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纪德，全方位独特的人
李玉民
生来就与众不同，无穷变化的理想人物，你的确创造出来了，安德烈，但既不是《伪币制造者》中的小说家爱德华，也不是《窄门》中苦恋的青年杰罗姆，而是你自己，安德烈·纪德先生，“不枉此生”的现代传奇人物忒修斯。
这是二十多年前，编《纪德文集》时，写的总序《纪德的写作状态》的收束语。一段还算着边儿，但是流于笼统的赞语，无论说得怎样诚恳，终究遮掩不住对纪德认识的不足。别人看不出来，自己心里明白。
在编那套五卷本文集的前几年，还编过《纪德散文精选》，写了一篇题为《同几个纪德对话》的序言。十数年后，这篇序言被我的授业老师桂裕芳先生发现，她特意给我（冬季在广西北海）打电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只为对我说句：“你怎么写得这样好！”而且重复几遍，流露出为师的骄傲。
我只能愧领，内心不禁庆幸，就凭翻译几件作品，对纪德实在一不知半不解，怎敢按通常的做法，论起纪德来呢？自知一论起来准露怯，不如半认真半戏谑，以平常心态，逗乐似的发问：面对好几位，究竟哪位是你真纪德？
这种讨巧的办法，只可一不可再。二十多年来，随着纪德作品的单行本出版增多，应出版人的要求，又写了三两篇感悟性的序言，如《请进纪德迷宫》《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第二篇译序，以这样一段文字发端：
在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中，若论哪一位最活跃，最独特，最重要，最喜欢颠覆，最爱惹是生非，最复杂，最多变，从而也最难捉摸，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非安德烈·纪德莫属。纪德的一生及其作品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的迷宫。这座迷宫迷惑了多少评论家，甚至迷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长达三十余年。
用了这么多“最”字，哪一条扣在别的作家头上，都可以成为标志性的特点，全给纪德用上了，仿佛也不甚给力，最后只好用抽象的概念：“最难捉摸”了。
首先，我翻译纪德的作品越多，就越深有体会；其次，更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比对法国两位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生卒年代相近，分别以等身的著作享誉文坛，可以说等量齐名。然而，一九一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授予了罗曼·罗兰，要等三十二年后才轮到纪德，足以证明就连诺奖有文学慧眼的评委们，也得许久许久才捉摸透纪德。
现在我想明白了，在译序中对诺奖评委们不该有微词，或略带嘲讽的语气。尤其二〇一八年，我编译《纪德生平与创作年表》时，节译了献给纪德的授奖词。这篇“满怀感激之情”写出的授奖词，应是上百篇授奖词中最感人、最诚恳、最深刻的一篇。我因翻译而细读，深受感动，悔不该以己浅见，非议坚守百余年而不变色不变味的世界文学大奖。
在本文中，我还要纠正一点。此前写的那些译序，凡是涉及家庭，都接受了这句断章取义的引语：“家庭啊，我憎恨你们！”没有认真辨读下文，就想当然认为，这是少年纪德逆反心理的表现，尤其怪怨母亲反对他对表姐的恋情，于是用通例去判断青年纪德对家庭的态度。我的这些译序，虽然尽量限定为个人感悟，类似见解也容易误导读者。在这里，有必要引述纪德的原话，以正视听，也纠正我在误区的错觉：
还有人竟然来说，我这是在抱怨家庭，怪怨自己的家庭，绝对是莫须有的事儿。我完全庆幸，生在这样的家庭，家人对我始终呵护，照顾十分周全。就个人而言，我在家里绝对没有受到一点委屈。
我倒认为，在《伪币制造者》一书中，有些段落谈及这种自私的家庭，准确解释了我想通过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
纪德在《谈话录》中，针对昂鲁什的这句话——“总而言之，家庭一旦成为囚室，就令人憎恨了，这是囚室尽人皆知的成规”，给予这样的回答：“这是一种社会的囚室，具有社会所固有的全部自私属性。”
纪德回答的这句话很有预见性：随着家庭融入社会的趋势，越来越表明家庭与社会联手，窒息人的天性，正是这种自私属性对人类的一大危害。
通过上面所举的两个实例，我痛感阅读纪德的作品，稍不留神，就会沿着惯性思维，走进通例常规的误区，自以为接近，却越发远离纪德思想的轨迹。
这里举两个法国达人的事例。我对论述纪德的文章向来无暇顾及，这次有两段文字主动闯入我的眼帘，显见要扮演“导读”的角色，赫然排印在我翻译的纪德一部小说的首页。法国名家论纪德陷入误区，本来是法国文坛的事，现在要来误导中国读者，我正在找这类实例，不期应需而至，恰巧填补本文一两处空缺。
一位是熟悉的名家，诗人、剧作家克洛岱尔，早年受法国当局委派，到中国任过领事，与中国还算有点渊源。纪德与同时代的许多诗人都有交往，如阿波利奈尔、瓦莱里、贝玑、雅姆等，克洛岱尔算是其中之一，有通信关系。另一位，勒巴普，《纪德传》的作者，完全生疏。二人的选段都没有标明译者。先看保罗·克洛岱尔写给纪德的信：
作为艺术作品，这本书（《窄门》）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从头至尾都逻辑严密。关于书中所表现的基督教问题，我还有许多疑问：您究竟持何种观点呢？您的这本书是基督教作品吗？您是否仅仅把上帝刻画成一个残酷而沉默的暴君。对我来说，您的书是关于新教的一份无价的资料，它使我明白了很多以前对我来说模糊不清的东西。新教没有圣事，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实质的。这不再是一种各个部分都颇有功效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人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一切，上帝的介入很少而且不确定。那些想接近上帝的最高洁的灵魂，只会陷入焦虑。
克洛岱尔与纪德《通信集》（1809—1925），于一九四九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上面摘录的信文的全文，就收录在这部《通信集》中。克洛岱尔绝想不到，四十年后，即一九四九年初，纪德与昂鲁什安排多场谈话，录制成有声档案材料，而他的这封信，在两场谈话中反复提及，牵引出许多重要话题。而在这些话题上，克洛岱尔的信文明显作为反衬材料，激发了二人的谈兴，尤其采访者昂鲁什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不断变法儿追问，纪德也就敞开心扉，在八十岁高龄的记忆中，搜寻同这位断绝关系十数年的老友当时交往的情景，坦率地讲出来，为法国文坛留下这段有凭有据的佳话，同时也给后世留下追寻纪德思想轨迹的线索。
我更感兴趣的是最后这一点，自知没有能力判断人际关系的是非曲直，只想多摸清点纪德的心曲。
一九〇九年，纪德进入不惑的人生之初，就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看得见的是偶然，看不见的是必然。纪德经历一个个偶然事件，也是一步步走在必然的路上。是年，纪德和他的小团队，创办了杂志《新法兰西评论》，一个“新”字，意味着新观念、新思路。
《新法兰西评论》杂志创办之初，谁也没有意识到，一本杂志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会起那么大作用，催生了伽利玛出版社，推出了从普鲁斯特到加缪一批很快在法国文坛成为重量级人物的新人。
一提起杂志创始人，纪德总爱说“我们”，《隐修》杂志停刊残留下来的六个人。他们内心，尤其纪德，都有团队的意识。他们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以龙沙（1524—1585）为首，组建七星诗社的那批诗人的精神。“胸襟豁达的自由主义就是我们的口号，而一些非自由主义者——我格外想到，例如克洛岱尔，就不接受这种口号。”纪德如是说。
新思路、新观念，就要有新的价值观。这个团队内部很明确，要“成为新古典主义者，代表新古典主义”。但是他们刚刚起步，还不好大力倡导，只保持低调，着重务实，一起努力干。“或者一事无成，彻底失败，被人遗忘；或者干出了名堂……总要冒很大风险。一定得先证明这一点。”他们既针锋相对，反对自然主义，也反对象征主义，只是不太激烈。
新古典主义的特点，“就是不断汲取法兰西（传统）精神，及其狭义学院式古典精神源头的价值观”。纪德最推重的三位思想家是尼采、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看重的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其相当敏感，心理分析具有预见性特征。纪德说：“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向我们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多大程度上，堪称对深刻现实有一种洞见能力的作家。”
这种新古典主义价值观下一位杰出的代表，就是阿尔贝·加缪。他与纪德仅相隔十年，于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有趣的是两位得主都创造了诺奖的纪录：在确认与定夺的时间上最长和最短的纪录。
一九〇九年，继《背德者》出版七年之后，《窄门》在《新法兰西评论》创刊后头几期连载，纪德自然喜出望外，这是《背德者》的姊妹篇，又一部力作，在法兰西信使出版社出了单行本，纪德抱有不小的期待。
杂志毕竟刚刚创办，经营惨淡，当时读者仅有百十人。纪德这个小团队虽然精神饱满，但处境确实很艰难。一时对读者不能抱多大幻想，纪德早有这种思想准备，《背德者》初版，仅印了三百册，不料这部成熟之作，几年也无人问津，就连那些诗人朋友，也反应平平。
我不免心存疑问：《背德者》这样的著作，在纪德的艺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结交的诗人朋友不乏名家，过从甚密，什么事都谈得头头是道，怎么没有一个友情出场，无须溢美之词，写篇平实的评论文章予以关注也好啊！
同纪德的交往，雅姆比克洛岱尔早上十来年，他目睹了纪德三十岁前后那段创作丰收期，那是进入成熟期的前奏，如《帕吕德》《人间食粮》《没有缚住的普罗米修斯》等，都是无心插柳之佳作。尤其在这个阶段，纪德以歌德为典范，向歌德学习了生活的艺术和写作的艺术，沉默了数年，实现了嬗变，用心创作了《背德者》，他真期望平时非常热情的文友雅姆发声，在写给雅姆的信中，如此坦诚，近乎恳求了：
你究竟怎么看我这本书？我花了四年工夫，不是写出来，而是生活过来了，写出来就是为了摆脱。我做这部书，无异于患一场大病，险些送了命。在你看来，这不过是我的奇思妙想，又玩了个新花样，还是明白我在玩命呢？现在我只看重作者用生命换来的著作。
然而，雅姆读不进去，拒绝接受《背德者》，他在复信中引用他母亲的见解，说她在《背德者》中，仅仅看到一个换衣服的人：脱了外衣翻过来又穿上。总之，雅姆根本就没看懂《背德者》，绝对进入不了这部书的道德与心理局面。
四十七年后，纪德在《谈话录》里提起老话，记忆犹新，将克洛岱尔和雅姆归于同类人，都想独步诗坛，自傲得很，瞧不起纪德奉为典范的歌德：雅姆自以为胜过歌德；而克洛岱尔有失厚道，说歌德是头蠢驴。
纪德下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评语：“密切，不，不……隔一段时间再来看，我们是演对手戏，彼此要在对方眼里扮演一个角色。他对我而言，是在扮演诗人；而我在他眼里，我们间的关系，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亲密……与雅姆的关系，啊，真的很难说，并不像我们在出版的往来书信中所表现的那样，我觉得，我们的交往是在演某种喜剧，您尽可以说是真诚的。但是，我们彼此面对的，只是对方扮演的角色。”
《窄门》出版时，克洛岱尔跟纪德演了同样的对手戏。他同雅姆、瓦莱里一样，正如纪德指出的：“他们在别人身上，在别人的文学著作中，专门寻求与他们类似的思想。”克洛岱尔在这封信里别出心裁，谈了他如何从鸡蛋里挑出了他期望的骨头来，断定《窄门》是关于新教的一份没有价值的资料。
对克洛岱尔的“高明”看法，纪德大跌眼镜，简直不敢相信：“好么，克洛岱尔却让我头一回感到，这部书在多大程度上，特意批评了新教，而不是基督教。他强调了这一点，正是我没有想到的，这对一个正统的天主教徒来说，该是多大的刺激，直指他们为德行而爱德行的观念……他说真正的天主教徒，追求品德是为了获取报偿，至于为德行而爱德行，则是自傲的一种罪孽。克洛岱尔第一次让我明白，也让我感受到。既然出版在即，读者很快就能看到这封信了。”
我们没有看到这封信的全文，但读了上面摘录的这一段就能明白，克洛岱尔说新教没有圣事，人同上帝就没有实质的关系，就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而灵魂高洁的人空有德行，接近不了上帝，故而焦虑。可见为德行而爱德行，是图报偿，并不是信仰，不过是自傲的表现。
克洛岱尔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读者无法理解，只要明白为德行而爱德行，是一种虚假的信仰就行了，人的终极目标，是上帝，还是人呢？
纪德在创作《背德者》时，思想有所演变。纪德说：“从前我还觉得，人的终极目标，可能是上帝，后来逐渐变化，终至完全改变了这个问题，得出这样颇为自负的结论：不对，人的终极目标，是人。这样一来，上帝的问题，也就逐渐被人的问题所取代。”
在神性还是人性之间，纪德选择了人性。
这就是为什么，克洛岱尔和雅姆无法理解并拒绝纪德的著作，在无望争取纪德皈依天主教的情况下，最终同纪德断绝关系。
这里要交代一个情况，纪德与几位同时代诗人交往，彼此还是相当真诚的。越是不同的作家，纪德越是喜爱：他欣赏克洛岱尔早期作品，如《金头》展现了其才气横溢、无所羁勒的姿态；他也赞赏雅姆的诗作“自然流泻”，来了灵感就写。然而，过后再拿起他们的作品，再也没有当初那种感觉了，不像重读兰波、洛特雷阿蒙那样，总能获得教益。
象征派最后一位大诗人瓦莱里，倒是个例外，他同纪德的友谊关系，既深厚，又真心实意，一直维持到生命的终了。然而，即便如此，瓦莱里同样看不到纪德作品的价值。纪德六十寿辰时，《卡皮托利》杂志要出一期专号，请瓦莱里写一篇文章。瓦莱里答应了，但是最终没有兑现。纪德提起这位老友，坦然说道：“他躲避了，太难为他了……瓦莱里实在不了解我：他在我的天性之中，在我的作品里边，只看到新教徒的一面，反艺术的一面，所谓反艺术的一面，但愿并不存在。他那态度，对我肯定是一种误解。我并不介意！直到生命的终结，我们的友谊仍旧如此深厚，如此真心实意，我相信，就连瓦莱里也深感意外。”
纪德的一生，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问题在于，在种种杂乱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中，如何看出纪德思想轨迹淡淡留下的必然性。为纪德作传的人，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力求洞彻纪德的路数，引导看不透纪德作品的读者，而不是堆砌不久必然成为陈词滥调的那些时髦的成见。我不知道《纪德传》的作者勒巴普是何许人，单凭他可能误导中国读者的这段语录，我就领教了这本传记价值的负能量：
纪德在欲望的驱使下，想要做一些有悖世情和常理的事。纪德把自己身上互相对立的两种行为倾向归因于两种力量的互相作用。一种是代表真善美的上帝的力量，一种是代表黑暗和邪恶的魔鬼的力量；上帝的力量是一种约束的力量，魔鬼的力量是反约束的力量。每当纪德感到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恶习时，他认为那是受到魔鬼控制的结果。当纪德意识到魔鬼的力量使他更容易得到快乐时，纪德渐渐学会了用魔鬼的力量来对抗上帝的力量，有时纪德甚至愿意以魔鬼的代言人自居，因为那会使他更有理由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但是尽管魔鬼可以为纪德的行为充当挡箭牌，可却无法清除他内心的矛盾和负罪感。
——勒巴普《纪德传》
导读性的语录不妨简短些，显得更有力量，例如，诺奖得主（1952）莫里亚克的一段话：
纪德在世一天，法国便还有一种文学生活，一种思想交流的生活，一种始终坦率的争论……而他的死结束了最能激励心智的时代。
莫里亚克说得多精练，多精彩！哪像这位给纪德立传的勒巴普，重又拾起久违了的西方上帝魔鬼的套路，倒让人联想到我国尚未失传的通常判断标准，就是老百姓从戏台上、电影里学到的分辨好人坏蛋的标准。而且这种认知标准还有个样板故事，真实的好笑故事。传说建国前夕，在解放区某地演话剧《白毛女》，演到地主逼迫杨白劳在契约上按手印，用女儿抵租那一场，一名士兵跳上舞台，要枪毙那个恶霸坏蛋。幸好被人制止，说这是演戏。
写作和演戏有多大差异？勒巴普的段子不足为论，且看《窄门》时来运转，是对克洛岱尔的一大讽刺。
《窄门》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却出现了奇特的情况：英国文学批评家埃德蒙·戈斯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安德烈·纪德的著作》的文章，赞赏了《窄门》。与此同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也有人发文，说喜欢这部作品，觉得类似他本人写的《父与子》。法兰西信使出版社经理瓦尔特，得知这种情况吓了一跳：事起突然，措手不及，伦敦几家书店一下子全发来订单。
《窄门》初版，仅印了三千册，而且做法绝对反常，竟然没有制作纸型！瓦尔特给当时在国外的纪德拍了电报，表示要重排这部书，电文异常客气，对于没有制作纸型他深感内疚，重新排版的费用仍由出版社承担。
法国国内的反应依然慢热。《窄门》出版三年后，巴黎的一家书店老板还写信询问纪德，从哪家出版商处能订购到这部书，只因他的书店是新教徒的一个文化中心。
比起克洛岱尔等这些诗人来，英国的乃至法国的新教徒当然谈不上有多高的文学修养，然而他们对纪德作品的感知能力，远远高于这些诗人。
这些普通的读者，在纪德的作品中，感知到了什么呢？他们感知到这位心灵焦虑的播种者，在书中突破神性所展现的人性。
所谓人性就是人的生活，人的真实生活。
人的真实生活，就是人身上除掉社会的涂饰，在生活中展现的天性，及其心理活动。
人的追求，往往同人性走在两股道上，甚至背道而驰。
《纪德谈话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昂鲁什：可能成为“超人”或者“伟人”的这种概念，是否有人拿来比较《人间食粮》中的著名格言，您还没有读过尼采著作时写的这本书中的格言呢？
纪德：什么格言？
昂鲁什：“尽可能确保人性，这就是好格言。”
纪德：是的，我相当看重这句话。
昂鲁什：按说伟人，不正是尽可能确保人性的人吗？
纪德：我相信能找出伟人的许多事例，他们之所以成为伟人，恰恰相反，总是压缩对他人的理解，通常压缩对人的理解。
昂鲁什：克洛岱尔很可能就是这样，几乎始终拒不倾听人类的一些诉求，才达到他真正的体量。
纪德：是的，我认为这样讲完全正确，再怎么挑选，他也是个极佳的事例，表明一个“伟人”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拒绝尽可能确保人性。
如何确保人性，首先得发现人性。纪德所写的日记，创作《人间食粮》这样的作品，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所写的旅行笔记，如果对比着阅读，就会明显地感到，他亲历的各种感受，都要马上直接记录下来。譬如说《人间食粮》，纪德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构思出来的，书中好多语句，就摘自他的日记，而日记又是他随手写下来的。稍一浏览就能发现，这部书结构本身，也是非常自如的，相当附和生活的节奏。事后如果再想改善一下结构，反倒显得不自然，留下编造的痕迹了。
显然易见，《人间食粮》是一部富人写的书，穷人写不出来，终日要为生活操劳。然而，这又是为所有人，尤其为穷人写的书，能让生活艰难的人体会到，在他们自身，在他们生活的大自然中，存在着金钱买不到的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纪德在文学生涯之初，就毅然决然，将天性、人生、追求、文学、生活并轨了，在他的意念中，有了通盘的打算，由这些要素铺成一条边走边探索，几乎漫无边际的生涯旅途，不畏艰难险阻，“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的生活，成为他要做的人”。这是他认定的人间正道，满怀激情，每走一步，都印证一种全新的概念：“生活闯进了文学。”而这个概念，纪德用一个词就下了定义——“真实性”。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我认为，这件事（真实性）的确非常重要。而且，我也认为，如今就极难理解这种情况了：文学堕落到何等地步，成为假模假式的东西，胡乱编造的东西，脱离了现实，既脱离社会现实，也脱离了物质现实。原先还有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等流派，但是那一切创作，还没有共同标准。我从前赞赏，如今仍然赞赏古希腊文学的，譬如说这种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与生活并行，在生活之外的一种文学。可以肯定，我在写《人间食粮》的时候，就有这种意念，就有这种打算：将文学重新投入它生活的本原中。
看来，文学这一根本问题，还得世世代代讨论下去。文学往往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社会俱进，结果成为社会的副产品，冒牌货泛滥成灾。热闹一阵，也就随着时间流逝了。出不来大师，这是现代文学的悲剧。
有一种论调，流行好长一段时间，法国文学自从出了波德莱尔、普鲁斯特之后，以前作家全过时了，仿佛没有必要学习研究了，甚至不列入写论文的选题。殊不知，文学各个阶段，是继承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替代淘汰的关系；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家，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纪德赞美《追忆似水年华》就说得很明确：“文中不妨有冗赘的章节，有各种缺陷，随意挑拣出什么来，但这是一部巨著，史无前例，独一无二。”他随即又指出，并不是因为从架构上讲，这是一个更为协调的整体，而是因为在巴尔扎克之后，很难再写出什么来，但是普鲁斯特做到了。
纪德同样做到了。加缪也同样做到了。
纪德和加缪，本属于两个时代的人；但是不约而同，都倡导“新古典主义”。顾名思义：他们继承古典文学，又能出新和发展。他们二人文学上的创新，都没有离开文学的本质：一个坚守真实性，一个恪守求真求实。
近年我新译了纪德写作时最开心的《没有缚住的普罗米修斯》等四部作品；增加戏剧卷，译出五种戏作；在此期间，还重译了《纪德谈话录》《梵蒂冈地窖》，编译了很有参考价值的《纪德生平与创作年表》，约有八十万字。然而，还留有缺憾，如果安排再理想一点儿，能增添一卷通信选集，补译一卷纪德后半生日记。缺憾也是世间常道，根据纪德终身的实践，应是文学生涯的一种激励和源泉。
上一套《纪德文集》的总序《纪德的写作状态》，以及前前后后为纪德作品单行本所写的序言，还都原封不动，用作相关各卷的序言。旧总序与新写的总序言，相隔二十余年，我觉得仍可以无缝链接，还不至于前言不搭后语。我乐得从旧总序中摘录一段话，植入这篇序言中，免得再重复类似的阐述：
整整一生要走，路却没有划定。“我决不走完全划好的一条路。”（《如果种子不死》）你还借《伪币制造者》中的人物说：“我只能在生活中学会生活。”你的生活准则，安德烈，就是拒绝准则。“做我们自己”，让天性自由地发展，享受真正的生活。你走的是逆行的人生之路，因为，必须“倒行逆施”，与虚假的现实生活背道而驰，才能返回真正的生活。
一二十年前写这样的感悟文章，冲劲儿比现在大得多，敢于借用诟病者的狠话，丝毫也不回避。在另一篇译序《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中，更是明目张胆，用了“全欲”的字眼儿。
《帕吕德》的主人公蒂提尔要写一本书，取名《帕吕德》。他认为一首诗，或者一本书，存在的理由，它的特性，它的由来，像一只蛋那样，光滑而充实，任何东西都塞不进去，连根大头钉也不成。硬往里插，蛋非得破碎不可。蛋生下来就是满的，不是装满的。
天生多样性原本就是人类一种深厚的天性，如同一个蛋，生下来就装有本人全部欲求。天性各有倾向性，不尽相同，有些欲求很模糊，要随着生活逐渐培植起来。纪德的天性有一种格外明显的倾向。他亲口承认：“唔，好奇心，在我这一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肯定是附体的一个大魔鬼。”
纪德体内有这样“一个大魔鬼”，那么欲望不得成N倍增长！
增长N倍，纪德求之不得，哪怕欲望层出不穷，正好随欲而行，不断追求快乐，尝试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青春韶华，就该自由地展现天性；天地万物，天生就是要追求快乐，每种事物都是快乐的一个载体：
自然万物都在追求快乐，正是快乐促使草茎长高，芽苞抽叶，花蕾绽开。正是快乐安排花冠和阳光接吻，邀请一切活物举行婚礼，让休眠的幼虫变成蛹，再让蛾子逃出蛹壳的囚笼。正是在快乐的指引下，万物都向往最大的安逸，更自觉地趋向进步……
人生总有喜忧两面，没有忧，何来喜。纪德在《人间食粮》中，与万物同欢，激情四射，心声滚滚流淌，倾泻而出。殊不知在那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患了臆想症，虽非真的有病，但实实在在痛苦不堪，“时刻想到死，说起来并不好玩”。他只好遵照医嘱，到瑞士境内汝拉山脉一个小镇，人称“瑞士的西伯利亚”的地方，度过严寒的冬天。
纪德在那里形影相吊，极其无聊，然而很快，一个念头掺杂进来：“怎么着，归根结底，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终日没着没落，意乱心烦，正是艺术创作的空间，他对自己的境况，转而采取一种嘲弄的态度，没来由产生某种稀奇古怪的感觉。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催化了整篇《帕吕德》结晶。
作者提起这部早年的作品，还挺犹豫：“讲出来实在显得很可笑，但是又真真切切：某种滑稽而相当独特的意味，就围绕着两句话组合成型。而这种意味，我在任何地方，似乎都没有看到。”
“一句是：‘路径两侧开满了马兜铃花。’这句话令我喜不自胜，就是这样！随您怎么解释去吧！”
“还有一句话，是我通过《帕吕德》的主人公讲的，他对安琪尔说：‘亲爱的朋友，天气风云不测，你为何只带一把阳伞？’她却回答我：‘这是遮阳遮雨两用伞。’就是这样，犹如花边艺人，固定几针，便围绕着编织出书中的线索。”
这两句话，好似音乐主题，定了调子，整部作品就依据主题谱写而成。纪德写《帕吕德》的缘起，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案例，研究起来不是好笑，而是既有趣又有教益。文学创作会激发起人灵动机变的潜能，从而浮想联翩，产生意想不到的创作灵感。
纪德的“全欲”中，创作欲是最强的，正是创作欲的导引，才使纪德达到了他所称颂的歌德的境界：“至高无上的平凡。”
纪德发现了歌德的《罗马哀歌》，当即心潮澎湃，对他算得头等重要的启示：
《哀歌》向我指明，喜悦与忧伤，都同样可以成为诗的要素。于是我深恶痛绝，抛弃了缪塞的名句：“最绝望的歌是最美的歌。”从那时起，我认为可以说：喜悦未尝不是一种道义的责任。寻求快乐就成为我生命主导的首要理由。我觉得快乐自行求得难于忧伤。因为只要放任自流，便可收获忧伤。
个性凭其界限得以确定，但是个性之上，还有歌德达到的更高的境界，奥林匹斯诸神的境界。歌德懂得独特性给人以限制，作为有个性的人，他仅仅是某一个人。如果他像潘神那样，放纵各自游荡，忘情于事物之中，他就排除了个人身上的一切界限，最后只剩下世界的界限了。他也就变得至高无上的平凡了。
纪德创作《帕吕德》的过程，就是在潜意识状态中，履行喜悦的道义责任，往至高无上的平凡境界攀登。他开始戏谑寓于自身的悲剧，从哀婉悲怆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以自我嘲笑的方式化悲为喜。直到晚年，纪德提起来，还记忆犹新：“坦率地讲，我写《帕吕德》时，心情特别痛快，简直开心极了。后来，也只有写《梵蒂冈地窖》时的心情，才能与之媲美，不过，那是另一种状态：几乎绝对无意识。”
纪德这种化悲为喜的转变，就是突破了个性的界限，将独特性推上更高境界。这样的势头挡不住，他在而立之年的前前后后，写出了好几部类似的灵动机变作品，形成了创作欲多姿多彩的丰收季，从而拉开了他的创作向更为内在、更为深刻的成熟期转变的序幕。
从病态的臆想症期，到《帕吕德》创作的通感灵动，再到《人间食粮》的激情四射，纪德打破个性困扰、一筹莫展的僵局，自由的天性开始全方位地体验人生，全方位地思索探求，将追求快乐和幸福推向极致。
《人间食粮》同样特殊，是不知不觉构思出来的，结构也非常随意，由不得作者，书就写成了。事后还试图改善一下结构，但的确无可奈何，要改动反而会留下编造的痕迹。
自行构思的一部作品，并没有偏离作者全欲的思想，可以说实践了一把梅纳尔克的欲望无边学说。《人间食粮》中出现两个虚拟人物：一个就是梅纳尔克，即“随心所欲，无牵无挂，不加选择而照收不误的学说倡导者”；另一个权且称为纳塔纳埃尔，随便一个可能的读者，跟随“我”漫游，而这个“我”也是虚幻的。照我看来，不过是纪德自由的天性随物赋形。请看随手的摘句，随意翻阅的书页：
纳塔纳埃尔，我要告诉你：一切事物，都异乎寻常地自然。
小牧童，我要把没有镶金属的牧杖交到你手中，我们再带领尚无主人的羊群，缓慢地走向每个地方。
牧童啊，我要把你的欲望，引向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成为游荡者，就是要接触一切游荡的东西。我怀着一股温情，对待一切无处取暖的东西，我十分热爱一切漂泊不定的东西。
我的精神，你在传奇般的旅途中，曾经极度亢奋。
我的心啊！我曾经让你鲸吞牛饮。
我的肉体，我也曾经使你饱尝情爱。
如今，我静下心来，要点数我的资财，结果一无所获。
有时，我抚今追昔，要搜寻一些记忆，以便敷衍一段故事。我在其中却几乎认不出自己，而我的生活却充满故事，我感觉自己生活在一种不断更新的瞬间。所谓静心默思，对我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束缚。我再也不理解“孤独”一词了；我一旦感到孤单，就不再成其为自身，而兼收并蓄，济济一身了，并且心系四方，无处不家，总受欲望的驱使，走向新的境地。最美好的回忆，对我只不过是幸福的余波。最小的一滴水——哪怕涓滴之泪——只要湿润我的手，就变成弥足珍贵的现实。
不期然，我抄录这么多，尤其最后一段。真抱歉，这本书我抛掉二十多年，再翻翻还是觉得挺新鲜。青春的欲望依然清淳，根本不见所谓纵欲魔鬼的影子：看到鬼影的人，包括那位勒巴普，该是自己心中有鬼吧？
全书仍旧是件完整的艺术品。但是，这一页翻过去了，最后已经反省，尾声郑重告别：“抛掉我这本书吧，须知对待生活有千姿百态，这只是其中一种。去寻求你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吧。别人能做得跟你同样好的事情，你就不必去做；别人能写得跟你同样好的文章，你就不必去写。凡是你感到自身独具、别处皆无的东西，才值得你眷恋。啊！既要急切又要耐心地塑造你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为无法替代的人。”
《人间食粮》这段结束语掷地有声，五十多年后纪德谢世，就成为法国文坛和诺奖授奖词公认的定论。也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法国文坛的名宿新锐，都不约而同，给纪德一生的评价，也是准确地使用了他早年给自己设定的格式。
纪德一踏上这样全方位体验人生之路，就意识到面临巨大危险：“人格丧失，自我肢解——如当年所说的，自我肢解成无穷小。”
上一段引文中所讲“心系四方，无处不家”，就是自我不复存在的意思，相当于如今所说的“碎片化”了。
因此，《人间食粮》从开篇到结尾，一直呼吁：“抛掉我这本书吧。”
岂止呼吁抛掉，纪德在动笔之初，就构思好了对立面，即他所称的“解毒剂”，戏剧作品《扫罗》。这种“对话”的方式，成为纪德文学创作的机制。就在《如果种子不死》中，他谈及《一千零一夜》，将其视为他启蒙的最重要读物，可以说平衡了《圣经》对他的影响。可见，纪德从不执于一端，他的创作思想也从不定格于哪部作品。他的每部著作，都是他创建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表现人性的一个侧面，而哪个侧面都不能代表整体。
在剧作《扫罗》中，纪德就表明：“我的价值寓于复杂之中。”这是纪德的天赋，体现在纪德思想、创作、生活和处世的方方面面，要了解纪德这个人为何引起那么多争议，他的作品为何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天性复杂就是一把密码钥匙。
早在二十岁，纪德写他的第一本书——《安德烈·瓦尔特手册》时，就表露出这种特质：
阻碍我下笔疾书，哪怕是草草做些笔记的，正是激情的纷繁复杂，比起激情本身的千丝万缕更难理清。因为，如果有许多确定的事情要讲，那么我能够清楚表达出来。然而，对外界最细微的感受，也能搅动起我身上复杂的系统，开始无休无止的震颤，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心灵里，彼此不断呼应——唤醒一些沉睡的、潜伏的意念，而这些意念又通过新的激情久久回响。
这段本身就很复杂的引语，值得细细品嚼。当初翻译纪德时，虽然紧紧扣住原文一句句慎重地译出来，但是总难把握作者思路的走向，琢磨不透暗示的内涵深意，只能跟随着笔触往前探索，在写感悟的译序中发出不少疑问，留给接续的翻译去解决，断然不会相信偶尔见到的类似勒巴普给纪德下的定论。
阅读经典，往往有悟不透的章节，不妨存疑，不要轻易相信导读或别人下的结论，这是一个人终生自我学习的根本之道。
《安德烈·瓦尔特手册》上还有一段，也是纪德早早悟出的一个道理，他在创作中始终遵循的一个原则：
我认为，真理并无意愿做出结论：结论应该从故事本身脱颖而出，无须借助于曲折的情节来突显。事物从来就没有结论：恰恰是人要从事物中得出结论。
这类悟道的话，早已融入纪德的生活与创作的血液中，他根本就不记得了。倒是《纪德谈话录》的对话者昂鲁什发掘出来的，真是一位既懂行又敬业的采访者，他认为，纪德到了七十多岁，仍然可能写出这类语句。
纪德欣然认领，但他毕竟老到多了，接口答道：“是的，可能会写得更妙些，也就是说，更为明晰，更能夺人眼球。”
纪德的天性，对事物感受的敏感性、思考心理层面深刻的微妙性等等复杂性相撞击，在撞击社会层出不穷的偏见，自然要产生繁复的回响，从他一部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确实难以辨识交错震颤的声源。
解析纪德作品的最大误区，就是无视纪德著作复杂而有机的体系，只抓住《人间食粮》中张扬的“欲望”，取代那么多名篇精彩纷呈展现的人性。在这种误区闹鬼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勒巴普的那段导读。勒巴普不顾纪德在书中一再呼吁“抛掉我这本书吧”，也不顾纪德率先抛掉《人间食粮》，进入《背德者》—《窄门》—《田园交响曲》这样大系列的现实，还一味喧嚷，纪德“代表黑暗和邪恶的魔鬼的力量”，“对抗上帝的力量”，大谈什么“内心的矛盾和负罪感”，实在滑天下之大稽！
纪德是一个难得的自审的人，在大多数作品中，他都采取自嘲自审的手法，从而拉开了他本人与笔下人物的距离。这正是他二十岁之前的习作，《安德烈·瓦尔特诗抄》的一大看点，将嘲讽引进诗歌。按说，嘲讽是一种酸，能腐蚀冲动，也就毁了诗歌；可是在《诗抄》中，反而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魅力。读者受其吸引，始终不知道这种游戏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冲动激情在哪儿掺假，到哪儿终止了坦率。
好了，勒巴普这段公案就算过去，其实，不理也谈不上公案，让我撞上，就拿来作反衬，也算多谈一谈的由头，免得单调。
最近增译的《那喀索斯论》《爱的尝试》等一批作品，此前都忽略未计，认为是成熟之前的创作。现在看来，我尚未完全摆脱惯性思维，只了解纪德著作对话对称的关系，还没有重视纪德构建的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最早的习作，如《安德烈·瓦尔特手册》与《诗抄》，在整个生命体中，就像人体中的盲肠，衰退了也有其特殊功能，更何况《爱的尝试》《乌连之旅》《没有缚住的普罗米修斯》等一批各具特色的著作。
纪德基于复杂的天性、身上复杂的系统，在绘制他要构建的世界之前，必然初具一套指导性的思想。他在二十来岁所做的笔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一位艺术家，必须有一种个人哲学，有一种个人审美观，有一种个人道德观，他的全部作品，无不致力于表现这一切，他的风格也油然而生成。
后来，纪德在《借题发挥》文学评论专栏上，于一八九七年发表的文章，《关于文学和道德的几点思考》提出一条更具特色的思想：“他还必须有一种个人笑话、他独具的怪相。”
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艺术家，在文学和道德、审美和行为上，全方位提出打上个人烙印的主张，从而形成一套完全个性化的哲学观念。
从青年起，就敢于提出这样的主张，用以指导一生的为人与创作，这就高度体现了纪德的人格力量和自律精神。
纪德创作的总体计划，大约在创作《帕吕德》的前后酝酿出来。和盘托出则牵出一段浪漫典故。
众所周知，纪德爱上表姐玛德莱娜，而他母亲一直反对这门婚事，表姐也拒绝了他的求婚。直到五年后，一八九五年五月，母亲去世，纪德便同玛德莱娜于六月订婚，十月结婚。新婚夫妇蜜月旅行，在恩加迪纳逗留期间，几次散步时，纪德向妻子全盘讲述了他的整体创作计划：
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好像就发生在眼前：那景物、那气氛、那天气，无不历历在目；我也记得，在她的信任与好奇心的鼓励下，我向她讲述了在我眼里，我的全部或近乎全部作品，应该是何等规模。在我的想象中，这些书全写出来了，而且，只有确定下一部作品马上就能跟上来，我才开始动笔。
记不得在哪篇序言或者文章里，我讲过这种情况：“我之所以能写《背德者》，只因作为抗衡的作品，我酝酿好了《窄门》。”
纪德写《那喀索斯论》（1891），就是觉得希腊这一神话妙不可言，值得发掘。他心中有一种强烈渴望，什么都不放弃，既借鉴基督教，也借鉴希腊神话，两者同等重要。在创作实践上，纪德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基督，将基督转化为一个神话人物。
《那喀索斯论》有一条注释，表明他从不背弃自己兼顾伦理与美学的立场：
艺术家、学者，不应该更喜爱自己要讲的真理：这就是他的全部品德……对艺术家而言，道德问题，并不是指他阐明的观念关乎多少道德，对大众有多少益处；问题在于它阐明得好。因为，一切都应该阐明，即使是危害极其深重的问题。
这段话写于二十二岁，除了“危害”一词不大妥当，五十年后的纪德全部认领。在写《那喀索斯论》时，安德烈·瓦尔特真的死了，已经埋葬了。
次年写出《乌有国游记》。当年，纪德经常光顾象征派圈子，认为没有象征主义小说，而象征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可以为小说创作提供一种崭新的形式。纪德就想弥补一下，要写出隽永的含义，远远超越物质层面的意义。为此他就放笔描写景物，借以表示种种心境。
一八九三年出版《爱的尝试》，开篇的第二段一鸣惊人：
自不待言，要阻止我达到我的渴望，既不是讨厌的人类法则，也不是畏惧、廉耻心、内疚、对自己与梦想的尊重，既不是你，可悲的死亡，也不是入墓后的恐惧，什么都不是——仅仅是傲慢。明明知道这东西十分强大，可是自我感觉更强大，能够战而胜之。然而，如此引以为傲的一种胜利，还不是那么甜美，并不如向你们——种种渴望让步，不战而自败。
这段文字不啻声明，宣告自己痛下决心，要按照自身的本性，按照自由的天性，随心所欲地生活了。
这几年，纪德在感情上受挫，身体又出了毛病，频频旅行，头脑很乱，理不出个头绪，思考的问题太多。这种状态正如他打的比喻，最大的诱惑是读书，面前摆着三十本书，全打开看了个开头；可是拿起哪一本，看不过三行，就联想别的事情，而每件都挺重要。看看他写到《日记》上的各种念头吧（摘录如下，排序不分先后）：
快乐的思想，应当是我持续关注之点。
要过上这种高级的平凡生活（指歌德式的高级平凡者），如果操之过急，就有一种危险。如果不能全部吸收，自己整个儿就会陷进去。思想必须比世界广阔，容纳世界，否则就要可悲地消失在其中，再也无独特可言了。
基督教，首先是安慰人；但是有些人生来就幸福，不需要安慰。基督教对这种人既然没有影响，那就先要他们变得不幸。
最精彩的东西，就是由疯狂提示而由理性写出的东西。必须处于两者之间：梦想时紧靠着疯狂，写作时紧靠着理性。
一种道德既不准许，也不教我们最大限度地、最绝妙和最自由地运用并发展我们的力量，我就再也不愿意理解了。
小说将证明，它还能描绘别种东西——直接描绘感情和思想；它将表明在事情经历之前，它能够推演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它能够构思到什么程度，能够成为艺术品。它还将表明……
人啊！最复杂的生物，因而也是依赖性最大的生物。你依附于一切构成你的成分。不要抗拒这种近似奴役的状况，要明白更多的法则在你身上纵横交错，因而也更为奇妙。你欠了这么多，具有种种品质，仅仅付出相应的依赖性。要明白，独立是一种贫困状态。许多事物向你讨债，但是许多事物也支持你。
在这世界上，一切事物连在一起，相互依附，这我们知道；但是，做每件事情都为事情本身，是为其价值提供理由的唯一方法。
挂一漏万，我标出那么多红线，只好摘录下来这么一点点：一部《日记》，琳琅满目，真像生鲜的大卖场；而纪德的一部部作品，就如同一家家精品店。两相比较就知道，纪德为他的精品准备了多少材料，除了《日记》，还有笔记，各种文学活动等，包括他在《空白杂志》《隐修》杂志上开的《借题发挥》专栏，充当文学批评家，借现实提供的文学现象，以各种名目借题发挥，逐渐阐明并形成个人的美学观。
前文谈到《爱的尝试》，最甜美的事，即“向渴望让步，不战自败”的思想，不期然而然，引出两部作品：一是《帕吕德》，憋闷出来的自得其乐，多重嘲讽的书；二是《人间食粮》，冷落了二十多年而后发现，风靡于青年族群中的快乐的“福音”。
从《人间食粮》（1897）到《背德者》（1902）是一次大转型。其间还有两部过渡的作品。一是开傻剧先河的《没有缚住的普罗米修斯》（1898）。所谓“傻剧”，就是表现人的无动机行为，可以说是欲望的反面，是随着非人性化的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更多表现为起哄、落井下石等群众无意识的行为。
二是剧作《扫罗》，是纪德的第一部剧，他自己十分看重，称为《人间食粮》的“解毒剂”。这出悲剧的症结，是以色列王扫罗喜爱的大卫，一个命定应继承王位、必然要毁灭他的人。于是，扫罗的行为就受一群魔鬼，他的本能与渴望的外相控制了。其实，这种心理现象，在一些人的身上屡见不鲜：无论社会还是家庭，但凡极度情绪激烈的场面，无不是人的本能和渴念外相为魔鬼在兴风作浪。
以上两部作品及《背德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批驳了梅纳尔克的欲望无边的学说。据我的理解，纵欲而为，确是纪德青春一段时期天性的主导行为，但是写进书中，则另有代表人物，即梅纳尔克。虚拟人物也有原型，纪德点明是意大利作家，爱讲排场的邓南遮。而身为作者，纪德旨在竭力呈现自由天性的全欲观，最终得出否定的结论。
《背德者》是纪德第一部“客观”的书，虽然采取自述的形式，但是原本为主观的素材，经由智慧和意志的重新组合，无论从风格上看，还是从结构上分析，不复为一部传统之作，只因主观的素材不再为个人所用，重构之后，“就能变成艺术素材了”。纪德不再是小说的主人公米歇尔，甚至从来就没有真正是过。米歇尔仅仅是作者心中的一个“胚芽”，由他提取出来单独培育生长，直到在他选定的伦理中得出最终的结果。
《背德者》是一部自嘲反讽的小说。纪德通过米歇尔的口明言：“在我看来，一个真实的人，由于叠加的修饰成分太厚，很难发现，因而更有价值，更有必要去发现。”
米歇尔在旅途中大病一场，重获健康之后，就抛弃了原先的一切，抛弃家庭、宗教、社会本身对他的灌输，覆盖他真正天性的各种涂饰。这就是米歇尔发现的新道德，用以对抗传统道德，便成为“反道德主义者”。他去追求欢乐，拖累死了妻子玛丝琳。最终他也悔悟：“我解脱了，可能如此，然而这又算什么呢？我有了这种无处使用的自由，日子反倒更难过。”
读《背德者》这本书，要像读他大部分作品那样，一定得领会这是一部批评的书。纪德仅仅在陈述，绝非颂扬背德者的新道德。因而，《背德者》颠覆了个性，是纪德的新生。
《窄门》虽是《背德者》的对立面，从深层意义来看，则补充完备了《背德者》。阿莉莎的悲剧，揭示了一种神秘论的诡辩与虚幻：执意苦修苦旅追求圣洁，把她引向骇人的孤独与死亡。她要在死后才能交给杰罗姆的“日记”，记录了她的真情：她拒绝所爱的人，只想远离肉体与尘世，到上帝那里相会。那一页页记录的心声，美妙而凄婉。以圣洁的名义拒绝真爱的这种神秘主义，与《背德者》中米歇尔的伦理观相对立，同样摧残着人的心灵。纪德后来写道：“我每次重新拿起这本书，心里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
“我们身上携带多少胚芽，也只有在我们书中才可能开花。……一个建议：优先选择（如果真有可能选择的话）最妨碍您的芽，这样捎带着就全解脱了。”
如纪德所言，自《背德者》始，后来的著作，无不是他天性携带的胚芽，由他一个个提取出来精心培育而结出的果实。这就是纪德文学生涯的转型，摆脱自我，面向世界，力图全方位地阐明人的形象。这同时也表明，纪德排除个人身上的一切界限，最后只剩下世界的界限了，因而也像歌德那样，变得至高无上的平凡了。
然而，这新生之路绝非坦途，一路必然“要穿越沼泽、荒野，穿越漫长的不毛之地”。纪德就是纪德，明知自己的作品不会被同时代人理解，有时不免气馁，但是不改初衷，依然故我，耐心等待。要经过长时间磨合，才可能与公众沟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昂鲁什不愧为采访人，还是从纪德的《日记》中找到了思想依据：
我还要重提您《日记》中的这句话，不管怎么说，这相当符合您内心的一种深度自信，也符合您走在自己的路线上，走在您命运路线上的感觉。应当说，您怀着几分自豪，这样写道：“在我的灵与肉的骨子里，具备成为伟人并阻止我成为伟人的全部潜质。”我向您重申这句话，是因为从古至今的任何作家的笔下，自负与自信心，以更加确立的方式，从这句话中迸发出来！
纪德听到揭他老底，就赶紧逊让：“您真让我无地自容！不过，这句话，我并不后悔写出来。我认为下笔那时候，是完全坦率的。”
复杂的天性与深厚的潜质，纪德一身兼备，但是能发掘出多少，则取决于他有多高的品质修养与人格的坚韧力量。事实证明，他独到卓绝的努力，没有辜负先天的馈赠。
二十余年时间的磨合，纪德的作品才打开销售的局面。成谱系的一系列重要著作，色彩纷呈。《梵蒂冈地窖》（1914）因嘲笑了宗教而引起激烈的论战。这部小说的矛头直指“世俗成风的谎言”、令他极其憎恶的“虚伪”，成为令超现实主义者着迷的先锋派作品。
《田园交响曲》（1918），追求幸福三部曲的终篇。这部日记体小说，书名就是暗讽，叙事简洁明澈，写得极为精妙。当然，广大读者偏重感人的故事，并不深究内含的精神搏斗。截至纪德一九五一年去世，销售量高达上百万册，还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在外国出版。
《伪币制造者》（1926），纪德所承认的他的“第一部小说”，以跨越式创作手法，虚构一个庞大的布局，人物众多，各种不同的情节交织在一起，其间活跃着五花八门的道德观念和美学观点，相互对立，彼此较量。全书中心，有个叫爱德华的小说家，坚持写他的“日记”（《爱德华日记》，约占小说的三分之一篇幅），同时还试图创作（终未完成）一部小说，即《伪币制造者》，想包罗万象，没有主题，“我所见所闻，别人的生活和我的生活让我了解的一切……”然而，书的主题恰恰是，现实向他提供的东西和他想写的内容的博弈，现实向他呈现的事实与理想现实的博弈。书名也是双关语：既指这个案件及其牵连的人与替罪羊，尤其痛斥了那些在道德上、美学上、社会上，有意无意制出假币的人，所有他所认识的弄虚作假的人。纪德在他的《伪币制造者日记》中，引用文学批评家蒂博代的一段评论：
鲜见一位作者在一部小说中亮相，将他自己写成一个酷似的人，我是说活生生的人……真正的小说家，以他可能生活的无限取向，创造他的人物；而虚拟的小说家，则遵循他真实生活的唯一路线创造人物。小说的特性，就是写活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再现真实的生活。《伪币制造者》，小说—镜子，就体现在这一点上，会永无休止地生成与化解，是当代叙述艺术最大胆的倾向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场所。
《如果种子不死》（1925），纪德唯一的自传，叙述他头二十六年的经历，从童年起，一直到他母亲去世以及同玛德莱娜订婚。其间有他进入巴黎文学界，前往北非旅行的内容，包括坦率地透露他的性生活所造成的丑闻：童年的不良习惯和他在北非同性恋的体验。他在书中写道：“我何尝不晓得，我讲述这事以及后来的情况，会给我造成什么损害：我预感到有人可能要拿这个把柄攻击我……在这种天真无邪的年龄，都愿意整颗心灵完全透明，完全温柔而纯洁，但我回顾自身，只看到阴影、丑陋、诡诈……”纪德在书中还指出：“我是个对话的人，我心中的一切，无不是争论，相互驳斥。回忆录向来有五分坦率，再怎么求真也不行：一切总是越讲越复杂，终有难言之隐。或许在小说中，甚至更接近真相。”为此他才下大力气构思，写出《伪币制造者》。
《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两部游记，是一九二五年纪德去非洲，到刚果和乍得考察旅行，历时一年，归国后抓紧撰写的。他一回国，就撰文猛烈抨击殖民制度和特许大公司的掠夺，呼吁要纠正整个白种人对黑种人犯下的罪过。两部游记贯穿了这种思想，单从文学角度看，也有很高价值，呈现出一个相当独特的纪德，“成为愤怒的见证人”，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指责纪德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谤毁。纪德坦然承认：“我本人受到极大的吸引，大胆说吧，也有性感的因素。我受到黑色人种的吸引：这个种族还没有被服装、文明、法律、生活习俗所改造，我期望在那里——不是随时随地，而是有时候找到了——一种自由而自然的人性。”
纪德谱系的著作就不一一列举了，须知安德烈·纪德的形象，可以独立于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其独特性与伟大，就在于他是个人生的实验者。
巴尔扎克完完全全置身于《人间喜剧》，普鲁斯特全身心投入《追忆逝水年华》。纪德则不然，哪怕是他理想的《作品全集》，他也不会完全投入，因为他的生活——他的旅行、他的友谊、他的介入、他的战斗……不单纯是这些作品传统的背景，而是整体创作的一部分。
纪德一生的经历，不是一出选择剧，而是所有实验选择组合为一体的演出，在所谓真实的人生中，或者在想象与创作的层面上，同时或者相继进行：“选择，在我看来，即非选定，也不是摒弃我没有选定的。——我的头脑，优先做的是安排。然而我的心，不忍心把任何东西丢到门外。”（一种没有先入为主的精神）
多少名家怀着一颗破碎的心灵离世。而纪德则说：“我的心灵是开在十字路口的客栈。”生也善生，死也善死。从生到死，始终保持一颗完整的心灵。生前好友罗杰·马丁·杜·加尔写道：“应该心领神会，无限感激他善终，死而无憾。”纪德既不枉生，也不枉死，留下他最宝贵的完整希望的心声。
对纪德一生的评价，最公允、最诚恳、最感人、最深刻的一篇，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在此择译下来几段，与书友一起品味：
这位在今天得到诺贝尔奖荣誉的七十八岁的作家，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从写作生涯开始，就把自身置于心灵焦虑播种者先驱行列，但这并不妨碍他几乎在各个地域，都被纳入法国第一流的文学人物，也不妨碍他享受几个世纪以来广为流传而未尝稍懈的影响的滋养……他的创作勾画出了欧洲精神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构成了他漫长生命的戏剧性基础。有人也许会问：这种创作的重要性和真正价值，为什么至今才认识呢？原因在于安德烈·纪德无疑属于这样一类作家，要对他们做出真正的评价，就必须长时间地透视，必须有三段辩证过程的足够空间。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相比，纪德都更有可比性……他不断地在两极活动，只为撞击出闪亮的火花。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创作永不间断地呈现对话的外观。而在这种对话中，信仰一直反抗着怀疑，苦行主义反抗着对生活的热爱，戒律反抗着对生活的需求。就连他的外在生活也是多变不定的：他于一九二七年（应是《刚果之行》的出版时间）去刚果，于一九三六年去苏联的著名出访等，略举数例就足以证明，他不愿意让人把他纳入文学界喜欢宁静的深居简出者之列。
……他的敌人经常误解的一个概念，就是他那著名的“非道德主义”。事实上，这个概念是指自由的行动，“无缘无故的行为”，指从良知的一切压抑下得到的解放，类似于美国遁世者梭罗所表达的那样：“最坏者莫过于做自己灵魂的奴役犯了。”应该永远记住，纪德并不认为缺乏一般公认的道德规范就是一种美德……
（卢梭和纪德）这些传略的意义，是从代表人格的、神秘的《圣经》引语“种子”里得到的启示：种子只有付出死亡和嬗变的代价，才能获得新生，生长并结出果实。纪德写道：“我认为，并不存在审视道德的问题，也不存在面对这个问题采取某种行动的方式……实际上，我曾经希望将这一切，将最纷繁多样的观点调和起来，方法是不排除任何东西，干脆把酒神和日神的对抗托付给基督去解决。”这种说法阐明了，纪德因而饱受诟病和误解的心智活动的复杂性，但他从未因为这种复杂性而背叛自己。他的哲学具有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争取新生的倾向，而且一向能够嗅出那只神奇的凤凰，从那火焰四射的凤巢里，猛然开始新的腾飞。
他的创作，通过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大胆自白，谱写了一些类似挑衅性撩逗篇章，他希望抨击法利赛人；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却实在难免使人性中某些十分脆弱的规范受到震惊。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种行为方式是激切热爱真理的一种形式，自从蒙田与卢梭以来，便一直是法国文学的格言。纪德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是以文学正直完善的真正维护者出现的。而这种文学的正直完善，则建立在坚定不移地诚实表现其全部问题的人格权利和义务之上。从这一点来看，他在众多方式中表现出激发文学的活动，无疑呈现出了一种理想主义价值。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于北京翰澜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