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概念界定

1.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1.2.1.1 不确定性的起源

一直以来风险与不确定性都是经济学研究中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确定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上，导致很长一段时间不确定性都与风险的概念混为一谈，不确定性问题也被直接纳入风险范畴。奈特（1921）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首次明确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风险与不确定性，他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客观的概率分布，能否通过概率计算出来。其中，风险是结果未知，但在结果概率已知的情况，因而可以通过概率统计的方法进行计算，风险是可以被度量的；不确定性则是一种不论是先验概率还是结果都完全未知的情况，无法通过现有理论或概率统计进行计算，只能根据人们的主观意识对其概率进行判断，是不可被客观准确度量的。奈特的不确定性理论将风险与不确定性分离开来，与传统古典经济学认为的“不确定性就意味着风险的认知”有一定差别。因此，奈特对于不确定性的明确区分可看作狭义的不确定性，而将风险包含在内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广义的不确定性。

基于奈特提出的不确定性理论，凯恩斯（1936）将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决策分析，并从动物精神与预期角度揭示了不确定性的非理性和不可预知性。他指出不确定性是广泛存在且不可被量化的，个人的决策是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主观预期。但由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且投资决策也并不能完全理性，预期不仅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还会受到动物精神的影响。因此，企业家对不确定性的预期会影响其投资决策，为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学者王浩瀚（2006）继承了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的定义，认为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有限理性的另一种表述①。Shackle（1949）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无法使用概率来赋值的真实不确定性，并搭建潜在惊奇理论试图将不确定性进行量化。Davidson（1991）也进一步指出识别和量化真实不确定性可以有助于政府实现对市场的有效调节。世界经济局势日益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充满了变数，学术界对不确定性的探讨更加深入。

从不确定性起源的文献梳理可知，不确定性本身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它的内涵丰富、外延宽广。概括来说，不确定性是决策者根据现有的知识与经验无法准确地判断事物未来发展的情况，也无法准确判断未来可能出现哪种情况。它主要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或知识的不完备性）和超出了决策者认知范围的意外冲击。目前根据学者张礼卿和蔡思颖（2020）的研究，可将不确定性划分为四种：①来自宏观经济层面的冲击造成的不确定性，这类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在经济金融领域寻找一些具有波动性的代理变量来衡量，比如市场波动率、经济波动率和通过多个宏观经济金融指标合成的条件波动率；②来自政府及政策层面的变动造成的不确定性，这类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政府换届选举、重大政治事件、政府改革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改变或影响政府行为而引发的担忧，这类不确定性主要分为政治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③来自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不确定性，这类不确定性主要是战争、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造成的，具有不连续性和离散性特征；④来自微观变量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类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区域、行业或企业等微观层面的环境不确定性或市场不确定性。

1.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涵

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内涵，学术界目前大体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定义。其中，狭义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公众无法预测政府可能出台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情形（张礼卿和蔡思颖，2020）；广义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包括了经济政策的内容不确定（Feng，2001）、引起经济政策变动的原因不确定以及经济政策的后果不确定（Le＆Zak，2016）三个方面，并将其进一步定义为经济主体难以准确预测和判断政府何时调整政策、采取什么政策以及政策效果如何而出现的一系列不可预测的状态（Gulen ＆ Ion，2016）。随后Baker et al.（2016）从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制定政策的内容、制定政策的时间以及政策产生的效果四个方面搭建了更加综合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简称“EPU指数”）。

本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Baker et al．（2016）的定义类似，是一种广义的经济不确定性，是指与财政、货币、贸易和汇率等相关经济政策所蕴含的无法预期成分，即包含未来经济政策变动的可能性、经济政策变动频率、政策变动内容以及政策执行方式甚至执行效果等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可以直观测量或收集的变量，只能从众多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陈乐一和张喜艳，2018）。代理变量是否有理论支撑、是否可获得，直接关系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研究结论的准确性，甚至关系到有关防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建议是否合理。本书将采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EPU指数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

1.2.1.3 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的概念区分

当前学术界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涵与外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集中体现在经济不确定性、政治不确定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差异。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是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但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经济不确定性更侧重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经济波动或经济风险等方面，一般采用反映经济金融发展的指标的波动率或离散程度来代理，比如实际工业增加值、GDP增长率、通胀率、实际汇率指数、股价指数、股票收益率等的波动率或离散程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VIX指数（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市场波动率），被广泛用于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还有的学者也用一些非经济变量来表示经济不确定性，一是专家学者之间预测的分歧程度，一般来说专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分歧越大，未来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越大；二是专家主观预测的不确定性，主要反映了专家对自身预测的不确定性，有研究表明主观预测不确定性在金融危机期间通常高于正常水平（Bloom，2009，2014），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指政策当局调整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大都采用财政、货币、贸易等经济政策工具的条件波动率来度量，比如税率波动、财政收入波动、利率波动以及货币供应量波动等。

政治不确定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差异。政治不确定性是指政治层面的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政治选举和政治环境带来的不可预知性。目前政治不确定性通常采用主要官员的选举、政府官员变迁等指标来衡量。一般来说，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尤其是执政党更迭有可能会一改前任政府的政策主张，执行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因此，政治不确定性是诱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所有的政治不确定性都会通过其执行的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来体现。当前学术界在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偶尔也会直接采用政治不确定性作为其代理变量。

综上可知，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政治不确定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涵与外延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政治不确定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都是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其中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后者强调政策变动的不可预知性；政治不确定性可能诱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者外延有所重叠。本书讨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政策调整与变动所带来的未知性为主，也会综合考虑引起政策变动的经济与政治层面原因，故不再对政治不确定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外延做进一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