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跨境资本投资增长低迷。随后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和俄乌冲突等不确定性事件频发，世界处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之中，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骤增。各国政府连续出台一系列财政、货币及贸易政策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此举进一步增加了国际政策协调难度，加大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金融的核心国家，是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最大输出者，其经济政策的调整会直接影响国际投资者预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方向和结构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跨境资本流动持续走低，2009年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为3万亿美元，仅占世界GDP的5%左右。随着各国经济的复苏，跨境资本流动逐步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跨境资本流动进入了稳定增长期，但其大进大出更为频繁，波动性也明显增强，尤其是跨境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不断冲击着世界各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各国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正处在加速金融双向开放的关键期，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较为稳定，但外部不确定性风险较大，更应警惕核心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造成的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十四五”期间，中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需要通过跨境资本流出深度执行“走出去”战略，实现外向集成，合理利用国外市场与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大对高质量跨境资本的利用，优化“引进来”资本，实现内向集成，充分调动国内市场与资源。

跨境资本流动对中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跨境资本，必须要进一步厘清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深入探讨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传导机制及影响程度，为我国防范核心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提供重要的理论与事实依据。

陈丹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