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他们是犯罪界的贵族。

——戴维·莫勒[1]（David Maurer）

加拿大皇家海军军医约瑟夫·西尔医生走上了“卡尤加”号战舰的甲板。那是在1951年9月，“卡尤加”号在三八线以北，紧贴朝鲜海岸线航行。那天早晨一切顺利，没有人生病，也没有人受伤。但到了下午，瞭望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一艘细小、狭窄的朝鲜平底船向战舰快速驶来，船上的人挥舞着一面旗帜。

不到一小时，这艘破烂的小船就在“卡尤加”号旁停了下来。船上横七竖八，总共躺着19个人。他们挤在一起，浑身脏污不堪，看上去奄奄一息。船上满是受伤的躯体、染血的头颅和错位断折的四肢，其中大多数人不过还是孩子。很快，一名朝鲜联络官对“卡尤加”号的船员解释了眼前的场景。这些人遭遇了伏击，船上四散的弹痕和他们身上的枪伤就是证明。西尔医生因此被从下层甲板召唤上来。他是船上唯一具备行医资格的人。他必须采取行动，而且要快。如果他不抓紧时间，这19个人很可能会全部死亡。西尔医生迅速开始准备医疗工具。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西尔医生没有医学学位，更不具备在航行的船舶上进行复杂手术的资质。实际上，他连高中都没毕业。他的真名也不是西尔，而是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Ferdinand Waldo Demara）。后来，在罗伯特·克赖顿（Robert Crichton）1959年所著的《伪装大师》（The Great Impostor）一书中，他被冠以“伪装大师”之名，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欺诈高手之一。德马拉的行骗生涯横跨数十载，伪装形象遍及各行各业，但他最拿手的伪装还是人类生命的主宰——医生。

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德马拉成功做完了所有手术。他靠的是一本医学教科书（他说服安大略的一名医生编写了这本书，理由是自己能在没有医生的时候“帮助士兵们”）、大量抗生素（为病人准备的）、酒精（为他自己准备的）以及对自身能力无与伦比的信心。毕竟他以前也假扮过医生。他还扮过心理医生、大学教授、修道士（实际上他扮过很多次）和一所神学院的创办人。所以这次扮个外科医生又能出什么问题呢？

德马拉在大海上创造着医学的奇迹，他的病人被绑在临时搭建的手术台上，以免随着波浪起伏而翻滚。这时，一名充满热情的新闻官正在甲板上漫步，构思他的报道。后方的办公室正在对他施压，他们需要好稿子。他也需要好稿子。几周以来，没发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他对船上的战友开玩笑说，对新闻的渴望已经快让他渴死了。朝鲜人被救起来的消息在船员间传开后，他几乎难以掩饰心头的狂喜。西尔医生的故事太棒了，简直可以说是完美。没人要求西尔去救助敌人，但高尚的天性让他必须这样做。而且结果是多么成功啊：19次手术，19个人离开“卡尤加”号时，身体状况比他们上船时大为好转。这位好医生会愿意接受采访，记录这起一周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吗？

德马拉怎么能抗拒这种诱惑呢？他对自己的伪装无比自信，对约瑟夫·西尔医生的身份无比自信，根本无惧媒体的关注。再说，这些手术确实做得漂亮——如果这么说不算太骄傲的话。于是，关于西尔医生事迹的新闻报道迅速在加拿大传开了。

真正的约瑟夫·西尔医生逐渐失去了耐心。1951年10月23日，他安静地坐在埃德蒙森的家中，竭力试图踏踏实实地读一会儿书，但电话疯狂地响个不停。每次他一挂断，下一通电话就又响起了。好心的来电者想问清楚，他是不是那位朝鲜战场上的西尔医生。那位医生是他的儿子吗？是他的亲戚吗？不是，不是，他对来电者不停地解释。他与那位医生毫无关系。姓西尔的人多的是，叫约瑟夫·西尔的也不少。那个人不是他。

几个小时后，西尔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次是他的一位好友，他在电话里为他念了“奇迹医生”的履历。同名同姓的人也许很多，但这个人的背景竟然也和他一模一样。到了这个地步，单纯的巧合已经无法解释了。西尔让朋友帮他找来了一张照片。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他认识照片上的人。“等等，这个人是我的朋友。这是基督教要旨兄弟会的约翰·佩恩兄弟。”他的声音里透着惊讶。和西尔结交的时候，佩恩兄弟还是个新进信徒。他在脱离世俗生活后改用了这个名字。西尔清楚地记得，佩恩兄弟在世俗生活中和他一样，也是个医生。他记得，这个人的原名应该是塞西尔·B.哈曼。但就算又回到行医的世俗生活中去了，为什么他要用自己的名字呢？他明明也有过硬的医学背景。就这样，德马拉的骗局很快就开始露馅了。

虽然骗局被拆穿，德马拉也最终被海军除名，但这远远不是他行骗生涯的尾声。海军深以此事为耻——海军肩负着国防的重任，却连自己的人事安全都无法保障——因此并未提出控告。化名为西尔的德马拉被不事声张地开除了，并被要求离开加拿大。他满意地遵从了这样的安排。虽然这件事为他带来了短暂的恶名，但他接下来又接连化身成为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从监狱的典狱长到学校里“智力迟钝”学生的导师，从贫寒的英语教师到土木工程师——最后一个身份几乎让他获得了一份在墨西哥建造大桥的合约。德马拉在30多年后去世，西尔医生不过是他一生数十个化身之中的一个。这众多身份之中，还包括他自己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克赖顿。在传记出版后不久，他就冒用了克赖顿的身份。那时距离他行骗生涯的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德马拉——知道他真面目的人都叫他弗雷德——一次又一次地身居高位，在教室里掌控着学生的思想，在监狱里掌控着犯人的自由，在“卡尤加”号的甲板上掌控着伤员的生命。他一次又一次被揭穿，但每次都能卷土重来，再次成功地把周围的人骗得团团转。

他为什么总能成功？是因为他总是选择软弱、容易受骗的人下手吗？我可不认为能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得克萨斯州的监狱系统——那是全美最严酷的监狱系统之一。是因为他的形象格外值得信赖、令人难以抗拒吗？恐怕也不是。他身高1.86米，体重超过110公斤，长着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式的方下巴和一对小眼睛，这对眼睛总是在愉悦和诡诈之间闪烁不定。克赖顿4岁的小女儿莎拉第一次见到德马拉时，曾被他的表情吓得哇哇大哭，害怕得缩成一团。那么他之所以能屡屡得手，是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某种更为深刻、根本的原因呢？也许这种原因能够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做出更多的解释。

这是一个最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信仰——这个基本的、不可抗拒的、普遍的人类需求。人们需要去相信那些能给生命带来意义的事情，去相信那些能够让我们对自己、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所处位置感到确定的事情。据说，伏尔泰曾这样说：“当世界上第一个坏蛋遇到第一个笨蛋的时候，宗教就出现了。”这听上去还真像伏尔泰说的，他对宗教机构没有什么好感。不过也有人说，这话是马克·吐温说的，还有人说是卡尔·萨根[2]（Carl Sagan）或杰弗里·乔叟[3]（Geoffrey Chaucer）说的。总之，在某个时候、某个地点，一定有某个人说过这样的话。

这话听上去有道理，最重要的原因是它触及了一个深刻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对信仰的那种绝对、完全的需要。从产生意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具备了某种信仰——从一个婴儿对自己会得到喂养和呵护的不变信心，到一个成年人对世间终有正义和公道的不改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德马拉这样的欺诈高手去行骗，简直是易如反掌。我们已经替他们把大部分的工作完成了；我们自己想要相信他们的话。他们的天赋就在于能发现我们想要相信什么，并把自己伪装成实现这种信念的绝佳媒介。

像德马拉这样的伪装者会在有需求的地方，以这个地方最急需的身份现身：海军医生严重短缺时，就伪装成资历过硬的志愿医生；无人愿意看管重犯时，就化身为主动请缨的典狱长；到了资金紧缺、市场不稳时，庞氏骗局的策划者就会带着大笔投资适时出现。还有在其他人都一筹莫展时在克隆技术领域实现突破的学者、在收藏家踏破铁鞋无觅处时送上罗思科[4]名画的艺术品交易商、为被某个棘手问题困扰多年的城市贡献解决良方的政客、为顽疾带来完美疗法和药物的医师，以及为某个重要观点送上关键事实证据的记者。

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家戴维·莫勒开始发前人未发之覆，对诈骗犯的世界展开深入研究。他简单地把他们称为“犯罪界的贵族”。硬性犯罪——简单粗暴的偷窃、入室盗窃、暴力犯罪和威胁恐吓——这些都与欺诈高手们无关。欺诈游戏是依赖软性技巧的活动，靠的是信任、同情与口才。真正的欺诈高手从不强迫他人做任何事，却会让人成为自掘坟墓的同谋。他们不偷不抢，我们却自愿献出财物。他们不用威胁任何人，我们却编出故事来自己骗自己。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自己愿意相信，而不是因为他人强迫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甘愿任他们予取予求，双手奉上金钱、荣誉、信任、名声、地位和支持，而丝毫意识不到事情的真相，直到一切已经太晚才追悔莫及。我们迫切需要信仰，我们渴望接受能为我们的世界提供解释的事物。这种需求与渴望无处不在，强烈无比。只要稍加指引，我们就会愿意相信任何事，信任任何人。无论是对阴谋论、超自然事件还是对巫师灵媒，我们轻信的程度似乎是没有底线的。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轻信也许是人类行为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我们渴求着故事，而如果没有现成的故事，我们就自己去编造。这些故事讲述的是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意义，以及世界是这般模样的原因。人类不喜欢含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状态。如果发现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就想对其做出解释。如果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事以及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就想找到答案。这时，一名欺诈高手会非常乐意前来帮忙——他最大的专长就是精心编织一个故事。

有一个关于法国诗人雅克·普列维（Jacques Prevert）的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可能是杜撰的。

一天，普列维遇到一位盲人。盲人手中举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我是个没有养老金的盲人。”普列维停下脚步，和这位盲人聊了起来。“怎么样，人们愿意帮忙吗？”“不太好，”盲人答道，“有人给钱，但不多。大多数人没给钱就走过去了。”

“我能借你的木牌用一下吗？”普列维问道。盲人点头答应了。

诗人拿过木牌，反过来在背面写了一句话。

第二天，他又遇到了这位盲人。“现在怎么样？”他问。“太棒了，”盲人答道，“我从来没收到过这么多钱。”

普列维在那块木牌上写的是“春天要来了，我却无法看见”。

听到一个动人的故事时，我们就会敞开心扉，怀疑的态度会让位于信任。同样的一种方法，可以让一个盲人获得大量施舍，也可以让我们更容易接受几乎任何富有说服力的信息，无论这样做的结果是好是坏。

观看魔术表演时，我们会自愿被骗。我们想被假象蒙蔽双眼，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奇妙，更加非凡。从很多意义上看，魔术师与伪装大师们的手法一模一样，只是不会像后者那样造成恶果。“魔术是一种有意的、自愿的骗局。”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如是说。他是一名科学史学者，也是一位作家。他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致力于拆穿超自然和伪科学骗局。他在一个12月的下午对我说：“你在看魔术时上当了，不能说明你脑子笨。如果你没上当，就说明魔术师做错了。”

舍默是怀疑者协会（The Skeptics Society）和《怀疑者》（Skeptic）杂志的创始人。他曾深刻思考过，人们自愿接受魔术的欲望是如何发生转变，让他们容易受到没那么美好的另一种“魔术”的欺骗的。“比如佩恩和特勒[5]（Penn and Teller）的‘杯子藏球’魔术吧。我就算把这个魔术的原理告诉你，你还是猜不到球在哪个杯子里。关键不仅在于知道原理，这不是纯粹的障眼法，而需要一整套技巧和表演的技术。关键全在一张嘴——所以这个魔术才百试百灵。”从根源上看，魔术和骗局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宗旨：去操纵人们的信任感。魔术在视觉最基本的层面进行控制，对我们观察、体验现实的方式进行操纵。魔术能在瞬间改变我们对可能性的认识。不夸张地说，魔术利用了我们的双眼和大脑的弱点，创造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骗子做的是同样的事，但要深入得多。像三牌赌局[6]这种快速骗术的手法，与魔术师的日常练习并无二致，但其目的却充满了恶意。长期的骗局往往需要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奏效。这种骗局会在较高层面操纵现实，利用的是我们对人性和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念。

真正的欺诈游戏依赖的是人们对奇迹的渴望，挖掘的是人心中对非同凡响、更具意义的时刻的无尽向往。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甘心追求这种被骗的感觉——至少我们自己不这么认为。只要对奇迹的渴望还在，对那种高于我们平凡人生的现实的追求还在，欺诈游戏就将继续畅行无阻。

“诈骗”（confidence game）描述了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人们认为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在1849年对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审判中。根据《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记载，汤普森举止优雅，他曾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向过往行人搭讪。随后，他会提出一个特殊的请求：“你是否信任我，可以把你的手表交给我保管到明天？”这个问题看似异想天开，但直接关系到个人的体面。结果，很多人都把手表交给了这个陌生人。就这样，“欺诈师”这个职业诞生了。这是一群利用他人信任达到其个人目的的人。你能信任我吗？你能给我点什么来证明你的信心吗？

骗局的形式多种多样：像臭名昭著的三牌赌局或隐豆戏法这种小型骗局靠的是眼疾手快、虚张声势。此类骗局至今仍活跃在曼哈顿的大街小巷。大型骗局则费时费力，从伪装身份到庞氏骗局，再到虚构一种现实——新的国家、新的技术、新的疗法——这些骗局在互联网世界里如鱼得水，同时依旧在现实世界中横行无忌。很多骗局拥有奇特的名称。比如“袋中之猪”：这个骗局可以追溯到1530年，理查德·希尔（Richard Hill）在其“备忘录”中写道：“交易猪崽时应打开口袋”，以免袋中之物并非小猪。又如“西班牙囚徒”：《纽约时报》在1898年发明了这一说法，这种骗局被称为“警方所知晓的最古老、最诱人，或许也是最成功的骗局之一”，至少在16世纪就出现了。还有“魔法钱包”“金砖骗局”“绿色货物”“审判官”“大型商店”“电报骗局”“报酬骗局”“破布骗局”等。各种名称可谓多姿多彩。

诈骗是最古老的活动，但骗局与时俱进的程度也十分惊人。飞速发展的科技催生了骗局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社会发生快速变化的时期，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再用旧眼光看世界已经不够了。在这种时期，骗局往往会得到迅猛发展。因此在美国的淘金热和西进运动时期，各种骗局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在革命、战争、政局动荡的时期，各类骗局都会大行其道。过渡时期是骗子们的天堂，因为过渡会孕育不确定性。骗术高手最喜欢利用的就是我们在熟悉的世界将要发生转变时产生的不安。我们可能会小心地抓住过去不放，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意料之外的新生事物保持着开放的态度。谁又能说某种做生意的新门路不会成为未来的潮流呢？

在19世纪，我们经历了工业革命。当今世界上的很多欺诈套路就诞生于那个时期。今天，我们正在经历技术革命。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对骗局的发展最合适不过了。有了互联网，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从最基本的事物（我们与他人交流、联系的方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购物、饮食、安排会议和约会以及计划度假的方式）都被改变了。如果你在这种变化前退缩了，那么你一定有技术恐惧症或别的什么问题。（你们怎么认识的？网上？现在你们……要结婚了？）但是，如果毫无顾忌地接受这一切，那么你每次打开iPad，就会面临落入骗局的危险，而在从前，这种危险只会在有限的情况下出现——在纽约坚尼街路过一张三牌赌局的小桌，或是在俱乐部里被人推销某种“投资机会”，等等。

正因如此，不管出现了多少被我们视为社会进步标志的技术发展或是科学发现，都不会也不能减少骗局的发生。

曾在美国西部蛮荒地区的商店里发生过的骗局，如今正在你电子邮件的收件箱里上演；曾通过电报发送的欺诈指令如今正侵扰着你的手机——像是家人发来的短信、医院打来的紧急电话、被困海外的表弟发来的社交网络信息。电影《猫鼠游戏》（Catch Me If You Can）的主角弗兰克·阿巴内尔（Frank Abagnale）年轻时曾在从航空公司到医院的很多机构中行骗。后来有人问他，他的行为在现在这个技术发达的世界中是否还行得通，他听后哈哈大笑。“现在要比以前简单太多了，”他说，“50年前我还是个孩子那会儿做的事，如果放在现在，大概要容易4000倍。就是因为科技，科技会催生犯罪。以前是这样，以后也还会是这样。”

科技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加世故或博学。科技不会保护我们。它只不过是让利用信任这一古老犯罪手段的环境产生变化而已。你最信任什么？欺诈高手会找到你最难以动摇的信念，然后以之为基础，神不知鬼不觉地对你身边的世界进行改造。但你对那个基础毫不怀疑，因此也就无法察觉周遭的变化。

2008年以来，美国针对消费者的欺诈案件上升了超过60%。网络骗局数量则上涨了一倍多。在2007年，网络骗局数量占所有诈骗案的五分之一。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40%。仅在2012年一年中，美国互联网犯罪举报中心就收到了近30万起网络诈骗举报，涉及金额高达5.25亿美元。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最近一次统计，在2011—2012年间，约有2560万人成为诈骗案的受害者，这一数字约占美国成年人总人口的10%。诈骗案件总数比受骗人数还要高，约为3780万件。在这些案件中，占比例最高的是虚假减肥产品骗局，受害的成年人超过500万。排名第二的是奖品推广骗局，受害成年人约有240万。第三的是买家俱乐部骗局——就是你常常丢进垃圾箱的讨厌邮件，在这种骗局中，一开始的免费承诺会突然变成无止境的高昂会费，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签字同意入会的——共有190万成年人受骗。接下来是未经授权的网络账单骗局（190万）和在家办公项目骗局（180万）。在这些案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通过网络发起的。

据估算，2014年，约有58%的英国家庭接到过诈骗电话。骗子自称银行、警察局、电脑公司或其他听上去很可靠的行业的员工。很多接到电话的人都能识破骗局，但这些电话仍然骗取了近2400万英镑。在前一年，这个数字还仅为700万英镑。

还有更多的案件没有被上报。实际上，有人估计，未被上报的案件占绝大多数。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超过55岁的受害者中，仅有37%的人承认自己受过骗。在55岁以下的受害者中，也仅有半数承认受过骗。没人愿意承认自己上当了。大多数骗子甚至不会被告上法庭，他们压根就不会被捕。

无论使用何种手段或是伪装，所有骗子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基本原则，那就是操控他人的信任。骗子不会被告发，甚至不会被察觉，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愿承认自己最基本的信念是错误的，不管我们面对的是庞氏骗局还是杜撰的数据，捏造的证据还是误导信息，伪造的艺术品还是可疑的医疗索赔，对历史的歪曲解读还是对于未来的虚假承诺。在根本的心理层面，所有这些都是信任问题，或者说是利用他人的信任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

这本书讲的不是骗局的历史，也不是对每一个骗局巨细靡遗的翔实记录。这本书探索的是骗局背后共通的心理学原理。从最原始的圈套到最复杂的阴谋，从设计之初到得手之后，每一步都以这些原理为基础。

欺诈游戏始于人类心理学的基础原理。从骗子的角度来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认受害者的身份（料敌机先）：他是谁，他想要什么，我要如何利用他的欲望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就需要建立共情关系（动之以情）：在实施计划，启动骗局之前，一定要先建立感情基础。在此之后，骗子才能吸引对方进入自己的逻辑，并将其说服（请君入瓮）：实施方案（完美故事），拿出证据，引导思考，所有这些都是按照对受害者有利的方式设计的（取信于人）。这时，骗局已经带来了真正的利益。此时，如同落入蛛网的飞虫，受害者越是挣扎，就越难以从圈套中脱身（欲擒故纵）。到了产生疑心的时候，受害者已经在情感和实际行动方面付出太多，会开始自己欺骗自己。受害者甚至会加深参与骗局的程度，即使事情已经开始不妙（得寸），因此，当受害者被彻底骗得身无分文时（进尺），还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般结果。骗子甚至不用说服受害者不要声张（逃之夭夭与斩草除根），受害者很可能自己就保持沉默了。毕竟，我们自己骗自己才是最有效的。在欺诈游戏的每一步，骗子操控受害者信任的手法和花招层出不穷。随着骗局的步步深入，受害者越陷越深，他们自己就会为骗子提供更多的心理材料，任其予取予求。

人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如果有些事看上去太好，完美得不像真事，那么很可能确实是假的。”或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就会产生侥幸心理。这种好事可能确实不是真事，但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可就说不定了。我应该得到财富；我应该得到艺术上的突破，我在画廊工作了大半生，现在是收获的时候了；我应该得到真爱，我之前的情路已经够坎坷了；我应该得到高额投资回报，我等得够久了，这些年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好事难成真”与“我应该得到”这两种想法是矛盾的，但当我们自己要采取行动、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却往往忽视了这种矛盾。当我们看到他人谈论他们不可思议的奇遇或是从天而降的横财时，我们会马上意识到他们被耍了。但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变成了“我只是运气好，再说我也该翻身了”。

此外，我们还会认为自己不会受骗，并因此扬扬自得。看看那些受骗的庸碌之辈，我们如此聪明，比他们高明得多。我们可以尽情嘲笑那些可怜虫，竟然落入了这么明显的圈套。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自己头脑敏锐，聪明智慧，老成练达，洞察世事，这难道还不值得骄傲吗？他们也许会上当。我？绝对不会。

然而，在骗子眼中，人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我们深信自己不会受骗，这没有用——或者不如说，正是因为这种心理，我们才都会上当。这就是欺诈高手的天才之处：他们真称得上艺术家，凭借自己能言善辩的魅力能够征服最有眼力的行家。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一位好莱坞知名电影公司的总裁、一位把自己的退休金都花在永远不会兑现的投资机会上的80岁佛罗里达州退休老人——在骗局面前，三者并无分别。一位精明的华尔街投资家和一位初入市场的新手一样容易受骗，一位以办案为生的检察官也并不比你那位以为《洋葱新闻》[7]报道的是真实新闻的邻居高明多少。

这些骗子是怎么做到的呢？是什么让我们相信谎言，骗子又是怎么从中渔利的呢？在某个时候，人人都会受骗，每个人都会成为某类骗子的牺牲品，每个人都会上当。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你能对自己的思维有足够的了解，在一切太迟之前抽身而去吗？

注释

[1]戴维·莫勒（1906—1981），主要研究犯罪团伙黑话等亚文化语言，代表作有《大骗子》（The Big Con）。——译者注。

[2]卡尔·萨根（1934—1996），美国天文学家、科幻与科普作家。——编者注。

[3]杰弗里·乔叟（1343—1400），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编者注。

[4]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思科（Mark Rothko，1903—1970）。——编者注。

[5]美国魔术师组合，真人秀节目主持人。——译者注。

[6]一种街头骗术，行骗者快速移动三张纸牌后让受害者指出指定的牌。行骗者会使用障眼法作弊，让受害者无法猜中而输钱。——译者注。

[7]美国一家幽默讽刺媒体，以用严肃方式报道虚构新闻为特色。——译者注。