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通向辉煌的长路
第一章
底格里斯河畔的小城
从哪里开始？所有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挣扎。我们可以从传说故事中找到明确答案，但传说往往是不可靠的：就像罗马不是由罗慕路斯在公元前753年建立的一样，亚述也不是像古希腊人认为的那样由尼努斯在几百年前建立，不是像《希伯来圣经》中所说的那样由宁录（Nimrod）或阿淑尔建立，甚至不是由《亚述王表》中提到的第一位统治者——某位图迪亚（Tudiya）——建立的。真正的情况要更加复杂。正如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在他著名的古代近东史诗《约瑟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and His Brothers）的开篇以特有的文学天赋所说的那样：“过去的井很深。难道不应该称之为无底洞吗？”
亚述文明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在1万多年前，后来见证了亚述王国诞生的伊拉克北部地区在农业、畜牧业和其他文明技术出现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推动这些发展的人是早期的“亚述人”，但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1700年之间，明确的亚述人身份开始形成，其社会政治、文化和语言特征将定义亚述人，直至亚述王国终结。虽然令人沮丧的是，人们对这一时期头500年所发生的事知之甚少，但很明显，当时已经有一些人讲亚述语，建造亚述神庙，并相信在与神同名的城市中，他们所崇拜的阿淑尔神是他们真正的国王。
公元前2000年后的三个世纪，即所谓的古亚述时期，见证了第一个独立的“亚述”国家的繁荣。阿淑尔城邦的统治主要局限于阿淑尔城，该城的人厌恶战争，其政府结构以公民机构而非全能的君主为基础，在许多方面与亚述最终所成为的帝国截然相反。即便如此，它还是预示了后来亚述帝国的两个核心特征：广阔的地理视野，以及占有欲。
伊拉克北部并不只是亚述文明的发源地，早在阿淑尔建城之前，它就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在埃尔比勒（Erbil）省的沙尼达尔（Shanidar）洞穴中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遗骸，可以追溯到大约7万年前。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类群体在该地区居住了数万年，然后，缓慢却不可阻挡的重大变化开始发生。从公元前10000年左右开始，在所谓的新石器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生活在稳定的社区内，从事畜牧业和农业。他们驯化了猪、绵羊和山羊，并种植了本地的野生二粒小麦（emmer）和单粒小麦（einkorn），它们是古代的小麦品种。人们也开始生产陶器，这对史前考古学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文物，研究者可通过分析在不同古代遗址发现的陶器的风格，追寻文化传统及其背后群体变化的痕迹。一些已知的中东最早的陶器来自公元前七千纪中期的哈苏纳（Hassuna），这处遗址位于尼尼微西南方约35千米的地方。[1]
无论是好是坏，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使人类走上了通往当今社会的道路，这场革命酝酿于一个被称为肥沃新月带的地区，这个半圆形区域起自巴勒斯坦南部，经过安纳托利亚，一直延伸到土耳其东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以及伊拉克和伊朗等地。在这一地区内，降雨量充足，人们可以定居和耕作。后来亚述文明的核心地区，即以北部的尼尼微、东部的阿尔贝拉和南部的阿淑尔这三座城市为顶点的三角地带，位于肥沃新月带的东北部，这个三角地带的东部以扎格罗斯山脉的西缘为界，北部以托罗斯山脉的南麓为界，西部以叙利亚沙漠为界（在古代，这个地区并不像今天这么干旱），它包含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平原，向南流淌的底格里斯河及其东部的主要支流大扎卜河、小扎卜河从中穿过。[2]
阿淑尔的年降水量略大于200毫米，这是用雨水灌溉农业所需的最低降水量。因此，其腹地的耕作潜力始终不稳定。这无疑促使阿淑尔的居民很早就开始从事种植农作物以外的经济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商业贸易。
从阿淑尔顺流而下，向遥远南方的波斯湾延伸的地带，是另一个伟大文明的摇篮，这个文明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最终还有政治方面，与亚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长达1 000年的时间里，巴比伦对它的北方邻居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亚述的地理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比伦的土地是一片平坦的冲积平原，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形成和界定，那里的降雨量太少，无法发展靠雨水灌溉的农业或所谓的“旱作农业”。但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的驱使下，从伊拉克北部慢慢向南迁徙，他们发现，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将不宜居住的巴比伦一带变成一个高产的农业区。他们确定，由两条大河冲积而成的土壤非常肥沃，如果得到适当的灌溉，就能够生产出比古代近东其他地方更多的农作物。然而，把水送到所需的地方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劳动。人们必须建立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引水的运河网络，必须建造水坝，并且必须排干田地，以防止土壤盐碱化。如果没有一批有组织的劳动力，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此外，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缺乏石料和木材等基本施工材料，所以人们必须确保能够从其他地区引入这些材料。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位逐渐下降，这迫使人们集中居住在了少数几个较大的定居点。
作为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公元前四千纪期间，伊拉克南部的冲积平原出现了通常与“文明”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几个重要里程碑。其中之一是充分发展的城市文化。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乌鲁克，后来作为传说中国王吉尔伽美什的居住地而闻名于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乌鲁克可能有多达6万名居民。而早在几个世纪前，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统楔形文字就在乌鲁克被发明了出来。这个时代其他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和青铜时代的开始，这些突破包括一个新的管理精英阶层崛起，社会层级增多，加工和重新分配谷物与羊毛等商品的新模式出现，新的宗教思想和机构创立，工具、武器和容器也开始更多由青铜而非石头制成。在所有的这些创新当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文字的发明，它将在未来的几千年里塑造古代的近东世界。但这一切都是逐渐发生的，在一些地方需要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而且进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3]
长期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人们一直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原始的）城市，例如在叙利亚东北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哈穆卡尔（Hamoukar）。公元前四千纪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处规模较大的定居点，人们在此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黏土印章和从遥远地方进口的大量黑曜岩，说明哈穆卡尔在这一时期参与了复杂的远距离贸易，这让人联想到后来的阿淑尔城邦。但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哈穆卡尔的大部分地区被摧毁，也许它是被来自乌鲁克的战士摧毁的，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战争的例子。[4]
虽然哈穆卡尔的后期历史并不特别值得注意，对亚述最终的崛起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上美索不达米亚另一处源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却恰恰相反，那就是尼尼微。尼尼微位于横跨底格里斯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旁边，从公元前6000年起就有人居住。尽管这座城市多次衰落，但在未来的几千年里，尼尼微是一个重要的地区中心这一事实从未改变过，它甚至还是多个地区的中心。公元前二千纪中期之前，如果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亚述”的话，尼尼微还不是一座“亚述”城市。相反，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它受到了“胡里安人”（Hurrian）的控制。在公元前21世纪，尼尼微的主要女神（后来被认为是闪米特人的女神伊斯塔）有一个胡里安人名字——“沙乌什卡”［Shaushka，“伟大的（女神）”］。而阿淑尔才是真正与亚述人的身份关系最密切的神，他没有在尼尼微受到崇拜，他的崇拜中心在其他地方。[5]
亚述文明的起源并非在尼尼微，而是在谢尔加特堡被发现的，这里就是前面提到的阿淑尔古城遗址的所在地，最终亚述的土地将以这座城市命名。阿淑尔古城位于摩苏尔南部约100千米处，在底格里斯河西岸约40米高的峭壁上，是一个天然的堡垒。它由于处在重要贸易路线上的河流岔口附近，所以非常适合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它连接了南部的冲积平原与北部资源丰富的领土，并将底格里斯河以东的肥沃农田与遥远西方的牧民生活的草原地区联系了起来。[6]
从公元前2700年左右开始，底格里斯河中游地区经历了一个高速城市化的阶段，而阿淑尔也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座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城镇的。从阿淑尔向北延伸到托罗斯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山麓地区的这块地方，在当时被称为舒布尔（Shubur）或苏巴尔图（Subartu）。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里处于南方国家的统治之下：巴比伦城市基什的一块石头上的铭文（书写时间可能在公元前2750年至前2600年之间），记录了人们将6 300名战俘从舒布尔／苏巴尔图驱逐到南方的事情，此后这些人被迫在果园里工作。这篇铭文并未提到阿淑尔，但它已被列入公元前三千纪中期的巴比伦地名清单中，与巴比伦冲积平原北部边界地区的几个城市一起出现。[7]
人们在阿淑尔发现的较为重要的最早考古遗迹便来自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城市中心附近的几座后来专门用来供奉伊斯塔女神的建筑的地基下方，发掘者们发现了一个更早的神庙的遗迹，这座神庙无疑是为了纪念同一位神灵或其早期化身而建造的。尼尼微很早就开始崇拜一位“伟大的女神”，乌尔比勒（乌姆）［Urbil(um)，也就是后来的阿尔贝拉］很可能也有同样的崇拜，这说明亚述文明的精神根源之一就是对一位强大女性神灵的强烈信仰。至于阿淑尔神是否也在这个最初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还不清楚，因为位于城市东北角，即后来阿淑尔神庙所在地的最深考古层的年代还未能确定。[8]
阿淑尔城的“古式”伊斯塔神庙的发现，也揭示了在这个较早的时期内该城居民的一些情况。神庙大厅的面积约为16米×6米，其狭窄的一侧有一个带基座的壁龛，上面有该女神的形象。一个盛放动物祭品血液的小盆，以及一些泥质香炉和饮酒用的器皿，为神庙中所举行的一些仪式留下了线索。但人们在神庙遗址中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物品是大约90个祈愿雕像的碎片，这些雕像通常不到50厘米高，最初被放置在内室长边的低矮泥砖长椅上。这些雕像由石头制成，描绘了双手合十、眼睛大得不自然的崇拜者形象，它们无疑是为了代表阿淑尔城的精英家庭成员在女神面前不间断地祈祷而被放置在那里的。其中一些可能是阿淑尔的政治领袖献上的，无论当时这些人是谁。另一些雕像描绘的是妇女形象，她们在阿淑尔的早期社会中一定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9]
伊斯塔神庙中的雕像与巴比伦南部的祈愿雕像非常相似，当时居住在巴比伦南部的，是一个被称为苏美尔人的民族。由于两者之间具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说他们的服装上都覆盖着成排别具艺术风格的羊毛装饰，并且男人都剃光头，所以早先的学者认为阿淑尔的居民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带有明显的苏美尔人元素。然而，这种想法依据的是对古代近东艺术错误的“种族式”理解，现在已经被普遍否定了。更有可能的是，阿淑尔人在当时说的是一种闪语，它可能是亚述语的早期版本。在阿淑尔，有一块可能属于公元前2500年至前2250年间的石刻碎片，上面列出了获赠纺织品和铜的几个人的名字，其中至少有一个名字中包含“柏利-”（Beli-），这显然是一个闪语名字，意思是“我的主人是（……）”。[10]
不过，上述相似之处还是很耐人寻味的。这表明，文化上更加先进的南方文明从较早的时候就对阿淑尔施加了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延伸到了政治领域。在公元前2350年左右，一位名叫萨尔贡的国王在南方建立了强大的阿卡德王朝，并很快控制了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也统治着阿淑尔。阿卡德统治者用献礼向阿淑尔的伊斯塔女神表示过敬意，其献上的物品包括一个石制的矛头，上面刻有阿卡德国王里姆什的名字。阿淑尔最早的楔形文字泥板，是出自年轻的学生之手的经济类文件和“课本”，它们也可以追溯到阿卡德时期。这些课本反映了在阿卡德国王统治时期引入的抄写传统，阿淑尔人对阿卡德的政治文化遗产的迷恋可能也是由此开始的。后来，阿淑尔的统治者采用了两位最著名的阿卡德国王的名字，即萨尔贡和纳拉姆-辛。在库尔特佩／卡尼什的古亚述贸易殖民地出土的少量文学泥板中，就有一个讲述了以萨尔贡国王为主角的传说。[11]
有迹象表明，受到阿卡德统治时，阿淑尔就已经频繁参与陆路贸易了。在伊拉克东部今基尔库克（Kirkuk）市西南的古镇加苏尔（Gasur），一些阿卡德时期的文本提到了这座城市，这表明阿淑尔人当时参与了与伊朗地区的贸易。[12]
从文本记录中，我们可以得知，阿淑尔最早的本地统治者是一位名叫伊提提的人，他是伊宁-拉巴（Inin-labba）的儿子。根据阿淑尔城伊斯塔神庙的一块石板上的祭祀铭文，伊提提将“加苏尔的战利品”的一部分献给了伊斯塔，这显然发生在阿淑尔征服该城市之后。不幸的是，这段引人注意的文字留下了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回答。伊提提的头衔是用一个符号写的，它既可以被解释为“瓦克鲁姆”，意思是“监督者”，也可以被解释为“伊西阿库姆”，即“管家”或“总督”。如果前者是正确的，伊提提就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也许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阿卡德王国崩溃后不久，伊提提拥有了一个后来古亚述时期的世袭统治者也拥有的头衔，并与阿淑尔的一个立法和司法机构“城市议会”［在亚述语里叫“阿鲁姆”（ālum）］有紧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古亚述时期的政治制度就有了更早的先例。如果伊提提的头衔是“伊西阿库姆”，那么我们就必须认为他是代表阿卡德国王来统治阿淑尔的总督。至于两者哪一个正确，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伊提提父亲的名字伊宁-拉巴，意为“狮 子 伊 斯 塔”[13]，这再次表明，在公元前21世纪之前，主宰阿淑尔城众神的可能是伊斯塔而不是阿淑尔神。[14]
如果说在阿卡德时期之后，阿淑尔确实由有实权的本地领导人统治，那么它的独立也并没有持续太久。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在所谓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另一个强大的王国在巴比伦出现了。不久之后，阿淑尔人发现，自己再次受到了南方国家的统治，这次阿淑尔变成了乌尔第三王朝的一个外围军事省份。当一位名叫扎里库姆（或撒里库姆）的阿淑尔军事长官建造贝拉特-埃卡里姆（Belat-ekallim）女神庙时，他的行动代表的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阿马尔辛（Amar-Suen，约公元前2044—前2036年在位）的意志。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乌尔第三王朝的文件证实扎里库姆确有其人，其统治时间为公元前2048年至前2040年，他可能是由乌尔第三王朝伟大的统治者舒尔吉（Shulgi，约公元前2092—前2045年在位）在阿淑尔任命的。有趣的是，扎里库姆给他的一个儿子取名为舒尔吉-伊利（Shulgi-ili），意思是“舒尔吉是我的神”。有一次，扎里库姆带着不少于50人的随行人员访问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国家中心地带，这表明阿淑尔在当时已经是一座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城市。[15]
来自南方城市普兹瑞什达干（Puzrish-Dagan）的一份经济方面的文本表明，还有另一位前往南方的访客，他就是商人伊尔舒-拉比（Ilshu-rabi），普祖尔-阿淑尔的儿子，因此，他很明显是阿淑尔的公民。此人带来了精心装饰的棒形胸针，这再次表明，阿淑尔城成为商业中心的时代早于之后的古亚述时期。由于乌尔第三王朝的其他文献也列出了名字中包含神号阿淑尔的人，所以很明显，阿淑尔神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显然，到了公元前21世纪中期，阿淑尔宗教认同的核心要素已经完全形成，其居民的商业野心已经成为该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阿淑尔城已经准备好了担任一个全新的角色：一个自治的经济与宗教中心。[16]
阿淑尔很有可能在公元前2025年之前就获得了独立。在那一时期，乌尔第三王朝因其过度官僚主义的经济控制体系而财力枯竭，并受到从四面八方渗入的半游牧的阿摩利人（闪米特人的一支）的威胁，于是进入了缓慢加速的崩溃过程的最后阶段。
究竟是什么引发了阿淑尔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几十年里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个谜。遗憾的是，在和阿淑尔最早的历史有关的部分，《亚述王表》并不完全可靠。它既没有提到伊提提，也没有提到扎里库姆，而是声称阿淑尔最初是由17位“住在帐篷里的国王”统治的（其中第一位国王叫图迪亚），之后是10位“先王”。然而，很明显的是，这两批统治者是后来被添加到王表中的，这源自在阿摩利人中流行的谱系传统，最初属于亚述历史中的外来因素。他们可能是在阿淑尔的征服者沙姆什-阿达德一世在位期间被列入王表的。[17]
《亚述王表》提供的关于下一批统治者的信息，更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名字）可以在砖头上找到的六位国王，但他们的名年官（eponym）不详”。“名年官”（亚述语中的limmum）是一个现代术语，指的是从亚述的埃里舒姆一世的统治时期开始，亚述人以其名字给历法中各个年份命名的高级官员。据说，在这一制度实施之前，那六位统治者中的第一位是一个名叫苏里里（或苏勒）的人。此人可能与“达基库（Dakiku）之子斯鲁鲁（Silulu）”是同一个人，斯鲁鲁的名字出现在一枚印章上的铭文中，该印章的图案发现于卡尼什的几块石板和黏土封印上。印章铭文声称，斯鲁鲁曾担任过“阿淑尔的管家”，这是阿淑尔历史上最常见的统治者头衔之一，同时他也是“阿淑尔城的使者”（nāgirum），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称号。根据风格来看，斯鲁鲁的印章很可能是公元前21世纪的产物。虽然不能排除斯鲁鲁是在乌尔第三王朝接管阿淑尔城不久之前进行统治的，但他似乎更有可能是在阿淑尔城脱离乌尔第三王朝的控制后，作为亚述一系列独立领导人中的第一人在阿淑尔城行使统治权的。斯鲁鲁可能与乌尔的一个文本中提到的“阿淑尔的总督”伊拉巴-斯鲁里／苏鲁里（Ilaba-siluli/sululi）是同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认为，他最初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在阿淑尔任命的又一位首席行政官，后来，斯鲁鲁与他的南方霸主断绝了关系。斯鲁鲁的印章上的图像，显示了一个获得胜利的英雄踩在一个匍匐着的敌人身上，也许这表明斯鲁鲁是通过武力获得他的新地位的。[18]
最难得的是，斯鲁鲁的印章铭文并没有以他的名字和头衔开头，而是以“阿淑尔是国王”这一响亮的宣言开头。这种神权信条是在该地首次被发现的，它将定义未来几个世纪内阿淑尔的政治身份。在东底格里斯地区，巴比伦的城市埃什努纳（Eshnunna）也有类似的意识形态，那里的神明提什帕克（Tishpak）是“国王”，而统治者则像阿淑尔的情况一样，是他的“管家”。埃什努纳与阿淑尔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可能是这一政治神学概念的发源地。[19]
埃里舒姆一世国王的一篇铭文更详细地体现出了古亚述时期阿淑尔城的统治者是如何看待他们的神的，该铭文异常神秘，且富有诗意，年代比斯鲁鲁晚几十年。这段文字最初被刻在阿淑尔的司法机构阶梯之门附近的一块石碑上，其副本被保存在了卡尼什的两块泥板上：
愿正义在我的城市得到伸张！阿淑尔是国王！埃里舒姆是阿淑尔的管家！阿淑尔是一片无法穿越的沼泽，无法践踏的土地，无法跨过的水渠。
在阶梯之门说谎话的人，遗迹上的魔鬼会把他的头打碎，就像打碎一口锅一样。[20]
在这个文本中，阿淑尔被描述为一位无法受到控制也无法形象化的神（尽管他并非完全没有世俗的欲望，例如对酒精的渴望，正如埃里舒姆在阿淑尔神庙放置的两个巨大酒桶所表明的那样）。一些证据表明，阿淑尔神具有牛的特质：在埃里舒姆统治时期，他的神庙被称为“野牛宫”；在公元前18世纪安纳托利亚的阿塞姆土丘（Acemhöyük）的一个印章的图案上，他被描绘成一块长有四条腿的岩石，中间有一个牛头形状的部位突出来。这一图案上的岩石可能代表了阿淑尔城东北部的高地，但似乎也代表了埃比赫山（Mount Ebiḫ），根据埃里舒姆一世之父伊鲁舒玛的铭文，阿淑尔神在那里开辟了两个水源来为他的城市供水。一个来自巴比伦的苏美尔神话则将埃比赫山与伊南娜（Inanna）女神联系在一起，这位女神相当于苏美尔人的伊斯塔。[21]
在所有的这些文本中，阿淑尔都是作为一个与自然密切相关的神秘神灵出现的，这在更为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世界中是对神的罕见概念化，在美索不达米亚，神灵通常是以人类的形态受到崇拜的。公元前672年印在埃萨尔哈东的《继承条约》上的古亚述时期的神印，甚至可能以一种完全反具象化的方式来表现阿淑尔：应该描绘他的地方——一位女神和一位男性人物之间——是空的。但阿淑尔也至少偶尔会以人类的形象受到崇拜。人们于卡尼什发现的一封信表明了这一点，在信中，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另一个商人聚居地乌尔舒（Urshu）的亚述商人痛苦地抱怨说：“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盗贼进入阿淑尔神庙，（偷走了）阿淑尔胸前的黄金太阳（盘）和阿淑尔的匕首。他们什么也没留下。我们寻找过这些盗贼，但是找不到他们。”[22]
除了阿淑尔神，其他神灵在古亚述时期的阿淑尔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伊斯塔，她的神庙在当时一直是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圣地，并且还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献礼场所。在某个时候，一位名叫阿布沙里姆（Abshalim）的女祭司试图通过向伊斯塔女神进献青铜阴道模型来赢得她的芳心，但在那时，这个城邦已经由与这座城市同名的阿淑尔神主导了。[23]
在埃里舒姆一世统治时期，阿淑尔作为独立城邦已经有数十年时间了。埃里舒姆属于一个由世袭统治者组成的“王朝”，这些统治者认为，一个名叫普祖尔-阿淑尔一世的人是他们的祖先。后来的传统则认为普祖尔-阿淑尔（他的统治应该是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末）参与了阿淑尔神庙和城墙的建设工作。他也出现在了《亚述王表》中，属于“六位不知其名年官的国王”之一，位于苏里里／苏勒和另外两位可能属于不同家族的统治者之后。普祖尔-阿淑尔是如何取得他的地位的，我们不得而知。他的直接继承人沙里姆-阿胡姆和伊鲁舒玛都留下了铭文，描述了他们为阿淑尔神庙和伊斯塔神庙所做的工作。
从伊鲁舒玛的儿子埃里舒姆一世开始，《亚述王表》提供了关于阿淑尔统治者在位时长的信息。第一版《亚述王表》的作者，一定是从在埃里舒姆统治时期就开始流传的名年官年表中提取出这些信息的。这些年表发现于卡尼什，使现代学者确定了来自该遗址的数千份古亚述时期的文件的相对顺序，其中许多文件的时间都是由名年官决定的。[24]
由普祖尔-阿淑尔一世建立的“王朝”包含九位世袭统治者，到公元前19世纪末沙姆什-阿达德一世开始统治为止，他们执政了约200年的时间。但是，在描述古亚述时期的政治制度时，“统治者”一词与他们“掌权”的说法有一定的误导性。严格来说，普祖尔-阿淑尔和他的继承者们并没有“统治”阿淑尔，他们甚至不被允许自称为“国王”。相反，如前所述，他们使用更谦虚的头衔“鲁巴乌姆”（意思是“君主”），以及其他一些头衔，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淑尔的管家”和“监督者”。虽然他们很明显负责宗教崇拜以及建设和修缮神庙等事务，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阿淑尔的世袭领导人充其量只是“平等群体中的一把手”（primi inter pares），而且这种平等，不是罗马皇帝使用该说法时声称的那种假的平等，而是一种实质性的平等。他们必须与“城市议会”（一个民主机构）和“贵族”名年官官员分享他们的权力，这些官员是从阿淑尔主要的商人家族中挑选出来的。古典政治理论家，如亚里士多德或波里比阿，可能会把古亚述时期城邦的政治结构描述为一种“混合宪政”，它有着一些相互联系但基本自治的公民机构。[25]
“城市议会”是一个民众大会，可能由一群“长老”领导，由阿淑尔城的所有自由男性公民组成。任何公民都可以向这个机构提出申诉，该机构的决定由“统治者”以监督者的身份执行。该城市议会在阿淑尔神庙后面的阶梯之门附近举行会议，那里有一片空地（可能是后来的阿淑尔塔庙所在的区域），人们在那里竖立了一块刻有法律的石碑。其中，有一些法律涉及商业活动，规定了阿淑尔公民不得将从安纳托利亚带回来的黄金出售给任何巴比伦、胡里安或阿摩利商人，否则将会被处以死刑，这是经济保护主义的一个早期例子。自由公民组成的大会也存在于阿淑尔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贸易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在卡尼什。[26]
在阿淑尔的人口中，自由公民的比例很难衡量，不过很可能低于50%。阿淑尔的许多居民属于各种类型的非自由民：有作为动产的奴隶，也有代表其主人做生意的、经济条件较好的仆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被买来的，而另一些人则是因债务而失去了自由。来自卡尼什的档案表明，富裕的商人可以拥有多达20个奴隶。[27]
城市议会的任务主要是法律性质的，市政厅（亚述语中的bēt ālim）才是阿淑尔主要的经济和行政机构。市政厅负责管理税收、城市的粮仓和国库、度量衡，以及阿淑尔财政和商业生活的其他元素，并且拥有自己的印章。市政厅的负责人是被称为名年官的官员。名年官来自阿淑尔的主要家族，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名年官似乎是通过抽签选出的，任期一年。与后来的情况不同的是，在当时，阿淑尔的世袭统治者从未担任过名年官这一职务。[28]
阿淑尔所使用的历法年份，是以每年在职的名年官的名字命名的。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历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年份是以统治者（在公元前二千纪初，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神圣的）在前一年取得的一些伟大成就来命名的。拉尔萨（Larsa）城有一个典型例子：“苏穆埃尔（Sumuel）国王用他的武器打败了卡扎鲁（Kazallu）的国王及其军队的那一年”。这样的纪年方法出现在了数以千计的法律文件和行政文件中，成为国王宣传自己的一个重要工具。阿淑尔城没有使用这种南方风格的纪年方法，这再次表明，该城市的世袭领导人所拥有的权力是有限的。
这些领导人权力受到限制的另一个迹象，体现在阿淑尔的城市景观中。在古亚述时期的早期，阿淑尔显然还没有宫殿（ekallum）。这一时期的数千篇古亚述文本中完全没有提到这样的建筑，而且在沙姆什-阿达德一世之前，也没有明确的考古证据证明城内有宫殿。在沙姆什-阿达德一世之后，修建宫殿的区域可能被市政厅占据。最为肯定的是，在沙姆什-阿达德一世之前，亚述没有任何类似“王宫”的地方。虽然古亚述时期的文本多次提到过为卡尼什的统治者服务的“首席持杯者”（rab-šāqê）或“权杖持有者”，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阿淑尔存在这样的职业。换句话说，阿淑尔的世袭统治者可能就像其他富有公民一样，住所奢华但并非宫殿。卡尼什的文本显示，与这些富有的公民一样，统治者们也参与了陆路贸易，他们派自己的儿子随商队前往安纳托利亚，并让他们遵守与其他人相同的准则和规定。[29]
贸易定义了古代亚述城邦，而如果某人是阿淑尔的公民，那似乎就意味着此人是一名商人。古代近东的远距离贸易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例如，早在8 000年前，就有人从阿富汗东部将天青石（lapis lazuli）运往西亚和埃及进行贸易。阿淑尔与偏远地区的联系通常是间接的，靠的是几条相交的贸易路线。古亚述时期的商人可能不知道，他们最重要的贸易品之一，也就是锡（生产青铜所需的战略资源，此时变得越来越重要），最初来自中亚。除了交易锡之外，阿淑尔的商人们主要进行纺织品贸易。其中一些纺织品为自制，而另一些则是从巴比伦进口的，巴比伦人不仅生产大量的谷物，而且还饲养了大量的山羊和绵羊来生产羊毛。[30]
为了用锡和纺织品换取白银与其他贵金属以及原材料，阿淑尔的商人们使用着一个复杂的帝国网络，其中最重要的地点是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卡尼什城，它位于阿淑尔西北方950千米处。卡尼什是一个面积约为150公顷的定居点，可能有多达2.5万人居住。因此，其面积比阿淑尔的40公顷要大得多，其人口也比阿淑尔的5 000人到8 000人多得多。卡尼什的上城由几座神庙和一座当地的宫殿组成，该宫殿是在公元前2020年左右新建的。它的下城包括与制造业有关的区域和住宅区，其中有一片地方是为来到安纳托利亚做长途贸易的阿淑尔商人家族代表保留的。从埃里舒姆一世统治时期开始，许多这样的代表在卡尼什永久定居，他们在那里享有一些治外法权和法律自主权。当地统治者则可以从他对商人征收的进口税以及他所拥有的贸易优先权中获利。一些来自阿淑尔的商人还会前往更加遥远的城市，如黑海附近的杜尔胡米特（Durhumit）和西安纳托利亚的普鲁什哈杜姆（Purushhaddum），在那里，他们将货物卖到了其他贸易圈，使货物最终抵达色雷斯和爱琴海地区。[31]
迄今为止，人们在卡尼什的阿淑尔商人家族的房屋中发现了近2.5万块楔形文字泥板，它们展示了其商业活动的详细图景。这些活动通常是私人的行动，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还包含了一些现代社会的特征，比如说承兑支票（即向持有支票的人付款，支票在卡尼什以泥板的形式出现）。根据协定，来自阿淑尔的商人只获准在安纳托利亚中部这一个地区经营，而其他地区，特别是叙利亚西北部和黎凡特，显然是属于其他贸易网络的。货物由商队运送，从阿淑尔到卡尼什的旅程需要大约50天。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驴子，这种动物很适合在不同类型的地形上行进，并且能够携带相当于其体重20%的货物。亚述商人所使用的驴子，每头能携带多达70千克的锡，以及各种类型的纺织品。[32]
长途贸易的利润可能是巨大的。在阿淑尔，锡与银的平均兑换比率为15∶1，而在安纳托利亚，这一比率为7∶1。由于运输成本、过路费和税收会明显减少商人们所期望获得的收益，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事了不光彩的走私生意。在卡尼什的一封信中，一个名叫布扎祖（Buzazu）的人称，他住在一个对锡有很大需求的地方，并请求收信人给他送来大量的金属。由于通往该地的主要道路会穿过一个征收重税的城镇，布扎祖建议那些带来锡的人要么从一条走私用的小道走，从而绕过这个城镇，要么在他们的内衣里藏一些金属。另一封信显示，该行动最终被取消了。这一案例说明，商人们能够毫无顾虑地使用非法手段来实现利润最大化。[33]
由于安纳托利亚的纺织品价格比阿淑尔的高三四倍，纺织品贸易甚至比锡的贸易更有利可图。许多来自卡尼什的信件和文件都提到了纺织品，其细节往往令人惊讶。例如，它们显示，一个女性需要150天才能生产出4米×4.5米的标准尺寸纺织品。通信者经常对衣服的糟糕状况表示不满：“我们听说纺织品被蛾子蛀了。你为什么不检查它们，为什么你的报告还没有来？”这是卡尼什的一群商人给一个商业伙伴写的信里的内容。[34]
纺织品不仅具有突出的实用性，而且还标志着社会等级。与今天的人们一样，古代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人靠衣装”。在亚述发展贸易殖民地的时期，在一封来自巴比伦的信中，一位年轻人责备了他的母亲，他所用的口吻，现代喜怒无常又追求名牌的青少年的父母再熟悉不过了：
年复一年，这里年轻人的衣服越来越好，但你却让我的衣服越来越差……在我们家，羊毛像面包一样被用完的时候，你却给我差劲的衣服。阿达德-伊迪纳姆（Adad-iddinam）的儿子，他的父亲只是我父亲的助手，（有）两套新衣服［……］而你却为我的一套衣服而烦恼。尽管你生下了我，而他的母亲只是收养了他，但他的母亲爱他，而你，你不爱我。[35]
与这个不肖子责骂母亲的例子不同的是，在卡尼什的信件中，往往是妇女、妻子向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抱怨。在阿淑尔，一般是丈夫在国外从事贸易，而女性独自留在家里，不得不承担很多令人焦虑的责任，包括照顾孩子和管理本地的生意。阿淑尔的很多妇女很可能也会憎恨丈夫，因为她们的丈夫在某个贸易殖民地待上数年后，法律允许他们与另一个当地女性结婚，尽管他们在返回阿淑尔时必须将她留下。在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中，有影响力的商人因那亚（Innaya）的妻子塔拉姆-库比（Taram-Kubi）写信给她住在卡尼什的丈夫：
那些你声称（在阿淑尔这里）留给我的线圈（银制的）呢？你走的时候，甚至没有给我留下1舍客勒（shekel，约8.5克）的银子。你把房子里的东西挑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拿出来了。自从你离开后，城内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你却连1升的粮食都没有留下……听着，寄给我白银，价值要与我做的衣服相同……我将买10希姆杜（ṣimdu，约250升）的粮食。[36]
尽管塔拉姆-库比充满了愤怒和不满，但她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女人，不仅有能力管理家庭、处理业务和生产纺织品，而且还识字，因为她毫无疑问可以自己写信。在古亚述时期，写信所需的楔形文字符号不过80个至120个，这比古代近东许多其他时期和地方所需的要少得多。这使得在古亚述时期，阿淑尔的几乎所有自由男性公民，显然还有许多阿淑尔的女性，都能相当熟练地阅读和书写。
看上去，阿淑尔的商人家族所写的东西几乎都与商业有关。在发现于卡尼什的数千块泥板中，很少有刻着宗教文本或文学文本的。少数这样的文本中包括了11个咒语（比如针对抢夺婴儿的邪恶女魔头拉玛什图的），也有前面提到的古亚述时期的萨尔贡传说。传说赋予了萨尔贡一些功绩，例如他与军队留在黑暗之地长达7年时间，或者他在一天内与70座城市发生战斗，这是如此怪异，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文本是对国王颂词的模仿。至于此论点是否正确，目前还没有定论。[37]
发现于卡尼什的文学文本是用古亚述时期的语言和拼写方式书写的，而没有用巴比伦语。我们很难评估阿淑尔的情况，那里没出土多少可以追溯到古亚述时期的文本，这可能是由于苏美尔—巴比伦的文学传统在这么早的阶段还没有对亚述文明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然而，终究会有来自巴比伦的征服者把与南方密切相关的文化和政治习俗强加给阿淑尔，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从公元前21世纪末的普祖尔-阿淑尔一世到埃里舒姆二世（约公元前1833/1823—前1809年在位）统治期间，有200多年的时间，阿淑尔没有卷入任何战争。这并不是说，阿淑尔的公民当时推崇非暴力的哲学——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依然可以对别人施加严厉的惩罚。阿淑尔城与一个身份不明的小国国王签订的条约规定：“你不得让巴比伦人到你那里去，如果他们走陆路来到你的国家，你应该把他们交给我们，我们将杀了他们。”然而，该城邦确实试图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鲁舒玛声称，他已经为巴比伦人和东底格里斯地区的几个城市“创造了自由”，这并不是指武装干预，而是指废除税收和过路费以促进与南方的贸易。[38]
然而，在公元前1809年左右，被反复加固过的阿淑尔城墙未能抵挡住征服战争，阿淑尔城中的人们发现，自己已经处于巴比伦南部的国王的摆布之下。引发这一重大转折的事件，在《亚述王表》中得到了简要描述：“在伊卜尼-阿达德（Ibni-Adad）担任名年官时，沙姆什-阿达德（一世）从巴比伦前来。他征服了埃卡拉图姆（Ekallatum）并在那里住了三年。在阿塔玛尔-伊斯塔（Atamar Ishtar）担任名年官时，沙姆什-阿达德从埃卡拉图姆前来，把纳拉姆-辛的儿子埃里舒姆（二世）从（阿淑尔的）王位上赶走。”[39]
阿淑尔的征服者沙姆什-阿达德一世是古代近东最有意思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是世代居于巴比伦东部迪亚拉（Diyala）地区的阿摩利人王朝的王家子弟，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古城阿卡德及其著名的王朝有着强烈的联系。在其统治生涯前期，他遭受了一些重大挫折，因为与埃什努纳的小规模冲突而被迫在巴比伦流亡了一段时间，但他随后东山再起，聚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北行进，并夺取了阿淑尔北边的城市埃卡拉图姆。三年后，他征服了阿淑尔城，并获得了“阿淑尔的管家”这一传统头衔。在底格里斯河中游地区站稳脚跟后，沙姆什-阿达德征服了更西边的哈布尔三角区，并将当地的一座城市改名为舒巴特-恩利尔（Shubat-Enlil），作为他的新首都。沙姆什-阿达德的军事成功，在他征服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中心城市马里（Mari）时达到了顶峰。在这次胜利之后，他开始使用令人联想到阿卡德统治者的通用称号，如“强大的国王”、“阿卡德地区的国王”以及“世界之王”。[40]
虽然阿淑尔不是其中心，但它在沙姆什-阿达德新建立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位统治者采用了这座城市以名年官纪年的做法，拆掉了埃里舒姆一世的阿淑尔神庙，以新的神庙取而代之，并在神庙的西边建造了一座类似于金字塔的巨大阶梯式塔庙，其底座的大小为60米×60米，高度可能也是60米。在该塔庙的旁边，他建造了一座大型宫殿，这可能是阿淑尔人所见过的第一座宫殿。阿淑尔传统商人家族的代理人继续在安纳托利亚活动，阿淑尔的城市议会也继续举行定期会议，但此时显然是沙姆什-阿达德在发号施令。当城市议会的成员急于利用沙姆什-阿达德的权力为自己谋利，试图引诱国王对阿淑尔在安纳托利亚的一些对手发动战争时，沙姆什-阿达德毫不含糊地告诉这些代表，他们最好把与外国政治有关的事务交给他处理：“既然你们是商人，那就尽力去从事你们的贸易活动吧。至于我们［哈尔萨姆纳（Harsamna）的统治者和我］，我们是强大的国王。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插手？”[41]
沙姆什-阿达德最终建立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家族治理体系。这位伟大的国王本人在舒巴特-恩利尔协调国家事务。他的大儿子伊什美达干在埃卡拉图姆担任总督，在那里密切地关注着国家的东部领土；他的小儿子雅斯马赫阿杜（Yasmah-Addu）在马里担任着同样的职务，是王国西南部的行政长官。马里的一大批楔形文字信件表明，伊什美达干是比他的兄弟更有能力的统治者。在其中一封信件中，沙姆什-阿达德责备雅斯马赫阿杜说：“伊什美达干打败了一整个国家的军队。当你的兄弟在那里取得巨大胜利时，你却躺在你的女人中间。做个男人吧！”在另一封信中，沙姆什-阿达德批评雅斯马赫阿杜使用了太多的金银来制造神像，还批评他指定了太多的羊作为祭品，这是在古代世界政治实用主义战胜宗教狂热的有趣例子。[42]
在同一封信中，沙姆什-阿达德称马里和阿淑尔这两座城市“充满了神灵”，对阿淑尔来说确实如此。除了阿淑尔和伊斯塔的神庙外，阿淑尔城还有天气之神阿达德、月神辛（Sîn）、太阳神沙马什（Shamash）、阴间女神埃莱什基迦尔（Ereshkigal）以及达干（Dagan）神的圣地。在一整年中，阿淑尔城内经常举行精心设计的崇拜仪式。有一次，伊什美达干的妻子拉玛西-阿淑尔（Lamassi-Ashur，来自阿淑尔）邀请小叔子雅斯马赫阿杜过来，与沙姆什-阿达德以及伊什美达干一起参加在该城市举行的宗教庆典，他们在阿淑尔“宁静的面孔”下享受快乐，并“亲吻神的脚”。[43]
当时伊什美达干自己的脸和脚的样子要比他的神差得多。正如拉玛西-阿淑尔的信所揭示的那样，她丈夫的嘴有问题，他的一只脚也受伤或感染了。由于他缺乏可以信任的医生，他的妻子请求雅斯马赫阿杜从马里给他送来一位医生。但伊什美达干健康状况的恶化并不妨碍他在沙姆什-阿达德的垂暮之年取得一些重大胜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征服尼尼微。[44]
尼尼微城曾是独立的努鲁古姆（Nurrugum）王国的一部分，它与阿拉法（Arrapha）和卡布拉（Qabra）的土地一起，在沙姆什-阿达德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与南面的埃什努纳王国之间形成了一条缓冲地带。但在某个时候，沙姆什-阿达德与埃什努纳结成了联盟，他与埃什努纳的国王达杜沙（Dadusha）联手，对这三个国家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尤其是在进攻尼尼微的战役中，伊什美达干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敌对行动最终结束时，达杜沙带回了丰富的战利品，而沙姆什-阿达德则得到了更大的收获：在政治上控制了整个地区。随着阿淑尔、尼尼微和阿尔贝拉（属于卡布拉地区）等城市被同一个人统治，后来作为亚述国核心地区的领土才第一次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
可惜的是，这种统一是短暂的。沙姆什-阿达德去世于公元前1776年左右，他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几年内就崩溃了。雅斯马赫阿杜在马里的王位被夺走了，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后，一位名叫齐姆里利姆（Zimrilim）的阿摩利人统治者夺取了政权，成了新的统治者。雅斯马赫阿杜的后宫曾经是他父亲尖锐批评的目标，此时也被纳入他的继任者的后宫中了。如果《亚述王表》所言属实，那么伊什美达干的处境则没有那么绝望。他设法在阿淑尔继续掌权，尽管他也遭受了许多挫折。这时的埃什努纳不再是盟友，而是致命的敌人，他们的军队对阿淑尔发动了攻击。另外，伊什美达干还与蛮族图如库人（Turukkaean）发生了冲突（起因是图如库领导人拒绝将女儿嫁给伊什美达干的儿子穆特-阿什库尔），这迫使他多次流亡巴比伦。
与此同时，一位新的国王，巴比伦的汉谟拉比（Hammurabi），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新的强人。他不仅最终从齐姆里利姆手中夺取了马里并将其摧毁，而且在伊什美达干担任统治者的大约14年里，还控制了尼尼微和阿淑尔。在他著名的法典的序言中，汉谟拉比间接提到，在早些时候，阿淑尔的神像被强制移出了他的城市，他还称自己是“将仁慈的守护精神还给阿淑尔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伊什美达干似乎也挺过了这最后一场危机，尽管他只是勉强活了下来。伊什美达干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有一次，有两个外来者说他是个瘸子，于是他就把这两个人的房子烧了。他的政治处境也很窘迫，在他人生的最后25年里，可能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软弱的、听命于巴比伦的傀儡国王。伊什美达干去世于公元前1736年左右。之后，他的儿子穆特-阿什库尔登上了王位，但穆特-阿什库尔巩固权力的尝试也失败了，其统治有可能仅限于埃卡拉图姆城，统治阿淑尔的则另有其人。[45]
根据《亚述王表》，在穆特-阿什库尔统治几年后，沙姆什-阿达德王朝最终灭亡，接下来出现了一段混乱时期。最终，沙姆什-阿达德时代之前的阿淑尔政府体系得到了恢复。在一段非比寻常的铭文中，使用传统头衔“阿淑尔的管家”的新统治者普祖尔-辛称沙姆什-阿达德的后代为“外来的瘟疫，并非土生土长于阿淑尔”，他还声称，他已经拆除了沙姆什-阿达德的宫殿——在当时，该宫殿被认为是可恶的外人对阿淑尔城进行非法统治的象征。该文本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古代近东的政治用语中是相当特别的。有意思的是，普祖尔-辛的铭文是用当地的古亚述语写的，而没有用古巴比伦语，古巴比伦语是沙姆什-阿达德的铭文和信件中所使用的语言。[46]
阿淑尔此时又成了一个城邦。公元前17世纪，尼尼微的阿塔尔-沙里（Atal-sharri）和阿淑尔的皮拉-库尔（Pilah-KUR，读音不确定）所写的信件表明，这两座城市不再属于同一个领土单位。阿淑尔传统的公民机构重新获得了决定外交政策的权力。在公元前1750年后的某个时候，阿淑尔城市议会批准了与阿普姆（Apum）城的经济条约，其中没有提到阿淑尔的世袭领导人。与此同时，阿淑尔在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活动似乎仍在继续，可能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630年至前1595年，当时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一世（Hattushili Ⅰ）与穆尔西里（Murshili）发动的战争导致许多阿淑尔商人家族使用的商业设施被摧毁。[47]
尽管早先古亚述时期的做法得以恢复，但沙姆什-阿达德及其后裔统治阿淑尔的那段相当短的时期从未被人完全遗忘。而且，似乎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普祖尔-辛对那段时期的负面看法。在公元前16世纪上半叶，阿淑尔有三位世袭领导人使用了“沙姆什-阿达德”和“伊什美达干”的名字。一路传承到公元前一千纪的《亚述王表》对沙姆什-阿达德的统治有着详细介绍。而由沙姆什-阿达德王朝引入的某些创新，后来重新得到了采纳，其中包括将阿淑尔视为巴比伦神恩利尔。恩利尔是尼普尔的守护神和“众神之王”，阿淑尔与他的合并是政治一统在宗教方面所产生的一个重要而且必然的结果。沙姆什-阿达德重建阿淑尔神庙不仅是为了阿淑尔，而且也是为了恩利尔，这就相当于他正式认可了这一观点。[48]
沙姆什-阿达德及其后代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一种理念，即应该由国王统治领土国家，而不是由公民机构负责统治城邦。在阿淑尔经过漫长的“黑暗时代”，确实变成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阿摩利君主的统治，在那些促成这一转变的人心中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沙姆什-阿达德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是走向伟大的前奏。
[1] 见Roger Matthews, The Early Prehistory of Mesopotamia, 50000-4500 BC (Turnhout,Belgium: Brepols, 2000)。
[2] 见Jason Ur, “Phys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of Assyria,” in A Companion to Assyria, ed. Eckart Frahm (Malden, MA: Wiley, 2017), 13-35。
[3] 关于乌鲁克的早期历史，见Nicola Crüsemann, Margarete van Ess, Markus Hilgert,and Beate Salje, eds., English-language edition edited by Timothy Potts, Uruk: First City of the Ancient World (Los Angeles: Getty Publications, 2019)。
[4]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城市文化的开端，见Jason Ur, “Early Mesopotamian Urbanism: A New View from the North,” Antiquity 81 (2007): 585-600。
[5] 关于史前的尼尼微，见Renate Vera Gut, Das prähistorische Ninive: Zur relativen Chronologie der frühen Perioden Nordmesopotamiens (Mainz: Von Zabern, 1995)。
[6] 以下段落以及本章的其他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戈伊科·巴尔亚莫维奇的未发表文稿《亚述之前的阿淑尔》。巴尔亚莫维奇的文稿最初计划刊登在一本似乎已流产的手册中，其修订版预计会在不久的将来作为专著出版。
[7] 关于最早提到舒布尔／苏巴尔图的铭文，见Piotr Steinkeller, “An Archaic ‘Prisoner Plaque’ from Kiš,” Revue d’ Assyriologie 107 (2013): 131-157。关于地名列表中的阿淑尔，见Douglas Frayne, The Early Dynastic List of Geographic Names (New Haven, C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2), 42, 48。
[8] 关于阿淑尔城古老的伊斯塔神庙，见Jürgen Bär, Die älteren Ischtar Tempel in Assur: Stratigraphie, Architektur und Funde eines altorientalisehen Heiligtums von der zweiten Häilfte des 3. Jahrtausends bis zur Mitte des 2. Jahrtausends v. Chr. (Saarbrücken: Saarbrücker Druckerei und Verlag, 2003)。关于阿淑尔神庙的历史，见Helen Gries, Der Assur Tempel in Assur: Das assyrische Hauptheiligtum im Wandel der Zei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7)。
[9] 见Stefan M. Maul, “Assyrian Religion,” in Frahm, Companion to Assyria, 337- 338。
[10] 见Ignace J. Gelb, Piotr Steinkeller, and Robert M. Whiting, Earliest Land Tenure Systems in the Near East: Ancient Kudurrus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1), no. 45。
[11] 关于迄今为止尚未公开的古阿卡德语的阿淑尔文本，见Hans Neumann, “Assur in altakkadischer Zeit: Die Texte,” in Assyrien im Wandel der Zeiten: XXXIXe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Heidelberg 6-10. Juli 1992, ed. Hartmut Waetzoldt and Harald Hauptmann (Heidelberg: Heidelberger Orient-Verlag, 1997), 133-138。
[12] Neumann, “Assur in altakkadischer Zeit,” 135.
[13] 字间空格为译者所加，符合原文郑重其事的表达方式，后文中类似之处以相同方式处理。——译者注
[14] 在RIMA 1, 7中，伊提提的文本得到了编辑。
[15] 见Piotr Steinkeller, “Corvée Labor in Ur III Times,” in From the 21st Century BC to the 21st Century AD, ed. Steven Garfi nkle and Manuel Molina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13), 350-351。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阿淑尔有更大的独立性，提出这种观点的是Piotr Michalowski, “Aššur During the Ur III Period,” in Here and There: Across the Ancient Near East. Studies in Honour of Krystyna Lyczkowska, ed. Olga Drewnowska (Warsaw: Agade, 2009), 149-156。关于扎里库姆的铭文，见RIMA 1, 9。
[16] 关于本段中提到的经济方面的文件，确切参考资料见巴尔亚莫维奇的研究《亚述之前的阿淑尔》。
[17] 见Shigeo Yamada, “The Editorial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King List,”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84 (1994): 11-37。下文中的《亚述王表》转引自A. Kirk Grayson,“Königslisten und Chroniken: B. Akkadisch,” in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äologie, vol. 6, Klagegesang—Königtum, ed. D. O. Edzard (Berlin: De Gruyter, 1980), 101-115。另见Jean-Jacques Glassner, Mesopotamian Chronicle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4), 136-145。
[18] 关于卡尼什的印章铭文，见RIMA 1, 12-13。斯鲁鲁与苏里里的身份并不确定，因为《亚述王表》称，苏里里或苏勒是阿米努（Aminu）的儿子，而不是达基库的儿子。然而，他与阿米努的关系可能是虚构的，是后来的亚述人修订王表的结果，其目的是将苏里里或苏勒与前面部分据说是其“祖先”的阿摩利人统治者联系起来。在大约150年后，那个古亚述时期的商人将“达基库之子斯鲁鲁”的印章用在他自己的泥板上，这很可能是由于他被称为乌库（Uku）之子斯鲁鲁，与早期的统治者同名。关于乌尔第三王朝的文本，见Edmond Sollberger,Royal Inscriptions, pt. 2, Ur Excavations, Texts, vol. 8 (London: British Museum and 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65), no. 14；关于进一步的讨论，见巴尔亚莫维奇的《亚述之前的阿淑尔》，另见John Malcolm Russell, “Assyrian Art,” in Frahm, Companion to Assyria, 458。
[19] 印章上的铭文将“阿淑尔”与表示地名的限定词ki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该神与该城市之间的密切联系。
[20] RIMA 1, 21: 35-42 (shortened). 另见Mogens Trolle Larsen, Ancient Kanesh: A Merchant Colony in Bronze Age Anatol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5。
[21] Agnete Lassen, “The ‘Bull-Altar’ in Old Assyrian Glyptic: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God Assur?” in Movement, Resources, Interaction: Studies Dedicated to Klaas Veenhof, ed. Fikri Kulakoglu and Gojko Barjamovic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2017), 177-194.
[22] Mogens Trolle Larsen, The Old Assyrian City-State and Its Colonies (Copenhagen: Akademisk Forlag, 1976), 261-262 (shortened).
[23] 关于青铜阴道模型，见Guido Kryszat,“Zur altassyrischen Votivinschrift Assur 19624a/VA 8365,” Nouvelles Assyriologiques Brèves et Utilitaires, no. 66 (2017)。
[24] 古亚述时期的绝对年表仍有争议。本书依据的是巴尔亚莫维奇的《亚述之前的阿淑尔》中给出的时间。
[25] Mario Liverani, “From City-State to Empire: The Case of Assyria,” in The Roman Empire in Context: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Johann P. Arnason and Kurt A. Raafl aub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1), 251-269.
[26] Larsen, Ancient Kanesh, 112-121.
[27] Larsen, Ancient Kanesh, 216.
[28] Larsen, Ancient Kanesh, 122-130.
[29] Larsen, Ancient Kanesh, 101-111, 279.
[30] 本段主要基于Gojko Barjamovic, “Mesopotamian Economy and Trad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Speaks: Highlights of the Yale Babylonian Collection, ed. Agnete W.Lassen, Eckart Frahm, and Klaus Wagensonner (New Haven, CT: Yale Peabod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2019), 82-95。
[31] 对阿淑尔人口规模的估计来自Klaas Veenhof, “The Old Assyrian Period (20th—18th Century BCE),” in Eckart, Companion to Assyria, 62。
[32] 关于支票的使用，见Klaas Veenhof, “‘Modern’ Features in Old Assyrian Trad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0 (1997): 336-366。
[33] Cécile Michel, Correspondence des marchands de Kaniš au début du IIe millénaire avant J.-C. (Paris: Cerf, 2001), nos. 176 and 177; Lassen et al., Ancient Mesopotamia Speaks, 220.
[34] 见Larsen, Ancient Kanesh, 197; John Huehnergard, “Reading Ancient Mai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8 (2018): 691-707。
[35] A. Leo Oppenheim, Letters from Mesopotam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84-85.
[36] Cécile Michel, Innāya dans les tablettes paléo-assyriennes (Paris: ERC, 1991), 13-15.
[37] Jan G. Dercksen, “Adad Is King! The Sargon Text from Kültepe (with an appendix on MARV 4, 138 and 140),” Jaarbericht Ex Oriente Lux 39 (2005): 107-129; Gojko Barjamovic, “Contextualizing Tradition: Magic, Literacy and Domestic Life in Old Assyrian Kanesh,” in Texts and Contexts: The Circu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uneiform Texts in Social Space, ed. Paul Delnero and Jacob Lauinger (Berlin: De Gruyter, 2015), 48-86。
[38] 这些文字依据的是Gianni Marchesi and Nicolò Marchetti, “A Babylonian O ficial at Tilmen Höyuk in the Time of King Sumu-la-el of Babylon,” Orientalia Nova Series 88 (2019): 14; RIMA 1, 18。
[39] Veenhof, “Old Assyrian Period,” 58.
[40] 关于沙姆什-阿达德统治时期的历史，见Dominique Charpin and Nele Ziegler,Mari et le Proche Orient àIépoque amorrite (Paris: SEPOA, 2003), 75-168。
[41] Cahit Günbatt, Harsamna krali Hurmeli’ye gönderilen mektup ve Kaniš krallari. The Letter Sent to Hurmeli King of Harsamna and the Kings of Kaniš (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Yayinlari, 2014).
[42] Georges Dossin, Correspondance de Šamši-Addu et ses fils (Paris: Imptimerie nationale, 1950), 69 (shortened); Jean-Marie Durand, Christophe Nicolle, and Lionel Marti, Le culte des pierres et les monuments commémoratifs en Syrie amorrite (Paris: SEPOA, 2005), 1.
[43] Pierre Marello,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u royaume de Haute-Mésopotamie IV: Lamassî-Aššur,” MARI 7 (1993): 271-273.
[44] 见Nele Ziegler,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City of Nineveh,” Iraq 66 (2004): 19-26。
[45] 伊什美达干遭到的口头攻击，可以在一封信中找到，见Wolfgang Heimpel, Letters to the King of Mari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03), 146, 399。
[46] RIMA Ⅰ, 77-78.
[47] 这些信件汇编于Andrew George, Assyrian Archival Tex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and Other Documents from North Mesopotamia and Syria (Bethesda, MD: CDL Press, 2017), 97-100［写信者的名字读音应为阿塔尔-沙里（Atal-sharri）而不是阿里-沙里（Ari-sharri），见巴尔亚莫维奇的《亚述之前的阿淑尔》］。关于文中所提的条约，见Jesper Eidem, “An Old Assyrian Treaty from Tell Leilan,” in Marchands, diplomates et empereurs, ed. Dominique Charpin and Francis Joannès (Paris: É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91), 185-207。
[48] 他的儿子似乎也支持这样做。在公元前7世纪的阿淑尔和尼尼微，仍有人会抄写伊什美达干与合为一体的阿淑尔-恩利尔之间的一段奇特文学对话，其中提到了神庙被火烧毁，他们计划在一个白色乌鸦降落的地方重建神庙。关于其内容和评论，见Eckart Frahm, Historische und historisch-literarische Texte,Keilschrifttexte aus Assur literarischen Inhalts III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9), nos. 76 and 7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