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不确定性正逐步演变成全球面临的“新常态”。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增长期，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紧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在全球休戚与共、命运共联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共享着全球经济繁荣发展的成果，也共担着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不确定事件接连爆发，世界经济发展蒙上阴影。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并迅速演变为全球性难题。不断攀升的不确定性正逐步演变成全球面临的“新常态”，成为制约世界经济稳步增长重要因素。为应对重大不确定性事件的冲击，各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常规和非常规的货币、财政、贸易及监管政策，试图增强国内经济发展活力。但频繁地调整经济政策增加了经济调控的波动性和随机性，导致投资者无法准确预期政策当局的调控力度、调控时间和调控效果，又在无形中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金融的核心国家，是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最大输出者，并呈现最大的净输出效应（张喜艳和陈乐一，2019；王伟强，2021），其经济政策调整和变化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根据Baker et al.（2016） 的测算数据，近年来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简称“美国EPU指数”）不断攀升，特别是其前总统特朗普时期频繁给美联储施压，极大地影响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了其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美国EPU指数一路飙升至170。同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频繁退出或废止各项贸易协定，挑起贸易战，极大地抬升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美国EPU指数再次推高至201。2020年突发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及2022年的俄乌战争等一系列外部重大事件，拜登政府为拯救疫情冲击下的经济颁布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再次增加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美国EPU指数飙升至350。美国频繁调整和变更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冲击，尤其是对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一方面，美联储执行或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地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跨境资本流动；另一方面，频繁修订或废止贸易协定也损害了与其它国家的贸易关系，间接地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世界的核心大国，美国不断飙升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不仅直接冲击着全球投资者的信心，还通过利率、汇率、资产价格以及风险传染渠道，影响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性、结构性和波动性，诱发了跨境资本的无序流动。主要表现为：第一，当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出于谨慎动机和规避风险的考虑，跨境投资者一方面压缩跨境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则重新配置金融资产，改变跨境资本投资规模和方向，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大进大出更加频繁；第二，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和国内高通胀夹击，保经济还是保民生的问题使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陷入胶着状态，频繁调整经济政策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诱发了跨境投资者不安情绪，促使跨境资本投资出现结构性调整，更倾向于短期化、投机化；第三，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长期跨境资本投资趋于谨慎，跨境银行信贷规模下降，跨境证券投资占比有所提升，尤其是投资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股权基金和国际债券基金都大幅增加，使得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不断增强。可见，高企的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冲击着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和波动情况，也进一步增强了世界各国的金融脆弱性，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带来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和评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减小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国金融市场带来的负面冲击。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大进大出、趋短期化且波动性强的特点，极大地冲击着世界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性。跨境资本流动表现出危机前急剧增长、危机后陡然缩量、随后反复波动的特点，大进大出的双向波动格局日益显现。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跨境资本流动总额较之于1995年增长了两倍，在2007年达到24.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42%，达到了历史顶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跨境资本流动持续走低，2009年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仅为3万亿美元，仅占世界GDP的5%左右。随着各国经济的复苏，跨境资本流动逐步恢复到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跨境资本流动进入了稳定增长但持续波动期。2020年突发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骤升，跨境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大量撤出，直到2020年下半年美国进入新一轮量化宽松期，新兴市场的跨境资本流入规模才缓慢增大，主要表现为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境证券资本比重大幅增加，跨境资本流动呈现明显的短期化和投机化特征。在全球不确定性普遍增大的背景下，大进大出的跨境资本流动极大地冲击着各国金融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脆弱性更加凸显。

中国正处在加速金融双向开放的关键期，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较为稳定，但外部不确定性风险较大，更应警惕核心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造成的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十四五”期间，中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需要通过跨境资本流出深度执行“走出去”战略，实现外向集成，合理利用国外市场与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大对高质量跨境资本的利用，优化“引进来”资本，实现内向集成，充分调动国内市场与资源。可见，跨境资本在国际流动可以使中国更好地配置国内、国外资源，发挥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优势作用。但是，中国也应认识到，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隐患及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例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有着跨境资本的推波助澜。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2008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呈现较大的波动性，尤其是2010—2012年、2020—2021年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入，2014—2015年期间出现大规模的资本流出。目前我国国内经济基本面较为稳定，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中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将更加明显，风险性也将逐步增大。例如，2020年下半年我国率先控制住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蔓延，伴随着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跨境资本流入，2022年美国加息缩表带来新一轮跨境资本流出。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和警惕因外部不确定性引发的跨境资本大进大出，有必要从不同层面分析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探讨新时代核心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为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