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船精神与中共浙江地方组织的建立

第一节　红船精神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上刊发了《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的理论文章，明确提出了“红船精神”，并将其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提出已有十余年，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界发表了系列论著对红船精神进行深度阐释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和宣传效果。细细学习这些丰硕成果，笔者受教良多，获益匪浅，但同时认为，其中一些阐释还存在认识误区。只有准确认识红船精神，科学阐释红船精神，才能彰显理论的深度和其历久弥新的思想光芒。

一、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但对红船精神的阐释应超越浙江

不少论者认为，无论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理论准备还是组织准备来说，红船启航于浙江，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其言下之意是，党的创建和红船精神的产生地，非浙江莫属。为方便讨论，暂且将这种观点称为“必然浙江论”。

“必然浙江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浙籍先进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如上海早期党组织17人中，浙江籍就有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沈泽民、沈定一7人。二是浙江先进知识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俞秀松、施存统在1919年创办的《浙江新潮》是全国较早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在国内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沈定一主编的《星期评论》是当时全国三大评论之一，以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获得盛名；陈望道翻译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浙籍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早期工人运动。如俞秀松最早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陈望道担任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劳工部长；宣中华等在杭州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四是浙籍先进知识分子参与创建了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如1920年，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922年，施存统当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团中央书记。

这些史实证明，浙籍先进知识分子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在党创建前后的理论阐释、舆论宣传和组织筹备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较大贡献。

但是，细细检阅上述四点理由，不难发现，中共一大最后一天会议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召开，和上述四点论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和在上海加入中共的7名浙籍党员没有任何关系，且他们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中共一大结束会议在南湖召开，和上海会议地点密探的突然闯入，以及法租界巡捕房的干扰有关；和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有关，和王会悟对家乡嘉兴事务熟悉并对党的事业热心有关；和上海到嘉兴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南湖适宜的会议环境有关。正是这一系列因素，尤其是偶然性因素，成就了中共一大的南湖之行。

进一步分析，更不难发现，浙籍先进知识分子为党的创建做出较大贡献的舞台都在上海，而不在浙江，上海才是浙籍先进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史实表明，在党的一大召开前，7名浙籍先进知识分子都是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而当时的浙江（杭州）还没有党组织；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和沈定一主编的《星期评论》，都是在上海出版发行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是在上海出版发行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浙籍先进知识分子大都是在上海担任党的重要职务，并在上海深入开展工人运动的。“必然浙江论”的观点本意是强调党诞生在浙江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其主要论据却是浙籍人在上海的作为和贡献。其论据不仅不足以支撑其观点，反而证明了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必然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上海这个大舞台，浙籍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贡献将大为缩小，甚至将消失于无形。浙江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空白史，就是很好的明证。党的一大召开前，国内外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6个城市，以及东京、巴黎等地；到党的二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建立了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湘区执行委员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北京地方委员会、武汉（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下辖12个支部和2个党小组。很明显，在党的早期组织创建进程中，浙江相对滞后，至少在党的二大召开前还没有开始。这说明，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浙江地域的先进性因素无从体现，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又从何谈起？

此外，还可做进一步的推论。如果说“红船启航于浙江，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具有历史必然性”，那么依照常理推断，中共建立和红船精神诞生后，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中共浙江地方组织应该得到较快和较大程度的发展，浙江的党的事业应该蓬勃地开展起来。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据笔者的研究，若以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建立时间的先后来衡量，中共浙江地方组织成立时间不但落后于党的一大前就建立了中共早期组织的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广东、山东六省市，而且落后于党的二大前已成立地方组织的江西、河北、河南、江苏、四川等省，在周边各省中，仅领先于安徽省和福建省；若以党员数量论，大革命期间，上海、湖南、湖北、广东的党员数量是浙江的数倍，浙江与江苏、江西、山东等省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或层次。这说明，自中共建党以来到大革命失败前的这段时间，浙江地域的先进性作用无从发挥，历史必然性在浙江无从体现。

如果一定要强调历史必然性的话，相比较而言，那也应该非上海莫属，或者说上海具有更多的历史必然性。有论者就指出，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上海，为中共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中共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有趣的是，历史偶然性又和这种“必然上海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众所周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在上海召开，会期也主要是在上海进行，但最后一天的会议地点却在浙江（嘉兴）。

历史推展的进程就是这样，似乎充满着悖论。对于党的创建来说，本来应该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上海，却与完美的结尾擦肩而过，多多少少有些历史遗憾；而对于本来并不太相关的浙江来说，却为党的创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实，中共的诞生，无论是对于上海还是浙江，都是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合力作用的结果。着意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偏颇的，都是偏离历史本来面目的。

作为后来的研究者，看待和评价这段历史，只能实事求是，慎重判断，不能拔高，也不必贬低。任何观点都要有丰富的史料支撑，要有严密的逻辑论证，要禁得住后来者的质疑。

事实上，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红船启航于浙江，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但不仅仅属于浙江。红船精神的实践基础应包括中国早期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探索，以及党的一大召开之前上海、北京、巴黎、东京等国内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建党活动。学界对红船精神的阐释理应超越浙江，超越地域性因素。

二、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而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当无疑义。

但是，一些学者在阐释红船精神时，认为红船精神就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这容易形成一种固有观念，或给公众以误导，即中共成立以前中国无革命实践，红船精神之前中国无革命精神。

当然，这涉及对“革命”一词的理解问题。革命的含义非常广泛。广义的革命是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如思想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而狭义的革命是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推翻旧政权、摧毁旧制度，建立新政权、新制度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革命”含义不仅丰富，而且相对含混。有学者指出，自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革命话语一直处于流变与演化之中，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含义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20世纪20年代，无论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青年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三党都有一套唯己独革、唯己最革的革命话语。其实，革命何止流行并“泛滥”于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放眼观之，整个中国近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调。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认为“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我国历史学家张海鹏认为：“在近代中国110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中国的革命政党推动的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旋律。”

尽管革命含义丰富甚至广泛含混，但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场景来看，革命的本意应是“反帝反封”，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践。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就是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所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将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二大决议提出，要“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革命的含义有所扩大和延伸，包含了中国人民进行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大学课堂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讲授内容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涵盖了184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近140年的历史。

显然，从革命主体来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至少有中国国民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从革命实践看，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至少有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数不清的历朝历代农民革命。既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有革命主体、革命实践，也就有相对应的革命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船精神只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而不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在学界，既然是阐释红船精神的学术文章，其学术的严谨性便不能忽视，不可小觑。

三、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但非全部“源头活水”

如前所述，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这个“源”，是“源头”“起源”，即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发源处。不少学者在论述这层含义时，往往过于强调红船精神的意义，有意无意地拔高红船精神的地位，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全部“源头活水”，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革命精神都是从红船精神中派生出来的，似乎红船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革命精神是包含与被包含、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

红船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革命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例。除红船精神外，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产生了其他一些著名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其中，井冈山精神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低潮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一革命道路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结晶。其内涵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第一次局部执政探索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和积累的思想结晶。其内涵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逆境中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在南征北战中寻求新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内涵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忍不拔，众志成诚、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局部执政探索、局部执政经验日益成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结晶。其内涵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折的时期，进行伟大战略决策、制定新中国成立方略时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结晶。其内涵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以民为本精神；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立国兴邦精神；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务必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精神。

每一种精神都产生于特定的年代，对应着特定的历史场景，有特定的内涵和意义，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实践的精神表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进而指出：“‘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从时间上看，不同革命精神的产生有先有后，红船精神是起点、开篇，因而瞩目一些，特殊一些。从内容上看，各个革命精神有交叉有重叠，但又有明显的不同，每一种精神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实践，都有着特定的内容，包含着特定的意义。从性质上看，不同革命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的本质为其他革命精神所继承，在此基础上，其他革命精神又有了新的发展。红船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产生的许许多多的精神，一起构筑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丰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13年，教育部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设立“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把复旦大学、嘉兴学院、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赣南师范学院、遵义师范学院、延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设立的八个研究中心纳入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其中，每一个大学的研究中心，其主要研究内容除当地党史外，大多包含和对应着一个相应的革命精神。如嘉兴学院对应红船精神，井冈山大学对应井冈山精神，赣南师范学院对应苏区精神，遵义师范学院对应长征精神，延安大学对应延安精神，河北师范大学对应西柏坡精神，等等。

由此可见，红船精神与党的其他革命精神之间是并列的关系，其他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红船精神与党的其他革命精神之间不是包含与被包含、涵盖与被涵盖、统领与被统领的关系。其中，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是起点、开篇，但并非全部“源头活水”；党的其他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是继承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综上所述，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源，红船所开辟的航道和航向规范了此后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方向，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依旧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作为理论工作者，只有准确认识红船精神，科学阐释红船精神，才能彰显理论的深度和其历久弥新的思想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