 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三卷，第19—20页。
[8] 〔宋〕杨亿《杨徽之行状》，《武夷新集》卷十一，第17—18页。
[9] 参见蔡占祥等修建阳《庐峰蔡氏族谱》卷一，第一叶，建阳市图书馆藏1917年建阳木活字本。
[10] 〔明〕魏时应等修《（万历）建阳县志》卷六《人物志》，第396页。
[11] 〔明〕魏时应等修《（万历）建阳县志》卷六《人物志》，第406页。
[12] 〔明〕魏时应等修《（万历）建阳县志》卷二《建置志》，第310—311页。
[13] 〔明〕熊人霖《建阳熊氏儒籍记》，《鹤台先生熊山文选》卷二，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初潭阳余震等校刻本，第一册。
[14] 〔明〕熊人霖《建阳熊氏儒籍记》，《鹤台先生熊山文选》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