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基于研究情境的进一步考察

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得以全面渗透，并对传统的宗族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现代化的组织概念和组织方式不断下沉（王铭铭，1996），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传统宗族的治理结构，国家制度引入的行政权威、法制权威和市场权威构成了对传统宗族家长制权威的多元制衡（王阳和刘炳辉，2017）。在国家权力向社会行使经济管理过程中，国有资本承担了重要角色（Bai et al.，2006），国家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对其资本拥有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的国有企业的行为。另外，国家对外开放过程中带来的跨国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技术、资本的跨国流动，也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西方文明在哲学理念、文化精神、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对传统宗族文化的改造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跨国资本扮演了重要角色。跨国资本不但给东道国带来了相应的资金和技术，也带来了基于不同价值观念体系的管理模式。

综上所述，近现代以来，现代国家体系和外国资本的引入构成了中国宗族文化发展演进的两个重要的情境因素。本研究进一步选取国有股东、境外投资者作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下国家观念和域外是否缓解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研究从国有股东、境外投资者两个角度考察不同股东治理结构作为情境因素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差异。

一、国有股东背景

表2-8第（1）列中，“宗族文化×国有股东”的系数为0.06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股东背景发挥了缓冲地区宗族文化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作用。第（4）列结果显示，“宗族文化×国有股东”的系数为0.10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股东背景的存在减弱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假设2得到支持。

二、境外投资者背景

表2-8第（2）列中，“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为0.02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境外投资者减弱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抑制作用。第（5）列显示，“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为0.033，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境外投资者减弱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抑制作用。

第（3）列和第（6）列的全模型中交互项“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和“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结果保持稳定，结合系数差异的检验表明，第（3）列“宗族文化×国有股东”、数字化“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F值为6.16），第（6）列“宗族文化×国有股东”、数字化“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F值为4.03），表明在缓解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国有股东的作用显著高于境外投资者。

表2-8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情境因素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