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和开放的双轮驱动，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来源。在实践中，“以开放促改革”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重要经验，也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路径之一。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正是因为一系列的对外开放标志性政策和关键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的经济转型又极大地焕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给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准确测度中国制造业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剖析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交互影响，不仅有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效，也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书首先对市场化改革、贸易自由化与资源配置效率这三个方面的文献进行归纳与整理，发现现有文献的不足，以寻找相关分析的理论与经验基础。其次，本书以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Melitz（2003）模型为基础，假定市场不完全，在异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中纳入一个扭曲锲子，该扭曲参数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递减函数。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本书分别系统地讨论了市场化改革在封闭情形、最终品贸易自由化情形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情形下，对企业生产和研发行为、行业总体生产率及部门间生产率差异的影响，进而揭示出市场化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协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得到待检验的理论假说，成为本书实证检验的理论依据。再次，本书进一步区分了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协同影响及作用机制。此外，本书还强调了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模式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效应与市场化进程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异质性影响。最后，本书运用了数值模拟分析方法，模拟量化理论假说，并度量相关的福利影响效应。

基于这一研究思路，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

导论部分简要地介绍贸易自由化、市场化与资源配置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主要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第一章是有关贸易自由化、市场化改革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文献综述。第二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通过拓展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刻画出市场化与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第三章是应用Foster等（2016）的方法，重新测度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第四章以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检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对制造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第五章是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选用倍差法分析区域间非对称的贸易自由化效应是如何影响区域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的。第六章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评估市场化改革对消费者福利及细分组成部分的影响。第七章归纳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并对下一步研究进行展望。

本书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最终品贸易自由化情形下，理论推导得到：最终品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均提高了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临界生产率。最终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提升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临界生产率，强化了市场化改革对企业间TFPR（企业收益生产率）离散度的负向影响。但是，市场化改革通过提升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削弱了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缩小出口与非出口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效应。中国制造业1999—2013年企业微观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对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却弱化了最终品贸易自由化降低TFPR离散度的效应。最终品贸易自由化不仅直接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强化了市场化改革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基于不同的生产率测度方法和去除异常值的回归显示，主要结果依然是稳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最终品关税下降与市场化改革，通过影响“临界生产率”和“出口与非出口企业间生产率差异”这两个渠道，显著提升了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率。

第二，通过构建地区层面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指标，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的估计结果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互补性更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为最终品部门企业生产节约了成本，并带来多样化的优质要素，有利于促进生产率较高企业的生产扩张和研发活动，缩小了高技术、低技术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这一效应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效果愈加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中间投入品关税削减与市场化改革协同提升了生产率较高企业进入、退出市场的概率，加速了有限要素资源在企业间的调整，激励了企业从事研发活动，提升了企业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并降低了企业间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离散度，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效果。

第三，在两国对称且存在市场扭曲的模型假设下，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得到：市场化改革对国内市场临界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对出口市场临界生产率的影响效应，降低了出口与非出口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在国内市场存在扭曲时，贸易自由化并不能有效缓解扭曲的局面，而国内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消费者福利至无扭曲情形。不过，处于开放情形的市场化程度深化带来的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幅度大于封闭情形。这说明，对于提高消费者福利而言，中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最后，通过对消费者福利进行分解发现，市场化改革会提升国内的人均产出，降低产品种类效应与产品差异化程度，但对贸易条件并不产生直接影响。

基于以上的主要结论，得到的主要政策建议包含以下三个部分。

一是大力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统筹区域市场化改革的协调发展。从总体上看，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减弱市场扭曲的程度，改善企业层面的资源再配置效率，提升总体生产率水平，将消费者福利提升至开放应有的获利水平。因此，大力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减弱市场扭曲程度，实现有限资源在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仍然是提升生产率水平的重要措施。

二是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改革。与众多研究结果一致，本书发现，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竞争效应促进了企业的更替，缩小了出口与非出口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优化了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为企业进口中间投入要素提供了便利，不仅节约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带来了投入要素种类范围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激励企业从事研发创新，提升总体生产率水平。继续深化贸易自由化无疑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值得强调的是，不同贸易自由化形式引致的资源配置效应存在差异，导致其与市场化改革协同后配置市场资源的总效应也存在差异：市场化改革削弱了最终品贸易自由化配置资源效率的效应，却强化了中间品关税减让配置资源的效应。因此，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结合不同贸易自由化形式与国内市场化改革政策，可能将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

三是统筹对内市场化改革与对外贸易自由化，最大化实现贸易自由化引致的贸易利益。在配置资源效率方面，市场化改革与贸易自由化既存在替代性，也存在互补性。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与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值具有提升作用，从而相互放大了各自优化资源配置的效应。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同时也提升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或从事研发创新活动的生产率临界值。因此，在配置资源效率时，应注意扬长避短，并辅以其他政策。例如，在出口市场上，实行出口退税与补贴政策降低企业出口的临界生产成本，可以减缓市场化改革弱化贸易自由化配置资源的效应。

在改善消费者福利方面，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市场化改革必须同步推进，将两者在范围、程度、措施上进行相应的匹配。在国内市场存在扭曲的情形下，贸易政策可能无法缓解资源误置。只有纠正国内市场上存在的扭曲偏误，才能发挥贸易自由化优化资源配置、增加消费者福利的作用。在开放情形下，市场化程度深化带来的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幅度大于封闭情形。这说明，对于提高消费者福利而言，中国对内市场化改革与贸易自由化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