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问题

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可能源自未观测到遗漏变量的作用。本研究采用企业迁址作为外生的冲击事件，获取发生迁址事件的企业样本374个，其中迁址前的163个样本做控制组，迁址后的211个样本做处理组（见表2-10），回归显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保持稳定。

表2-10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用企业迁址作为外生冲击事件

二、指标度量的偏误问题

考虑到省份层面对地区宗族文化的度量可能存在的衡量偏误问题，本研究进一步通过整理获取各个城市的族谱数据，并通过各个城市人口数量获得每百万人口对应的族谱数据。回归结果如表2-11所示，宗族文化（城市层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规模和转型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本研究结论保持不变。在被解释变量方面，以第一代iPhone苹果手机于2007年上市为标志事件，开启了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新纪元，为了更好地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本研究进一步基于2008—2018年的数据重新估计了回归结果，如表2-11的第（3）列和第（4）列所示，本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表2-11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衡量指标的影响

三、其他宏观文化因素的影响

除了影响深远的宗族文化外，还有很多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本研究采用上市公司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孔庙数量度量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采用上市公司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寺庙数量测量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控制了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如表2-12第（1）列和第（2）列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地区宏观文化变量因素的情况下，本文结论保持不变。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当地民族文化有可能对本研究结果产生潜在的影响，在第（3）列和第（4）列本研究进一步排除了新疆、宁夏、西藏、广西和内蒙古等省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企业样本后，发现主要结论保持不变。

表2-12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控制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