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其中，企业创新赶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作为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后来者，凭借在市场体制、制度形态和技术体制三个方面的独特情境，创造出独特的科技创新道路和产业赶超道路，部分企业已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之间开展科技合作的环境正剧烈变化，这给中国企业的技术赶超和创新路径选择提出了全新挑战。中国企业的创新赶超路径选择，如何既具有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的合法性，又能最终探索出独特的创新路径，亟须在理论上提出新思路。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应契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需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本书在总结过去产业创新赶超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实践，构建起基于MIT-LARGE框架[1]的非对称创新理论。该理论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情境做对比，提出了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存在的“非对称情境”——市场体制的非对称性、制度形态的非对称性、技术体制的非对称性。正是中国独特的市场体制、制度形态、技术体制，决定了中国企业创新赶超的非对称行为，由此，本书从行为逻辑阐述了学习机制、组织架构、追赶路径、组织治理、创新生态等的非对称性。本书的核心研究目标：基于情境逻辑和行为逻辑，构建中国企业非对称创新理论框架，既为中国企业创新赶超提供建议，也驱动构建中国特色创新管理理论有所突破。

具体地，本书有三个核心目标：①将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科技创新实践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创新面临的挑战相结合，从中国市场体制的非对称性、制度形态的非对称性、技术体制的非对称性三个方面解构中国企业创新赶超的独特情境，剖析中国企业非对称资源的核心来源，为理解中国企业非对称创新行为提供基础；②从典型企业的学习机制设计、组织架构设计、追赶路径设计、组织治理设计和创新生态设计五方面，剖析中国产业通过实践行动把蕴含于中国独特情境中的非对称资源内化为非对称创新能力，从而实现赶超的过程机制；③运用非对称创新理论，针对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持续创新赶超提出政策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政策保障中国企业的创新赶超提供思路。

围绕如上目标，本书按照“情境逻辑”与“行为逻辑”两条核心逻辑主线，探究非对称创新的具体情境与行为，具体包含四篇。

·第1篇总论（非对称创新理论逻辑框架）。本篇是全书的引领性内容，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企业的非对称创新实践，提出了中国产业赶超的创新演化路径、组织变迁路径、制度演变路径，总结出非对称创新的理论框架，引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与核心观点，并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未来的创新道路做出思考。

·第2篇情境逻辑：MIT模型。本篇包含三章，从市场体制的非对称性（市场换技术、不均衡市场、制度型市场）、制度形态的非对称性（混合所有制、制度供给、制度创业）、技术体制的非对称性（技术能力基础薄弱与全球研发系统构建，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能力失衡与创新溢出，创新独占性缺失、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方面出发，通过案例研究和大样本检验，探索中国情境的独特性，提出中国企业非对称创新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第3篇行为逻辑：LARGE框架。本篇包含五章，从非对称学习机制（协同学习、逆向组织学习、启发式学习）、非对称组织架构（混合型同构、非镜像设计、振荡型演化）、非对称追赶路径（“农村包围城市”、从互补技术到核心技术）、非对称组织治理（组织合法性与治理机制、组织身份与治理机制、制度双元与治理机制）、非对称创新生态（企业创新生态、平台创新生态）五个方面详细探究中国企业非对称创新的具体行为。

·第4篇结语（中国式创新赶超与超越）。本篇为全书的总结性内容，梳理、总结并讨论中国式创新赶超的未来方向，重点对新发展格局下的创新赶超路径做前瞻思考，从数字技术创新、国内国际双循环创新等角度勾勒非对称创新的理论演化和实践路径。

围绕如上内容，本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核心论述。第一，提出了非对称创新理论，为认识中国产业赶超和企业创新路径提供了新视角。本书先定义了三个基本概念。一是非对称资源——与发达经济体行业的领先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拥有的稀缺和差异化的资源，比如，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市场资源、政府巨大的科技产业风险投资等。这类资源在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看来是不应该存在的或者是阻碍创新的，但在中国反而成了“绝招”，因为这些不具竞争优势的资源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制度、市场和技术情境，会产生巨大的创新赶超能量。二是非对称创新能力——中国企业以特定实践将非对称资源嵌入组织流程，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过程和组织惯例。比如，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极大地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三是非对称创新战略——中国企业通过识别和重新定义非对称资源与能力，逐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产业赶超的创新战略。非对称创新理论中的“非对称”是指企业依托中国独特的创新情境，通过采取独特的创新行为和路径，将自身的创新劣势转化为优势的过程。“非对称创新”的一般表征在于，中国企业不是采取与国际领先的对手“对称”的竞争行为，而是另辟蹊径，基于国际领先的对手不重视或未意识到的行为逻辑，形成一条独特的赶超路径。

本书认为，市场体制的独特性、制度形态的独特性、技术体制的独特性构成了中国企业非对称创新的情境基础。非对称资源和非对称创新行为并不能直接使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企业应将二者嵌入市场体制、制度形态和技术体制三类情境中，把非对称资源转化为优势资源，把非对称创新行为转化为竞争行为，从而形成企业的非对称创新能力（涉及学习机制、组织架构、追赶路径、组织治理和创新生态五个方面的具体行为）。这有助于形成中国独特的创新赶超理论。

第二，从市场体制、制度形态和技术体制三个方面的非对称性角度解构了中国情境的独特性。首先，本书认为规模宏大且不均衡的市场蕴含着重要的低端利基市场，这种市场的存在为企业提供了向高端市场阶梯式晋升的经济基础。我国产业赶超的过程就是从低端到高端的全链条市场打通，这使本土企业具备了适应市场需求多变、消费行为差异化、市场竞争激烈和市场机制不稳定的能力——面对西方先发企业带来的竞争时，中国的后发企业拥有了市场的“天然隔离带”。这种市场体制的非对称性为中国企业创新赶超提供了独特情境。其次，中国独特的制度形态包含强政府、制度缺位[2]和复杂制度环境等，我国企业由于长期直面这样的环境，具备了应对多变环境的动态创新能力和应对复杂的全球市场的国际化能力。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博弈存在多年，我国企业不断创造应对策略（如结合新型举国体制），把自身的关键非对称资源转化为核心竞争优势。最后，技术体制方面，我国企业要关注知识产权“独占性体制”缺位和“隔离机制”失效，而这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目前不需要高强度关注的。作为后发经济体，我国在应对快速技术溢出、集群模仿行为、企业模仿创新上积累了独特智慧，创造性地形成了基于合法性的创新保护体系和激励体系，让后发企业基于弱技术体制形成了技术赶超新模式。

第三，提出了企业非对称创新的五大行为逻辑。首先，非对称创新的核心逻辑是使传统意义上技术优势缺失的企业，通过非对称战略构筑起核心竞争力，而后逐步掌握国际话语权，这就要求中国企业采取特定的组织学习机制。后发企业向海外技术领先者学习是技术赶超的关键路径，而不同的学习方式各有优劣，适当地组合才能更有效地利用中国市场体制、制度形态和技术体制三类独特情境中的非对称资源。其次，由于制度和技术的差异，后发企业在构建全球研发网络的过程中会面临“外来者劣势”“新兴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等多种挑战。因此，后发企业如何设计全球创新网络组织，如何利用全球化机会进行资源配置，对其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企业在适应制度体制方面，非常善于根据多变环境进行制度安排，创造性地提出全球治理体系来撬动全球创新资源，并实现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的高效协同治理。比如，中国后发企业在全球创新赶超的过程中，通过实践社会责任战略、管道并购战略并设计隔离机制，消除外部合法性赤字，应对组织身份不对称带来的挑战等。再次，我国后发企业的内部行为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企业通过学习机制设计、组织架构设计、组织治理设计，保障自身从市场边缘走向市场核心，从互补技术走向核心技术掌控者，从产业链环节走向完整产业链。最后，我国后发企业依托市场多元性、数据开放性、制度包容性，在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里，把数字生态组织推向了世界舞台，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平台创新生态系统已经成为我国产业赶超的新空间。

本书的研究意义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从市场体制、制度形态、技术体制三个维度解构中国管理情境的独特性，勾画了中国创新情境的独特性，为将其转化为产业技术赶超的非对称性提供了系统逻辑。本书将中国企业在技术赶超过程中面临的中国情境的特殊性系统解构为三个方面：市场体制方面，具体涉及市场规模宏大且发展不均衡，市场高度动荡，制度型市场等；制度形态方面，具体涉及强政府、制度缺位和复杂制度环境等；技术体制方面，具体涉及弱保护制度、合法性创新保护、独占性创新体制、创新溢出机制与技术梯度转移等。进一步，本书系统阐述了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如何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驱动企业创新赶超新模式与赶超新路径的涌现，为中国企业后发赶超提供思路。

其二，从学习机制、组织架构、追赶路径、组织治理和创新生态五个方面解构中国企业创新赶超的行为逻辑，为中国企业创新赶超提供借鉴。本书探究了不同学习方式的优劣和具体学习机制的选择，全球研发网络设计、海外进入模式选择、并购后整合架构设计等组织架构设计方式，从市场边缘到市场核心、从互补技术到核心技术、从产业链环节到完整产业链等赶超路径选择，基于合法性获取和身份不对称的组织治理制度设计，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产业生态设计等内容，为中国企业创新赶超的具体行为提供理论洞察和实践启示。

其三，提出以MIT-LARGE框架为内核的非对称创新理论，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提供理论指导。中国管理学术界一直未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没有所谓的核心资源且技术基础较为薄弱的中国企业，到底凭什么能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快速赶超？”本书总体按照“从差异性事实出发建构管理学的中国理论”的逻辑，通过“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理论的有机结合”以及总结中国企业的创新管理智慧，提出一个中国式创新的思路——非对称创新理论。该理论以MIT-LARGE框架为核心，基于外部情境逻辑（市场体制的非对称性、制度形态的非对称性、技术体制的非对称性），构成以特定实践（学习机制、组织架构、追赶路径、组织治理和创新生态）为内在机制的非对称创新赶超路径。该理论从系统层面提出了后发经济体创新赶超的“中国方案”。

其四，面向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本书从创新驱动发展的微观机制揭示了新发展格局下以国内市场创新链为主体、国际国内创新链协调的新赶超路径。基于MIT-LARGE框架，本书提出以制度型市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制度优势，以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差序市场为市场优势，以多种所有制创新主体相互协同为技术优势，进一步探寻“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三链合一的组织创新战略新路径，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突破，为我国企业和产业提供技术跨越和赛道超越相结合的创新赶超新路径。

本书的理论贡献具体有以下四点。第一，提出了非对称创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贡献于中国式创新赶超的理论化相关文献。面临市场和技术双重劣势的后发企业，在中国独特的市场、制度和技术情境中，怎么打破“赶超—落后—再赶超”的“后来者诅咒”（curse to the latecomer）来成功实现赶超？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关键领域中、在“卡脖子”技术上重点突破？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什么内在逻辑来解决制度转型、市场多元、能力低弱情境下的全球化赶超难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学术问题在于“没有所谓的核心资源的中国企业，到底凭什么逐步实现创新赶超？”。本书在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创新赶超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MIT-LARGE框架的非对称创新理论，构建了非对称创新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理论逻辑，并具体提出了基于技术体制的后发企业技术赶超路径理论、来源国劣势与后发企业全球创新网络构建理论、制度独特性与后发企业创新发展模式理论，试图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做出贡献。

第二，剖析了中国情境在市场体制、制度形态和技术体制三个方面的独特性，贡献于中国管理理论相关文献。学术界近年来持续呼吁中国管理理论的提出，本书对中国管理理论的贡献反映在四个方面。首先，本书首次提出“制度型市场”的概念，并探索其作用于后发企业创新赶超的机制和边界条件，贡献于后发企业赶超的文献。其次，本书提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在传统集群情境、服务业情境、平台生态系统情境下的合法性治理机制，贡献于知识产权保护理论及其对中国后发企业创新赶超影响的研究。再次，本书提出了超大规模、多梯度市场对后发企业创新赶超的作用机理，为从市场体制角度理解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独特性提供借鉴。最后，本书系统解构了中国制度环境的独特性，为探究“新型举国体制”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提供参考。

第三，探究了中国企业在学习机制、组织架构、追赶路径、组织治理和创新生态等方面的独特行为策略，贡献于后发企业创新赶超理论。现有后发企业赶超的核心理论多依托于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企业技术赶超实践，它们为理解中国企业创新赶超行为提供了许多借鉴，但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的实践，这在近期有关中国后发企业赶超的文献中多有体现。本书详细剖析了中国企业在学习机制、组织架构、追赶路径、组织治理和创新生态等方面的独特行为策略，为构建中国后发企业创新赶超理论提供了新思路。

第四，探索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的创新全球化战略新模式，贡献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应对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本书提出了基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创新赶超路径，把MIT-LARGE框架应用于创新生态系统重构与模式探索，围绕制度型市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等制度优势，结合国内大市场及其差序格局，探寻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三链合一的技术跨越和赛道超越相结合的产业赶超路径。

本书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第一，为中国企业通过非对称创新“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最终实现非对称赶超，提供了路线图。后发经济体的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一直都面临市场和技术双重劣势的窘境，本书针对两种后发劣势长期积累的特点，阐述了打破“后来者诅咒”的中国实践经验。本书特别聚焦长期存在的“用市场换技术”没有取得预想成效的现状，提出了制度型市场的概念和相关模型，为我国企业打破“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赶超怪圈提供了钥匙。本书剖析了中国独特的环境情境，给出了具体的企业非对称创新行为。概括地说，本书对企业层面的应用价值是，为企业“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提供了具体的路线图。特别要说明的是，万向集团、吉利集团应用本书的理论指导，实现了快速创新赶超，二者均因技术创新管理体系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第二，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政策、赋能企业非对称创新提供了制度性建议。首先，本书提出的制度型市场概念，可以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尤其是对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科技进步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其次，本书提出了基于合法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产业集群和块状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创新激励政策建议，也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再次，本书剖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政府补贴、超大规模市场等对后发企业非对称创新的重要作用和边界条件，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相关区域和产业政策提供思路。最后，本书提出了企业在非对称创新的过程中应如何制定学习机制、组织架构、追赶路径、组织治理和创新生态等方面的策略，可以为企业战略制定和产业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72091312）“创新驱动下平台企业主导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72334005）“数字基础观的技术创新机制、路径与政策”资助。

[1] 在MIT-LARGE框架中，MIT是三大情境——市场体制（market regime）、制度形态（institutional regime）和技术体制（technological regime）——对应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组合；LARGE是五大企业策略行为——学习（learning）、架构（architecture）、路径（roadmap）、治理（governance）与生态（ecosystem）——对应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组合。

[2] 西方学者用“制度缺位”这一具有一定“歧视意味”（pejorative labeling）的概念来标签化转型经济体的国家制度，并主张这会为企业发展带来很多障碍。参见：BOTHELLO J，NASON R S，SCHNYDER G.Institutional voids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towards an epistemological rupture[J].Organization studies，2019，40（10）：1499-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