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件自明的极普通的东西，但分析一下，才知道它实际是一件极奇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固执性。在商品为使用价值的限度内，说它有种种性质可以满足人类的欲望，又或说这种性质是人类劳动的生产物，它都毫无神秘之处。很明白，人将以其活动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使它对于本人有用。例如，用木头做成桌子时，人就把木材的形态改变了。不过，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种普通的可以感觉的东西。但这个桌子一旦成为商品，它就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Sinalich übersinnlicher Ding）了。它不仅用脚直立在地上；在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它还用头倒立着，并从它那木脑袋里展出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幻想。这种幻想，比桌子自动跳舞的把戏还更加不可思议[28]。

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由它的使用价值发生，也不是由规定价值要素的内容发生。第一，有用的劳动或生产的劳动，虽有种种不同，但这总归是生理学上的一个真理，那就是，它们是人类有机体的机能。无论这种机能的内容和形式如何，它在本质上总归是人类的脑、神经、筋肉、感官等等的支出。其次，说到价值量所由决定的基础，即劳动力支出的时间或劳动量，那又很明白，在劳动的量和劳动的质之间有一种明白的区别。在任何社会状况下，生产生活资料所费的劳动时间，都是人类关心的问题，不过关心的程度是随社会发展程度而不同罢了[29]。最后，自人类依据某种方法互相劳动以来，他们的劳动总归是采取社会的形态。

然则，劳动生产物取得商品形态时候的谜一样的性质，是从何处发生的呢？很明白，是从这种形态本身发生的。在这种形态下，人类劳动的平等性，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相等的价值对象性。人类劳动力的支出，由时间计算的，则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价值量；生产者的关系——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是在这种关系上成立的——又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关系。

商品形态所以有神秘性，只因为在这个形态内，人们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自身的对象性质，看成了劳动生产物的社会的自然性质；从而，生产者对总劳动（Gesamtarbeit）的社会关系，被认为是生产者外界诸对象物间的社会关系。就因为有这种转换，所以劳动生产物成了商品，成了感觉的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Sinnlich übersinnliche oder gesellschaftliche Dinge）。这就像光线一样。当一物的光线射入我们的视神经时，我们不认它是视神经的主观的刺激，却认它是眼睛外界某物的对象形态。但在视觉活动中，确实也有光线由一物射到彼物，由一外界对象物射到眼里。在物理的物间，确实也有一种物理的关系。但商品形态，及表示商品形态的劳动生产物间的价值关系，是和劳动生产物的物理性及由此发生的物的关系，绝对没有关系了。那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看来，这种关系，居然幻想成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譬喻，我们必须逃入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生产物，好像是赋有生命而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物一样。在商品界里，由人手造的生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个叫作拜物教（Fetischismus）。劳动生产物当作商品而被生产时，这种性质是必然会附在劳动生产物上的。这是商品生产不能须臾离的性质。

由以上的分析就知道，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是起因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独有的特别的社会性质。

使用对象之成为商品，只因为它是独立经营的私人劳动的生产物。私人劳动的复合，形成社会的总劳动。生产者既然是因为互相交换劳动生产物，才有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也是在这种交换上显现出来的。换言之，私人劳动之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是因为交换在劳动生产物间并间接在生产者间树立了一种关系。因此，在生产者看来，私人劳动间的社会关系竟像是这样的：明白地说，不像是劳动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却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生产物，在交换中才和它的感觉的个别的使用对象性分开，得到社会的平等的价值对象性。于是，劳动生产物就分为有用物和价值物了。但这种分裂，从交换已十分流行，十分重要，有用物分明是为交换而生产，而在生产中又必须考虑物的价值性那时候起，才成为实际的。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在事实上取得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它必须当作某种有用的劳动，来满足某种社会的需要，从而，在自然发生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当作总劳动的一部分。他方面，它所以能满足生产者的复杂的需要，仅因为每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皆能与他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与他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等。完全不同的劳动，又仅因为实际的差别被抽象，被还原为共通的性质，为人类劳动力的支出，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中，私人劳动的二重的社会性，只以实际卖买和生产物交换上所现出的形态反映出来。私人劳动之社会的有用性，是以劳动生产物不仅须有用，且须于他人有用的形态来反映；不同种劳动之社会的平等性，则以物质不同的劳动生产物有共通的价值性质的形态来反映。

人把他的劳动生产物看作价值，使它们发生独立相互关系，这绝不是因为他们认识了这些物不过是同一的人类劳动之物质的外皮，那是全然相反。当他们用交换做媒介，把不同的生产物看作价值，看作互相平等时，他们才把各种不同的投在生产物中的劳动，看作人类劳动，看作互相平等。他们虽然不知，但他们一般都这样做[30]。价值不曾在它的额头上，写明自己是什么，但把每一种劳动生产物化作了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类才想到要说明这个象形文字的意义，才来探究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生产物之秘密。把使用对象物当作价值，这是本来就和语言一样，是人类的社会的产物。但直到近来，科学的研究，才说明劳动生产物在它是价值的限度内，只是生产它所支出的人类劳动之物质的表现。这一种发现，在人类发达史上划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劳动社会性之对象的外观依然不曾扫除。价值的真正性质虽被发现了，但在一种特殊生产形态（即商品生产形态）内适用的真理——独立的私人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是由各种劳动同为人类劳动的性质构成，并采取各种劳动生产物同有价值性的形态——在被拘囚在商品生产关系以内的人看来，依然是永劫不移的。这就像科学的分析，虽然把空气分析成了几种元素，但空气形态，在当作物理的物体形态时，依然是和以前一样的。

生产物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生产物，能换得若干他人的生产物，即生产物以如何的比例相交换。当交换比例已由习惯取得相当的固定性时，这种比例，就好像是由劳动生产物本质中生出的一样了。一吨铁和二盎斯金价值相等，好像一磅金和一磅铁（金与铁是化学性质、物理性质都不相同的二种金属）重量相等一样，成了当然的了。实则，劳动生产物的价值性质，乃由劳动生产物以价值量的资格互相发生作用才确定的。价值量是与交换当事人的意志、先见、行为相独立，而不绝发生变动的。于是，在交换者看来，交换者自己的社会的运动，就好像是物的运动了。好像不是这种种物受他们支配，而是他们受这种种物支配了。必须到商品生产已充分发展以后，科学的精确的观察才能由经验生出。到这时候，人才能精确看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成为一个自然部门，但又互相独立经营互相依存的各种私人劳动，会不断还原为社会的比例尺度。劳动生产物的偶然的交换关系，虽然会不绝变动，但在这交换关系中，其生产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终会像规律的自然法则（如像屋会向我们头上倾倒那时候的重力法则）一样强制地贯彻[31]。价值量由劳动时间规定，这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现象运动背后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固曾使劳动生产物的价值量的决定除去偶然性的外观，但决不曾除去这种决定之实际的形态。

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这种考察与分析，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劳动生产物所依以成为商品，和商品流通所依以发生的种种形态，在人开始说明其内容，不研究其历史性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种形态乃是永劫不移的）时，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态的固定性了。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能引出价值量的决定，也只有一切商品共有的货币表现，能引出商品价值性质的确定。但商品界这个完成的形态——货币形态——不唯不能显示出，且反能隐蔽着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私人劳动者间的社会关系。当我说，上衣皮鞋等物，与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之一般体化物的麻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背理是一目了然的。但当上衣皮鞋等物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与当作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金与银）发生关系时，其私人劳动对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在这个背理的形态上表现在他们面前。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诸种范畴，也正是由这诸种形态构成的。那些范畴，在说明历史上某种社会生产方法（即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诸种生产关系时，是有其社会的妥当性的，并且是客观的思维形态。但我们只要一进到别种生产形态中去，商品世界的一切神秘，在商品生产基础上包围着劳动生产物的一切魔法妖术，就都消灭了。

因为经济学很爱谈鲁滨孙的寓言[32]，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他在这个孤岛上的情形罢。他的欲望诚然是极单纯的，但他至少有许多种类不同的欲望要满足，所以他仍须担任许多种类不同的有用劳动，例如造工具、制家具、养骆驼、捕鱼介、猎鸟兽等等。祈祷那一类的事情还不算在里面，因为鲁滨孙很爱好这些活动，他是把这种活动当作娱乐的。但他虽进行这样多种的生产机能，他仍然知道，这种种机能不外是同一个鲁滨孙的不同的活动形态，从而，不外是人类劳动的不同的方式。在必要性的强制下，他不得不把他的时间适当地分配在各种机能之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哪种机能占较大的范围，哪种机能占较小的范围，这要看在有用效果的实现上，必须克服怎样大的困难才能决定的。经验是会给他教训的。曾从破船救出表、账簿、笔和墨水的鲁滨孙，不久就变成一个十足的英吉利人，开始登记各种账目了。他会把他所有的有用物品作成一个家产目录，当中还记述着生产所必要的种种工作，并记录着各种生产物生产一定量平均所费的劳动时间。鲁滨孙和他所手创的各种财富物品间的关系是如此简单，如此明了的。连威尔兹（M. Wirth）君也用不着特别努力，就可以理解了。但决定价值的本质要素，已全部包含在这里面了。

现在，我们更由鲁滨孙的明敞的孤岛转过来，看看欧洲的黑暗的中世纪。在那里，我们看不见独立的人，却看见每个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与领主，家臣与封建诸侯，俗人与僧侣。在那时代，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诸生活领域，是以人的依赖为特征的。但就因为是人身依赖关系构成那种社会的基础，所以劳动及生产物不必采取与现实不同的幻想姿态了。劳动及生产物，在社会经营中，是当作实际的工役和实物的贡纳的。在那里，劳动的自然形态，劳动的特殊性，成了劳动的直接社会的形态。就这一点说，中世社会和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是不同的。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内，劳动的直接社会形态，是劳动的普遍性。徭役劳动（Fronarbeit）虽然和商品生产的劳动一样是由时间测定，但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侍奉领主而支出的，是一定量的他个人的劳动力。奉给僧侣的什一税，比僧侣的祝福要更明了。但无论我们怎样判断封建社会人们互相对待的外观，人与人在劳动上的社会关系总归是表现在他们的人的关系上，不曾假装为物与物、劳动生产物与劳动生产物间的社会关系。

我们要考察共同的或直接社会化的劳动，尽可不必向一切文明的太古时期去追溯它的自然发生的形态[33]。有一个更近的例子，那就是自耕农家庭为家人需要，而生产谷物、家畜、棉纱、麻布、衣服等物的农村的家长式产业（ländlich patriarchalische Industrie）。这种种物品，对于家庭，是家庭劳动的种种不同的生产物，不是以商品的资格互相对待的。生产这种种生产物的种种劳动（例如耕作、畜牧、纺绩、裁缝等等），在它们的自然形态上，便有社会的机能，因为它们是家庭的机能。家庭，和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一样，有自然发生的分工。家庭中的分工和家人劳动时间的分配，是由性与年龄的区别去决定的，并且是由各种与季节同时发生变动的自然条件去决定的。以时间测量的个人劳动力的支出，在这场合，自始即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社会性，因为个人劳动力，在这场合自始即当作家庭总劳动力的一个器官。

最后，我们且变一个方向，想象一个自由人的团体。在这个团体内，一切生产手段（Produktionsmittel）皆属共有，各个人使用共有的生产手段，有意识地把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社会的劳动力来支出。在此，鲁滨孙的劳动的一切性质皆重见了。唯在鲁滨孙，劳动是个人的；在此，劳动是社会的。在鲁滨孙，生产物全然是个人的生产物，从而，只对于他一个人是直接的使用对象。但我们这个团体的总生产物，却是社会的生产物，这生产物的一部分，会再用作生产手段，它依然是社会的。别一部分，则当作生活资料（Lebensmittel）为团体各分子所消费，所以是必须分配在他们之间的，其分配方式将与社会生产有机体（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sorganismus）的特殊方式，与生产者间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一同变化。仅为便于与商品生产相对比起见，我们假定，各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所得而有的部分，将由各人的劳动时间决定。如是，劳动时间将有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之社会的计划的分配，将使各种劳动机能与各种欲望保持适当的比例。他方面，劳动时间又当作一种尺度，一则可以计量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参加的部分，二则可以计量各个人在共同生产物中应得消费的部分。无论在生产方面抑或在分配方面，人类对于他们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物的社会关系都是极单纯的。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内，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是这样的：他们的生产物皆当作商品，当作价值；他们的私人劳动，皆在这个物的形态上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而发生相互关系。在这种社会内，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手上发展的基督教，例如布洛斯推坦教、理神教等等，是最适宜的宗教形态。但在古亚细亚的（altasiatischen）、古代的（antiken）及其他的生产方法下，生产物到商品的转化过程，从而人的商品生产者资格，却仅只是表演着附属的位置。到后来，这种共同体（Gemeinwesen）渐渐走上崩溃的阶段，它的位置才渐渐重要起来的。真正的商人，是像伊壁鸠鲁的神或散在波兰社会毛孔中的犹太人一样，生存在古代世界的隙缝中。古代社会的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生产有机体是更简单得多，更容易理解得多的。那种有机体，是以个人的未成熟性（那时，人与人发生血族关系的脐带尚未断去），或以直接的支配隶属关系为基础。那种有机体，是有下述条件限制的。即，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还很低，在物质生活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及人赋予自然的相应的关系还很狭隘。这种现实的狭隘性，在观念上反映为古代的自然宗教与民众宗教。现实世界之宗教的反映，必须等实际日常生活关系，在人面前，表现为极明白极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才会消灭的。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式，必须当作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放在意识的计划的管理之下，然后才能把它的神秘的幕揭下。但要做到这样，必须社会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的物质的生存条件。这种基础或条件，又是从一个延长的痛苦的发展史自然发展出来的结果。

政治经济学曾分析（但不充分）[34]价值及价值量，并曾发现这种形态所包含的内容，但它从不曾问：为什么这种内容要采取这种形态？那就是，为什么劳动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价值？为什么由劳动时间测量的劳动量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物的价值量？[35]这诸种公式，虽曾明白标示它们是属于一个以生产过程支配人，不是以人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意识中，它们却是和生产的劳动，一样被视为自明的自然必然性。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于资产阶级时代以前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形态，和教父对于基督教以前的宗教，是用同样的眼光看待的[36]。

劳动的社会性，取得对象性的外表。这便是商品界的拜物教性质。要知道这种拜物教性质曾怎样迷惑一部分经济学者，可举一例如下，即：有一些经济学者曾费精竭神地辩论过，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上，自然曾有怎样的作用。实则，交换价值只是一定的社会方式，它所表示的只是一物所费的劳动。在交换价值上，是像在汇兑率上一样不包含自然材料的。

商品形态是资产阶级生产最一般最幼稚的形态。这种形态老早就出现了，不过不像现在一样是支配的、特征的。但就因这缘故，它那拜物教的性质，也就比较更容易看出了。我们若转过来看看比较具体的形态，这种单纯性的假象就消灭了。货币主义（Monetary system）的幻想是从哪里发生的呢？在货币主义者看来，当作货币的金与银，与其说它是代表社会的生产关系，宁可说它是具有特别社会性质的自然物。轻蔑货币主义的近代经济学者，在讨论资本时不是也染着这种拜物教的幻想吗？把地租认为是由土地生出，不是由社会生出的重农主义（Physiokratische）的幻想，究竟消灭了多久了呢？

以后的问题，且留待以后讨论。在这里，我们只要再举一个与商品形态有关的例子。假令商品能够说话，它们将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使人类关心。但当作物的我们，是没有使用价值的。当作物的我们，是只有我们的价值。这可以由下面说的事情来证明。我们是以商品物（Warendinge）的资格发生交易的。我们是以交换价值互相对待的。这个意思，借经济学者的口表达出来便是：“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性质，富（使用价值）是人的性质。在这意义上，价值必包含交换，富则不然。”[37]“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是富的，一个宝珠或一个金刚石是有价值的。……一个宝珠当作一个宝珠，是有价值的，一个金刚石当作一个金刚石，也是有价值的。”[38]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曾在宝珠或金刚石内，发现交换价值。那些自命有批判力，自认已在经济学上发现这个化学实体的人，却竟发现了，诸物的使用价值与诸物的物质属性无关，诸物的价值则属于诸物自体。物的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也能由物与人发生直接关系而实现；物的价值，却必须由一种社会过程，即由交换才能实现——这种特别的情形，又合了他们的见解的证明。于此，我们不禁想起笃格伯勒（Dogberry）向夜巡查希考尔（Seacoal）说的话：“成为一个富厚的人，那是境遇的造化；读与写的工夫，却是天生成的。”[39]

[1]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1859年版第4页。

[2]“愿望含有欲望；那是心的食欲，和饥饿之于身体一样是自然的。……大多数（物）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了心的欲望。”尼古拉·巴贲（Nicolas Barbon）《新币轻铸论，驳洛克》伦敦1696年版第2页3页。

[3]“物有其内在价值（巴贲用以指示使用价值的特殊名词），那在一切处所皆有相同的价值，例如磁石的吸铁”（前书第6页），但磁石吸铁的性质，在由这种性质发现磁极性之后，才是有用的。

[4]“任何物的自然价值，皆存于其适宜性，适宜于供给人生的必需，或适宜于供给人生的便利。”（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利息减低的结果》1691年初刊，1777年伦敦全集版第2卷第28页）在17世纪英国各著述家的著作中，我们屡屡看见“Worth”一词，表示使用价值，“Value”一词表示交换价值。这种用法，和以条顿系字表示现实事物，以罗马系字表示事物反射的国语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5]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的假定是，每一个人当作商品购买者，对于商品，皆有百科辞典一样的知识。

[6]“价值是一物与他物间，一定量此种生产物与一定量彼种生产物间的交换比率。”（勒·德洛尼〔Le Trosne〕著《社会的利益》，见德尔〔Daire〕编《重农主者》1846年巴黎版第889页）

[7]“任何物皆不能有内在的交换价值。”（巴贲前书第6页）或如巴特勒（Butler）说一物的价值，“恰好和它所赍来的物品相等”。

[8]巴贲前书第53页及57页，说：“值100镑的铅或铁，和值100镑的金或银，有同样大的价值。”

[9]第2版注。“它们（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换的价值，依它们生产所必定需要或普通需用的劳动量来决定。”（《论货币利息一般，尤其是公债等等的利息》伦敦第36页）这本值得注意的匿名著作，是前世纪人写的，但未注明刊行的日期。从其内容判断，它显然是乔治二世时代1739年或1740年前后刊行的。

[10]“同一种类的生产物，本来只是一宗，它的价格的决定，无关于特殊的事情，而是由一般的考虑决定的。”（勒·德洛尼前书第893页）

[1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页。

[12]第4版注。我插入括弧内一段话，是要辟除一种普通的误解。常常有人误认，一种生产物，只要是由生产者以外的人消费，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F. E.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2页13页及其他诸页。

[14]“宇宙上的现象，无论是人手的产物，抑或是一般自然法则的产物，皆不表示现实的新创造，只表示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开，这是人类智力在分析再生产观念时所能发现的唯一的要素。价值（指使用价值，不过维利在与重农主义派辩论时虽用价值指使用价值，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指哪一种价值）的再生产和富的再生产，也包括在内，无论这种再生产，是使土地空气水分在田野中变成小麦，是使昆虫的黏性分泌物依人手变成丝，或是使若干金属片依人手变成钟表。”（彼得·维利〔Pietro Verri〕著《经济学的一种考察》1773年第一版，见库斯托第〔Custodi〕编《意大利经济学名著集》近世篇第15卷第22页）

[15]参照黑格尔《法律哲学》柏林1840年版第250页第190节。

[16]读者应注意，我们此处讲的，不是劳动所得的工资或价值，而是劳动者一日劳动对象化所化成的商品价值。工资这个范畴，在我们说明的这个阶段，还是没有存在的。

[17]第2版注。因要证明“劳动是唯一的最后的真实的尺度，在一切时候，一切商品的价值均须由此评定和比较，”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说，“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皆持有同等的价值。劳动者如在常态的健康精力和活动力中，又有平均的熟练程度，则要提供等量劳动，便非牺牲等量的休息自由和幸福不可”。（《国富论》第1篇第5章）一方面，亚当·斯密在此处，（不是在每一处）是混同了两件事。他以为，由商品生产所支出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等于由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因此，他要证明，等量劳动常有同一的价值。他方面，他虽模糊觉得，在劳动表现为商品价值的限度内，劳动是只被视为劳动力的支出，但他又把这种支出，视为只是休息自由和幸福的牺牲，不视其为人类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在此，他是把近代工资劳动者放在眼里。——第4页注①所指那位匿名著者（亚当·斯密的先驱）的话，更适切得多。他说，“某一个人，费一个星期，生产这种生活必需品。……在交换中给他以某种他物的人，要计算适当的等价，最好的方法，是计算怎样所费的劳动和时间，才恰好相等。实际，那不过是以一种物品内某一个人的一定时间的劳动，和别一种物品内别一个人的等时间的劳动相交换”。（《论货币利息一般，尤其是公债等等的利息》，伦敦第39页。）——第4版注。英语有一个便利，它有两个不同的字，代表劳动的两个方面。创造使用价值，且只有质的规定的劳动，称Work。创造价值，且只有量的规定的劳动，称Labour。——F. E.

[18]少数经济学者，像培利一样，虽曾从事于价值形态的分析，但不能得到任何的结果。第一，因为他们把价值形态和价值混为一谈；第二，因为在实际资产者的卑俗的影响下，他们自始即仅能注意量的方面。“量的支配……构成价值。”（培利《货币及其变迁》伦敦1837年第11页）

[19]第2版注。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以后，洞见价值性质的第一个经济学家是有名的佛兰克林（Franklin）。他说：“商业一般不外是以一种劳动交换他种劳动，一切物的价值，皆最公道的，由劳动来评价。”（斯巴克士〔Sparkes〕编《佛兰克林全集》波士顿1836年第2卷第267页）佛兰克林不曾觉到，以“劳动”评价一切物时，互相交换的各种劳动的差别，须行抽象，而还原为等一的人类劳动。不过，他无意中说的，正是这点。他先说“一种劳动”，次说“他种劳动”，最后说“劳动”，把它当作一切物的价值的实体，不加以任何限制。

[20]在某种意义上，人是和商品一样的。人到世间来并没有携带镜子，也不像菲希特（Fichte）派的哲学家一样，说“我是我”。他最先是以别一个人反映出他自身。名叫彼得的人所以认识他自己是人，最先是因为他认识名叫保罗的人，是和他自己相同。这样，有皮肤毛发的保罗，就用他的肉身，对于彼得，成了人类这个物种的现象形态了。

[21]“价值”一词，在这里用来指示量已限定的价值，换言之，用来指示价值量。以上也有时是这样用的。

[22]第2版注。庸俗经济学者照平常一样机警的，利用价值量与其相对表现之间的这种不一致。例如布洛特赫斯特（J. Broadhurst）在其所著《经济学概论》（1842年伦敦第11页14页）中就说：“若承认，投在A上面的劳动不减少，A可因相交换的B涨价而致于跌价，你们的一般的价值原则，就打倒了。……如果他（里嘉图〔Ricardo〕）也认为，当A与B相对而言在价值上腾贵时，B与A相对而言便在价值上跌落，他就把他自己的大原则的根据推翻了。他的大原则是，商品的价值，定于商品内体化的劳动。A成本上的变化，既不仅变化它自己与B（它所交换的东西）相对而言的价值，并且在B生产所需劳动毫无变化的时候，变化B与A相对而言的价值。那很明白，不仅一商品所费劳动量决定该商品价值的原则被推翻了，一商品成本决定该商品价值的原则也被推翻了。”假令可以这样说，他也可以说：“试考察¹⁰⁄₂₀、¹⁰⁄₅₀、¹⁰⁄₁₀₀等分数，10的数目虽不变，但它的比例量，它和分母（20、50、100等等）比较所得的量，却不断地减少。所以，整数（例如10）由其所含单位数而定的大原则，是不成立的。”

[23]这种反射关系是很特别的。例如，这个人是国王，只因为别些人当作臣属，来和他发生关系。反之，那些人所以相信他们自己是臣属，也因为他是国王的缘故。

[24]第2版注。弗里尔（F. C. A. Ferrier）（海关副监察员）所著《商业与政府》，巴黎1805年。甘尼尔（C. Ganilh）所著《经济学体系》第二版，巴黎1821年。

[25]第2版注。例如荷马（Homer），他就用许多种东西表现一种东西的价值。

[26]当麻布价值依上衣表现时，我们可称此为麻布的上衣价值，当麻布价值依小麦表现时，我们可称此为麻布的小麦价值等等。每个这样的表现，都指示了它的价值，是表现在上衣小麦等等的使用价值上。“任一商品的价值，皆系指示它与某一别种商品的交换关系，所以我们能……视其所与比较之物，称其为小麦价值，罗纱价值；因此它有无数种的价值，有多少种，就看有多少种商品，那同样是真实的，也同样是名目的。”（《价值之性质，尺度，与原因之批判研究》，主要就里嘉图及其学徒的著作来立论；《见解的形成》一书的著者所著，伦敦1825年第39页）培利，这个曾在英国当时震动一时的匿名著作的著者，曾认为，只要这样指出同一商品价值有种种的相对表现，就可以证明，任何价值概念的决定皆不可能。不过，他的见解虽然太偏狭，但由里嘉图学徒对他的攻击的猛烈，也可断言，他曾触到里嘉图学说的某一些痛处。关于这种攻击，可以拿《威斯敏斯特评论》来看。

[27]一般直接交换可能性的形态，像阳磁极不能与阴磁极分离一样，不能与不能直接交换性的形态分离。但这个事实是人所不认识的。所以，或许有人想，我们可使一切商品同时具有直接交换可能性的形态。这种想象，和一切加特力教徒皆可变成教皇的想象，是属于一类的。当然，对小资产阶级说，如果由商品不能直接交换而起的不便能够除去，当然是极好的；因为在他们心里，商品生产便是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点。蒲鲁东的社会主义，便是这种庸俗的空想之演出。我曾在别处说过，这种社会主义连创见的功绩也没有。在他之前许久，就有格雷（Gray）、布雷（Bray）等人，把这种工作尝试过了，尝试的成绩也更好得多。但虽如此，这种智慧，现今还在某种范围内，在“科学”的名义下，极为繁荣。没有别个学派，还比蒲鲁东学派，更愚弄“科学”这个名词了。因为，“在没有概念的地方，一个字，就在适当的时候弄出头来了”。

[28]我们想起了这样的话，当一切其余的世界皆静着不动时，瓷器和桌子舞蹈起来了。

[29]第2版注。在古代日耳曼人中，一“莫尔根”（Morgen约一英亩——英译者注）土地的面积，是依照一日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莫尔根”又称Tagwerk（或Tagwanne）（jurnale或jurnalis，terra jurnalis，jurnalis，或diornalis）Mannwerk，Mannskraft，Mannsmahd，Mannshanet，等等。参看乔治·鲁特维希·冯·摩勒尔（Georg Ludwig von Maurer）所著《马尔克组织之历史概论》（慕尼黑1854年第129页以下）。

[30]第2版注。加里安尼（Galiani）说：“价值是人与人间的一种关系。”他其实应当附加一句：“不过这种关系，是在物的外皮中包住的。”（参看加里安尼著《货币论》，库斯托第所编《意大利经济学名著集》近世篇米兰1801年第3卷第220页）

[31]“对于一个必须依赖周期革命来实行的法则，我们将作如何的观感呢？那也是一个自然法则，是用当事人的无意识性来作立足点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国民经济学批判概说》一文中说过的一句话。原文载《德法年报》，鲁格〔Arnold Ruge〕马克思合编，巴黎1844年）

[32]第2版注。甚至里嘉图也不是没有鲁滨孙寓言。“他把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当作商品所有者，使其相互交换鱼和野兽，并使其依照实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来交换。在这里，他是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了，因为，他曾使原始的渔夫猎人，在计算劳动工具时，应用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金表。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外，欧文的平行四边形共同宿舍组织，似乎是里嘉图认识的唯一的社会形态了。”（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8页39页）

[33]第2版注。“近来流行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自然的共产形态，是斯拉夫族所特有的，甚至说只有俄罗斯有这种形态。实则，这种共产形态乃是原始的形态，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中间也可以发现的。但我们还能在印度人中间，就其遗迹，发现这种形态的完全的模本。细心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共产形态，就知道，自然共产的种种形态曾怎样生出它的种种解体形态来。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产的种种原形，就可以由印度共产的种种形态推演出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页）

[34]里嘉图对于价值量的分析，虽然在现在还是最好的，但仍有不充分的地方。这种不充分，将在本书第3册第4册加以说明。古典派经济学，关于价值一般，从未明白地、充分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和表现为生产物使用价值的同一个劳动加以区别。当然，他们实际是这样区别了的，因为，对于劳动，他们有时从量的方面考察，有时又从质的方面考察。但他们不知道，一种劳动和别种劳动之间的量的区别，是以二者的质的同一性或平等性为前提的，从而，可以还原为抽象的人类劳动。例如，里嘉图就承认，当特斯杜（Destutt de Tracy）说如下一段话时，他是和这位法国哲学家同意的。特斯杜曾说：“确实的，我们的肉体官能和精神官能，才是我们的本原的富；这种官能的运用，某种劳动，才是我们本原的富源；而被称为富的一切东西，也常常是由这种官能的运用生出的。……这也是确实的，这种种东西，都只代表造出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一个价值，或有两个不同的价值，这种价值，都只能从劳动（造出它们的劳动）的价值引起。”（见里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第3版伦敦1821年第334页）在这里，我们只要说，里嘉图是用特斯杜的话，混入他自己的更深刻的意思。实际，特斯杜一方面是说，构成富的一切东西，皆“代表造出它们的劳动”，他方面他又说，它们的两个价值（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由造出它们的“劳动的价值”引起。他就这样染上了庸俗经济的浅薄气。庸俗经济学者是先假定一种商品（在这里是劳动）的价值，俾便在以后决定别的商品的价值的。里嘉图在引用特斯杜的话时，他是把这段话的意思解为，劳动（非劳动的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曾十分注意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所以，在“价值与富之区别性质”一章，他是用大部分篇幅，来考察萨伊的琐碎的意见。结局，他还惊异地发现了，关于劳动为价值源泉一点，特斯杜是和他的主张相同，但关于价值概念，特斯杜却是和萨伊的主张相同的。

[35]古典派经济学有一个根本的缺点，那就是，它不曾由商品的分析，尤其是商品价值的分析，发现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形态。亚当·斯密和里嘉图，是古典派经济学的最大的代表了，他们也不重视价值形态，好像它和商品性质是没有关系的一样。他们所以会如此，不仅因为他们的注意，完全被吸收到价值量的分析上去了，还有更深的理由。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形态，不仅是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最抽象的形态，并且是它的最普遍的形态。而资产阶级生产方法所以成为一种特别的社会生产，并取得历史的特征，也就是因为有这种形态的。所以，如果把我们这种生产方法，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永远的自然形态，我们就必致于看落价值形态的特殊性，从而，把商品形态的特殊性，把货币形态，资本形态那种种更发展的形态的特殊性都看落。因此，我们发觉了，彻底承认劳动时间为价值量尺度的经济学者，关于货币（完成的一般等价形态），竟抱持非常奇异非常矛盾的见解。这个现象，在银行业问题的讨论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面，单有平凡的货币定义已经不够了。复兴的重商主义派（甘尼尔等），就是这样在反对方面发生的。在这一派人看来，价值不过是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外观。——在这里，我们且解释一下古典派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意义。以后，关于这两个名词，我是不再加解释了。我所说的古典经济学，是指配第以来的经济学。它曾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的关联，是与庸俗经济学相对称的。庸俗经济学，却埋头研究它的外部的关联。他们为资产阶级日常的需要，并且为要给最明白的现象以表面上也过得去的说明，是像反刍一样，不绝咀嚼科学经济学许久以前所供给的材料，而在其他各点上面，他们却像学究一样，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这个世界（他们认为最善的世界）所抱的最平凡最自大的见解，组织一下称其为永远的真理。

[36]“经济学家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自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本制度是自然的。他们是像神学家一样。神学家认宗教有二种，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的宗教是神所启示的，此外的一切宗教都是人所发明的。——历史，以前是有的，但现在不再有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评蒲鲁东君所著〈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巴斯夏君，认为古希腊人罗马人是只凭劫掠生活的，这真是想象得滑稽。不过，人能几百年由劫掠来生活，那也就证明，必须常常有东西在那里供人劫掠，不然，劫掠的对象便须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好像，就连希腊人、罗马人，也有一个生产过程、一个经济，以构成他们那个世界的物质基础，像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代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难道巴斯夏君的意见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法，是以劫掠制度为基础么？若如此，他就立在一个危险的地盘上了。像亚里斯多德那样的伟大思想家，对于奴隶劳动还难免发生错误的评价，为什么像巴斯夏那样的小经济学家，能对于工资劳动下适当的评价呢？——乘此机会，我且简要地答复一种批评。自拙著《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以来，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德文报纸批评过。批评者说，若所论以物质利害关系占着优势的现代世界为限，他也赞同我的见解。在现代，的确是以支配的生产方法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总而言之，是“以社会的经济构造作实在基础的，而在其上建立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照应”。在现代世界上，的确是“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过程一般”。但这个见解，是不适用于加特力教支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支配的古代雅典罗马。关于中世纪和太古世界的这种常套话，有谁不知道呢？但很明白，中世纪不能依赖加特力教来生活，太古世界也不能依赖政治来生活。反之，太古世界人类谋生的方法却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太古世界会由政治支配；而中世纪人类谋生的方法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中世纪会由加特力教支配。再者，我们只要略略认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又会知道，它的秘密史是由土地所有权的历史构成的。他方面，吉诃德也因为误认浮浪的骑士，能够同样见容于各种社会的经济形态，所以不免要吃这种妄想的亏。

[37]见《经济学上若干名词的论争》，就中尤其是《关于价值，关于供给需要的名词》伦敦1821年第16页。

[38]培利前书第165页。

[39]前二书著者，皆攻击里嘉图，说他把一种纯然相对的东西（交换价值）变作绝对的东西。但事实上，是相反的。他是把外表的相对性（金刚石和珍珠之类的东西，当作交换价值，是有这种外表的相对性），还原作隐藏在外表之后的实在关系，还原作人类劳动的表现。不过，里嘉图学徒对于培利的答复是粗率而无当的，这是因为，里嘉图自己，也不曾说明价值与价值形态（即交换价值）的内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