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诗篇·茶诗风雅》：一首咏茶诗的丰富隐喻
建溪有灵草，能蜕诗人骨。
除草开三径，为君碾玄月。
满瓯泛春风，诗味生牙舌。
平斗量珠玉，以救风雅渴。
……
——[宋]黄庭坚《碾建溪第一奉邀徐天隐奉议并效建除体》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以药食之效用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中国又是诗歌的国度，茶之千姿百态的自然之姿、除倦醒神的功能效用、蕴藉多变的美妙香气、鲜爽甘醇的丰富滋味，便如那清扬婉兮的空谷佳人，注定了与诗人的邂逅相遇。诗人在大千世界的碌碌红尘中发现了茶，洗净蒙在她身上的尘俗烟火，在与一碗茶汤对话中获得生命体验的同时，也将自身的信仰和性灵注入其中。在茶事活动不断诗化的进程中，茶不断融入儒道释的生命哲学，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与诗人相互观照、互为知己，并以诗歌为媒，与琴棋书画曲香花等艺术密切交融，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美学规范，将尘俗的生活推升到一个审美愉悦和生命体验的高度，成为中国人诗意生活的象征。
茶，一半在红尘烟火之中，一半在生命的灵性空间。茶非不可或缺的日常必需品，但作为精神活动，却位列“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日常饮品，又与“琴棋书画诗酒花”比肩，是俗世中的雅事，烂泥中的青莲。捧碗品饮，除了在舌尖口腔咽喉留下美妙的韵味，还可清肺腑、润诗肠，救诗人墨客的“风雅渴”。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宋]杜耒《寒夜》
说起风雅，中国人产生的第一联想恐怕便是琴棋书画诗曲花茶了。
南宋诗人杜耒的一首《寒夜》蕴涵关于茶的丰富隐喻，中国茶文化之风雅可谓尽在其中：
寒夜客来，以茶代酒；
竹炉烹茶，火红汤沸；
松风入釜，鱼眼乍现；
沫成华浮，焕如积雪；
淡月清风，梅窗映雪；
知己良朋，围炉品茗；
……
生活是如此寻常，可是因为茶，因为知己，在诗人的眼里，便如那月映幽窗伴着梅花的疏影暗香，寻常寒夜便有了不寻常的脉脉情味——即心即是诗情，入目皆是画意。
渌水乌程地，青山顾渚滨
历史上以茶代酒的典故最早见诸陈寿《三国志·吴书·韦曜传》：
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孙皓是东吴最后一个皇帝，每次大宴群臣规定每人至少得饮酒七升。大臣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因其德高望重，孙皓特许他少喝，或暗中赐给韦曜茶汤以代酒。
孙皓在继承皇位之前因封地在“乌程”而受封“乌程侯”。“乌程”在今天的浙江湖州，历史上盛产名酒，并以产地命名“乌程”；历史上也盛产茶，陆羽荐贡的顾渚紫笋就产于湖州长兴县：
渌水乌程地，青山顾渚滨。（[宋]王安石《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茶收顾渚旗犹卷，酒贳乌家蚁半浮。（[宋]陈舜俞《过平望驿有怀湖州李使君二首》其一）
雨茶烹顾渚，春酒醉乌程。（[宋]赵汝鐩《送奇仲过霅川》）
造物的安排总是那么富有深意，而诗人从来就是最敏感的那个人。茶与酒的不解之缘，典化于杜耒的“寒夜客来茶当酒”，也贯穿了中国茶文化史。
所谓“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人生诸多不圆满处，需要精神慰藉，酒和茶作为俗世饮品先后步入人的精神世界，并被注入不同的人生理念、生命信仰和精神旨趣。二者常被世人拿来比较说事，“茶荈以当酒”渐有某种独特的精神意味。
西晋“竹林七贤”中的刘伶，自云“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生“唯酒是务”，作《酒德颂》，借弘扬酒德宣扬他的任情任性、逍遥忘我的老庄哲学：
……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明人周履清著《茶德颂》，贵茶而贱酒，礼赞茶对于精神修养的促进：
堪贱羽觞酒觚，所贵茗碗茶壶。
润喉嗽齿，诗肠濯涤，妙思猛起。
一吸怀畅，再吸思陶。心烦顷舒，神昏顿醒。
敦煌出土唐代文书中有一篇王敷的《茶酒论》，以拟人化手法写茶、酒之争，各论己之长，责人之短，针锋相对，难决胜负。最终“水”出场劝和，言茶酒均以水为母，以器为父，实为一家。茶酒之争纷纷扰扰，其背后实是不同精神价值的角力，又岂是“茶酒一家”所能息争。
茶酒均是精神知己，也是文思泉源，一方“酒杯触拨诗情动”，另一方“诗清只为饮茶多”。茶和酒的精神旨趣不同，却并非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常常统一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成为他们风雅人生的精神写照：
南州溽暑醉如酒……山童隔竹敲茶臼。（[唐]柳宗元《夏昼偶作》）
鼻香茶熟后……迎春酒不空。（[唐]白居易《闲卧寄刘同州》）
井放辘轳闲浸酒，笼开鹦鹉报煎茶。（[唐]张蠙《夏日题老将林亭》）
待羔儿酒罢又烹茶，扬州鹤。（[宋]辛弃疾《满江红·和范先之咏雪》）
正蹇驴吟影，茶烟灶冷，酒亭门闭。（[宋]吴文英《无闷·催雪》）
小桥小店沽酒，初火新烟煮茶。（[明]杨基《即景四首》其一）
春风修禊忆江南，酒榼茶垆共一担。（[明]唐寅《题画》）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清]纳兰性德《浣溪沙》）
茶熟泉香热，诗成酒力雄。（[清]张问陶《入栈即事之三》）
茶、酒都是饮品，也是沧桑人生的精神抚慰：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唐]孟浩然《清明即事》）
竹窗松户有佳期，美酒香茶慰所思。（[唐]李嘉佑《与从弟正字、从兄兵曹宴集林园》）
然而，烹茶明道性，煮酒论英雄，精神气质到底不同。同为饮品，酒总是与意气豪兴相连，借酒杯浇块垒，醉入幻境忘忧愁；茶多与道释玄禅相通，以茶盏醒思清，明心见性，舒朗精神。诗人常以茶酒的偏好和取舍，彰显其品格性情和精神信仰——或以茶为道境媒介，以酒为俗人俗事；或化用以茶代酒典故表达淡泊高洁的超逸情怀：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唐]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
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渌水静留宾。（[唐]钱起《过张成侍御宅》）
薄茶便当乌程酒，短艇聊充下泽车。（[宋]秦观《还自广陵四首》其一）
当然，取茶舍酒未尝不是出于现实的拮据，而以茶消酒又何尝不是历经沧桑的心绪流露：
清影不宜昏，聊将茶代酒。（[唐]白居易《宿兰溪对月》）
春酲病酒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唐]陆希声《茗坡》）
故人相见各贫病，犹可烹茶当酒肴。（[宋]黄庭坚《答许觉之惠桂花椰子茶盂二首》其一）
中年畏病不举酒，孤负东来数百觞。唤客煎茶山店远，看人秧稻午风凉。（[宋]黄庭坚《新喻道中寄元明》）
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宋]李清照《鹧鸪天》）
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拨索烹茶。（[清]曹雪芹《秋夜即事》）
茶、酒如诗，至醇至淡，宜细品悠啜，引玄思冥想。然相比酒，茶终究多了些清、静、净的闲雅气质。宋人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中辑录了一则“取雪水烹团茶以饮”的掌故，说的是学士陶穀得党太尉家姬，取雪水烹茶卖弄风雅，还不忘踩党家一脚，说“党家应不识此”。姬赶紧接话逢迎，说“彼粗人安得有此，但能于销金帐中浅斟低唱，饮羊膏儿酒耳”，将只知饮酒之徒归为鄙陋的“粗人”。陶学士烹茶的典故成为后世文人绘画的题材，明人徐渭就作了《陶学士烹茶图》，并题诗如下：
醒吟醉草不曾闲，人人唤我作张颠。
安能买景如图画，碧树红花煮月团。
明人屠隆认为茶与酒不同而犹胜于酒，仅因暑热口渴才思茶饮，或者以茶饮做醒酒之用，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知茶人：
较之呼卢浮白之饮，更胜一筹。即有瓮中百斛金陵春，当不易吾炉头七碗松萝茗。若夏兴冬废，醒弃醉索，此不知茗事者，不可与言饮也。（《茶说·九之饮》）
君子好茶，欣同知己；有朋自远方来，淡茶胜甘醴。与陆羽一起活跃在湖州的文人雅士常于茶宴上联诗唱和，被辑录传世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可洞察文人雅士寄寓其间的精神旨趣：
陆士修：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
张荐：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
李萼：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
崔万：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
颜真卿：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
皎然：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
陆羽：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
……
座中佳士以茶代酒，你一句我一句，茶之清、静、净、素、闲的精神气质已成共识。茶与酒，一俭一奢。人生高格处当出酒入茶，去燥入静，浓而后淡，淡而不枯。
“饮茶如饮酒，其醉也非茶。”（[清]陈鉴《虎丘茶经注补》）醉人者，非关乎茶，亦非关乎酒，而是人生于世的复杂况味。
恐乖灵草性，触事皆手亲
寒夜来客，以茶当酒。虽是代酒，却自有章法：
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宋]苏轼《试院煎茶》）
茶的味道如何姑且不论，苏东坡说，必要像唐代善于辨茶烹茶的李约那样，亲手煎煮方不失风雅。于是，生火取水备器，竹炉生起炭火来——“活水还须活火烹”（苏轼《汲江煎茶》）；等炭火旺起来，耳听目测釜里水沸的程度——“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同上），此时便要仔细把握投茶、注茶的时机了。围炉煮茶的风雅情致尽在水火之道、文治武功的工夫与功夫之中，并由“竹炉汤沸火初红”一语道破。
唐人刘言史在《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一诗中，十分细致地叙写了亲身事茶的全过程：
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滨。
恐乖灵草性，触事皆手亲。
敲石取鲜火，撇泉避腥鳞。
荧荧爨风铛，拾得坠巢薪。
洁色既爽别，浮氲亦殷勤。
以兹委曲静，求得正味真。
宛如摘山时，自歠指下春。
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
此游惬醒趣，可以话高人。
碾茶煎水、敲石取火、撇泉取清、拾巢当薪、摘叶洁器、候火烹茶……这些在炊事中的粗活，皆因事茶而变为风雅的精神活动，且在诗人看来，如能体会此中之“惬醒趣”——惬意、清思、情趣，就可与高人探讨玄深的道理了。
茶为汤饮、为药食，本是寻常俗事。到唐代，茶饮“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陆羽《茶经·六之饮》）；至宋代，“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王安石《议茶法》）；明清以后，茶进一步世俗化、生活化，成为普通老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之一：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清]张璨《戏题》）
然而，茶虽始于俗，却终不流于俗。陆羽采茶品泉、制具造器并为之著书立说，以“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为茶品作了最好的注释。自此，茶事活动步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挹泉、摘叶、焙火、碾茶、制具，甚至种茶等等，都是雅事。事实上，自陆羽之后，文人士夫以茶事为高蹈之举，纷纷亲身事茶、咏茶，还为茶谱录著述。这种状况在中晚唐时期已经十分显著：
高人以饮为忙事，浮世除诗尽强名。（[唐]杜牧《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小杜讽刺世风不古，不再以“诗”为风雅，而是以“饮”装裱自己的超凡脱俗，仿佛忙于茶饮、酒饮才是“高人”。当然，小杜在说这话的时候，自动忽略自己也是饮中道友。
宋代饮茶之风鼎盛，离不开文人士夫乃至皇帝本尊的推波助澜。欧阳修、梅尧臣、范仲淹、蔡襄、苏东坡、王安石、陆游、朱熹等等，这些在政坛、文坛上的大腕无不是品茶、鉴水的个中翘楚，在茶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茶诗篇或茶著。蔡襄主动请缨到武夷山督造贡茶，并著《茶录》。他在“序”中，言及自己亲自督造和撰写茶著的初衷：
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
一方面，是补《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之憾，另一方面，则是补丁谓督造贡茶，只有采摘、制作方面的茶图，而无“烹试”的缺憾。于是，总结督造和烹茶试点的经验，“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进献给茶中道友宋仁宗（《茶录·序》）。叶清臣赞茶性“天赋尤异、性靡俗谙”，因而要特别注意制茶、烹点之技艺，不仅要按照“图”“经”制作，还要泉香水甘，一样都不能马虎：
苟制非其妙，烹失于术，虽先雷而赢，未雨而檐，蒸焙以图，造作以经，而泉不香、水不甘，爨之、扬之，若淤若滓。（《述煮茶小品》）
如果说北宋文人集团和宫廷皇室是茶事风尚的引跑人，那么，宋徽宗就是其中的顶流。他不仅亲自撰写茶著《大观茶论》，还爱摆宫廷茶宴，亲自注汤击拂并分赐群臣。宋人李邦彦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了北宋宣和二年冬的一场宫廷茶事：
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群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
明人在二百五十年间为茶作著最丰，有史记载的茶书多至68本，留存至今33本，内容几乎都是文人亲身事茶的经验总结及启悟，可谓卷帙繁复，蔚为大观。在明人看来，茶事如美人，如法书名画，不可落俗人之手：
冯祭酒精于茶政，手自料涤，然后饮客，客有笑者。余戏解之云：此正如美人，又如古法书名画，度可着俗汉手否。（陈继儒《茶话》）
于茶事活动而言，躬身茶事本身不仅是风雅的精神活动，更是一种郑重其事的诚敬态度：
亲烹屡酌不知厌，自谓此乐真无涯。（[宋]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次韵再拜》）
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雪汤生玑珠。（[宋]苏轼《黄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
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宋]苏辙《和子瞻煎茶》）
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宋]陆游《雪后煎茶》）
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得灵根手自栽。（[宋]朱熹《春谷》）
何时归上滕王阁，自看风炉自煮尝。（[宋]杨万里《以六一泉煮双井茶》）
广文唤客作妙供，石铫风炉皆手亲。（[宋]章甫《叶子逸以惠山泉瀹日铸新茶饷予与常郑卿》）
至味心难忘，闲情手自煎。（[明]文徵明《煮茶》）
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新芽。（[明]唐寅《品茶图》自题诗《送茶僧》）
阿僮火候不深谙，自焚竹枝烹石鼎。（[清]爱新觉罗·弘历《冬夜煎茶》）
曲院春风啜茗天，竹炉榄炭手亲煎。（[清]丘逢甲《潮州春思》）
茶事的风雅就在一碗茶汤的工夫与功夫之中——“工夫”即放下尘浊，避开俗务，沉潜心境；“功夫”即在不断的“试点”中，妙契茶理，直达“至味”。正如鲁迅先生在《喝茶》一文中所说：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这种“特别的感觉”用鲁迅的话说是一种“极琐屑的经验”，是刘言史“恐乖灵草性，触事皆手亲”积累出来的事茶、鉴茶、品茶的功夫。如此，茶汤虽为日常饮品，却内伸到人的精神世界，被文人雅士引为知己、良朋——在一碗至味的茶汤中，呈现其“止于至善”的生命哲学与生活态度。
易简高人意，匡牀竹火炉
竹，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是苦节、高洁的品格象征。中国竹器工艺发展较早且比较成熟，竹器以其质朴、雅致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旨趣和审美情趣相契合，为历来文人雅士所钟爱。用竹编工艺制作的炉子很早就有了，简称“竹罏”，以竹编作外壳，外观雅洁，又能防烫，内置一个盛炭火的钵体，可用来取暖；倘若用于烧煮，则要内置一个炉体，中间要用铁栅隔为上下两层，便于通风和取炉灰。杜甫《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诗中的“易简高人意，匡牀竹火炉”，说的就是这种具高洁、雅趣的竹炉。从宋人诗词来看，竹炉似乎是文人围炉煮茶之必备：
竹炉良夜饮，饮竟煎僧茗。（韩淲《菩萨蛮·赵昌甫折黄岩梅来，且寄<菩萨蛮>次韵赋之》）
锦帐传卮酒，竹炉沸鼎茶。（赵良坡《雪水庵咏雪二十韵》）
明代东南文人将茶事活动的高洁雅意寄寓于“竹炉”，围绕“竹炉”形成的文化活动，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竹炉虽雅，然并无特定款式。明初惠山寺高僧性海根据古时记载的竹炉形制，取“天圆地方”之意，以湖州竹艺创设了一款竹茶炉，并以二泉水煮茗待客：
锡山听松庵僧性海制竹火炉，王舍人过而爱之，为作山水画幅，并题以诗。岁久炉坏，盛太常因而更制，流传郡下。（[清]朱彝尊《曝书亭集》）
这款竹炉得了名士王绂的青眼，为之作《竹炉煮茶图》等画并题诗，由此开创惠山茶炉文会，并将雅集之所题为“竹炉山房”。自此，竹炉成为当时文人偏爱的诗画题材、风雅的象征。文徵明的《惠山茶会图》、唐寅的《惠山竹炉图》、钱穀的《惠山煮泉图》等名流诗画，再现了“竹炉山房”的雅集盛会，形成了竹炉诗画卷、诗卷。此后，性海所制竹炉因年久毁损，盛颙又重新复制，并赋《竹炉》诗一首：
我爱乡山入品泉，持归禅榻和云煎。
湘皋卷雪来窗外，蒙顶惊雷落槛前。
浇破诗愁和得句，洗清尘思意忘荃。
人间肉食纷如雨，争识吾家此味全。
至清代，竹炉又因乾隆皇帝的推崇，雅名更盛。乾隆慕名多次造访山房，访泉、品茗、赏炉、观画、题咏，并曾仿制二只竹炉。其中，乾隆二十七年有诗“到处竹炉仿惠山，武文火候酌斟间”（《竹炉精舍烹茶作》），乾隆五十三年又有诗“因爱惠泉编竹炉，仿为佳处置之俱”（《竹炉精舍》）。“竹炉精舍”即专为茶炉所设的茶寮，据说造了十几处之多。
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
唐代诗人郑綮被人问“相国近有新诗否”时，以“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处何以得之？”反问（[宋]孙光宪《北梦琐言》）；诗人孟浩然寄情山水，常骑驴踏雪寻梅。此二人获赠“灞桥驴背诗客”雅号，由此，“灞桥驴背”成为诗的隐语。灞桥风雪折射人间的悲欢离合，梅花、风雪、冷月、苍苔、幽兰、青竹……驴背上驮着诗意的情怀，那是远离俗世名利的幽寂与烂漫。而生活的诗意，也不过是将现实的喧嚣与尘浊推远。
梅花之美，不在其华，而是迎雪吐艳、凌寒飘香所折射的凌然无畏、铁骨冰心、雅洁清高的品质和气节。梅花驯化栽培始于商代，被赋予绝世独立、孤寒高洁的人格形象则始于两晋南北朝，并自此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领域的宠儿——“梅于是时，始以花闻天下”（[宋]杨万里《和梅诗序》）。南朝鲍照沿用乐府《梅花落》旧题进行创作，是最早以梅自喻，并感怀人生的诗作之一：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
问君何独然？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诗人透过梅花的清寒孤傲，似乎看到了自我精神的投影与无可奈何，并为之发出惺惺相惜的感慨。
两晋南北朝是一个政局昏暗、动荡混乱的时代。文人士夫艺梅、赏梅、咏梅，以梅花表达其不同流合污的处世态度和不以无人而不芳的精神追求，逐渐塑造了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意象：一方面，被赋予清寒、高洁的精神品格，与松、竹并称“岁寒三友”，与兰、竹、菊并称“四君子”，如《寒夜》中，杜耒便以梅花暗喻自己和朋友之间的君子之谊；另一方面，如“灞桥驴背”一般，充满隐喻、象征，成为诗思的泉源和精神的象征。
宋元文人通过诗画创作将以梅咏志推向极致。林逋植梅放鹤，有“梅妻鹤子”的美号，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千古佳句。王安石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陆游的“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落梅》），方岳“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梅花十绝》之九），诗情画意间无不凸显傲骨凌霜的精神旨趣。
梅花雪月都清绝，松竹芝兰最相宜。知己茗茶、松风竹影、梅花雪月、红泥火炉，互为清友；松岩之间、梅竹之下、野泉之畔，绳床瓦灶、茗瓯柴薪、寒炉夜雪，一张琴桌、三两知己……均是诗思，也是茶语。文人把自己的生命美学映照在一碗茶汤之中，梅之清苦、雅洁，白雪、冷月、青松、劲竹、芝兰之孤寒与幽寂，如君子箪食瓢饮、清寒自守之德熏，都可在一碗茶汤之中细细品味：
不置一杯酒，惟煎两碗茶。须知高意别，用此对梅花。（[宋]邹浩《同长卿梅下饮茶》）
茶与梅花都是雅洁的象征，用以待友，亦是对友人的赞美。明人朱权爱于茶烟、竹风、梅花、雪月中，体会孤寒冷寂的超逸情怀：
竹风一阵，飘扬茶灶疏烟；梅月半弯，掩映书窗残雪，真使人心骨俱冷，体气欲仙。（《茶谱》）
吴门四家之首的沈周嗜茶、爱梅，为茶作著时，不忘以梅花之清比附名茶罗岕：
昔日咏梅花云：“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此唯岕茶足当之。（《书岕茶别论后》）
饮茶的心境又何尝不与梅花相若？历代茶诗中多有寒夜设茗、映雪煎茶、伴梅烹茶的孤寒幽境：
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唐]郑愚《茶诗》）
青灯耿窗户，设茗听雪落。（[宋]陆游《听雪为客置茶果》）
夜扫寒英煮绿尘，松风入鼎更清新。（[元]谢宗可《雪煎茶》）
茶鼎夜烹千古雪，花幡晨动九天风。（[元]黄镇成《游峨》）
地垆残雪后，禅榻晚风前。（[明]文徵明《煮茶》）
青箬小壶冰共裹，寒灯新茗月同煎。（[明]文徵明《雪夜郑太吉送惠山泉》）
独啜无人伴，寒梅一树花。（[明]徐渭《茗山篇·为泰父》）
却从梅月横三弄，细搅松风炧[xiè]一灯。（[明]徐渭《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
轻涛松下烹溪月，含露梅边煮岭云。（[清]陆廷灿《武夷茶》）
冷月、寒梅、白雪、青灯……是茶之佳友，也是诗人知己。此时，嘉客未至，寂静之中，尽闻天籁之声；孤寒之境，自得一番幽趣，似《寒夜》诗之前奏。
曾言“君不可一日无茶”的乾隆皇帝自制一款“三清茶”，即将梅花、佛手、松子这三种具“清”之意象的花果，参于龙井茶中，再以具清绝意味的雪水烹煮，宴请群臣，并写下《三清茶》一诗自赞：
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
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
……
清人夏云虎有《清宫词》为证：
松仁佛手与梅英，沃雪烹茶集近臣。
传出柏梁诗句好，诗肠先为涤三清。
品茗的清绝之味与琴棋书画的清雅之趣可谓同气相求。陆羽在《茶经·十之图》中，要求将《茶经》内容“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张挂于茶空间的座席四壁，发展到宋代，逐渐演变成不限于茶经内容的字画张挂，与品茗、焚香、插花并称君子“四雅”。此后，品茗与诗文书画进一步交融，成为传统诗文书画的重要题材。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自称“茶仙”，是位“爱梅兼爱茶”的画家。一首题写在煎茶图画上的《自书煎茶图后（节选）》诗，可见其以梅、茶为知己的日常生活，亦道尽其一生孤清、高洁的精神操守：
……
饮时得意写梅花，茶香墨得清可夸。
万蕊千葩香处动，桢枝铁干相纷拿。
淋漓扫尽墨一斗，越瓯湘管不离手。
画成一任客携去，还听松声浮瓦缶。
同为“八怪”之一的高翔，也是嗜茶同好者，曾为汪士慎画“啜饮小像”，陈章题画，入骨三分：
好梅而人清，嗜茶而诗苦。惟清与苦，实渍肺腑。
诗人厉鄂也不吝笔墨，题诗《题汪近人煎茶图》，以梅、茶之清苦喻汪士慎的高洁品格：
先生爱梅兼爱茶，啖茶日日写梅花。
要将胸中清苦味，吐作纸上冰霜桠。
近代画家吴昌硕自称“梅知己”，一生画了很多梅花。曾与画家任伯年合作了一幅著名的《壶梅图》，将梅、茶画于一处，并题跋：
雪中拗寒梅一枝，煮苦茗赏之。茗以陶壶煮，不变味。予旧藏一壶，制甚古，无款识；或谓金沙寺僧所作也。即景写图，销金帐中浅斟低唱者见此必大笑。
画家自诩陶学士之清雅，不被下士所笑，如何显大道之高深？不被俗人所讥，如何见此情之清高？再题诗一首一展襟怀：
折梅风雪洒衣裳，茶熟凭谁火候商。
莫怪频年诗懒作，冷清清地不胜忙。
“芳梅喜淡雅，永日伴清茶。”（[清]张奕光《梅》）生活于碌碌红尘，为免被物欲所迷，需时常与自然亲近，徜徉于清风明月、山林泉石，夷犹于诗情画意、名花琪树，借自然之力调节内心、完善自我。茶也好，梅兰竹菊也罢，都不过寻常物事，所谓的“不同”不过是邂逅的人不同罢了。诗人杜耒在那个有知己来看望自己的寒夜，躬身烹煮着一炉茶，彼时的茶是梅月互映的暗香疏影，是彼此观照的知己良朋，是清寒自持的高士情怀。
“小几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清]何钱《普和看梅云》）窗前月、梅花影、炉上茶……茶事之风雅，是源于生命觉醒而获得的充实与轻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